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8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熊月之,高纲博文 页数:332 字数: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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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最近20来年,上海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重视。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其中,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1990年就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那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日本各学校、研究机构中对上海史有兴趣的学者自愿组成,定期举行读书会、研讨会,组织课题,出版论文集和各种著作。来自日本各地的学者自筹经费,参加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间断。他们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举行过多次讨论会,组织过读书会,讨论上海学者所编写的《上海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通史》,也举行过关于上海人物、租界、文化、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等研讨会。每次开会,都准备充分,讨论深入。以此为基础,他们还出版了一系列与上海史密切相关的书籍,对扩大上海的国际影响,传播上海史研究成果,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学术交流频繁,最近十几年每年都有学者往来,或参加会议,或作访问研究。鉴于研究上海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经商量,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会议共收到16篇论文,提供者都在40岁以下,评论人则是岁数较长、资历较深的学者。会议经办人也部是年轻人,中方以廖大伟、甘慧杰为代表,日方以岩间一弘为代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的大小与学问的深浅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在—般的学术讨论会上,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总要少些。我们选择这种开会方式,目的就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开过很多以上海史为主题的讨论会,但以年轻人为主角的这是第一次。会议开得朝气蓬勃,非常成功,详细情况可见本书综述部分。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中心人物有高纲博文、小浜正子、菊池敏夫、孙安石等,灵魂则是会长古厩忠夫先先生。占厩先生为这次会议倾注了大量心血。会议原定由我和古厩先生共同主持,先生因病未能到会,所有到会者均深为怅憾,都衷心地祝愿他早日康复。令人万分哀痛的是,古厩在2002年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值此论文集山版之际,谨向山厩忠夫先生表示深深的悼念。 二OO四年三月六日
内容概要
继《租界里的上海》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又一本深入讨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和日常的学术专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均为中日两国在上海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他们以新视角、新方法解剖老上海,与通常的看法多有不同,将给读者带来可以想见的新收获。 最近20年,上海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重视,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其中,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1990年就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那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日本各学校、研究机构中对上海史有兴趣的学者自愿组成,定期举行读书会、研讨会,组织课题,出版论文集和各种著作。来自日本各地的学者自筹经费,参加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间断。
作者简介
熊月之,男,1949年12月1日生,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校外兼职研究人员。著作有《上海通史》等。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社会解析 论上海成长发展中的“江南因素”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 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 城市化中的上海闽商 ——整体的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 近代上海钱庄信用特点探析(1843—1936) 近代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述略 ——以结构与功能为中心 近代上海人力车行业的结构 ——以20世纪20—30年代公共租界为例 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化(1927—1937) 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 文化视点 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1912-1921) 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与民族形式 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 ——中国数学会在上海 生活场景 近代上海服饰变迁及其动因分析 上海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 ——城市菁英及中产阶级之城郊宅地的形成 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 ——近代中国都市的新中间层初探 中日两国的YWCA及其相互交流 ——城市中层妇女的社会活动与基督教 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综述廖大伟
章节摘录
一、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东部、北部一带。 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明清时期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④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一比重此后有增无减。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17%(全国总计3021万两)。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产丝区。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北部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植与加工结合的棉纺织生产基地。它和西部环太湖一带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可能达到5600万匹。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 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万匹。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除“贡品”以外,民间丝织晶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有详细论述。 粮食、丝、棉之外,其他如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在江南地区都有专业化的生产。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这种地域分工和行业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区生产专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 江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每年要从这里输出大量的米粮、丝绵织品以及其它各种物产,同时它是国家最主要的财税基地,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富庶莫过江浙”,而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又集中在运河沿岸。过了长江,运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诸城市,在苏州、嘉兴之间,有河港各与湖州、松江府城相连。这些城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运河沿岸城市中,苏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时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说,主要指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那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繁荣,这方面的记载是大量的:“四方巨商富贾鳞集之区,灿若锦城,纷如海市””;“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时苏州号为“江左名区”,其声名文物,播扬天下,且被视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苏州成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区以平原为主,这里河网交织,港汊纷歧,却又“湖河联络”,众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一张稠密的水网。这张水网把江南区域内的各个点,大至省会、府城,小到市镇、村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水路河道的这种经络关联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行政控制离不开“左右逢源”的水网,漕粮、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贡品也要借助水道的运输,商人往来、贸易的兴衰更是维系着河道的变迁,以至文人赶考、文士结社也都依赖水路进出。发达的水运为江南在空间地域上的沟通与整合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四通八达的江南水网中,苏州无疑居于“要津”位置,处太湖之东,太湖水由江河人海,支流蔓衍,贯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无锡为其首,以松江为其足,以湖州为其背,而以苏州为其胸。处于“胸”腹的苏州,又经南北大运河,而与全国各地相连贯。其二,历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断加固与强化苏州的地位。在中国,行政设置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鉴于苏州地理位置的突出,历代均较重视苏州的建置,从其沿革来看,先后有吴郡、吴州、苏州、中吴军、平江等不同名称,所辖管的地域范围屡有伸缩,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府辖属的地域基本稳定,形成了“三县附郭而居,六邑环其外”的格局,并延续了五百年。清初,长期作为府城的苏州,其行政级别有所提升,顺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驻苏州。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仍治于苏州。 江南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杭州,在北宋时已是民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成为南宋都城后,杭州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12、13世纪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万左右。 与苏、杭等繁华都会相比,那时的上海僻处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造成这一状况的缘由,一方面与明清以来统治者长期实行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整个江南的交通与商业网络是以运河为中心,运河承担了这一区域大部分的物流。在以运河为主的运输体系中,上海只是一个末端。但上海具有滨江临海的特点,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又预示着上海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迹象在上海通商开埠以前已有所显露。康熙以后沿海的“开禁”;作为江海交汇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业贸易有了一定发展,嘉庆《上海县志序》中写道: 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翠羽集,远及西洋暹罗,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 泉漳会馆保持活力的原因 泉漳会馆的发展历史,至少说明了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泉漳商人仍具实力,说明会馆组织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即使到民国仍保持着活力,其原因何在? 首先泉漳会馆是由商人缔结和运作的同乡组织,它不同于其他省市的一些移民会馆和试子会馆,从上世纪40年代泉漳会馆留下的大事年表、会馆章程可知,协调商务,关注商情一直是泉漳会馆的重要功能之一。比较各同乡团体的章程,关注商情也属普遍,但泉漳会馆的特别之处在于:专门设置商务股,“处理调解会员商行间所发生纠葛事件,并主持关于同帮商务规例一切事宜。”它有着对涉及18家公司的经济纠纷案调解成功的记录,而其他许多会馆只是商帮的“后勤”机构,真正涉足商务的并不多。会馆还常作为代理人出面与同业公会或一些商业团体发生联系。如“糖商同业公会”中的福建帮,分属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糖商同业公会“与各帮号家如有订立协议事项”,即由这些会馆“代表办理。”为了维持会馆生机,泉漳会馆也直接进行一些商业经营活动。1919年,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成立,会馆拨出一部分资金人股。上海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由豆业萃秀堂和米业仁彀堂发起,汉口帮之成志堂、镇江帮之暨远堂、广帮之慎守堂、泉漳会馆、三山会馆、晋惠会馆等八帮出资建立。会所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377号。除此之外泉漳会馆的房地产经营也相当出色。月收入为27.754千万元。从某种角度说,它已成了一个经营机构,而不象其他福建同乡组织,只是在慈善、救助同乡、方面发挥作用,对于商务仅限于收集商情资料、互通情报之类。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中,泉漳会馆直接涉足商海,适应了商业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成为同籍会馆中生命力较强的会馆。 其次是会馆的祭祀功能,使它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聚集力。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所有会馆不可忽缺的职能之一,但由于泉漳会馆成员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海而来经商者为主,生命与事业很大程度上系于变幻莫测的大海,于是尤其看重对海神的顶礼膜拜。他们不只停留在一般的供奉,而是常常举行盛大仪式。王韬《瀛蠕杂志》卷2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与商业的兴隆。其祭祀天后的情景可想而知。上海的会馆、公所都有供奉天妃的习惯,但每年3月23日天后诞日举行盛大集会,并延续三天,此只见泉漳会馆一家。泉漳会馆将对天妃的供奉作为与他们生命和事业密切相关的精神依托。“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泉漳会馆的主体建筑很精致,其结构造型既带有福建民居的风格,更类似于庙宇建筑,祭祀神偶的情结相当浓重。会馆建筑经费大多来自于捐赠,因此会馆的豪华精致一方面体现出会馆成员商业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会馆成员对会馆捐赠的慷慨异常,泉漳商人不惜巨资修缮馆舍的热情,很大部分来自于对神偶的供奉,这种宗教情感与实际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这样不仅使福建会馆一般都富丽堂皇,而且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进人民国,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份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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