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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8年8月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陈季冰  页数：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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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作者简介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1990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学士）；1992年78进入文汇报，历任经济部记者、编辑、财经新闻版主编兼经济观察专刊主编、经济部主任助理；2002年1月离开文汇报，担任上海经济报（该报后改刊号为“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03年3月离开上海经济报，回文新集团，参与创办东方早报，任东方早报副主编。曾主持东早财经与评论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社。2000年春获第二届“财经奖学金”，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经济学。近年来发表各类新闻评论及学术文章百余篇。

书籍目录

　　楔子 “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1.走出“历史悲情”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我确认”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卷一 现代化的最后一跃　　第一章 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2.现代化：精神内核与现实路径　　3.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标本　　第二章 改革需要再出发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2.“精英责任”与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3.愈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　　第三章 新世纪“关键词”　　1.“和谐社会”、“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2.“以人为本”的民本叙事　　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两大问题　　4.“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中国路径　　第四章 百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环1.一个诞生中的业主委员会　　2.新闻自由、新闻规范与媒体的“社会共同体”　　3.培育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卷二 西方的“中国想象”　　第五章 从伏尔泰的天堂到黑格尔的地狱　　1.“新加坡不在中国吗？”　　2.西方认识中国的五个阶段　　3.中国：西方自我关照的一面镜子第六章 “唱衰中国”——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上）　　1.“中国饥饿论”　　2.“中国统计数字造假论”　　3.“中国崩溃论”　　4.“中国无关紧要论”　　第七章 “中国威胁论”——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下）　　1.经济威胁2.政治和军事威胁　　3.人口、资源、环境威胁　　4.“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　　第八章 另一个中国　　1.郑和的故事，一段历史注脚　　2.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　　3.现在，西方准备好了吗？　　　　卷三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第九章 知识精英的思想分化　　1.“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2.“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　　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第十章 对“改革之争”的评价　　1.“郎咸平旋风”与“改革之争”　　2.“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　　3.不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向前还是向后　　第十一章 “民意”的转向及其后果　　1.“原罪”的密码　　2.社会对管制的需求　　3.“新双轨制”的罪与罚4.“顺应民意”的新一轮政府权力扩张　　5.“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卷四 通往文化重生之路　　第十二章 政治与文化　　1.当春节遭遇“圣·瓦伦丁节”……　　2.“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　　第十三章 古今中西之辩　　1.“抵制圣诞节”与“弃龙”风波　　2.古今中西，月亮哪个最圆？　　3.佛教的引进——整合异质文化的一个成功先例　　4.“帝国语言”的命运　　第十四章 面向未来的文化重生　　1.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许倬云：中国文化突破与普世世界文化之催生　　4.为中国文化的重生努力和祈祷　　　　尾声 上海神话　　1.从巴黎到纽约　　2.“世界之都”的中国轮廓　　3.苏州河以北……　　4.锻造面向未来的“城市人格”　　　　后记

章节摘录

　　卷一　　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引自《中国问题》第4页，【英】罗素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贝特兰·罗素 　　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在2003年10月发表的一份题为《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的报告（注：这也是所谓“金砖四国”的出处，BRICs是Brazil（巴西）、Russia（俄罗斯）、India（印度）、China（中国）的英语开头字母的缩写，它与英语中“砖”（Brick）一词谐音。这个名词是高盛集团在上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报告称，到2040年左右，上述“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目前的G6（G7中除去加拿大），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这些国家转移，并将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预测，以美元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7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并最终在2039年超过美国。在此后的几年里，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员又对这一预测作出过多次修正。他们称，最早2035年，最迟到2042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例如，率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后来又预测，按照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在2035年，中国就会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见《高盛谈金砖四国——预言2035年中国成最大经济体》，载2006年5月24日《北京晨报》；相关报道亦见2006年12月5日《参考消息》第16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也几乎与上述结果一模一样。（见【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m）《接受中国的崛起（上）》，《读书》2005年第6期。）这个预测得到许多权威经济学家的响应，《华尔街日报》2006年春对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访结果表明，有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终将超越美国，坐上世界经济头把交椅。 　　对充满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2040年是一个敏感时刻，令我们刻骨铭记的“鸦片战争”就是在200前的这个时候爆发的，当代中国人普遍把它视作中国衰落的象征。国际上的另一项预测说，到21世纪中叶，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将超过整个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份额，上升到1/4，这一数字差不多正好回复到200年前的水平。当然，比较现实地来看，中国真正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途。例如，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维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度，中国可能还需要花30到40年时间才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过亚洲邻国日本，至于赶上美国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然而，总量上的“世界第一”已经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把中国视为一个大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角色。”而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的话更会强烈地感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所遵循的将不是美国标准，而是中国标准。”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失败、屈辱和挫折以后，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世纪”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更让我们来不及作出必要的反思。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反思就越显得必要和紧迫。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界的泰斗、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15- ）的评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如果”正是我在本书“楔子”部分论及的所谓“中国重新崛起”的第一层次问题，即中国的现代转型能否顺利完成？而在我看来，未来的30年将是我们民族为实现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运动的“最后一跃”。 　　第一章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从《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那双乐观但有些肤浅的眼睛看出去，未来的世界是“平”的。在他那本一时令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弗里德曼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使世界变平的主要动力之一。（参阅《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就全球未来大趋势粗略地看，弗里德曼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虽然他显然过于乐观和天真。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国的未来远不是“平”的。相反，我们眼中的“中国景观”不仅到处坑坑洼洼，而且布满悬崖断壁。 　　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里，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还将迈过许多关隘。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即便不考虑中国在国际上的风险，仅国内矛盾和风险叠加在一起，就一点都不会比我们过去30年的经历来得平坦和便捷。 　　在经济层面，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人贫富差距——如果得不到较快的扭转，中国不仅在未来不可能保持现有高增长，还将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在未来或许能转化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但在当下却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在社会层面，资源环境的瓶颈很早之前就已显现无疑，如果中国在这方面不能成功地超越西方的现有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也许整个世界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由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眼前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不到20年迅速耗尽，届时中国将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骤然老龄化，如何避免“未富先老”这个难题已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最后，台湾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不能稳妥和智慧地拆除这颗炸弹的引线，一旦台海局势失控，两岸中国人辛苦积累了几十年的现代化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难倒当今世界上最睿智果敢的政治家。10多年前中国经济刚刚呈现加速起飞迹象时，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her，1909-2005）将中国比喻为一场全世界商业界都“不得不加入的赌局”。杜拉克的预测不能不说是相当悲观的：“事实上，一个有经验的赌徒对这场赌局所下的结论也许是：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而中国陷入严重混乱的可能性，至少占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中国的决策者始终保持着一份谨慎和清醒，这决非刻意低调。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的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说：“我敢打赌，摆在布什案头的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中，95%的是国际事务。而摆在中国领导人的案头的紧急事项可能95%都与国内事务有关。”更具挑战性的是，上述大部分难题都是当代中国所独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中都找不到能够直接拿来借用的教科书。“何况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须要改革程度之深，已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与之类似而接近的例子。”曾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引发巨大争论的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中国对美国和对地球的挑战》一文中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面对中外记者时说，他心中的忧患意识经常让他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但是，不论未来还将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了一百年多年的社会变革，尤其是经历了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华民族已彻底洗刷19世纪中叶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面貌，正迎来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正像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只差一步就走到了200年现代化征程的终点。（注：提醒读者不要误解的是，这里我用“终点”这个词，决不是说达到了这一点上，中国就将一劳永逸地建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我是有严格的限定的，此“终点”实际上等同于现代化的完成；而所谓“现代化”，并非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也是有严格限定的，我将在本卷接下来的一章中简单叙述。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完美社会只存在于各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乌托邦中。所谓“现代化的终点”，更实际地意指达到那个阶段以后，中国将结束200年来主导我们社会生活的那种持续不断的整体性全面变革，从而在制度上进入一种类似于鸦片战争以前或现代西方那样的相对“稳态”，而且这种“稳态”将会持续比较长时间，尽管在此期间社会的局部领域还会不断发生变革，有时甚至瞬息万变，但像过去200年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动辄动摇社会根基的颠覆性、全局性巨变则不太可能再轻易爆发。）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多处说过差不多意思的话：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目前已经到达了历史和命运中的一个重要关头。（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67页，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想必他的这句话与我们上述的表述是同一个含义。但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将何去何从？ 　　展望未来的最好起点永远是回顾历史。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将近现代中国历史形象地描绘为“历史三峡”，而我们追求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顺利地穿越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瓶颈”，从而使华夏文明的航船进入一片浩荡坦途。所谓“历史三峡”，最大特点就是其阶段性和曲折性。 　　……近代中国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逐步走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程序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循序作波浪式前进的。中国要现代化，就要通过许多次险恶的波涛，然后才能风平浪静，渐次走向富强安康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通过这些不同的“阶段”时，各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不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一层层造起来的。 　　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主题，且往往是前后对立的，峰回路转相互矛盾的。因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在推动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不管这一运动是激进的“革命”或缓进的“变法”），他们都要抓住该阶段所特有的主题，从而推动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题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甚至流入“反动”，变成“革命对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题而乱搞不急之务，躐等前进，那就变成空想或过激。空想、过激，对群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他的运动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阶段的空想，往往也可变成次一阶段的主题。如此各“阶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它是或缓或急，永远不断向前流动的。 　　在唐德刚视野中，中华政治文明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第二次则始于鸦片战争，至今尚未完成。建立并兴盛于西周的封建制度（注：唐德刚先生定义的“封建制度”与大陆历史学界一般界定的“封建社会”有很大差别，据我本人的理解，它更接近于欧洲中世纪以后出现的那种封建制。）到了东周时期开始崩解，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征伐，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不立尺土之封”，废除“封建制”，改立“郡县制”，第一次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华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这就是中国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第一次转型，它的成果可以高度抽象和简化为下列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前六字是政治上集权，一切向中央负责；后六字则是经济上开放，化公为私。与此同时，整个经济、文化、社会也随着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而一起转变，其过程是激烈而痛苦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步稳定下来。实际上，这第一次转型萌芽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基本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历时将近300年。（同上第6页、第224页）至此，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中华文明不断地统一了那些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将它们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文明大熔炉中，直至全“天下”整合为一，天衣无缝。这一次的大转型将“国家强于社会”为特性的东方集权体制确立为一种“定型”，这一秩序此后延续了两千年而稳定不变！两千年间，虽然我们这块土地上经历了无数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和英雄起落……但“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所以毛泽东极富洞见地指出，“千载犹行秦法政”。　　但是，这一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汉模式”到19世纪中叶却再也无力维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中华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唐德刚称之为“历史三峡”。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瓶颈期”，它是社会僵化和“淤塞”造成的，冲出瓶颈的过程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历史学上叫做“转型”。在这段历史的瓶颈期里，我们原来两千年不变的“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间“动如脱兔”，几乎是十年一变，用李鸿章的话说，我中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则不幸（抑或有幸？）生于这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一次转型不是自发、渐进的，而是被迫的、骤然发生的。按照唐德刚的预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需要两百年，到2040年左右。当然，如果历史出现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及其令中华民族承载的苦难还会延长下去。穷则变，变则通，一旦变通了，我们就将再度获得一个新的稳定的制度“定型”，并开启中华民族下一个强盛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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