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西之争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作者：谭桂林  页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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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的一个分支，本卷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与论争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这个小小平台展示的空间和内容是有限的；不过，为搭建这个平台，本卷作者们却也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些还是人们平时不留心或不易看到的原始资料。就像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为了给读者提供进出这片森林的方便，是他们初步清理了现场，疏通了道路，设置了标志和路牌，庶几使壮游者不致探身丛莽，漫无目标。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话也可大体用在各位作者身上。总的说，这是一项开启性的工作，相信它的粗率与幼稚，将和草创之功同时受到读者关注。当然，说到“开启”二字，我们不会忘记这套大型书系最早的策划者，是他们对这套书系进行了设计，完成了早期的许多铺垫工作，并给予作者们一试身手的机会。而我作为本卷的主编，也是在这套书系进行了一段工作之后才参加进来的。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各种变数的世纪。对于这些变数，中华民族一向十分敏感，因为它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往往深不可测，而其带有暴力倾向的冲击波，总是向弱者释放，这样，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大国，就免不了首当其冲。

内容概要

　　自从鸦片战争催逼着中国打开自己的国门以来，西方在中国人的心里就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精神症结。从拉开世纪帷幕的戊戌维新到世纪末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邓小平南巡，整个20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学成归来，期望用他们所景仰的西方文化与科技来报效祖国，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肩荷着一份同样的沉重，他们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强大的排斥与同化的力量。正是这种文化的冲突，使得一直处在急剧变革的历史旋涡之中的中国，诸如激进与保守、趋新与骛旧、革命与反动、自由与约束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矛盾，不仅在社会体制的变革中而且在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中缠结在一起，影响着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种种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思潮论辩，看起来十分复杂、十分激烈也十分热闹，但其根源似乎都可追溯到中西文化观念这一深层次的冲突上。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本卷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

书籍目录

绪论一 中西之辩与士人心态二 中西之辩与时代主题三 中西之辩的思维特征第一章 文言白话论争的中西之辩一 新旧对抗与中西比较二 中体西用说的还魂三 中西对比为论战带来的意义第二章 五四文学革命性质问题的论争一 倡导者的意见分歧二 阶级特性的界定三 思想解放的最初成果四 论辩的局限与启示第三章 “整理国故”之争中新文化建设的方向选择一 “整理国故”问题的复杂性二 史实辨识与结论质疑三 胡适与鲁迅：冲突的实质与重建现代文明的两种思路第四章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战一 论战的三个阶段二 论争的主要内容三 论辩的意义第五章 “《庄子》与《文选》”之争的二元对抗思维一 论争的由来及其发展二 文化背景与论争的主张三 论争夭折的主体心理探源第六章 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语的论辩一 五四时期关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二 1930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三 1932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四 1934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五 论争的意义与局限第十章 “移植”论与“民间形式中心”论的论辩一 “民族形式”命题的提出二 “民族形式”论争的展开三 “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一）对“民间形式”的评价（二）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识（三）关于新文学“欧化”的问题四 论争的影响与意义第八章 “伪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论辩一 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真伪之辩二 90年代中后期的“近代性”与“现代性”之辩三 双声对话：“现代性”抑或“近代性”四 说不尽的“现代性”第九章 “人文精神重建”的论辩一 “人文精神”出场的语境二 “世纪末之争”：重建人文精神的论战（一）什么是人文精神（二）“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三）如何重建“人文精神”三 论辩的意义与知识者的身份定位第十章 新保守主义与新启蒙主义的论辩一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二 新保守主义泛起的文化背景和基本内涵（一）新保守主义泛起的文化背景（二）新保守主义的内涵特征三 激进还是保守：重评“五四”四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五 论争引发的思考第十一章 新诗发展与汉语母语的关系问题论辩一 挑起论争的主要观点二 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三 汉字诗性的重新体认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后记编辑后记

章节摘录

　　从中西文法的比较来看，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往往从两个方面来证明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一个源头是禅宗语录到明清小说这千余年来的白话文学，如胡适著《白话文学史》指出：中国佛教的译经体及变文，以其“宗教经典的尊严，究竟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了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牛根发芽，开花结果。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另一个背景就是西方文学以及文字语言演变历史，如胡适在首倡文学革命时即以西方文学历史进化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　　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泽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而陈独秀更是把这一种意见表达得酣畅淋漓：“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1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日，今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既将西方文学引以自证，又口口声声赞美欧洲之庄严灿烂，新文学家对西方文学的这种崇信态度也为保守主义者们所不满。他们攻击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工于媚外，惟强是从”，而且就一些具体问题与新文学倡导者展开了中西优劣的争论。如关于新文学提倡的效仿西文使用标点符号的问题，有保守派攻击说：“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