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作者：陈生玺  页数：259  字数：300000  

前言

中国古代修身理论的实践及其现代意义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其优秀部分几千年来一直起着铸造民族灵魂的作用，至今虽时过境迁，但仍能吸纳来为我们建设现代社会服务。例如，关于提高人们道德品质的修身理论就很具有现代意义。所谓修身，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通过学习和反省，培植自己的良好品德，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由此推己及人，则需先整齐好自己的家庭，然后再去从政治理国家，使天下达到太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时所谓的国家，最早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封国；天下，是指周天子统领的全中国。对此，先哲曾参在《大学》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三纲、八目。其中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说人有一种天赋善良的德性，即“明德”，我们应该自觉地去彰明它，也就是“明明德”。这种“明德”可能因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各种不正当思想或物欲的诱惑而受到污染，所以应不断地自我更新，即“在亲民”，亲民也就是新民。由此而推及他人，达到最好的境地，就叫“止于至善”。他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当时是指十五岁以上的大人之学。此即大学的宗旨，在于』灰复光明的德性，成就道德更新的民众，以达到最完善的境地。    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求得知识，包括对人天赋道德的认知；诚意是指思想意念真诚，没有虚假；正心是指心志端正，没有邪念；修身是指修养自身的道德；齐家是指整齐好自己的家庭；治国是指治理国家；平天下是指平定天下。其具体次序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也就是说要彰明自己善良的德性于天下，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先整齐自己的家庭；要想整齐自己的家庭，必先修养自己本身；要想修养自己本身，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想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诚；要想意念真诚，必先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在于能推究事物的道理。这八目中，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属于思想认知方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实践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他说修身是一切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从天子到老百姓，一律都要以修身作为根本。    儒家之所以提出修身这一原则，是缘于以人为本，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的根本，社会上一切事情都要先从自身做起，然后推己及人。孔子提出“仁人”思想即是如此。他说“仁者，爱人”，人与人应该互相关心爱护。他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施加于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自己要立身于社会，也要使别人立身于社会，自己要通达于社会，也要使别人通达于社会，能以自身理解别人，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人们的天赋本性是相同或相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对于从政治国者来说，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先从自身做起，自己率先做到了，才能要求别人。因此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思想即是指自己要以身作则，作为人们行为的楷模，发挥思想道德的教育功能，如此必能令行禁止。当然，德治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辅之以法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在《大学》中，他们把这种主张称为“絮矩之道”。絮，是指衡量；矩，是指衡量东西的方形尺子，也就是说以自身为尺度去衡量别人，用这种道理去理解别人。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    对于一个当政者来说，若厌恶在上者的无礼，就不能以此态度对待在下者；若厌恶在下者的某些行为，就不能以此对待在上者；若厌恶前面人的某些行为，就不能以此施加于后面的人；若厌恶后面人的某些行为，就不能以此对待前面的人；若厌恶右边人的某些行为，就不该以此施加于左边的人；若厌恶左边人的某些行为，就不能以此施加于右边的人，这就是以己度人的絮矩之道。也就是说不论你的地位在上还是在下，在前还是在后，在左还是在右，凡是自己不愿意或厌恶的行为，都不要施加给别人。    人们虽具有天赋的良好本性，但在后天的现实生活中，会产生各种不正当的思想和欲望，从而做出许多错误或罪恶的事情，修身就是要人认识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和行为的危害性，自觉地去克服，以恢复人自身的天性。那如何去克服呢？用“诚”。什么叫“诚”？真实无妄之谓，即真真实实，没有虚假。先哲子思在《中庸》一书中赋予“诚”以普遍的意义。他认为人们生活的社会和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真实实的，也就是诚。所谓“不诚无物”，是指没有真诚就没有事物，所以人也应该真诚，一个人只有真诚了，才能明白道理。“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由诚实而达到明白道理，这是人的天性，由明白道理而达到诚，这是由于教化。诚实了，也就明白道理了，明白道理了，也就诚实了。因此诚的功用就是能够“尽性”，即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发挥人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事物的本性；能发挥事物的本性，也就能参加到赞助天地万物发育成长的行列中去，与天地并列而为三了。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是说能发挥人的本性，并用发挥人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人，用发挥事物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事物，使万物各得其宜。    诚，对客观事物来说，是个自在的东西，在于人们怎么去认识。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对人来说，要做到诚，并不容易。一是对人要诚实，不说假话，不做假事；二是对自己要诚实，不自欺，只有不自欺，对人才能诚。而要做到不自欺，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独处时的思想，叫做“慎独”。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意念真诚，不要自欺，好像厌恶污秽的恶臭、喜好美色那样，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所以有道德的人，必须审慎地对待自己独处时的思想。一个人独处时，自己想什么，总以为只有自己知道，事实上别人看自己“如见肺肝然”，就如同看到了你的五脏六腑，清清楚楚。举例说，小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做了许多坏事，见到君子便遮遮掩掩，把坏事情隐藏起来，把好事显露出来给人看，可是在别人看来，已经一目了然，掩盖是没有用的。因为“诚于中形于外”，你心中的意念，必然要表现出来，所以君子修身必须重视自己独处时的意念是否真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若有不善之念，就应立即克服，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而隐瞒下来，欺骗自己。实际“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很严厉的！要自我警惕，自觉地消除那些不善的念头，不要存有半点苟且和侥幸的心理，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心地真诚无伪，行为事事皆善。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有道德的人要达到真诚，即使在人们没有看见时，也要谨慎戒惧；在人们没有听到时，也要恐慌畏惧。因为人们的意念没有比在幽暗时更为明显、没有在比细微时更为显著的了，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    这就是“慎独”的观念，它强调人不要自欺。人在面对众人时还有几分畏惧，但在对待自己时，往往得过且过，明知自己不对，却自己原谅自己，所以克服自欺比克服欺人更难。许多人正是由于自欺，才开始一步一步走向错误的道路。  人们通过慎独，思想意念完全达到真诚无伪时，在家对父母孝顺，对兄长尊敬，对子女慈爱，这样就能整齐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家庭整齐好了，才会用同样的道理去治理国家，用孝敬父母的态度侍奉君主，用尊敬兄长的态度侍奉上级，用慈爱子女的态度对待老百姓。对老百姓如同对待婴儿，故“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只要诚心去为他着想，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婴儿的要求，也会相差不远。没有女子是先学会抚养孩子然后再嫁人的，其实只要有这种爱心，任何事情自然都会做好。    除了诚之外，还要有智、仁、勇。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上。君臣就广义而言，乃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朋友乃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称“五达道”，即五种通行的道理。要很好地实践这五种关系，要依赖于智、仁、勇三种德性，称“三达德”。因为人的资质不同，若不明白这五种道理，就需要学习，即智；学习了并认真体会去除私念，即仁；发愤去实践，不肯落后、自暴自弃，即勇。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喜欢学习就接近知了，用力去实践就接近仁了，知道耻辱就接近勇了。他还特别强调了学习，“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干之”。别人用一倍的工夫能学会，我就用百倍的工夫，别人用十倍的工夫，我就用干倍的工夫。“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只要能用这样的毅力，即使愚笨的人，也能明白道理，柔弱的人，也会变成坚强的人。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总之，只要知道怎样修身，就会知道怎样治理别人，知道怎样治理别人，也就知道怎样治理国家了。    儒家这一套修身理论，用现代话来讲就是人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包括道德、文化、知识技能等。道德需要修养，知识技能需要学习。它的积极意义是认识到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员，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所以个人的一切生活行为必须考虑到社会。要把个人与社会看作一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要符合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才能立身于社会。从高处讲，人应该自觉地遵守各种社会道德规范，并以自身的模范行为积极地为社会做出贡献；从低处讲，人应该有一条自身的道德底线，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绝不能做，由此树立一个人生的理念。这样便可做到“达可兼济天下”，事业显达时可以服务于社会；“穷则独善其身”，处境困苦时可以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随波逐流。    人在社会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首先遇到的便是诚信问题，即诚实，讲信用，不欺诈，说到做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承认这是一条人际交往的共同准则，但相当多的人是在对自己有利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遵守这一原则的，也就是说部分地遵守这一原则，所以完完全全、自觉地遵守这一原则，并非易事。有些人要求别人对自己讲诚信，自己却有意或无意地欺骗别人。欺骗别人时，还总以为设计精巧，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结果被拆穿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诚信，首先要不自欺，对自己要诚实，对自己诚实了，对他人自然而然也就诚实了。故而人是否以诚对己，以诚待人，乃是立身处世的一大原则。    还有，人们遇到困难时，是否有勇气克服；做了错事，是否有勇气承认，做到知过必改；在公义和私利发生矛盾时能否去除私心，做到坚持公义；面对财利的诱惑，是否可以不动心；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能否廉洁自律而不取；面对罪恶势力的危害能否敢于斗争，做到不惧牺牲，凡此种种，有道德修养的人与没有道德修养的人，大有不同。有道德修养的人，他在精神上已经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道德防线，能够应付各种艰难险阻；没有道德修养的人，可能在某些困难面前畏缩退却，在某些眼前利益的诱惑下上当受骗，同流合污，甚至导致身败名裂。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选择了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予以介绍，他们注重修身，具有高尚的品德，从而在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或立言，或立德，或立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也正因其拥有的光辉业绩和典范行为，他们成为千万人学习的楷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例如汉代的张良，助刘邦反秦建立汉朝，立有大功，刘邦大封功臣时要他自择封地三万户，他谢绝了，只请将他当初参加起义时的留地封给自己，为留侯，食一万户；在刘邦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而诛杀功臣时，他不愿意助纣为虐，便主动提出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退出政局。这反映了他淡于名利，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功成身退的道德情操。这在热衷于名利的人，是绝难做到的。    又如司马迁，因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他之所以忍辱苟活，并不是懦弱，而是鼓起勇气迎接这一命运的挑战。他说：“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他以发愤著《史记》的成就，名垂青史，洗雪了自己的耻辱，这乃是道德修养上的“知耻近乎勇”。    又如东汉时期的宋弘，随刘秀起兵，官至大司空，刘秀想把寡居的姐姐嫁给他，刘秀说：“贵易交，富易妻，此人之常情。”宋弘则回答，“臣听说，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婉言拒绝了刘秀的美意。这说明富贵并不能改变他的心志。    又如东汉时的杨震，到东莱任太守时，过去提拔的昌邑令王密夜半怀十斤金送他，他不收。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则很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王密只得惭愧地怀金而去。在杨震看来，凡是自己知道的事情，别人也会知道，说别人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这说明杨震在修身方面能够慎独，诚实而不欺骗自己。    从这些简单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古代这些杰出人物，在特定的时代，他们能够冲出当时的人情世俗观念，卓然独立，没有坚定的人生理念和道德修养是做不到的，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生平和事迹中得到一些启发，借鉴和吸取那些有益的成分，以补充我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缺失。虽然现在我们强调以法治国，但并不是不要道德，道德和法律是各有不同作用的。法律是人行为的底线，有强制性，违反了就要受到惩处；道德则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行为，它能起法律起不到的作用。可以说，法律只是禁止人们为恶，道德则是劝导人们为善，防患于未然，它是治本的。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既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也是一个德治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获得了思想自由的人，因为他自觉遵守社会法律，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完全是出于他自觉的认识，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强迫命令。社会愈发展，人的认识能力越强，人们的自由程度也就越来越大。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中国古代提倡修身的那一套办法很有实际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反思。    由于自身水平有限，我们只选择了古代极少数杰出人物，通过叙述先贤的生平事迹，以体现他们的道德修养。叙述不当和理解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有兴趣的读者，则可根据我们引证的资料作进一步的探索，以便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历史原貌。    陈生玺    于天津南开大学寓所

内容概要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予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作者简介

　　陈生玺，汉族，1932年生，陕西乾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秋霞圃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郑天挺教授攻读明清史。著有《明清易代史独见》、《沧桑艳（笺释）》、《清史研究概论》（合著），纂辑丛书《政书集成》（十卷本），主编《（帝鉴图说）评注》、《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孟子）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尚书）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诗经）皇家读本》等。发表论文《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陈圆圆事迹考》、《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等数十篇。

书籍目录

运筹帷幄、功成弗居的张良
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的萧何
忍辱负重、发愤著作的司马迁
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龚遂
不弃糟糠、拒娶公主的宋弘
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的马援
爱人及物、德及禽兽的成汤、鲁恭、法雄
敬畏四知、恪守三不惑的杨震父子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克尽孝道、不阿权贵的王祥
改过自新、建立功勋的周处
闻鸡起舞、志复中原的祖逖
爱惜分阴、忧劳兴国的陶侃
刚明清肃、善恶尤分的王猛
婞直之节、决不卖论取官的范缜
清简守法、直道守常的房彦谦与善建嘉谋的房玄龄
《颜氏家训》——塑造民族脊梁和家族灵魂
在理致治、为人所思的韦景骏
精忠报国、不爱不惜的岳飞
丹心履善、正气浩然的文天祥
以“独行不愧影”训诫诸子的蔡元定
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的刘伯温
好学不倦、倡修“太平制作”的解缙
敏而好学、守死善道的方孝孺
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保卫京师的于谦
大义斥奸、杀身益国的杨继盛
明断是非、反对乡愿、敢于犯上的海瑞
道、德、仁、艺，俱兼群美的刘天和
求精责实、致力于富国强兵的徐光启
管、鲍，灌、窦及顾炎武论“朋友之交”
师生传承、经天纬地的思想家黄宗羲
强调修身、专为治事的唐甄

章节摘录

克尽孝道、不阿权贵的王祥    我国的传统道德中有忠和孝，忠就是忠于国家。但由于君主自称“朕即国家”，他就代表国家：所以后来人们便把忠完全曲解为忠于君主，实际上这是非常片面和有害的。孝就是孝顺父母。什么是孝呢？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谓父亲在世的时候，要看他的志向；父亲死了，要看他的行为。三年（指一个较长的时期）没有改变父亲的教导，这就是孝了。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谓现在所谓的孝，说能够养活父母就够了，至于犬马都能得到人的饲养，假若不尊敬，那养活父母和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中国孝道的基本思想就是：生活上恭敬地赡养父母，接受父母的正确教导，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做有违父母意愿的事。过去民间流行的所谓“二十四孝”，就是集合了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典型的孝子事例，但其中附会了许多迷信和封建糟粕，故严重歪曲了中国的孝道思想。“二十四孝”中有晋代的王祥。王祥究竞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应该根据历史事实，还他本来面目。    王祥（184—268），字休征，山东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西汉宣帝时博士谏议大夫王吉之后。王吉（？—前184），字子阳，在当时颇有令名。王吉少年时在长安读书，东邻有一棵大枣树垂于院中，王吉的妻子取枣给王吉吃，王吉知道枣的来历后就把妻子休了。东邻闻知此事，便要砍伐枣树，邻里便劝东邻不要砍伐，同时请王吉把妻子招回。王吉把妻子招回后，里中为之语日：“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可见王吉为人律己之严。    王祥的祖父王仁曾任青州刺史（今山东淄博），父亲王融，朝廷多次征召，都避辞不就，居家务农。王祥年少时，非常孝顺。母亲早丧，继母朱氏毫无慈爱之心，经常在父亲面前说王祥的坏话，使王祥失爱于父。父亲经常让他去打扫牛棚，他都小心谨慎地听从。父母有病时，他衣不解带，昼夜侍候，每次侍奉汤药，都要亲自先尝一下。一次，继母想吃生鱼，时值寒冬，河水结冰，王祥便脱掉衣服，准备下水取鱼，突然一块冰裂，跳出两条鲤鱼，王祥便高兴地拿回家去孝敬继母。一次继母想吃烧黄雀，正巧有数十只黄雀飞入王祥帐中，王祥便拿去奉给继母。这几件事在乡里传播开来，一些人便认为这是王祥孝心所感，有神灵相助，“卧冰求鲤”的故事就是由此附会而来。王祥家有丹萘树，结果后继母让他看守，每有大风雨来，王祥怕风摇果落，便抱树而哭。可见一个失去母爱的孩子，要得到后母的欢心，是多么不容易啊！父亲去世后，正值汉末大乱，王祥为了避乱，便携带继母和弟弟逃到庐江（今安徽庐江），隐居二十年，不应州郡之召。继母去世后，在家居丧守礼。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三国鼎立之势已经形成，他的家乡属魏国境内。曹丕延康年间，徐州（今江苏徐州）刺史吕虔征王祥为别驾（刺史属官），协助管理政务，王祥辞而不就。后经弟弟王览劝说，才坐着一辆牛车前去应召，很受吕虔重用。当时徐州局面混乱，寇盗充斥，人民苦不堪言。王祥很有才干，身先士卒，进行整治。不久，徐州境内恢复平静，政令教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东汉实行征辟制度，选拔人才由州郡向朝廷推荐后再行任用，孝顺廉洁之士称日“孝廉”，才能俊秀之士称日“秀才”，郡举“孝廉”，州举“秀才”。王祥被徐州举为“秀才”，升任温县（今河南温县）令，至魏齐王曹芳时（240—254）累官至大司农，中二千石，为朝廷九卿之一。曹魏政权自明帝曹睿去世之后，皆少主即位，政归司马氏（即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嘉平六年‘（254）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耄即位，王祥因参与定策功，遂晋爵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军政事务。正元二年（255），镇守寿春的镇东将军贯丘检和扬州刺史文钦，因不满司马氏专权起兵反叛，王祥因随征贯丘检，增禄邑四百户，迁太常，封万岁亭侯，位至三公。高贵乡公曹耄年幼好学，颇有自立之志，经常亲幸太学，与博士官讲论《诗》、《书》、《礼记》，评论历代帝王优劣。甘露三年（258），以王祥为三老、东汉大儒郑玄之孙郑小同为五更。老是指年高，更是指经历世事，东汉时曾置三老五更于太学，以示尊养年高德劭之人，以崇尚教化。高贵乡公便经常向王祥请教关于君王治理国家之要，王祥也以师道自居予以回答。他说：“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即一个国家建立了礼乐制度之后，关键是人君要身体力行并赴之以忠诚，见之于言行。高贵乡公很尊重他，以师礼相待。    曹魏政权是篡夺汉献帝政权而来，司马氏也步曹氏后尘，在一步一步地篡夺曹魏政权，高贵乡公虽为皇帝，实际形同傀儡。甘露五年（260），大将军司马昭进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尊赐大臣的九种礼器，是一种殊礼，封公加九锡是公开要篡位的表示，过去王莽、曹操、曹丕都采用过这种办法，所以高贵乡公十分恐瞑，心知自己即将面临被废杀的危险。他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亲率宫廷侍卫声讨司马昭，但由于寡不敌众，被司马昭亲信成济所杀，刃由胸出背，死于马下，时年二十岁。见此惨状，王祥痛哭流涕，声言“老臣无状”（辅导没有成效），群臣皆有愧色。当时高贵乡公是皇帝，司马昭是臣下，故高贵乡公被杀，乃是以臣弑君。由于王祥年高望重，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不得不表面上对他表示尊重。司马昭随即又杀了成济，另立曹丕的弟弟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为魏帝，改元景元（260），晋王祥为司空，转太尉加侍中。王祥虽有很高的地位，但无任何实权，一切大权都在司马昭手中。咸熙元年（264），司马昭晋爵为晋王，封十郡，准备篡位做皇帝了。当时阿附司马氏的司徒何曾、司空荀颉，约王祥同去拜见司马昭。荀颉说：相王（指司马昭）地位尊贵，前些天司徒何曾与同朝其他官员去参拜了，今天我们也应该一起去参拜。王祥说：相王地位实为尊贵，但他是魏国的宰相，我们是魏国的三公，公与王相只差一级，班列相同，哪里有天子的三公去拜别人的呢？这样做既有损于魏国的声望，也有损晋王的品德。君子爱人应依据礼法，我不会这样做。最后不得已还是去了，但见了晋王之后，苟颉行屈膝而拜的大礼，王祥只是拱手作揖而已。司马昭见此情形也只好认可说，今天才看到您对我的重视！在当时那种情势之下，王祥此举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严。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了，由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位晋王。十二月司马炎迫使魏帝曹奂禅位于他，是为晋武帝。曹奂则由皇帝降封为陈留王。魏国臣僚都转变成了晋朝的臣僚，司马炎为了巩固自己新朝的地位，除了大封同姓之外，对原来的官僚加官晋级，王祥拜为太保，晋爵为公。王祥以年老请辞，不许。后免官，以公位在家中颐养天年，并赐予几杖，准许其可以不参加朝请，让他的儿子给事中王肇定省起居。泰始四年（268）四月，王祥病逝，年八十五岁。病重时他曾著文遗训子孙，他的丧事要从俭，以礼而行，并教育子孙为人处世要坚持五项原则：言行相符，信；推美引过，即拒绝美誉，承认过失，德；扬名显亲，孝；兄弟宗族和睦，悌；面对财产的取予要让。他说：“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眙，宗亲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王祥死后，前去吊丧者多为朝廷贤臣或亲旧故吏，没有其他庸杂人员。    王祥的弟弟王览，为继母朱氏所生。王览幼小时看到哥哥被捶打便相抱而哭，成年后，又劝谏母亲不要虐待哥哥。朱氏每次不怀好意地支使王祥时，王览便与王祥一起去；朱氏虐使王祥的妻子时，王览的妻子也赶忙一起去。父亲死后，王祥在乡里有了一定的名声，朱氏便更加嫉恨，偷偷在酒中放毒，企图毒死王祥。王览知道后便自己先去取酒，王祥怀疑有毒便去争夺，王览不给，朱氏怕毒死自己的儿子，就匆忙前去夺回。自此以后，凡朱氏给王祥的饭食，王览必亲自先尝，朱氏怕毒死王览，便停止了这种恶行。由此，王览亦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王祥仕进时，王览应本郡之召，先为司徒西曹掾，后为清河太守，累官至大中大夫、宗正卿等职。咸宁四年（278）卒，年七十三岁。东晋名相王导就是王览的孙子。    从王祥的事迹可以看出，孝道是人们亲情的一种普遍道德，孝于亲，必然和于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了，不仅有利于社会关系的融洽，也有利于自身事业的发展。故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而言，孝顺乃齐家之本。    （陈生玺）    P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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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玺撰写的《数风流人物——中华先哲修身之道》选择了古代极少数杰出人物，通过叙述先贤的生平事迹，以体现他们的道德修养。意在传承孔子思想的精髓，以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慰藉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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