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史际平、杨嘉实、 陶中源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04出版) 作者:史际平 著 页数: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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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际平先生约我为他和杨嘉实先生发起的这本书写一个短序,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和际平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我对他的这个工作肃然起敬。这是清华后代对他们前辈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这种方式不但保留了史料,更保持了情感,持续了历史记忆……清华的校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历史,很少有一个国家中的一所大学与国家的命运有这样紧密的关联,但清华有这样的幸运,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人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很少能不和清华发生关系,清华后人能在清华百年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怀念父辈的努力,传达的不仅是对父辈的敬爱,更有对父辈精神不曾完整留存的歉意。胡适是第二批清华庚款学生,严格地说,他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但他与清华还是有关系,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如果他不去做驻美大使,他就会去昆明做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是由他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建立的,胡适自己说过他是倡组西南联大者之一,他把自己看成是西南联大的一员。从这个关系看来,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的大学,在它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甚至消失的,但清华没有,它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它的校园没有四处搬迁,不幸中的万幸,它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完全消失,更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它们本来应该是一家,但政治和教育有时候是会冲突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清华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的当代历史。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它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想到清华的命运,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内容概要
《家在清华(百处寻棼忆归人)》着重描述了21位清华教授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海外归来的学者,在祖国困难时期,他们毅然回国,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建设祖国的大潮中,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家在清华(百处寻棼忆归人)》描述了他们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教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以及对家人的深切关爱。同时,读者还能深刻体会到他们为人处世的高尚情操和对清华深深的眷恋之情。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同一个海洋我心中的爷爷:马约翰梁思成最后的岁月啊,我的父老乡亲!清华岁月十五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代女才 玉汝以成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为人为学赵访熊先生逸事追忆追寻从德国到清华兢兢业业、光明磊落的一生忆父亲孙绍光时运不济却祸延年 命运多舛心路归一忆华章家在清华——忆父亲常教授回忆我的父亲杨式德我们的父亲高联佩有容乃大,真平和——记父亲童诗白王补宜先生家的“文物”
章节摘录
我心中的爷爷:马约翰提起我的爷爷马约翰先生,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清华师生几乎无人不知。蒋南翔校长在纪念马约翰先生执教清华50周年的纪念会上曾说过:“马约翰先生在清华服务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都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30年前,马先生在体育课上给我们热心讲解锻炼身体的意义和方法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的确,马约翰先生在清华历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从1914年到清华任教起,直到1966年离开我们为止,长达53年。他热爱清华、热爱体育教育事业,为此付出了全部的力量与心血。爷爷最大的愿望就是强健人民的体质,增强人民的健康。他的这个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充分的实现。他担任过全国体育总会的主席,曾是参加国际比赛的中国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和全国体育总会的主席等。1965年,在一次周总理邀请一些老专家的宴会上,周总理和他握手并一起合影留念。爷爷生前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他188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诸多的自然条件为他提供了优良的活动条件。在他小时候,游泳、跑步成了他的日常爱好。但他在年幼时父母双亡,和哥哥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助下,到上海上了中学,后来又上了圣约翰大学。在读书期间,他对外国人蔑视地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十分气愤,立志要从事体育工作,为甩掉这顶侮辱性的帽子而出力。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于1914年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教体育。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轻视体育,认为体育“低级”,哪能有教授?于是,他被无端地降职降薪,当时,好多教授劝爷爷辞职,但他仍安心从事他的体育教育,一心为培养健康体魄的学生而工作。后来,在他的带领下,清华足球队在华北运动会上夺得了冠军,罗家伦才恢复了他的教授之职,并赠给他一个小银杯,这个银杯后来一直放在他的客厅里。每每谈起此事,他都不胜感慨。爷爷是一位体育教育家,他认为“体育教育为建树有能力的人才而做贡献”。他曾于1920年与1926年赴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在他所著的《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他在该书中说道:“体育,除了它的身体功能之外,也是树立品质的宝贵因素之一!从体育观点上看,体育可以使感官更加敏锐,这对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品质提供实际的训练。”他在体育教育的实践中,一直贯彻这些原则,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他的这种体育教育思想,得以更有力地贯彻。他曾提出过在比赛中运动员应具有的道德:第一是要诚实,比赛应该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不允许用任何不正当办法去取得胜利;第二是不论比赛胜负,都必须全力以赴,自始至终要尽最大努力进行,不能有丝毫放松或懈怠,更不能放弃;第三是比赛中要虚心向对方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爷爷就是要在体育教育中,培养学生公正、诚实、虚心和奋斗进取的精神。他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也十分热情地关怀学生,教导他们正确的锻炼方法。他还帮助体弱的学生恢复自信、强壮身体,并热心地为学生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前些日子,曾有人寄给我一篇其学生所写的《怀念马约翰教授》一文。作者讲到,他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时,马约翰先生上体育课时发现他身体不好,后了解得知他因病无钱医治,马先生就设法请了医生为他免费治病。他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我曾暗下决心,要学马老一样地关心、热爱学生。”这样的事例甚多,荣高棠先生称马老为“体坛师表”,这是他当之无愧的。清华大学为了纪念爷爷对学校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原体育馆南侧的广场上,为他塑了一尊花岗岩的全身坐像。以一排排青松作为背景,爷爷身穿的仍是平常一贯的装束: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半卷着袖,衬衣外加了一件浅色的毛背心,系着蝴蝶结的领带;下身穿一条灯笼裤——一种裤腿束在膝下的裤子、一双白色的长统袜和一双黄皮鞋。他右手又着腰,神采奕奕,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凝视着前方,似乎仍在注视着那些在运动场上锻炼的学生们。在厦门鼓浪屿他的家乡,有一个马约翰文化广场,广场上也塑了一座他的铜像。爷爷性情开朗、乐观、热情,多年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坚韧不拔的奋斗进取精神。在我们的记忆中,似乎从没见他愁眉苦脸或闷闷不乐过,他总是精力充沛、充满信心、面带笑容地对待一切事物。他常说的一句话“奋斗到底,绝不妥协”(Fighttotheend,Nevergivein),是他的学生所熟悉的,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对待工作和生活的。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长子马启华在读联大四年级的时候,因病缺药,加上家庭生活艰辛、缺乏营养而病逝了。但是,他把痛苦埋藏在心中,仍然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工作中,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也没能打垮他。他的这种乐观精神,在他后来谱写的一首《生命圆舞曲》(WaltzThroughLive)中充分体现了出来。那是一首充满乐观主义的歌曲,鼓励青年们要有勇气面对人生、要有坚定的信心、要充满希望,前途是美好光明的,要像跳华尔兹舞那样优美和自如地度过一生。后来,我为这首歌配上了伴奏,常在我们家中传唱。爷爷品德高尚,为人大公无私,正直、廉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热心助人,但绝不图人回报。在昆时,有许多单位请他做报告,事后,因为他们知道爷爷孩子多,生活比较艰难,就送一些食物之类的东西来表示感谢。虽然家里有奶奶和六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但爷爷绝不接受这些礼品。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方、机关、学校请他做报告的陆续不断,以至后来不得不由奶奶替他婉言推辞,并每周限制他做几次报告,可爷爷却不顾年事已高,总是热心地宣传体育,教导人们如何健身,但从不收取任何报酬。爷爷性格很强,凡事不服输。记得当时爷爷已80岁高龄,有一次,我去在农业大学的外公家,不久爷爷却突然来了,我很奇怪,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告诉我,他是和当时清华自行车代表队的学生们比赛骑车去香山后,顺便来这里看看我们的。爷爷还兴奋地告诉我,他一点儿不比年轻人骑得慢。爷爷的生活十分简朴,但他的生活起居、身体锻炼却是非常有规律的。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住的胜因院屋前有一块大草地,周围有高大的树木围绕,旁边还种了一些花草,十分幽静。草地中央有一座大的假山,奶奶辟出草地的一角种草莓,每当草莓快成熟时,我和姐姐总是跟奶奶先去挑那些红的来吃;而爷爷总是在草地上做他自己编的徒手操,或练练拉力器,有时也会同父亲一起打羽毛球,顺便也会教我打羽毛球。他的饮食很简单,食量不大,早餐经常是一个鸡蛋、一片面包、一杯红茶加牛奶。午餐、晚餐也吃得不多。从不抽烟喝酒,也很少出去参加宴会。爷爷的兴趣十分广泛,除体育之外,还喜爱音乐。他有一把心爱的曼陀琳(一种弹拨乐器),弹奏得非常好,空闲时他常常坐在客厅的窗前,面对外面的草地弹着曼陀琳,有时父亲会弹着吉他为他伴奏。受他们的影响,全家人也都十分喜爱音乐。爷爷还酷爱摄影,年轻时几乎把清华园的美景都拍摄了下来。他在家开辟了一间暗室,拍摄的照片由他自己冲洗,家中挂了很多清华园的风景照片。他还拍摄了许多清华学生的运动场面和家庭生活情景,然后在家中以白墙为银幕,全家人聚在一起观看。但可惜这些胶片在“文革”中被毁掉了,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当年他拍摄的那些精彩画面了。爷爷和奶奶的感情特别好,这是清华园人所共知的。他们每天出去散步,总是手挽着手走在林荫小道上,有时还会走出校门到野外散步。他们的孩子很多,共有八个,四男四女,而他们总是为这四双儿女感到骄傲,他们非常喜欢这些孩子,常常带领全家或进城看电影,或出去郊游,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爷爷教他们各种体育运动,督促他们学习。但不幸的是,马懿伦——爷爷最钟爱的大女儿,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儿,功课好,钢琴弹得也非常好,还获得过华北运动会女子游泳冠军,在读高中的时候病逝了,爷爷奶奶伤心至极。不久抗战爆发,爷爷奶奶带领七个孩子到了昆明,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一段经历。我的妈妈陆慈和马家是在1941年认识的。当时她刚入西南联大外语系,爷爷的第三个女儿马懋伦和她同班,她们常在一起上课和复习功课,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当时,我的爸爸马启伟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三年级读书,他和我的二姑还有妈妈都在西南歌咏团唱歌,加上我的外公陆近仁先生与爷爷同是清华教授,彼此认识,所以妈妈和爸爸家很快就熟悉起来了。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住学校宿舍,妈妈也不例外,而爷爷家却住在校外。妈妈就经常在课后或假日去爷爷家里玩,大家经常一起去郊游、看电影,参加音乐会等。那时昆明治安极差,女孩子晚上一人不便在街上行走,因此,当遇到妈妈晚上从爷爷家回宿合时,常常就由爸爸送她回去,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的,感情十分融洽。父亲大学毕业后,曾在联大体育部工作过两年,然后于1946年赴美国春田学院读硕士。在这期间,爷爷和外公家都从昆明回到了清华园,爷爷家仍居住在照澜院,外公家则住在北院,与叶企荪和朱自清先生等为邻。这时,母亲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助教,经常去爷爷家探望他们。1948年,父亲回到清华,与母亲于1949年结婚。父亲马启伟是爷爷的次子,也是子女中唯一继承他事业的人。不过,爷爷的女婿牟作云先生也是一位体育工作者,被称为我国篮球界的泰斗。父亲马启伟在爷爷的影响下,很早就立志要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六人排球引进我国,并担任中国女排第一任主教练。他一生致力于排球竞赛理论的研究,并重视培养排球专业人才和优秀的国际裁判,生前一直担任国际排联规则委员会主席,不仅为我国,也为世界排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国际奥委会曾奖给他“学习和研究奖”,这是一本水晶雕刻成的小书,上面刻着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签名。国际排联于2002年9月授予他“银十字”勋章和奖状,上面写着“感谢马启伟先生使排球获得世界的崇高形象和关注所做出的特殊贡献”。父亲除热爱体育事业外,还非常喜爱音乐。他歌唱得非常好,还喜爱拉小提琴、弹钢琴、吉他、曼陀琳等。母亲也非常喜爱唱歌、弹钢琴,受家庭的影响,我和姐姐从小就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合奏,那时我家已不和爷爷一起居住,搬到胜因院50号了,因距离爷爷的住处不远,所以爷爷奶奶时常到我家来,坐在客厅里听我和姐姐的合奏。“文革”时,钢琴不能再弹就被卖掉了,我转而开始拉手风琴,还和爸爸、姐姐一起合奏。“文革”结束后,我又重新开始弹钢琴,而姐姐马宁至今一直从事小提琴演奏。我们全家还录制了一盘音乐磁带,这盘磁带收录我们的独唱、重唱、器乐独奏与合奏等,充满了我们全家的欢乐和歌声。音乐伴随着我们,给我们增添了无数的乐趣。几十年过去了,爷爷的体育影响和精神,以及他对清华的热爱,在现在的清华园中,仍然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清华大学每年校庆时举行的运动会称为“马约翰运动会”,还有很多体育比赛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如“马杯篮球赛”等,清华附中还设立了“马约翰班”为体育特长班。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在清华体育历史上、中国体育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美好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我,我仿佛看到爷爷和奶奶手挽手地在林荫道上散步,又看到爷爷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耳边似乎回荡着曼陀琳的琴声,这一切美好的回忆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如今我和夫人缑小燕也都从事着体育教育工作,继续在爷爷未走完的道路上前讲着。梁思成最后的岁月乌云1966年6月,清华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这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有严重的头晕,这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里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么颓废的样子,这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儿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搞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也再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我回到自己的原单位“参加学习”,老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地走过一队队的人,押着戴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这使我感到惊恐,预感到思成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交代,检查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代”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篇又一篇的“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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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清华》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这里有许多往事的记录,可这些往事留下的印痕将会镌刻在清华百年历史中。——洪朝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看到这些老人的亲人或邻居怀念他们的文字,我感慨万分,也感到骄傲因为我们都曾享受过孟子“三乐”的滋味。——白家祉原清华大学教授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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