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作者：何显明  页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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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完善地方政府应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学习机制的目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从近些年来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中，选择了15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进行探讨。力求在对个案发生、演变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出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规律性现象，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分为利益诉求型和泄愤型两大类型，进而根据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从发生机理、预警机制、应急处置、信息管理几个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演变逻辑进行深层次的解读。案例材料主要来自于权威媒体的报道，部分案例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调查。为增强现实针对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在案例分析中力求对案例反映出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以期从中提炼出建设性、普适性的信息和知识。

作者简介

　　何显明，1964年生，浙江龙泉人，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现任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部主任、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硕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政治学首席专家。先后入选浙江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重点资助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五个一批”理论人才。1998年以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省级规划重点以上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有《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权力与市场：权力交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信用政府的行政逻辑》、《超越与回归》等个人专著8部。相关成果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目前主要从事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书籍目录

导言：解读群体性事件的演化逻辑第一章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一、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以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一）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均衡（二）制度外表达与群体性事件的生发机制（三）利益表达渠道的疏通与群体性事件的平息二、政策过程利益相关者的缺席：以河南林钢事件为例（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缺席（二）权利失衡及社会结构断裂下的利益表达（三）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机制三、体制性迟钝与群体性事件的升级：以东阳画水事件为例第二章 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一、利益诉求向情绪发泄演变的轨迹：以瓮安事件为例（一）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冲突的尖锐化（二）社会不满情绪的发酵与弥漫（三）参与者的情绪感染和燃烧二、群体行为一致性的内在逻辑：以万州事件为例（一）产业空心化与“燃烧物质”的产生（二）意外事件刺激与情绪激化（三）情绪燃烧与事态失控三、社会不满情绪的发酵过程：以戴海静事件为例（一）社会不公平感的普遍化（二）弱者的符号化社会认知模式（三）社会敏感神经的脆弱性四、群体性泄愤事件生成的心理机制（一）潜在参与者的情绪积累（二）潜在参与者的情绪激发（三）参与者的情绪感染（四）参与者的情绪燃烧第三章 群体性事件预昝机制失灵的内在逻辑一、矛盾排查化解机制的梗阻：以感城事件为例二、民主参与及权利救济机制的失效：以通化事件为例三、利益冲突、行政吸纳与危机预防：以天能事件为例（一）社会危机积聚与化解的发展路径——个解释框架（二）基于长兴“天能事件”的危机发展过程分析（三）危机为何会发生：基于利益冲突和行政吸纳体制的分析（四）危机预防：策略与战略选择第四章 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经验教训一、进退失据的连锁效应：以石首事件为例（一）石首事件的典型性与特殊性（二）应急处置的多重失策（三）应急处置：理念、机制的创新二、滥用强制手段的激化效应：以孟连事件为例三、应急处置的基本原则：以仙居新农化工事件为例第五章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网络舆情治理一、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挑战二、网络信息对社会舆情的左右：以林松岭事件为例三、网络时代群体意识的生成：以邓玉娇事件为例（一）网络群体意识的兴起（二）网络舆情应对的经验与教训（三）网络时代的政府危机公关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以杭州飙车案为例（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应对后记

章节摘录

　　如何防范和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进而通过治理模式的创新，有效化解社会利益关系的紧张局面，已经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Mark R.Beissinger）在其著作《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中总结指出，前苏联1987-1991年间发生了大量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及其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不断冲击，正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①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强调各级组织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种重要类型。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②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也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