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文汇报社 编 页数:325
前言
2009年4月末,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上海解放60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文汇报社联合举办了题为“共和国的曙光”的征文,向社会广泛征稿。至征文截稿期9月30日止,共收到应征稿件六百余篇。经认真阅读和挑选,从中选出75篇,合为一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书名即取《共和国的曙光》。此书中大部分文章,已在《文汇报》副刊“笔会”和中央文史馆、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世纪》杂志陆续刊出过,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现集中到一起阅读,更能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由于本次征文以实录当年的真实经历为宗旨,尤其强调当事人的第一手的回忆,因此历史感和史料性较强,情感的真挚程度更显突出。作者大多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身份不一,角度有别,有的是部队南下干部,有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旧政府职员,也有学生、市民、店员,等等,这种由多元视角组合成的历史观察和历史记录,最有可能成为信史的旁证和参照。在阅读上,这样的相互参读,也能给人以种种意想不到的触发和启示,得到思索和发现的乐趣。本书澄清了一些历史的迷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保存了不少行将湮没的第一手材料。因当事人大多已在八十高龄,有的年逾九旬,有读者称这次征文为一项史料抢救工作,实不为过。有些事件,如解放初有解放军官兵闯入宋庆龄宅引起她的不快,林晖在《最初的日子》里通过当年陈毅的批评回顾了此事;朱玖琳的《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揭秘》则从中央对此事的关注及一系列的善后工作上进行了梳理。对于程潜在湖南起义,程不吾的《程潜在我家决策和平起义》和王大象的《长沙和平起义中的情报英雄周竹安》,从不同角度作了叙述。同一人物和事件,却有不同的解释和判断,这对读者是最有利的,每个人都可以据此作出自己进一步的分析——这才是真正的读史。此外,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对共和国的创建立下的历史功绩,对于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初建时的情景,对于解放前后的上海报界,对于上海广播电台的演变,对于黎明前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对于当时那些大知识分子如张元济、陶行知、丰子恺、巴金、翦伯赞、陈翰伯、吴朗西、王元化、贾植芳、吴祖光……的心境和行踪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相信都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次征文设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亦附书后。因征文和编稿工作量大,时间极为仓促,书中有错漏之处,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文汇报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2009年12月1日
内容概要
本书的很多文章,澄清了一些历史的迷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保存了不少行将湮没的第一手材料。作者大多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身份不一,角度有别,有的是部队南下干部,有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旧政府职员,也有学生、市民、店员,等等,这种由多元视角组合成的历史观察和历史记录,最有可能成为信史的旁证和参照。在阅读上,这佯的相互参读,也能给人以种种意想小到的触发和启示,得到思索和发现的乐趣。
书籍目录
前言五月的枪声 进军上海途中拜会司徒雷登 爱棠新村13号的风云岁月 贾植芳,我狱中的师友 父亲祝世康秘密宴请宋庆龄李济深 劈风斩浪闯天堑 忆解放前夕党在上海的策反工作两件事 父亲赵祖康难忘的五天四夜 战斗在旧上海市府大厦里 开着缴获的美式汽车 在最欣喜的日子里 一幅木炭画 黎明之前 南下琐忆 我加入了复旦“笔联” 阁楼里一夜未眠 “上海,我回来了!” 迎接黎明 泡开水的解放军 附录解放军拿的是什么货币(姚秋声) 最初的日子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天 我家经历的一次险情 毛泽东指挥解放浙沪的一封电报 那情,那景,历历在目 陈毅为我讨稿纸(外一则) 轧黄金 农工党顾村地下秘密联络站 从《新少年报》到地下少先队 解放那年,我13岁 王佩玲父亲在护校中迎接解放 《联合晚报》的故事 沉舟侧畔千帆过 一个少年的真实经历十月的阳光 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揭秘 张元济先生参加开国大典前后 开国大典那一天 欢腾的海浪 最初的两首红歌 父亲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起义 吴朗西回国记 南下途中 程潜在我家决策和平起义 长沙和平起义中的情报英雄周竹安 迎接海外回归的爱国民主人士 王海波解读1949年中共中央三份密电 1949年上海工商业团体组建的台前幕后 “海辽轮”升起五星红旗 在“剿匪反特”中经受考验 改造北平国民党军队的故事 一个知识分子的喜悦 母亲的嘱咐 推着猪仔进上海 周刚“你们要像关公一样” 儿童晚班与田老师 首演歌剧《白毛女》早春的暖意 我们家的故事 作画写字庆盛典 青春作伴好还乡 见到了姐姐杨之华 我生命的第二摇篮 难忘的天赐良缘 告别北平进“鲁艺” 忆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 荣宅里的杂志社 附录 对《荣宅里的杂志社》的几点补充(王海波) 庄严而欢快 一位老海军的记忆 一支特殊的护航部队 外白渡桥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陈老总与空军基地 附录 我为双亲骄傲(王兵) 他是1946年驾机起义的(朱子南) 明朗的天空 从民营电台到人民电台 少年儿童出版社轶事附录:《共和国的曙光》获奖征文名单
章节摘录
进军上海途中拜会司徒雷登钱江_刊2009年6月15日《文汇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还是我父亲钱辛波的母校——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这两件事,曾在60年前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在父亲的生命印记中留下深深的痕迹——他随同三野总部进军上海途中,曾在南京停留,拜访了滞留金陵的美国驻华大使、亦是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奉杨刚之命去见司徒雷登那是1949年5月中旬,父亲钱辛波(当时名钱家瑞)随同杨刚和一批新闻界人士王芸生、赵超构、徐铸成,还有民主人士朱蕴山、季方、梁希等,来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正待发起上海战役,这批新闻报人要从解放区赶去上海重新出版《文汇报》和《新民报》。父亲是他们中的年轻人,且即将加入中共,很自然地担负起为大家服务的工作。约在5月17日,带队的杨刚吩咐父亲随同她明天一起去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原来,杨刚和父亲都是燕京大学学生,而且都和司徒雷登熟悉。但是,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前去面见老校长,对他们来说则是第一次。其实,父亲离开南京不过半年多一些。1948年下半年,在南京当记者的父亲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在当局中做事的黄苗子获悉此事,告诉父亲要赶快走,否则特务就要抓人。他还为父亲买好了去香港的飞机票。临行之际,父亲去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道别。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燕京师生的关系,还由于父亲和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也是燕京学生)的关系,父亲掌握了几条重要的新闻线索,从美国大使馆得到了不少独家新闻。没有想到,司徒雷登也劝父亲赶紧离开南京以防不测,他还说了这样一句:“都是蒋介石手下那些人干的,把事情都干坏了。”对于父亲离开南京以后会走向中共一方,看来司徒雷登也是有预感的。谁也没有想到,半年以后,父亲居然随着解放军回到了南京,而且又要和老校长见面了。5月18日早上,杨刚和父亲正要离开临时住所——南京华侨招待所,不知为什么杨刚突然改变了主意。她吩咐父亲独自一个人去见司徒雷登叙叙旧,向他介绍解放军渡江以后的新形势,也听听司徒雷登本人的见解。听杨刚的意思,父亲觉得,应该与司徒雷登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是很微妙的。父亲随杨刚来到南京的次日晚上,这批新闻名人受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当时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设宴招待。柯庆施在席间介绍了南京解放后的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向支持中共的苏联驻华大使在我大军渡江前,随着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去了,而一向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这意味着什么呢?柯庆施说到这里就没有往下说。父亲和司徒雷登的交谈华侨招待所距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不远,父亲步行而去,一路上只觉得天地沧桑,不可言喻。1940年9月,父亲在上海读完高中,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侵华曰军已占领整个华北,但与美国的关系尚未破裂,因此燕京大学被人们称为沦陷区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校长司徒雷登就是孤舟的掌舵者。开学典礼上,父亲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他在讲话中用中文说了几句孔夫子的话,父亲觉得校长的国语说得比自己标准,心中暗暗称奇。父亲只在北京读了一百天的书,日军就侵占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捕入狱。父亲辗转来到成都复学。这段时间,父亲认识司徒雷登,他并不认识父亲。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父亲从燕大新闻系毕业,正值司徒雷登从日本侵略军集中营出狱来到重庆,他们在燕大校友欢迎会上相见了。不久,父亲成为《新民报》记者,专跑国共谈判新闻。司徒雷登这时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他们就此熟悉了起来。也在这个时期,父亲和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也熟悉起来,还熟悉了中共代表团新闻方面的负责人夏衍、范长江(这二人后来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共)。他在梅园新村和美国大使馆两边奔走,获悉了不少消息,也使自己的思想实现了重大的转变。现在,父亲又来到司徒雷登面前。他完全不知道此前的5月13日,中共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也曾是燕大学生)已经来会晤过司徒雷登了。但父亲明显地感觉,他的到来给老校长带来了一丝快慰。司徒雷登发现杨刚没有来,有些失望。不过他马上对父亲说,今天没有其他客人,希望与他共进午餐。那天,父亲和司徒雷登谈了很久。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总是父亲问,他答,这次反了过来,父亲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中国的变化。他告诉老校长,自己到香港后经海路到了解放区烟台,接着进入刚刚解放的北平,现在又重返南京。父亲说:“半年之中,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正是司徒雷登想听到的,他听得很认真,并且明确地说,今后美国要和中共建立联系,因此他希望了解得更多些。父亲向司徒雷登说了一个细节,他和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到了山东烟台,船靠岸时,一队解放军战士上船帮助搬运行李。父亲见战士们干得满头大汗,就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立即回答:“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父亲听到这句话,眼泪不由地夺眶而出。司徒雷登听到这里也连连点头,插言说:“这难怪共产党打胜仗。”并说他对解放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印象深刻。可惜父亲当时的日记后来遗失,然而那天的交谈给父亲一个明确的印象:司徒雷登迫切地希望了解南京解放以后的中国政治情况。他之所以留在南京,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奔向解放了的大上海父亲从司徒雷登那里出来以后就迅速归队赶往丹阳的三野总部。司徒雷登继续在南京等待。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美国政府不赞同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意见,电令他回国,并在他回国之际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毛泽东得悉白皮书内容后连续写了批驳文章,其中很有名的一篇叫做《别了,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收入《毛选》。这篇文章影响深远,从此,中国人一提到司徒雷登,就会想到“别了”。毛泽东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文章生动,传诵一时。但现在应该加上一些补正,即留守南京的司徒雷登并非没有人去“理”,除了黄华奉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与司徒雷登会晤外,他的助手傅泾波与黄华互递信息更是频繁,还密商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北平。杨刚指派我父亲前去看望司徒雷登,黄华应该是知情者,或许他就是指挥者。关于这些,父亲当年是不知情的,他急切地赶到丹阳,接受从北平赶来的范长江的领导。两三天后,潘汉年、许涤新、夏衍也从北平赶来,接管上海新闻文化单位的工作在丹阳展开。5月26日晚上,父亲睡下不久,突见外边高声呼喊:“上海解放了!”接着房门被敲响,上级通知:快收拾行李,上火车去上海。天下着雨,街上满是人,人流向火车奔去。车站上更见拥挤,车厢没有灯光,也不见列车员,不时听得此起彼伏的高声叫唤:某某单位上第几节车厢,到处“乱哄哄”的,人们的情绪是亢奋的。火车很慢,到南翔已近中午。有的单位来车把人接走了,更多的人就在车站上等车来接。拥挤在南翔站上的人不免焦急。赵超构和父亲一起到镇上一家饭店吃饭,居然看到了一辆三轮车。赵超构说,等汽车不知等到何时,不如坐三轮车去上海吧。父亲马上响应,于是两人提了行李一起坐上三轮车回上海。根据范长江的指示,他们马上着手恢复《新民报》的出版。南京一别,父亲和老校长司徒雷登再也没有见过面。司徒雷登回美国后三个月就中风病倒了。他的一生没什么积蓄,生计都有问题。幸有傅泾波将他接在家中照料,直到13年后老校长86岁辞世。去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父亲呢,随着岁月流逝渐久,逐渐意识到他和司徒雷登的最后见面或许包含某种深意,于是尽可能详细地回忆了当年细节。他还希望能回到南京和上海,再去细细体会60年前的那种情怀。可是他的生命之火在去年10月燃尽了。2009年5月18日,父亲在南京拜会司徒雷登60年之日,记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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