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作者:解玺璋 页数:全2册 字数: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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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年前,大约是1980年前后,我读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启超传》。那时新书很少,能见到这么一部传记,真是高兴,因此立即就买下阅读。可是读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甚至愤怒。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竟被传记作者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被描述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这部传记只是一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革命神圣”的思潮压倒一切,激进主义覆盖学术界,梁启超自然也成了“历史罪人”,受尽冤屈,受尽凌辱,受尽贬抑,受尽“革命大批判”。自从有了1980年的阅读经验之后,我再也不读其他新出的《梁启超传》了。因为我害怕会再次产生阅读的恐惧,只愿意独自沉浸在《饮冰室文集》里。尤其是在国外,我的阅读研究一直处于沉浸状态。我常说唯有在沉浸状态中,才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同样,因为沉浸于《饮冰室文集》中,所以我也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 因有了三十年前的“恐惧”,此次阅读解玺璋的新著《梁启超传》,仍然“心有余悸”。没想到,一打开目录,就被他新的构架与写法所吸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谭嗣同”、“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袁世凯”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唐才常、杨度、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等,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这种传记构思与传记框架,与《史记》那种以“世家”、“列传”为历史之核的写法相似,但多了一个贯穿始末的主角中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络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翻过目录,进入文本,才知道此书竟达一千页(最初校样——编者注)。面对这样的长篇,我又生了畏惧,可是,一读进去,却放不下了。没想到,解玺璋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没想到的是,他的笔法竟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可称为“梁文体”。梁氏文体是中国古代文言文向中国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创造,可谓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梁文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变革。这种文体冲破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既冲破桐城派,也冲破章太炎、吴汝伦,力求明白畅达,再加上他自己于说理中掺入情感,“笔端常带情感”,便形成一种深入浅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文风,从而震撼了整个中国。解玺璋的千页大书,因为有“梁文体”支撑,又有梁氏那种把义理和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配合,便赢得古今两种语言韵味兼有。于是,愈读愈放不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竟把全书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谢谢你,玺璋兄,虽然我从未见过你,之前也从未读过你的文字,但此次拜读,却一阅倾心,觉得“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是深邃的,是有胆有识的。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梁启超也是真实的,而且是丰富的、伟大的。 常说历史是公平的。但要实现历史的公平并不那么简单,至少需要时间。梁启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痛斥、谩骂,死后又经受过谴责、嘲讽、贬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改革之风重新吹遍中华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风逐渐减退,梁启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国内评述梁启超的文章又如“风起云涌”,历史终于还给梁启超一点公道。2010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爱怨交织的往事》,表达了对胡绳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表示,我将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他商榷。他的中国近代史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量数百万册,影响巨大。我多次细读此书,受益匪浅,尤其是胡绳那种严谨而流畅的文字表述更是让我仰慕。可惜,全书的框架却有一个致命的根本性缺陷,这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单轨暴力革命史,丢失了“建构现代文明”这一重大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历史,变成一部片面残缺的单轨近代史。从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我们可以看到,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包括工艺器械建构、社会制度建构、思想文化建构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建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作了巨大贡献,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梁启超则功高盖世。他不仅研究、考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变革,其历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变革中充当急先锋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更是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说,他的启蒙广度(包括启蒙内容的广度和社会影响的广度)无人可比。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其价值在于它不仅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补救了胡绳近代史的缺陷。我们从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其中的斗争是多么壮烈,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中国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一脉。解著不是近代历史事件编年史,而是以梁启超为中轴的历史人物活动史(其实也包含着历史事件)。人是历史的载体,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也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过去常说“历史必然性”,其实,历史充满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不是机械运动,而是人的能动运作。解著摒弃章回体的编年写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这就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展示中,不仅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有冷静公正的史识、有对历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还有布满全书叙述中的“历史肌理”,即历史血肉和历史的悲喜歌哭。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1)他是一个既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有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谦和包容是中国最缺少的文化性格与文化情怀),所以朋友很少,人际交往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含的如歌如泣的诗意。解玺璋正是敏锐地发现梁启超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性格,所以才选择“主客融合为一”的写法,并获得虽只写人物却覆盖大面积近代史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构思与写法是成功的。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有人甚至认为是天才著作)的题目就叫做《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与生发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1969年49岁在河上荡舟时不幸落水身亡),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确乎如此,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邀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氏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那么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这种变迁,在近代风云变幻多端的时代里,不正是唯国家利益为重,对个人面子不予计较的伟大人格表现吗?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向自由的努力。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认为,梁启超在理念上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则认同中国的传统人文系统。这一论断可以涵盖梁启超的早期与中期,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他的生命进入后期即“踱进研究室”之后,他则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很难用“激进”、“保守”、“革命”、“反动”这些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判断。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这样的史书,不仅还以历史公平,而且也比较可靠。见到有此可读而可靠的书,能“不亦乐乎”?所以便在读后写了上述心得,以见证解玺璋兄的立传之功德。 刘再复 2012年3月15日 美国马里兰
内容概要
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本书堪称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
作者简介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书籍目录
序 / 刘再复
第一章 新会少年 :梁启超的家世
第二章 满门俊秀 :梁启超与其子女
第三章 相敬相知 :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第四章 书生报国 :梁启超与康有为(上)
第五章 分道扬镳 :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第六章 谊兼师友 :梁启超与黄遵宪
第七章 肝胆相照 :梁启超与谭嗣同
第八章 知时达务 :梁启超与汪康年
第九章 血荐轩辕 :梁启超与唐才常
第十章 近世双雄 :梁启超与孙中山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第十四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第十五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第十六章 忘年知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第十七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第十八章 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后记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与林徽因相恋,同张幼仪离婚这时是1921年,大约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林徽因。不过,按照蒋百里的说法:“志摩出国之前,在北京见过林徽音(因),那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很动人的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欧游,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那时,志摩的热情、思想、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看她像春天里的花苞,经过一阵和风,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极,好极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来了,徽音(因)病倒了。”(《蒋百里评传》,141页)这种充满生动细节和情感的叙述,或可聊备一说。张幼仪到英国应该是在1920年底。据《徐志摩年谱》记载:“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7页)很显然,这个“冬”,指的就是1920年冬天,大约是在12月中旬。因为,徐志摩11月26日的家书还提到张幼仪何时能来的问题,他说:“从前鈖媳(张幼仪)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徐志摩全集》第六卷,6页)不过,张幼仪来了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甚至一步步走到了尽头。1922年3月,张幼仪生下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徐志摩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志摩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徐志摩:年谱与评述》,30页)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上了林徽因。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由于林长民与梁启超的亲密关系,她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许配”梁思成。不过,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父母只是为儿女介绍、搭桥,成不成还要靠年轻人自己交往,自己决定,父母并不强迫。徐志摩死后,胡适有一篇《追悼志摩》,是为他辩护的。胡适是徐志摩最要好的朋友,徐对别人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胡适说。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的,他说: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盖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均引自《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106~108页)胡适这里所说,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考虑到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有些具体的情节他似乎也不便说。而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批评,又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关系,看上去是打了折扣的,并不十分有力。而且,夫妻二人情感如何,终归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旁人是很难置喙的,中间的微妙复杂,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说得真切。再有,对婚姻的态度固然受到某种人生观的支配,可以说得堂而皇之,但具体到两个人的情感,所受伤害及内心的隐痛,也不是旁人可以体会和代为品尝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幼仪的晚年口述记录就显得非常难得和重要。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经过五年的访谈记录,最后将其充实为一本关于张幼仪的传记作品,其可靠性应该是很高的。显而易见的是,这本《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为我们了解徐志摩对夫人张幼仪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我们因此知道了,至少在张幼仪看来,在离婚的过程中,徐志摩不仅未曾给张幼仪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机会,而且完全忽略了一个刚刚生育不久的母亲的感情,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
后记
四年过去了,《梁启超传》的写作暂时告一段落,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回首这四年的一千四百多个日夜,我得承认,我所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对我来说,下决心写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书,并不容易,尽管我很喜欢梁启超,这些年也陆续读了一些他的著作和相关材料。但我心里明白,这离写一部人物传记所需要的学术准备相差甚远。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想打退堂鼓,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朋友鼓励和支持我写下去,我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所以,我大着胆子说,我的这本《梁启超传》,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因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人物,都不是四年时间可以了然的。遗憾在所难免,在这里,我真诚地希望读过此书的朋友能不吝赐教,提出批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对梁启超的研究继续下去。 在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帮助、支持我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宛振文、么志龙、萨苏、荣挺进向我提出了写作此书的建议并帮助我下了决心;还要感谢孙郁、止庵、雷颐给予我的指点和帮助,使我最终确立了写作的方向;感谢黄集伟慷慨地把他保存的民国图书赠送给我;感谢白烨、孟繁华、陈福民、陈晓明、贺绍俊、徐小斌、吴迪、马立诚、吴思、宁肯、史长义、祝勇、邱华栋、王久辛、梅毅、蒋一谈等许多朋友对我的写作一直给予特别的关心,每次和他们交流,都给我很多启发;感谢远在广东的陈聪老弟专程求得顺德县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为我复印了长达几百页的《麦孟华集》;感谢孔祥吉、朱维铮、茅海建、夏晓虹、杨天石、朱宗震诸先生,他们开拓性的研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多方面的启发;更让我感动的是,北京作家协会对此书写作提供了巨大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磨铁及铁葫芦图书诸君沈浩波、王小山、王来雨等对此书的特别关心和重视;感谢此书编辑阿丁、饶佳荣、冯俊文、郑晴蕾、黄一川、张伊、熊立章认真和辛勤的劳动;特别要感谢刘再复先生百忙之中阅读此书,并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序言。 应该感谢之人肯定还有,恕不一一。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最亲爱的妻子姚秀英,虽然她久病体弱,却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并妥善地照顾我的身体和生活,没有她的悉心照顾,我很难在短时间里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 希望此书能为我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结交更多的朋友。 解玺璋谨记 2012年3月13日夜于望京
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想到,解玺璋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没想到的是,他的笔法竟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可称为“梁文体”。 ——学者刘再复 梁启超是百科全书般的人物,如同大海汪洋,一本书“把握”其一生,委实不易。玺璋文史兼修,对梁研究有素,此书清晰、全面把握、分析了梁的一生,确实难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 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局面最大的学者,也曾是影响至巨的思想家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现在我们终于有一部配得上他并不漫长但是精彩非凡的一生的传记了。 ——学者止庵 角度新颖,材料扎实,有独到见解,一本好看的书。 ——《炎黄春秋》总编辑、《潜规则》作者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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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为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刘再复作序,雷颐、止庵、吴思阅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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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读愈放不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竟把全书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刘再复梁启超是百科全书般的人物,如同大海汪洋,一本书“把握”其一生,委实不易。 玺璋文史兼修,对梁研究有素,此书清晰、全把握、分析了梁的一生,确实难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局面最大的学者,也曾是影响至巨的思想家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现在我们终于有一部配得上他并不漫长但是精彩非凡的一生的传记了。——学者 止庵角度新颖,材料扎实,有独到见解,一本好看的书。——《炎黄春秋》总编辑、《潜规则》作者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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