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令人称奇的十大战役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白山出版社  作者：姚有志，李庆山 主编  页数：360  字数：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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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缔造共和国繁荣与富强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任重而道远，时下我们更需要发扬不畏艰难，不怕挫折，勇于拼搏、善用智慧、求变创新、争取胜利等的精神。　　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如同98抗洪、大兴安岭灭火等抢险救灾一样，英勇无畏、忠贞坚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这不正是我们需要学习与弘扬的精神吗！不过，这仅仅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的一种精神表现，其实，与其在战争年代中的精神表现还相距甚远。如果说，解放军在和平时期精神表现的下面更多的是流汗的话，那么在战争时期精神表现的下面更多的則是流血；前者是以吃大苦耐大劳为代价的，而后者则是以生命作抵押的。为此，我们要全面、扎实地学习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精神（这实际上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就不能不穿过数十年的时空隧道，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战争档案，去看看人民解放军当年是如何凭着勇敢和智慧克服千难万险井战胜敌人的。这其中的现实价值恐怕是不会因解放军战争历史的久远而变轻的。

内容概要

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们从南昌城头的硝烟中诞生，从雪山草地的风霜中走来，他们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造就了坚强不屈的铮铮铁骨。八年抗战．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三大战役·百万雄师埋葬了蒋家王朝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在异国他乡的土地止留下了保家卫国的美名一路走来，几多风雨几许血泪，青春和生命在那面火红的国旗上留下多少悲壮的记忆和鲜活的画面，是他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基石。    现在的和平岁月已不见硝烟，抢险救灾是他们的第二个战场，汶川抗震、九八抗洪、大兴安岭灭火……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和优良传统我们的军队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了这样的军队，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是个创造了光辉历史与伟大胜利的军队。他们忍饥寒、沐风霜，入枪林、出弹雨，冲杀在民族解放的疆场上的场景仿佛仍在眼前；那首曾经回荡在江南山区和水乡的军歌如今余音犹在。恍然间，我们的耳边又响起了慷慨激昂的新四军军歌：“浴血奋战在罗霄山下·血染着我们的旗帜……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作者简介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少将，研究员，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战略分会会长。长期从事军事战略理论研究工作，具有深厚的军事战略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先后在军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书籍目录

繁昌保卫战  粉碎了敌人“扫荡”皖南的野心    新四军军部的屏障    张云逸是叶挺的指引人    蒋介石拒发枪支棉衣    第3支队的艰难整训    谭震林率部挺进皖南敌后    皖南百姓由冷淡变为热情    3支队战斗在铜繁    布兵繁昌城外    谭震林挥兵避实击虚    《繁昌之战》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谭震林结婚轶事    民运工作是胜利的保障    盘点黄桥战役  军政双贏    项英反对开辟苏北根据地    国民党反共活动    陈毅率师北渡    孤军保卫郭村    苏北指挥部决定东进黄桥    苏北顽军兵力部署    陈毅智摆龙门阵    月夜探敌军部署    陈毅的诱敌深入方案    粟裕以少胜多用神兵    一场罕见的恶战    大战过后喜事多    黄桥烧饼慰劳忙    盘点皖南突围  悲壮的史诗    项英拒绝执行北移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令蒋介石高兴的国际形势    毛泽东等深感局势险恶    斯大林反对毛泽东的计划    毛泽东起草“佳电”    叶挺赴上饶与顾祝同商谈    精心策划的阴谋部署    项英的电报“蘑菇战”    蒋介石对周恩来“语重心长”    军长叶挺只能列席军分会会议    项英独断专行    北移部队兵力部署    上官云相制订

章节摘录

　　繁昌保卫战　　粉碎了敌人“扫荡”皖南的野心　　新四军军部的屏障　　繁昌县地处皖南北部，北临长江，南望九华，东接长江金三角，西通中部腹地，素有“皖南门户”之称。因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新四军军部及后方基地的屏障。　　1937年新四军军部成立之初，根据毛泽东有关“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机关在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在武汉建立了。　　关于新四军军部成立前后的概况，时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副处长的汤光恢回忆道：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南方8省14地区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商谈改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为加强新四军曾不断派八路军干部去新四军工作。我们是第一批由延安中央调往新四军工作的，大约有40人。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负责办理这项工作。　　这批干部大部分是从“抗大”和“陕公”调出的，少数由军委直属机关调出。离开延安前，李富春同志曾召集团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除谈了形势与任务外，他说：现在南方已成立了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同志，副军长是项英同志。现在，大多数同志要以八路军名义公开集体走，个别同志带家属分开走，或化装走，王集成同志就是化装到闽西游击队去的。后来刘炎同志也是单独走的。　　我们集体走的这一批有30多人，由李子芳同志负责管理旅途中的一切生活问题。1937年11月28日早晨由延安乘苏式卡车到宜君县城吃中饭，晚上赶到西安城北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宿。由办事处负责办好去汉口的一切行动手续，以免沿途国民党宪警的检查。我们于12月20日离开西安，于12月23日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住在原日本租界大石洋行。　　在汉口大约住了12天。在这期间叶军长曾请了一次客。延安去的团以上干部都去了，中央在汉口的领导同志博古、叶剑英、董必武也出席了宴会，还有叶军长过去在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朱克靖、沈其震、黄序周等人。宴会上，叶军长讲话，对延安八路军的同志表示欢迎。　　1938年1月4日离开汉121，5日晨抵九江，晚上坐火车于6日晨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即在晨曦中走过横跨赣江的大木桥。这时已下了霜，寒气袭人。过桥后经过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　　这座花园式的官僚房子很宽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两层楼房朝南外，北面还有一排木板平房。项英、周子昆等同志住在楼上办公，李子芳等同志住在楼下办公，战地服务团也住在楼下平房。当时，项英同志临时指定周子昆、赖传珠等同志负责搞军队编制和接洽各方游击队来人商谈整编等问题；李子芳、汤光恢、符确坚等同志负责搞接待安排各方分散个别人员来军部报到的问题；宋裕和、吴志立同志主要负责接洽军需筹备领取军费和行政管理等事宜。　　我们都是在1月9日前后开始办公的。这时在南昌军部已有50多人。随后，项英同志又指派李子芳同志去闽东叶飞同志处联系到太平、岩寺集中整编事宜；杨家保同志到赣东北游击队去联络，催他们迅速到太平、岩寺集中整编。　　我随项英同志坐一辆卧车首先到莲花县山区谭余保、刘培善同志处开会，研究迅速去岩寺集中整编和部队下山后根据地处理善后问题。为了迅速完成新四军整编任务，项英同志又由莲花经吉安到赣卅大余等游击队根据地集合各游击队迅速北上到岩寺整编。这段时间来往在吉安办事处、赣州办事处，共花了近20天时间。　　在快要离开南昌北上抗日前一星期左右，闽西游击部队负责人邓子恢同志来到南昌军部报到。中央军委已任命他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项英同志为邓副主任的到来召开了南昌军部全体人员参加的欢迎会。3月底，军部开始从南昌移驻岩寺正式进行整编。4月初，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上官云相、唐式尊等副司令长官到岩寺新四军各部队和军部进行正式点验。随后，各部队即开进敌后抗日前线，进行打击日军的游击战争，军部移驻云岭。（汤光恢：《新四军军部成立前后概况》，载《新四军与南昌》，华夏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92-193页）　　张云逸是叶挺的指引人　　繁昌、铜陵、南陵等皖南地区，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为新四军第3支队的防区。第3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下辖第5、第6团。　　1936年12月张云逸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翌年5月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员。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同时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负责新四军军事工作，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云逸和叶挺既是同乡，又是战友。可以说叶挺能够当上新四军军长，还是在张云逸的指引下，才得以买现的。　　叶挺，这位北伐战争时的名将，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不但受到疏远和排挤，还遭受不公正的组织处分和批评，因此愤然出走，旅居海外已达10年之久了。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国抗战不利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按捺不住保卫祖国的赤诚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1936年，叶挺在香港见到了由长征途中奉命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潘汉年。潘汉年告诉叶挺，中共已经开始转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了，将过去推翻国民党政府改变为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潘汉年还邀请叶挺出山，利用其在国民党中的威信，为国共合作抗日做一些工作。这次会面是叶挺回来之后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叶挺对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中共）有了联系了，不是孤家寡人了！”　　此后，叶挺又在澳门遇到了张云逸，老战友会面分外高兴。在交谈当中，叶挺向张云逸表达了他的想法，抗日是他的夙愿，国共合作抗日，更是他的向往，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有力量。但叶挺又表示不愿意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他不能适应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张云逸就向他建议，不妨到上海或广东的东江地区走一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里会有可做的事情。　　叶挺接受了张云逸的建议，回到了上海。1937年7月，叶挺在上海遇到前往庐山谈判的周恩来。　　此时，周恩来正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南京谈判后，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他与彭德怀即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有关双方合作及八路军入晋问题，第二次南京谈判的重任就落到博古与叶剑英肩上。　　9月中旬，博古、叶剑英首先就南方红军游击队干部选派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就是企图以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收编。特别是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蒋介石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企图以此夺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削弱共产党在江南的实力。对于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看得十分清楚，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插入，并提出让叶剑英担任军长，但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　　要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人选是相当不易的。但这件事情，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干部人选问题，蒋介石希望派人来，中共方面绝对不会接受，而中共提名的人选，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接受。　　因此，当在上海巧遇叶挺后，周恩来便对叶挺提到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情况，对叶挺的抗日愿望表示欢迎与慰勉，并以个人名义与叶挺商量，是否能由他出任军长一职。　　周恩来的热诚激励，使叶挺受到很大鼓舞。他“明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叶挺：《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1940年10月12日）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　　于是，叶挺便找到了陈诚。叶挺与陈诚是袍泽之谊，当年在保定军校时是校友。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陈诚答应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叶挺。叶挺找到了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就叫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吧。”（【德】汉斯·希伯：《（叶挺将军传》，《美亚评论》1941年第1期）　　第四军，这个番号在叶挺心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北伐时期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铁军”，叶挺也成为北伐名将，现在叶挺希望“铁军”的精神能够在这支新的第四军中复活。蒋介石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在其中增加了“陆军”两个字。这样，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即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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