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第59辑）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者：冯克力 主编  页数：173  字数：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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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本书借助于老照片，真实生动地回顾了中国几段现代历史，如：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下放东北的日子，再看北京老照片、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等等。有着老照片做佐证，大大增强了该书历史的可靠性。

作者简介

冯克力，1954年生于济南，服过兵役，做过工，后供职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起受命编辑创办《老照片》，任执行主编。

书籍目录

邢文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　一位普通的部队宣传干事，被临时调任“中央文革记者”后的非凡经历张光渝  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身为富家子弟、范筑先女婿的张维翰坎坷而传奇的人生道路王炳毅  杨西光的家世和经历胡剑杨  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范  泓  金融实业家束云章其人与事刘汉忠  张发奎片影郑广江  辗转白山黑水间苏仲湘  下放东北的日子　在饥肠辘辘中，依然保持昂扬的“政治”斗志，构成了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冯印谱  一张毕业合影朱新地  童年的风景黄正德  我的画友同学胡大进  父亲张祚臣  伯父的故事史耀增  充满忧郁的眼睛　照片上那双忧郁的眼睛，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章开元  再看北京老照片　昔日的北京城，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而驻足徐宗懋  《镇江沦陷记》之影像版陈希贤  时隔五天的两张照片刘巍峰  刘公岛上的石碾冯克力  《中国》，中国

章节摘录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文革”初期，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当了十六个月的“中央文革”记者。我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总政的借调通知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50年11月，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鲜火线入党。1965年，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社教运动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单位。回到仓库，政委南荫堂告诉我，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让我走，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受到朱士焕的批评。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找我谈话说，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现在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说实话，听说要借调总政，我深感受宠若惊。我当然无法料到，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名义上的“钦差大臣”1966年9月9日，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还有来自北京、济南、广州军区的同志，共约二百人。人员到齐后，便召开了会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接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讲话，那时的王力，是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见到他、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王力说，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说，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曾和我一起被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我们照相、办证，我们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但实际是为“中央文革”提供报告情况。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的记者。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见我们。看大字报被扣留集训和学习结束，沈阳军区205医院政委禹福春、23军某部教导员郑钧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苏省，住南京军区。禹福春是医院政委，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南京记者站负责人。我们的火车是早上到的南京，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我们。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我们，并亲自陪同我们，下榻饭店四楼的高级房间。杜平是我们的老首长，在朝鲜，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沈阳，他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饭店被南京人称为“AB大楼”，据说过去是美国顾问团的房子，后被南京军区用来接待高级干部。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套房里，外面有会客厅，安装了红机子保密电话，可直接和“中央文革记者站”通话，也可和中央一号台通话。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我们配备了车辆，随叫随到。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每人每天交六角钱，每餐四个菜，不足部分，由南京军区补贴。当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三人就来到南京市委看大字报。我们刚到南京，只有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江苏省委对我们的身份一无所知。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我们无法向他解释，只能告诉他，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经过“导演”的常委会早在我们这些“记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后，将有“中央文革记者”列席党委常委会。到达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让我联系列席省委常委会。我用红机子直接要省委办公室，接电话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书长。听得出来，他们已接到通知，并不感到突然，还代表省委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希望我们今后多帮助、多指导。后来听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在我打电话给姚秘书长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报“中央文革记者”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张平化说，他们也得到了通知。高啸平后来向我泄露了“天机”，原来，省委要记者列席的常委会，事先都经过“导演”，是专门“表演”给我们看的。现在的我，当然能理解江苏省委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革命警惕”，力争了解真实情况。高啸平日后被康生点名为“派性黑手”，本想紧跟“中央文革”，却被“中央文革”打成“黑手”。看来，官场上的得失沉浮实在难以预料。禹福春是我们的负责人，省委常委会由他列席参加。不久，他被调回部队，便由郑钧亭和我轮流列席。时间长了，我们的知名度逐渐高起来，不仅江渭清等人对我们客客气气，就连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也对我们另眼看待。乘“子爵号”专机1966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各地记者返回北京，参加集训和整风。此时，南京发生了“一·三事件”。“红总”头头提出要脱产闹革命，动员一批工人和群众，到浦口堵截火车赴京见毛主席，有的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中央命令南京军区部队紧急出动，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要求他们“就地闹革命”。但是，“红总”部分群众对南京军区强烈不满，在少数人的挑动下，把江苏饭店砸了。社会上纷纷传闻，解放军与工人、群众间发生流血事件，形势一时严峻起来。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在开会解决陶铸问题。听说南京发生“一·三事件”，周总理派“子爵号”专机送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郑钧亭和我同机回南京，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流血事件”。当天早上，我们赶到机场，机舱内总共只有四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我和许家屯熟悉，许家屯在南京，经常代表江渭清出面应对造反派。一次他被学生围困，我曾到场帮助解围。回到南京，我立即找到“红总”，有人激动地对我说，“一·三事件”十分严重，已死了许多人了，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然而，凡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我一一走遍，却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得知我们回到南京，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说：“邢记者啊，请你帮帮忙吧，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我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江渭清听了我的话，似乎松了一口气。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你说，那么多人不生产、不干活，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我们不出动军队，行吗？”许世友对“文革”不满，而且毫不隐讳，但不管怎样，许司令在大家眼里，绝对是忠于毛主席和受党中央信任的战将。“一·二六”夺权风暴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各地。在上海、山西夺权后不久，江苏省造反派多次开会，准备效仿上海、山西，夺江苏省委的权。“夺权”前，我从梁辑卿那得到确切消息，知道夺权行动的时间。按当时口径，党中央要求夺权地区，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新生政权一定要“三结合”，必须有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军队的代表。然而，据我所知，这次夺权主要由“红总”一方组织，他们将江苏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排斥在外。一次，他们邀请我参加研究夺权的会议，我看到，造反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夺权日期、夺权形式以及夺权后如何发表公告、如何让中央承认等问题上，对如何实现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稳定江苏局势等不感兴趣。对此我保留自己看法。1月26日深夜，“夺权派”开始行动。造反派要求南京军区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的夺权行动。南京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派出兵力保护了夺权行动。于是，这成了“夺权派”的一大政治资本。“夺权派”将江苏省委十三级以上干部全部押到一个大房间，查封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将公章收罗起来，装在一个大袋子里。第二天，南京街头出现铺天盖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两派尖锐对立。“夺权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被称为“好派”；没有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于是被称为“屁派”。平时我对“八二七”有好感，但是我也参加过“夺权”会议，因此，这两派都说我是他们的支持者。周总理的批评1967年2月中旬，江苏“夺权派”组织“汇报团”，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求得认可和支持。“汇报团”到达北京后住在西苑旅社。他们在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时，说他们的情况《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八二七”等组成的“告状团”也来到北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他们在汇报情况时，也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了解他们的情况。听说我对这两派的情况都知道，总理当即指示，让《解放军报》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很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给我说，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要你立即赶到北京，不得有误，已经安排军区的“伊尔14”飞机，明天上午保证赶到。我记得很清楚，那架“伊尔14”上就我一个乘客。那天气象条件不好，飞到济南上空，气流造成飞机剧烈颠簸。上午9时许，飞机在北京降落，有人安排我住在西苑旅社。“夺权派”的“汇报团”看到我专程从南京赶来，以为我肯定是支持他们夺权。住下后，“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我，当面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我按时赶到谭震林住处，那是中南海的一处四合院，大屋檐，画栋雕梁，古色古香，但光线很暗，感觉黑乎乎的。我说，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不成熟。夺权的一派不让“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参加，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接着，据我所见所闻，汇报了江苏省夺权的前前后后。我的结论是，这次夺权既没有“大联合”，也没有“三结合”，不符合中央对夺权的要求。谭震林听了，跺着脚说道：“这是什么夺权！这是什么夺权！你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写个材料上报周总理。”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份简要报告。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江苏省领导。我先在另一个房间等候，夜里十点多，女服务员送来一盘小包子，我边吃边等，心里很紧张。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周总理召见。不一会儿，服务员来到我房间，说周总理让我马上到江苏厅。我记得非常清楚，总理一看我进来，立即从沙发上起身，健步上前足足有五六步，没等我敬礼的手放下来，便紧紧地和我热情握手。我的两眼禁不住立刻湿润了。我见过许多首长，遇到类似情况，首长对下属的态度不大相同。下属进门敬礼，有的首长站起来握手，有的首长坐着握手，有的首长点头示意。有的无动于衷，望你一眼就算看得起你了，“中央文革”就有这样的人。相比之下，周总理对我这样一名普通干部给予的礼遇，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回忆至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们坐下后，周总理拿着我写的报告，对旁边的江苏省领导们说道：“你们说，这叫什么夺权！怎么能这样搞派性呢？要搞好‘大联合’，搞好‘三结合’嘛！”说着，他用力跺着脚。接着，周总理对江苏省领导说，我们和少奇同志共事多年，毛主席说他错了，我们就站在毛主席一边嘛，他有什么错误，我们按主席指示，批评他的错误嘛。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你们知道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多大损失吗？说着，周总理又坐在沙发上跺起脚来。在我的记忆里，周总理与江苏省领导谈话时，至少五六次跺脚。批评过后，周总理又嘱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回去以后，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江苏省领导离开后，周总理将我留下，就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一一仔细询问。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点多才结束。临别时，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来自哪个单位，多大年纪，有什么经历，我一一回答。此情此景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仍历历在目。受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召见第二天，谭震林副总理第二次召见我，地点还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谭副总理问我，你们看，下一步，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对谭副总理的问话，我有些茫然，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长向记者征求人事问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可能是“文革”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吧。我想了想，只好如实回答谭副总理的问题。我说，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书记出来主持工作，可能困难太大了。因为在江苏，不管是“好派”，还是“屁派”，他们都将江渭清视为“走资派”和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即使中央想保护江渭清，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也通不过。我建议，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谭副总理没有回答，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后来我得知，他果然找到江苏两派征求意见。据说，两派都强烈反对江渭清出来工作。‘两天以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准时到中南海，周总理要再次听取我的汇报。第二天早上，我乘“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轿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看见里面开出一辆轿车，车上走下一位穿军装的干部，要我上了他的车子。车子开到西花厅前，工作人员请我在会客厅等候。大约两三分钟后，周总理夹着一包卷宗，从另外一个房间进来，我向总理敬礼，总理与我热情握手，对我说：“请坐，坐，坐。”我们在铺着绿绒毯子的长条桌前坐下。汇报前，周总理先问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到的北京。我回答说，是乘坐许司令派的飞机，他担心我坐火车时间长误事，亲自调飞机，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接着，周总理让我详细谈谈江苏省委老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问我对他们印象如何，嘱咐我一定要敞开谈。于是，我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印象，向周总理汇报。我说，陈光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也是老书记了，他人很稳健，一般不多说话；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属于造反派“红总”观点，我感觉他有点激进；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人忠厚老实，有时随大流，也不多说话，沉默寡言，对各派的态度不明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是江苏省老干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他反对江渭清，认为江渭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周总理听取我汇报期间，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急件。周总理思维极为敏锐，一边听取我的汇报，一边批示那些急件。我记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乘机走到我身边耳语，还站在总理背后打手势。于是，我尽量简明扼要，甚至停下不再说话。但每逢如此，总理便抬起头望着我，示意我继续说下去，还详细询问许多细节，致使汇报一再拉长。我的汇报从上午从8点多，一直延续到中午，长达四个小时。这是我单独同周总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汇报中，周总理还问起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时隔数日，周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前往西花厅，这是周总理第三次听取我的汇报。这次的召见时间不长，总理说，现在看来，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可能在全省军管，你从记者角度看，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面对人事问题，我感到无所适从，觉得难以回答。但是，总理诚恳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能不回答。我对周总理说，许司令是军事十鄙，处理复杂问题，面对造反派和群众，有时容易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比较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温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既能服众，又能稳定江苏局势。“密杀令”周总理第三次召见我十多天后的一天深夜，徐学增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我来到会议室，见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我看到，王力、戚本禹的神情与往日大不一样，会议室里弥漫着一派紧张气氛。他俩拿出两封匿名信的影印件，严厉质问我：“这两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紧张地接过影印件，看过之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原来，这两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过。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高啸平说，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上面写着流利的毛笔字。我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笔者注：刘少奇的别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关于这封信的来历，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能写这封信的，在江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当时，我们曾将上述情况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文革记者站”。“密杀令”事件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比如：有人说，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但是，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据高啸平说，江渭清就这一事件，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戚本禹严厉地问我们：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徐学增说，当时因为没有公安机关调查，在无法弄清真实程度之前，匆忙向中央领导反映，有些不妥。接着，戚本禹问我：“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谁让你回北京的？”我如实回答说：“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听完我的回答，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既像对我，又像对王力说道：“今后，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听了戚本禹的话，我非常吃惊。我第一次感到，在他们看来，中央并不是一条线、一个阵营。既然如此，我作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员，今后到底听谁的呢？此时，我深感政治斗争的险恶，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我对王力和戚本禹说：“是总理找我们汇报的，我乘许世友司令员派的飞机来京，到北京的活动都是‘中央文革记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总理和周总理的召见，‘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负责人都知道。”我的意思很明显，我作为党员，周总理和谭副总理让我汇报情况，我必须忠实执行。“密杀令”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谜，直到我离开南京，也没调查清楚。无法说明真情回答完王力和戚本禹的问题后，我回到宿舍，刚刚睡下，徐学增又把我叫醒，说：“中央文革”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马上赶到钓鱼台康生处，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中央文革记者站”给我派车，我乘车来到高啸平住处，按上他后，驱车来到钓鱼台康生住处。有人引我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记得在场的“中央文革”领导，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后记

《中国》，中国冯克力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在国外播放不久，即遭中国方面举国批判，被斥为“反华”大毒草。由于该片从未在中国公开放映过，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安东尼奥尼到底拍了些什么。前些时候，我在一家音像制品店里，偶然买到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光盘，花了四个多小时，把这部曾备受争议的影片一口气看完。出于职业的偏好，我固然要庆幸安东尼奥尼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十分宝贵的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三十多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但更让我感到庆幸的是，中国在举国声讨安东尼奥尼之后没几年，便选择了向封闭与贫穷告别，走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面对安东尼奥尼留下的那些比如隔世的影像，抚今追昔，不能不由衷地感慨：中国人到底还是幸运的。上个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目睹地壳能量聚集爆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同时，无疑也感受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能量的一次空前聚集与爆发。而更今世人刮目的则是，整个救灾过程的空前透明、对国外救援的开放，以及政府破天荒地为遇难的普通民众降半旗致哀，种种举措，无不显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人类普适价值的接纳与认同。据介绍，当年在遭到中国猛烈批判后，安东尼奥尼曾一度十分苦闷，以致连续几年不再执导任何影片。改革开放后，据说中国有关方面曾有意邀请安东尼奥尼再来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被他婉言谢绝。而今，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友好感情的电影大师了：此中国，已非彼《中国》。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我选择，我喜欢！
•   书收到了，不错挺新的
•   用镜头记录历史，记录人生的点点滴滴
•   已出的都购齐了，很喜欢．
•   从创刊号到现在，不但是照片，文章也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