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法综论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作者：沈乐平  页数：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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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旧同学沈乐平博士，在中国美院读完本科、硕士，到攻读博士学位，是以中国美院的书法专业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学历，见称于书法界的青年一代书家群中。　　中国美院在当代书法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毋庸多言。一方面，它是正宗的大学本科教育实践的开创之地，另一方面，它又最具系统性、体系化特征，并且是以强调自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以来的关注经典、从古典人手的“正脉”。中国美院许江院长在我的“线条之舞”书法展中特别提出一个“一枝五叶”的概念，这是从佛家禅语的“一花五叶”中蜕化而出的，但细细品味起来，一“花”是结果，是完成；而一“枝”却是主干，还可以生长出无数的“花”“叶”，因此这一改动，实在是体察细腻、精准得很。沈乐平在这“一枝五叶”的肥沃滋养下，从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到刘江、章祖安；再到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和我这一代，完成了“五叶”的布局。再到其后的千花万叶，如成百位书法专业本科专业生、上千位进修生，以及每一届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这样来看沈乐平和他这一代青年书法家，或许会比单纯看他一个人的成果更见诱彻与清晰。

内容概要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令人叹为观止的总数达五万余件各种形式的书法墨迹、碑刻拓本方公之于世，敦煌遗书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清代内阁档案被学界并称为近代中国的“四大学术发现”。　　▲站在书法史的角度，敦煌文书所跨越的七百年间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文字衍进和审美趋向等因素综合地决定着书法风格的变迁、融合以及笔法技巧的演化和发展。如此众多、如此集中而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真实而全面地为我们展示着这条脉络。　　▲敦煌文书的出土对于研究晋末至宋初这个阶段的书体衍变和风格传承等诸多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文书中比例最大的部分当属各类经文和书仪，其间展示出一条完整的写经体的衍化轨迹，又如数件王羲之书法的临本、唐代刻碑拓本以及有关于书法理论的残卷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书法学文献。　　▲敦煌写本各体皆备、风格多样、形式各异，但又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自然、淳朴的审美情趣，它既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着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又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书籍目录

序中文摘要凡例引言第一章 概述一、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原因二、藏经洞之发现——王圆箓的功过是非三、遗书的流散与去向：1905——1925第二章 敦煌书法断代发凡：笔法递变与风格发展的分期一、十六国时期的敦煌书法(304-442)二、北魏和西魏时期的敦煌书法(442-557)三、北周时期的敦煌书法(557-581)四、隋代的敦煌书法(581-617)五、初唐时期的敦煌书法(618-705)六、盛唐及中唐吐蕃时期的敦煌书法(705-848)150七、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书法(848-914)八、五代及北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书法(914-1036)第三章 书体解析——对形式要素的梳理一、论“写经体”二、论《篆书干字文》三、论行草书的源流与传承四、论“俗字”五、论硬笔书法、古美术字及其他第四章 名作的流传及其影响一、《十七帖》临本的意义：从P.4642到S.3753二、《兰亭序》临本批评：以P.2544、P.3194、P.2622为中心三、蒋善进：P.3561《真草千字文》四、P.4510+S.5791《化度寺碑》拓本校读劄记五、P.4508《温泉铭》与P.4503《金刚经》第五章 关于敦煌文书的使用工具材料之考察一、笔墨的演化与发展二、纸张的分类与断代第六章 敦煌书法用印概说及印例索引一、关于“永兴郡印”二、钤盖印鉴解说三、敦煌遗书钤用印章列表四、补述第七章 敦煌写本中的书史书论资料与敦煌的书法教育一、从P.4936《笔势论》谈古代书论的校勘二、从P.2555《怀素师草书歌》谈史料之补证三、敦煌书法教育的两个层次第八章 综述——对敦煌书法的立体阅读一、从“民间性”的角度审视二、从“时代性”的角度审视三、从“地域性”的角度审视四、与楼兰文书和高昌文书的对比五、书法史学和书法文献学的交汇附录一参考文献附录二敦煌文书鉴藏印章检索表附录三相关碑刻铭文参考表后记

章节摘录

　　伯希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的学生，精通多国语言，中文亦极其流利，且熟知中国的天文、地理、历史、古籍等。伯希和作为这个考古队的负责人，于1908年3月抵达敦煌。伯氏找到了王道士后，经过个把月的“捐助”谈判，次月，进入了密室。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当看到了大量的文卷手稿时，他还是惊呆了，粗略地统计，应该还有近两万件遗书，虽然逐件整理得花费大量的时间，但基于他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伯希和还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通览一遍。于是，他在密室里呆了整整三个多星期，“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最终，伯希和以五百两银子换取了六干余件遗书，而且都是精品。　　虽然说他比斯坦因晚来了一年，但他精通汉语的优势以及娴熟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使得他的选取物在质量上远超过斯氏，“择其精者辇以归”。他是从研究汉学的角度来筛选，故而非佛教方面的卷子以及有纪年或题记的卷子比例高于其他收集品，大致统计可见一斑：伯希和编写的2700件卷子，标有纪年的515件，约占19％；斯坦因购得的8000多个卷子，标有纪年的344件，约占4.3％；北图所藏8000多号卷子，标有纪年的47件，约占0.58％；浙博和浙图所藏的共200多号卷子，标有纪年的4件，约占2％；俄藏遗书标有纪年约占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