苦难与风流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金大陆 编  页数：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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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这是由当代中国特殊历史造就的一群，这是当代中国特殊的一群。“老三届”人的命运轨迹不正是当代中国命运的轨迹吗？所以，顺沿“老三届”人的道路，即从这代人的遭际出发去看当代中国的变迁，或许能够对十七年教育、“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和感悟，以至我要说：阐说昨天，更是为了告诉今天和明天。    本书共收集了114篇“老三届”人的文章（上编）和41篇社会各界人士谈“老三届”的文章（下编）。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见解，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有的篇章具有史料的价值）构成了立体的评述和真实的展示。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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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上编　我们的少年时代  　选择的疑问  　信的风波  　过去不是玫瑰梦  　在家，我是老大  　馒头的故事  　理想主义的是与非  　那年夏天  　感谢苦难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 　 “老三届”的“血统”情结  　失落中的奋起  　双重的苦难和误解  　狂热后的思索  　从狂热走向否定  　虔诚与无知  　并非丑陋的一代  　呼吁忏悔  　让灵魂曝光在天地之间  　漩涡  　欲说当年好困惑  　那年秋天，我们睁开眼  　我写《于无声处》  　我的“大学”与假如  　有那一段人生垫底  　只有自学  　历经风霜早知命  　不要怕上帝发笑　走向希望……？！  　面对必然  　难忘的远行  　无悔的青春  　上山下乡运动给了我们什么  　上山下乡的资本  　重回集体户  　走向实在  　我想说的两句话  　与历史同行  　寂寞人生一  　“再教育”效应与“黑土地”情结  　个性的孵育与规范  　与共和国共命运  　走向人生的真实  　北大荒——我生命的底色  　我，大上海里的小村人  　大江和小江  　相逢何必曾相识  　兵团：我理论生涯的起点　　黑龙江“神奇土地”对围棋国手聂卫平的意义  　黑土地的记忆  　愿望  　痛苦与财富  　我们点燃文明之火  　青春年华的失与得  　长相忆  　石头、西西弗斯、石头的思想者及善于思想的“石头”  　知青食堂——我们的家　归位  　归梦  　自卑与优越的交织  　大势所趋  　被遗忘了的人  　丽日融残霜  　当年的失去与今天的求得  　三个日子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不要感觉太好  　两次返京  　一个匿名者给《天津日报》的信 　 致友人  　创造生活  　承担与奉献  　毕业  　别无选择  　我们年轻吗  　“中年”这个词儿　“不惑”之不惑与“不惑”之惑  　爱护自己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心有余而力不足  　“老三届”的“老”  　继续忧患  　人生一股烟  　品一品“认真”  　归宿后的失落  　为了充实的人生  　面对改革：承负责任的年岁和时日  　话说“老三届”的分与合  　沉重的职称  　历史将会理解我们  　我们仍然执著  　夹缝中的尴尬  　代际间的承接与传递  　卑微的旅行  　超越自我  　“老三届”的危机  　历史选择与选择历史  　我害怕苍老　　抗争与求索  　现在的社会讲身份  　人生卡片  　“老三届”会有“复本”吗？  　没能成“才”的“弼马温”  　“老三届”中产业工人的心态掠影  　　知足·务实·创新  　我“爬格子”中的“第一”  　“老三届”，慢一拍  　苦难与风流  　我们已被孩子所累  　活着就要像太阳  　走在青春深处的断想  　当无花的季节过后  　失落的梦  　面临新的选择  　青春啊，青春  　严酷的现实与心的不忍  　为了孩子  　关于“老三届”文化人的对话  　血污和泥淖中站起来的一代下编　又是一代人——当代中学生谈“老三届” 　 毕竟不同  　疑惑  　牺牲品的延续  　心中的榜样  　送行  　爱的回报　回答时代的寻问之一——当代大学生谈“老三届” 　 共同的使命  　跨世纪的话题  　离不开你  　“老三届”——为整个民族赎罪  　这世界他们曾经来过  　从对文化的“造反”到对文化的反思  　过去的与现在的  　远山无限　回答时代的寻问之二——青年知识分子谈“老三届”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失落与再生  　追问  　成长与代价  　走出阴影之后  　毛泽东与“老三届”  　白日梦见“老三届”  　可悲的一代　面对永远的学生——当年的老师谈“老三届”  　生活不是跳棋  　史无前例的“老三届”　　一把盲目的利刃  　杂谈“老三届”  　人生四十才开始  　呼唤英雄主义  　脱轨·复轨·接轨  　无愧于时代　智者的思考和告诉——社会知名学者谈“老三届”  　“老三届”的三大特色  　“老三届”和“知青文学”作家  　他们为中国历史涂抹浓重的一笔  　为《滴血的童心》作序  　噫，“老三届”！  　“老三届”中好涌现旷世奇才  　从历史的牺牲者到历史的修补者  　有感于“蹉跎岁月”  　历史的期待和选择  　“老三届”不是个历史概念  　“老三届”啊，“老三届”！补编一　青春梦寻——读《北大荒风云录》　命运？！——读《啊！“老三届”》感悟　青春悲歌——读《毛主席的孩子们》补编二　我编《苦难与风流》　关注更多不成功者的疼痛——金大陆教授访谈记　初版后记修订版后记：走向历史的深处

章节摘录

　　上篇　　我们的少年时代　　选择的疑问　　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本关于“老三届”人道路的书，叫做《苦难与风流》。　　书名起得浪漫。一实一虚，一反一正概括出了“老三届”人的命运。不过再细想，苦难是实，风流倒未必。至少，大部分“老三届”三十岁之前的日子，是没有多少风流可言的。70年代末期，总算开始有了些许风流的欲望与可能，年龄却已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弧度上已见落势，包含“抢救”的意味，就风流得比较勉强。　　其实到底何谓风流，“老三届”人茫然也陌生。那时曾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似乎风流即英雄，即领袖，非英雄，非领袖不可随便风流。可又有人在会上说：此人太风流，不可重用，听着明明就是贬意。此风流与彼风流间相去甚远，以后对“风流”便敬而远之地警惕。　　但关于苦难的体会就很磁实。谁的哥谁的姐谁的叔谁的姨来给当代青年侃“老三届”，都能倒出一肚子苦水，谈论往事的艰辛时充满对自己的戏谑和嘲弄。而我却似乎健忘，多年以前风里雨里雪里水里的情形，写过一回两回便罢了；窝头土豆麦地耗子什么的，有时想起来还觉得挺生动。苦难因此在四十年的岁月中淡去远去最终化作一幅背景。也许真正的苦难在于它根本无法倾诉无法言说。　　曾与分别二十几年的中学同学重新相聚，几乎每个人现今的职业都与少年时代的兴趣性格和志愿大相径庭，而老同学心平气和地概括总结说：那当然，本来就不是由你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你——　　那瞬间就闪过关于职业学业户口住房配偶等等的一连串关于选择的疑问。这些对于国家民族似乎无足轻重的个人问题，在心里无从消解地蔓延开去，打成个没头没绪的死结，从来到人世至此，四十年惶惑……　　出生的时间和家庭无从选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暂且不论。悲哀的却是降生之后依然别无选择——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短缺的社会，衣食住行一切的基本需求，都被限制在统一的标准之下。于是我们吃定量的粮食长大，按规定的布票置衣，住在分配的房屋里，到指定的医院看病。我们从小不知选择为何物——你不可能挑选食物，因为你如果不吃这一种就没有别的可吃；你不可能依照自己的设想去穿衣，因为整个社会通常都只有一种服装式样；你更不可能随意搬家，因为还有许多人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选择的前提是“唯物主义”的，一旦无物可选，选择便不成立。　　幼儿园和小学校都是按地区划分入学，由不得你挑挑捡捡；中学更如同军校的严格，从教科书到课外读物、从学英语还是俄语到课外兴趣小组，都包办在老师或校长的意志下；就连“一帮一，一对红”的“对象”，也是团组织分配给你；你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理想”，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是你唯一应有的理想；你不敢不把家里的铁锅拿到学校的小高炉去炼钢，你也不可能拒绝和同学去食堂捡饭米粒学雷锋。中学临近毕业时，你像所有的人一样表示“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很多年以后你恍然大悟：自己原来像一件东西，处处只有被挑选的份儿而绝对没有选择的权利，你隐隐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你发现自己的信仰和精神早已被一种绝对的原则所包办所代替，总是不断有人在替你作出选择，垄断和监控了你的大脑和思维。当然也可说实际有两种选择存在：除了服从和投靠，仅剩死亡的自由，例如“文革”。　　许多“老三届”人就是在这种扼制和压抑想象力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因此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便没有自由，更没有创造。真正苦难的深渊由此而始，萎缩的挣扎离风流倜傥的风度境界更为遥远。　　生命诞生对于生命自身的盲目无法抗拒，这种“上帝”的专制在人的一生中只能有一次。当生命赋予人意识之后，他便同时具有了选择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物竞天择一由选择而竞争、由竞争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如果有人要来替别人作出选择，那么他必须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选择结果。　　“老三届”人常在无意中和父辈相比，就觉得自己活得还不算太惨。后来十年选择的补救虽然不尽如人意，总有了起码的人道和安慰。如今的青年，即便兜里有钱，走进自选商场之后却生出一堆不知如何选择和究竟选择什么的烦恼。那么，“老三届”人也许会对你说：选什么都行，只要是“自选”，你就真当了一回人。　　这话其实已经说了几百年，而人依然在选择与被选择中徘徊。　　信的风波　　1964年，我刚进入高中。当时的学校，学雷锋、读毛选、大会、小会，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在这种政治空气的熏陶下，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的我，当然也醉心于对政治进步的追求，全身心地投入到当时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中去，以力求“又红又专”。但不久，一封女同学的来信打乱了我内心的平衡。　　来信的是我初中时的同座女同学，一位梳着长长发辫、一双大眼睛中常流露着忧郁神情的女孩子。信中说，她升学考试中没有考取学校，至今仍待在家中，父母和她本人都不愿意急着就业，准备复习一年功课后明年再考，因为我初中时学习成绩出众，升学考试中考分又很高，希望我平时能抽点儿时间帮她复习，这样效果会更好。当时我最富有的是时间，一星期抽一两次空毫无问题。于是我援笔立就了一封回信，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很快，第二封信又收到了。她真诚地对我的允诺表示感谢，并诉说了枯坐家中的寂寞和苦闷，字里行间显露出对前途的困惑和傍徨。但是不料班上有几个敏感的女同学，不知怎么打听到我在与女同学通信，事情便很快通到了校团委老师那里。　　团委书记便找我谈话了，态度严肃而认真，但表情又不失和蔼。她问了我许多问题，诸如对方是谁，现在情况如何，来信说些什么，我又是如何回的信等等。她分析了该女同学的“不健康”情调，说她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青年，不响应党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号召，奔赴祖国边疆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甘于做一个吃闲饭的社会青年。她还严厉地批评我作为一个团干部，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而热衷于与一个待在社会上的女同学通信、往来，发展下去将十分危险云云。　　尽管我不明白何以与一位女同学通几次信就会坠人深深的地狱，但在她的深刻分析和循循善诱下，唯一的结果便只能是接受批评，并顺从地交出了该女同学的两封来信，并作了不再继续通信的表示。当然，以后的补课复习自然也成了泡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境日渐不平静，眼前老是浮现的那双忧郁的双眼似乎又增加了一丝哀怨和责怪。我觉得愧对这双眼睛，因为我粗暴地、违背常情地拒绝了她在最困难、最无助而又尚未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的求助。　　“文化大革命”初，该女同学又来了一封短信，冷淡而又有礼貌地提出了收回前两封信的要求。这又使我左右为难，当年因自己的无知和轻率而种下的苦果，还得自己继续品尝。　　现在，我已人到中年，回首半世人生的风风雨雨，对为什么不能按自己的是非标准、道德标准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对什么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总算有了一点认识：在人与人的共处中，呼求别人帮助自己走出困境是一个人的权利，而尽一己之力帮助陷于困境中的人则是一个人的义务，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关系。为了个人私利而无理拒绝他人的求助是不道德的，粗暴地干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更是不人道的。哪怕这种干预出自一种似乎十分高尚的动机，我们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创造一个充满真情和真诚的社会。对一个如今被称作“花季”年龄的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的纯真的戕杀是一种残忍。青少年未免幼稚，需要引导，但最根本的是要引导他们热爱同类，热爱生活，这是一切成年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最神圣的职责。令人欣慰的是，当今的青少年在追求人的真情和真诚的时候，要比我们这一代人勇敢得多。毫无疑问，当他们人到中年时，一定会比我们要少些内疚，少些遗憾。　　过去不是玫瑰梦　　因为社会封闭，我们的少年时代完全处在他律状态中。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且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形势好的时候，多宣传、多歌颂；形势紧张的时候，便搞斗争，搞批判。所以，没有任何一代人会像我们少年时接受那么多的政治教导。起先，学校挂的标语是毛主席手书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六一儿童节”也有庆祝会，发糖果，很高兴。后来欢乐的气氛越来越少了，这大概是从中苏两党公开辩论开始的，大人们个个义愤填膺，于是一手反苏修，一手反美帝，两眼还要紧盯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成了当然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斗争的矛头光是对外，只要不是战争临头，也没有什么紧张和危险，尽管老师曾要我们有敌情观念，多次演习过空袭时的大疏散。但是事实上，矛头却是越来越急迫地转向具体的人和事了，连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必须在政治课上站起来批判家庭，这真的使我们震惊，因为我们满脑子仇恨的敌人，这些隐藏下来的定时炸弹就在身边。当时，处于这种思想状态的我们，在最高首领发出号召的时候，怎么可能不冲锋陷阵呢。　　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开阔的视野，更不可能有独立的思考，所以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也是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有关的。这种封闭式、主宰式的教育可能产生激情，但更容易上当。　　另外，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读书成绩似乎都很好，双百分似乎也不稀奇，考了个八十几分，孩子难过，家长发火，升学考试平均高达九十多分才可能进重点学校。我们读书的时候，八十多分就不算差了，平均八十多分肯定可以进重点了。难道是现在的课程变浅了吗？不是，现在的教材，教师的文化水准，还有设备和管理等都是比较先进的。我想这只能说明现在的孩子聪明多了，比起我们十七年所受的教育深厚多了，现在这个效应可能还显示不出，等这批孩子长大了，在各方面替代、超越我们的时候，将后劲无穷呵。当然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的“停课闹革命”，十七年的教育过程还是应该肯定的。所以，我不同意十七年教育仍是我们今天知识和智慧保证的说法，十七年教育在智育上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那是五六十年代的水准，现在用一种放大的眼光去看望它并不实际，许多“老三届”人在工作中成为骨干，更多的靠的是经历给予的品格塑造和年岁带来的社会经验，文化知识与现代小青年相比是逊色的，这在文化教育和经营管理方面可能还不明显，但在科学技术界就非常明显了。在一些高科技单位，一方面是老专家，一方面就是新毕业的研究生，“老三届”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插足其中，更不说立足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是要靠科学技术的，所以，我们不要总对过去做玫瑰梦，总对过去产生迷幻。　　在家，我是老大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所以对“老三届”人来说，如果在家里是老大的话，大多会有一群弟妹，而且在我的印象中，“老三届”人在家里是老大的特别多，我就是老大。　　《红灯记》里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像我这样出身在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就很有同感。从小学三年级起，家里买菜烧饭就由我包下来了。妈妈在饭店工作，早上老大早上班，白天回来睡觉。我家的房子临街，每天放学，我都要去说服那些吵闹的街坊孩子，心里真正是很孝顺父母，行为上真正是很体贴父母的。我有三个弟弟，他们生病我心里还能挺得住，如果父母生病了，我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一样。我作为老大不仅要帮大人分担家务，还要带好弟弟们，我记得我要送他们上学，中午给他们送饭，夏天给他们洗澡，所以弟弟们在街上被人欺负了，他们是不喊妈妈的，全叫姐姐。当时除了资本家、高干、高知的家庭比较富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日子都过得比较紧张。升学考试时父亲让我考中考、技校，目的是早一点出道，早一点挣钱。我一口咬定要考高中，要读大学，父母心里对我很好，他们同意了，但负担是大大加重了。我考取的是天津一所很好的高中，已是16岁花季的年龄了，家里不愿我在外寒碜，每月给我2元的零用钱，当时这2元钱的份量是很重很重的，我却很少花在自己身上，多数用在弟弟身上了，还经常教导他们只准买学习用品，不准买零食。真正是一个老大的样子，尽到了老大的责任。　　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不少寓言故事，老大大多贪、馋、懒，并不是个好形象，否则引不出老二老三的勤快，也构不成故事了。我想我作为老大不能是这样，事实上我发现我们“老三届”中的许许多多老大都不是这样。这里除了“家贫出孝子”这条客观的原因外，整个教育包括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都很正统，讲尊老爱幼，讲先人后己是更重要的原因。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又是老大，义不容辞地要帮父母分挑家庭这副担子，哪怕是多做一件事情也好，多节约一分钱也好，并且要在交往上成为弟妹的保护神，品行上成为弟妹的榜样，真正是感觉到肩上的重量啊。由此，我们应该付出，应该舍己。而且奇怪的是，只有付出，只有舍己，我们的心里才会感到平静，感到实在，感到是一个老大了。　　“上山下乡”报名那阵，响应“革命号召”的政治因素当推首要。“老三届”中的老大们主动要为家庭减轻负担，要为弟妹创造条件也是心理的动力。然而真正等到我们告别家乡流落边陲的时候，家长们最心疼的又是我们这些老大。我母亲就是在我离家三个月后心里想不通，好像一辈子见不到了，而精神垮了的。当时，任何人在政治形势的主流面前都不可能会有自我。比如，我父母对我去黑龙江有想法，说供我上到高中，翅膀硬了要飞了，白养我了。尽管我心里很孝敬他们，这时仍然是心向红太阳，我记得我回敬了他们一句：不是你们把我养大的，是国家把我养大的。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仅就家庭生活而言，我敢说境况和遭际使我们这些老大最懂事、最体贴、最辛苦也最有良心。　　于是，想到与今天的孩子作个单线索的比较。首先，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已无法体验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情了。其次，生活富足，他们也无需体验如何分担大人的忧愁和劳累了。再次，天地广阔，他们更无意把情趣、心思压缩在家庭的事务中了。总之，那份血脉相通的亲爱和那份手足相连的亲情淡化了，而自我意识，独立意识更强，快乐意识，享受意识更浓。或许这是进步，或许这是必然，我说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原先的那种身为老大发自内心的爱父母、爱弟妹的感情是很宝贵的，现在没有了。以后会不会呼唤它，使之再生和降临，我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是可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也正在提倡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吗？　　馒头的故事　　我曾在上海中学度过八个年头。那时，国家正处在严重的困难时候，这种困难是我的孩子永远不会理解的。当时我13岁，正处在长个儿的时候。　　我邻桌的同学小可，是一位军人的子弟，也许是从小随军吃惯了，肚子给撑得大大的，一顿可以吃半斤多。每天上午才上第二节课，他的肚子就叽哩咕噜地叫唤起来，这轻轻的叫声，通过每个人的神经末梢，很快便传遍全班，大伙儿的肚子也跟着咕噜噜地响了起来，组成一曲悦耳的“饥饿交响曲”。以后的两节课，大伙儿的眼睛虽然还盯着黑板，可鼻子都使劲地嗅着从食堂那里飘进来的香味，有时甚至会连口水都淌了下来，焦急地盼望着吃午饭的钟声……　　钟声响了，等待着我们的并不是什么美味佳肴。肉很少，每个月才不过供应四两；鱼很少，难得上桌，而端上桌的几乎永远是细细的瘦骨嶙峋的小带鱼；菜很少，什么样的菜皮，黄叶都舍不得剔掉，缺盐少油干乎乎地煮在一起。吃的主食也令人惊叹：米饭黏乎乎的，每一粒米都无限地膨胀了它的体积；而面条黏糊糊的，永远像一大团糨糊，同学们都戏谑地将它称之为“烂糊面”。　　然而，最使我们钟情的却是馒头，那令人百吃不厌、垂涎欲滴、回味无穷的馒头：它又胖又大，闪着黑油油的光亮，虽然说它只不过二两，可体积足足抵得上如今三四两那么大的面包。它里面是掺上了山芋粉的，像一大块巧克力，是的，就像巧克力一样地带着甜味。　　有一次，学校为了改善伙食，从河南买来了牛。杀牛那天早晨，我见被绑得不能动弹的牛，昂着硕大的脑袋，发出哀惋的吼叫，眼泪一滴一滴地从它的眼睛里落了下来，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悲凉。这天中午，我没有去食堂吃饭，我把我的那份牛肉给了小可，只是让他把“巧克力馒头”给我带回宿舍。我饥肠辘辘地躺在床上，同学们都已经回来午睡了，可就是不见小可的身影。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小可回来了，他没有给我带来“巧克力馒头”，却带来两个水晶包。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想要了解文革时代知青，这是入门！
•   书极难得，送达快捷，非常满意！
•   很好，短文
•   怎么里面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更早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