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车上的江南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古吴轩  作者：徐颖  页数：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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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乡亲相告：村要拆迁，不复存在。你常作文，何不写写村中事村里人，以文纪之。余连连称诺。于是，夜读《史记》，叩拜太史公，学其笔法，先写村事，继写村民，再写村俗，后写村外。计三十六篇。　　生我养我的村，在长江之南，谓之江阴。江阴有一座山也叫黄山，不以风景秀丽而著名，以险峻扼长江之咽，以“黄山炮台”而闻达。今日江阴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与苏通大桥相望。我们那个村就在黄山之南十里、大桥之东七里。村子里有我孩童、少年、青年时的身影，河里摸过鱼捉过虾，田里插过秧割过稻，躺在田岸上唱《双推磨》，与父老乡亲相濡以沫二十年。在苏州四十年，乡音未改，乡情未断。　　六十年，村子里的人一代一代，村子里的事千千万万。说什么？记什么？村子里有政治经济学，土地上有十万个为什么。土改怎么看，地主富农怎么看，互助合作怎么看，联产承包怎么看，精耕细作怎么看，双季稻怎么看，交公粮卖余粮怎么看，“剪刀差”怎么看，村民选举怎么看，村长会计怎么看，赤脚医生怎么看，苏南农村商品经济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统购统销下的交换是不是商品经济，苏南离土离乡和乡村工业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剪刀差”剪掉了多少农民的血和汗，为什么城市反哺农村是天经地义，为什么苏州农民对联产承包不很热情，为什么土改和联产承包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强烈的离农倾向利弊何在，城市化是内化、外化还是内外一起化……小村里有答案，土地上有思考。　　因此，村事说的也是国事，从土改到联产承包，从扫盲到拆县府城墙。村民记了村官，还有地主富农和佃农长工，各式人等以甲乙丙丁相代，统以列传称之。村俗村风民风也，冬吃腌菜夏吃酱。年糕团子长衫炒米糖，斯俗已去，忆中甜甜。村外有镇有学校，村路进县城，通大江，通四海。　　一个村的一个甲子，主要说的是前三十年，前三十年又是前十年。前十年是农村六十年中探索最活跃、变化最多的时期。有道是，时间校正认识。今天的改革开放，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的，是在前人探索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开始的。可以看到，今天的许多改革，是前三十年探索的继续。对于前三十年，无论成功的，无论失败的．无论幼稚的，无论今天看来是好笑的，都是弥足珍贵的。　　余少事农三年，切肤农民的艰辛；苏南苏北二次“社教”，深知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易；工作之后常跑农村，深感农村发展的艰巨。对农民，对基层干部，对农村合作事业的探索者，任何时候都应受到尊重。若有错，大都不是他们的错。现代化有他们打的基础。他们是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孔夫子可以不拜，为共和国没有饿死而流血流汗的农民要拜。　　这不是正规的村史，有叙有议，还称随笔，随心命笔。随村民之心，听乡亲之命。全凭记忆，还有道听途说，勿以正史责之。错谬之处，张冠李戴，在所难免。　　消逝不可违逆，多少可以留住。留在记忆里，留在记载中。消逝的是形，留住的是神。村事在报刊上发表时曾用名《消逝的江南》，集子出版更名为《水车上的江南》。　　2010年10月5日

内容概要

　　《水车上的江南》是一本纪实体的随笔。作者以今日眼光解剖苏南一个村，反映江南农村六十年的变迁。有真实情景的再现，有隔了年代才有的思索，有欲留又不能留的复杂情感，形神兼备，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而对社会学研究，对农村政治经济发展史，有具体标本的参考价值。《水车上的江南》系秋末杂文随笔七集。

作者简介

　　徐颖（秋末），曾任中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书籍目录

乡亲的嘱咐（代序）村事大桥下面的那块土地塘水里的自然与平均水车与队里的最后一条耕牛江南的一块千年勋章一条大河通长江一个商字的艰难跋涉50年代的离土离乡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交了公粮卖余粮农忙完了摆村宴“剪刀差”的滋味灯火通明是扫盲人人会哼《双推磨》拆了城墙修猪圈长的是村庄竖的是房屋生产队里开大会墙上画“正”选队长赞成与不赞成之间村民队长会计列传地主富农佃农长工列传牛倌猪倌老农列传裁缝木匠泥水匠列传妇女主任赤脚医生列传村民甲乙丙丁列传村俗冬吃腌菜夏吃酱斗笠蓑衣钉鞋油布伞捕鳝抓蟹捉蛇钓田鸡偷瓜偷枣偷鸡偷豆儿铁环陀螺洋虫蛐蛐儿年糕团子长衫炒米糖救火洗澡抬轿抬棺材村外村前村后都有路村东村西两个镇村前有所小学堂一个村与一个县的城十户人家半个世界

章节摘录

　　土地承受一切，也记录一切。土地录进了江南六十年的变迁。一粒土壤，一个水分子，就是一个昨天，预示着一个明天。　　要问我的家，我会说，不在姑苏城里，苏州城里的家，那是候鸟的迁徙地。我的家在江阴农村。出江阴东门十里，从长江边黄山炮台向南拉一条直线，相交处就是我的家。前几年，站在江阴长江大桥的南端引桥上，可以看到那黑的瓦白的墙。　　那个村叫北湖埭，中间有个大水塘，塘西叫北湖西埭，塘东叫北湖东埭。北湖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信地址，叫江阴东门外蒲鞋桥北湖东埭，蒲鞋桥是个集镇；后来叫江阴县要塞公社新华大队；再后来叫江阴市要塞镇新华村。向南-二十里，翻过一座山，就是大名鼎鼎的华西村。　　实际中的村，有几种概念，最大的是行政村，新华村就是行政村，由四五个自然村组成；其次是自然村，一个一个村落，有大有小，北湖东埭就是自然村；最小的是生产队，后来叫村民小组，农民口中的“我们村上”，这个村实际上是生产队。生产队是农民活动的天地，几十年内是经济核算单位，是农村最基本的细胞，同样是一个政经合一的组织。我跟着村民，我所说的“我们村”，也是说的生产队。一个村的半个世纪，实际是一个生产队的半个世纪。　　江阴的村子密集，都很大，一字长条里把长，有—二百户人家。村与村之间，仅相距一二里。村前村后是农田、水塘、渠道。我们那个村中间有一条小河通进长江，也有潮起潮落，河水是浑的，塘水是清的。河岸塘边有几棵青丝飘飘的杨柳树。　　我们那个村几乎都姓徐。徐家的祖宗徐僖公是明朝兵部尚书，有家谱记载，我在《中国名人大辞典》里找到了徐僖公，江阴城东南岐山脚下有他很大的墓，还有石人石马和高大的祠堂。村上留有楼房遗址和养马的厩房。20世纪50年代，我看到一箱的家谱，可惜“文革”中被我母亲烧掉了。徐僖公的墓，文管部门作了保护性挖掘，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江阴人多田少，全县人均在一亩半左右。我们那村，就是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一百来个人口，有水田一百三四十亩。每户占的地相差不很大，多则十来亩，少则一二亩，无田的佃农几乎没有。为何如此平均，可能与人多地少有关，都是活命田，出卖的人家极少，有钱有势的人家也几乎没有，形成了土地兼并的真空状态。我家祖上的田，经几次分割，到我父亲名下已只有水田二亩半、旱田三分，到新中国成立时人均不足一亩地。　　我家和别人家共有的水地叫十亩地，我家的田在中间，长长的一条，耕种很不方便。父亲早逝，留下的印象，只有水桶上农具上“徐宝余记”几个挺工整的字儿，还有阁楼上的几捆发黄了的书。我和我母亲、哥哥，就守着这三亩地度日。田靠我哥哥种，农忙时在山观的舅家来帮种，我六七岁时也下地了。一年两次收成，一稻一麦，丰年可以吃饱，灾年就要去买山芋充饥。一个挥不去的印记，山芋吃怕了，肚里老胀气。羡慕村上田多人家，麦收后还吃白米饭，而我家三餐麦粉粥，隔天中午吃顿麦片饭。麦粉要手推磨出来，我五六岁就推磨，锡剧《双推磨》多好听，推呀拉呀转儿的，推磨难挨呀，人和磨盘差不多高，拉过来推过去，小脑子里经常想，什么时候不推磨。　　我们村那一百多亩地，地形地貌，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间并无多大变化。要说有变化在50年代中期，原来有一个大的土堆，有半亩地大，说是太平天国时“长毛”（太平军）被清兵杀了堆葬而成的，是不是曾国藩的功劳不清楚；还有一个十来亩的小岗丘，上面有茔地，有旱地。我们那里几乎家家织布，棉花要到苏北去买，我母亲年轻时也去买，早出晚归，有时来回要两天。傍晚，我和我哥哥就立在岗丘最高处，等我母亲挑着棉花从北边路上出现。太平军的墓和小岗丘，平整土地时平掉了，成了平镜似的水稻田。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就是农村生产关系。六十年间，与江南农村每个村子一样，我们村的地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这就是：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一次二次，我在农村都经历了；第三次，也看到了。三次变迁，地没有多大变化，却是农民命运六十年历史的关节点，几乎是一个甲子的“三农”的全部，什么叫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三次变迁就是调整的全部。我所经历的、看到的、所认识到的，与听到的、文件中看到的，有同有不同。　　六十年后，怎样看江南农村的那次土改？在我看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新中国成立时，江南土地兼并状况如何，不大清楚。从我们村和周围的村来看，土地兼并并不严重，户与户之间大体平均。一个行政村三四百户，仅一个地主一个富农，其余全是中农和贫下中农，中农的比例也不高。地主家有地四十亩，富农家有地三十亩，这个地主这个富农都种地，雇佣的长工都是季节工，并无《半夜鸡叫》里“周扒皮”那样的劣迹，严格来讲，他们不是地主不是富农，开斗争会农民恨不大起来。不过，农民还是热烈欢迎土改，分地时可以称之为兴高采烈。这是我在六十年中，仅看到的一次农村集体大欢乐。那时土地金贵呀，土地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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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车上的江南》车水的老少，都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　　女人经过，能避开尽量避开，……　　年轻妇女出村都撑把洋伞，一来遮阳，二来遮羞。　　车水的若无其事，调皮的还哼小曲儿，还打趣：邻村的阿妹你是不是到我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