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01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荷兰)彼得・李伯庚 页数:642 译者:赵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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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破除了历来这类书的“欧洲中心论”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着力把握了欧洲文化历史中“—”和“多”的关系。欧洲历史在古希腊、罗马、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中心王朝或民族,比中国要复杂得多。而在这种复杂多样性中,又有同一性,也就是拼音文字书写体系和基督教会。本书把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怎样支配闲暇时间等也囊括进来,体现了作者对文化的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
书籍目录
译序 面对大海的断想导论 在历史中的今日欧洲第一部 生存的新方式 第一章 欧洲还未命名的时期——朝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发展 第一节 源自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欧洲文化 第二节 农业、神殿和国家的兴起 第三节 侵入、征服和变化:第一波 第四节 公元前17世纪的巴比份:汉谟拉比法典 第五节 末次冰川时期后的欧洲 第六节 侵入、征服和变化:第二波 第七节 一种边缘文化?以色列宗教和国家的形成 第八节 另一种“边缘”文化?腓尼基的交通和贸易活动 第九节 又一种“边缘”文化?希腊的民主政制和它的局限性 第十节 又一种“边缘”文化?欧洲克尔特人的部落社会 第十一节 “欧洲的诞生”和“希腊人的世界观”;或“如何为自己的文化下定义” 第十二节 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 第二章 罗马和它的帝国——文化融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第一节 早期罗马人的扩张 第二节 由非正式帝国到正式帝国 第三节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一种法律制度和法制社会——罗马的贡献 第四节 罗马文化 第五节 罗马帝国和它以外的世界 第三章 罗马帝国的沦亡和另一个王国的胜利——基督教和罗马帝国 第一节 在犹太人世界里的演化发展:基督教的诞生 第二节 从犹太人——到外邦人——到基督徒:拿撒勒人耶稣及其追随者的功绩 第三节 罗马帝国的各种宗教 第四节 下层贱民的一个教派 第五节 公元180年在迦太基就基督教进行辩论的情况 第六节 一个既是罗马又是基督教的帝国之形成 第七节 公元4、5世纪的罗马及其邻近地区:政治帝国的瓦解和文化帝国的残留 第八节 帝国和语言第二部 信仰的新形式 第四章 走向一种普世性新宗教 第一节 基督教世界观:古典文化在基督教和欧洲的脉络关系中保留下来 第二节 公元547年的西奈山:考司玛斯所解释的基督教宇宙观 第三节 一种适应普世的宗教:基督教和欧洲的融合 第四节 一个新帝国的兴起:法兰克人的政治体制和基督教会对它的理论维护 第五节 文化与黏合: 意识形态和教育在形成加洛林王朝对欧洲统治中的作用,或称做“第一次文艺复兴”? 第六节 修道院的影响 第五章 地中海周围的三个世界——西方、东方基督教国和伊斯兰 第六章 一体世界和多种传统——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第三部 对人与世界的新看法 第七章 一个新社会——欧洲出现各种对人的新观点 第八章 一个新社会——欧洲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第九章 一个新社会——由15世纪开始的欧洲与广大的世界 第十章 一个新社会——移民、旅行以及在欧洲的文化扩散与整合 第十一章 一个新社会——以文坛谋求正义的世界,反对分裂的现实世界 第十二章 一个新社会——由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第四部 消费和交流的各种新形式 第十三章 欧洲的几次革命——是面向大众的自由和提高消费吗? 第十四章 进步和相随的不满——民族主义、经济增长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第十五章 欧洲与其他各个世界 第十六章 西方的没落——幻梦的失落?由19世纪到20世纪 第十七章 走向一个新欧洲?尾声 今日欧洲:面向未来
章节摘录
第三节 侵入。征服和变化:第一波 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现在的乌克兰南部和南俄罗斯直到里海,有一种俄语称为“库尔干”(Kur8an,由他们修建的古冢而得名)的部族。他们使用一种现已失传的语言,现在学者称之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因为它似乎是后来在欧洲、土耳其、伊朗直 到印度使用的语言的由来。语言学家比较这些语言,在农业生产、陶器以及文化上亲属关系,数字称呼等都十分接近。这或者是由于库尔干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向东、向西和向南流徙。也有的学者认为,有一个部族本来居住在现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伊朗北部,文化与库尔干人十分接近,他们的迁移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并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某些部分。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散居的游牧部族,在从今日波兰、匈牙利到俄罗斯南部,直到中亚和中国西部的广袤台地平原上过简单而艰难的生活。这些部族是由军事首领统治,使用马拉的战车、长矛和盾牌,利于进行快速的战斗。他们崇奉太阳神和天上其他的神灵。他们靠马拖拉的车辆,可以旅行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他们有一部分农业生产和以货易货的贸易,经济上主要还是依靠牧养牛群。 当一个地区的气温长期变冷时,草场上牧草生长不好,牲畜难以繁殖,立刻就影响到整个部族的生计。当恶劣气候经常袭击时,这些部族就被迫迁移,朝西、朝南或朝东,去寻找较好的生存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地中海东岸和美索不达米亚富庶的农业文明地区引起这些好战的游牧民族的垂涎。就这些富庶地区来说,它们不是仅仅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除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外,还有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对他们富庶的邻居也同样不怀好意。比较起 来,埃及还算安全一些,这是因为尼罗河流域两旁的沙漠实在不适宜人类的居住。除去两河流域以及黎凡特海岸这一片“肥沃月湾”。外,希腊,大陆的河谷地区也是外族袭击的目标。 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几十年,来自中亚的一些部族开始在爱琴海周围的大陆上定居。他们说一种印欧语言,从中发展出后来的希腊语。但是,“希腊人”的这类入侵在欧亚大陆上成了历史演变的常规。一些古老的社会常常被这些入侵者连根拔掉,这成为不时发生的危机。在公元前2200年之后的200年间,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400年间,入侵的游牧民族不仅控制了伯罗奔尼撒,也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治。这些部族往往和本地居民杂居通婚,在“本地”和“外来”文化杂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不用多久,外来的就变成了本地人;这时,再用“外来”和“本地”这种概念来看事情,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了。 公元前1 8世纪, 巴比伦城和巴比伦国的统治者汉谟拉比(Hammurapi,公元前1792一公元前1750年)就是来自这种游牧民族。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在西方世界首次制订法律,为此而名垂后世。现在还保存有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刻写汉谟拉比制订的法典。石碑上端刻着汉谟拉比王站在太阳神沙玛许(Shamash)前面,表明他制订的法律是秉承了太阳神的意旨。 同时,我们还不要忘记,虽然有一些希腊城市实行民主制度,以我们了解最多的雅典来说,所有的妇女(占成人半数)都被排除在政治和其他公众生活之外。当时法律认为,妇女不适合自己行动,必须有男子做监护人;年轻时是父兄,然后是丈夫监护,然后由儿子监护。妇女的 首要义务就是生儿育女。而且愈多愈好,因为婴儿死亡率高达60%。父—母要负责教育儿子参与城市的公众生活,女儿则不许出门,甚至在家也只准在院活动。迄今还未发现任何资料表明当时对妇女有任何教育。她们只从事家务活动,准备饭食。由于把牧场改为耕地,牲畜减少,因而吃鱼愈来愈多。妇女要为全家准备饭食,却不能和家里男人一起吃饭。 在当时的奴隶社会,最低贱的劳动是奴隶们的事。下等人家的妇女还是要出去劳动,从事体力的工作。中等以上人家的女子如果外出,一定要有男子陪同,有时还要带上面纱。妇女也不能像男子那样出入剧场,因为剧场里的一切剧目都是为雅典的男人准备的。妇女能参加的公众活动是敬拜神灵的仪式。在当时的神秘宗教,有些仪式是由女祭司主持的,总算还有一块暂时不受男人支配的地方。 总的说来,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都是男性中心社会。甚至流传下采的希腊花瓶也证实了这一点:画中如有妇女出现,无论是自由民或女奴,总是在伺候男人;或是在家,或是在酒馆,或是在妓院。男子到竞技场,从事各种体育竞技活动,在希腊文化中,这些是培养男子勇敢品质的方式。男子还出去参加殡葬联谊会主持的殡葬礼,藉此大吃一顿。男人还有各种宴会,这些宴会的酒壶、酒杯都画的是男女做爱的图像。 需要了解,在古希腊,男子除了婚姻之外,没有其他接触雅典自由妇女的机会。他们能找的就是女奴和外国籍的妓女。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的性关系,并不是按性别划分为异性恋关系或同性恋关系;在人们观念中,通常一个取主动,一个处于被动。取主动的通常是年龄较大、社会地位高的男子;处于被动的一方,可能是女的,也可能是男的。这种情况造成后来常称 为“同性恋”的情况。这个名词,古希腊人是不用的。在古希腊,性关系是年长人和年轻人们之间以年龄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年轻一方,可能由于希望受教育、受社会支持,而在性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有的现代学者认为,当时特别是在上层社会,男子同性恋相当普遍。婚姻只是 为家族繁衍而履行的社会义务,并不是性欲和感情的表现。有时,人们以为希腊社会广泛流行双性行为,这其实是以现代社会的规范去看古代社会。 当时的婚姻通常都是家庭安排的。男子在30岁上下结婚,女方年龄往往只是男方的一半。男子离婚很容易,只要在证人面前宣布离婚,就可以生效。女子若要离婚,必须有重大的理由,还要经过繁琐的法律手续。 因此,妇女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地位,很像在伊斯兰社会中的地位。荷马的名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故事便表述了妇女的地位。海伦的风流浪漫造成了混乱,珀涅罗珀对已死的丈夫还守节,则带来了稳定的秩序。但是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岂公元前406年,以悲剧诗人著名)却看到了妇女的悲苦地位,因此,他在《美狄亚》一剧,让女主角美狄亚说:“在一切有生命有思想的生物里,妇女的命运是最不幸的!”柏拉图对此也是有所体会的,据说,他感谢造物主,第一,使他出生为人而没有生为野兽;其次,使他出生为男人,而没有生为女人;然后,他再接下去,感谢使他出生为希腊人,而没有生为外国人;最后,他感谢使他生为雅典人,而且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柏拉图和其他人虽曾发出妇女解放的呼声,却始终未能付诸实现。到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间,社会高层家庭才容许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表明这时妇女才获得较前为多的活动自由。 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对当时社会的了解只限于城市,而且只限于雅典城,只限于雅典城的上层社会。我们无从判断其他城市或农村是否与此不同,甚至对女性美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那错综复杂的偏见:例如,当时妇女,只要有条件,脸上都要浓施粉黛,以区别于需要外出做工挣钱的妇女和地位更低的女奴。妇女把头发染成金黄,嘴唇涂得血红,是否在潜意识希图表明自己属于高等种族,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城市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通常是以城市最高处的神殿(akro-pohs)或神龛为中心(神殿修建在那,因为离天上最近、最注目,又最容易防守)或是在城市中心,市民聚集开会议事的地方(agora)。名门望族的子弟,其学习内容,不仅有读书、写字、记颂古代神灵和英雄的故事,还要学修辞,即在公众议事场合怎么说话得体。在这些地方,标准的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开始兴起了。 在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文化中,重要的一点是:神灵不仅在形象上和人一样,而且有和人一样的冲动与欲望,只是能力超过一般血肉之躯的凡人。这一点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伦理观念是社会自己制定,而不是来自神灵或一种绝对道德观念。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荣誉或耻辱。这与人投身崇敬一个道德高超的圣人或崇拜一位完美的神,由此产生的罪与救赎观念是迥然不同的。远古时代的历史通常主要是流血战争,而希腊时代的雅典人,似乎花费更多时间在法庭上对他们认为玷污了他们荣誉的人作斗争。 至于人们行动所依据的规范和价值,却没有共同一致的看法。公元前5世纪时控制了希腊高等教育的所谓“智者”们力图表明,既然可以用逻辑理性论辩的方式找出语言结构中的规范,同样,在社会生活,也没有绝对的律法,无论它们是否由神灵制定:一切都是人们约定俗成而形成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一公元前399年)这样的思想家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道德律是绝对的存在,不是人可以因时因地任意制定的。直到今天,这两种对于价值的对立主张还不断引起人们的争论。 事实上,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到一个更大的秩序。古希腊人是把他们的人生与社会放在一个神话体系之中。这些神话讲述神的世界以及它与人的世界的关系。神话其实是人在潜意识中关于自然、山川,家庭、社会的表象。这便是为什么神话在希腊社会成为价值观念的权威引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前2世纪。 把这种提供规范的神话、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联结起来的便是剧院。古代雅典的戏剧一包括悲剧和喜剧两种形式——是由敬拜生命繁殖神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os)的节日庆典中发展出来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都以为参与盛典的公 众写作剧本为自己的荣誉。由此,剧作家们写作了一批剧本,它们自不免要受时代的限制,但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直到现代,欧洲人还在探索争论。在希腊悲剧,人和神灵的关系是一个中心;而喜剧则往往把时政作为笑料。无论悲剧或喜剧,都是寓教育于娱乐,其中也有政治宣传的作用,藉此影响民众。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序 从大西洋岸、西北欧的布拉班古城来到东南欧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离上次访问雅典登上奥林匹斯山,在阿克波里斯神殿的残柱中间徘徊,已经55年了。只是希腊的天空和与它相辉映的地中海,仍旧那样蔚蓝;滔滔海浪仍旧永不止息地唱着历史之歌。一部欧洲文化的4000年历史从这里开始,是有充分原因的。这是欧洲东南隅的海上边界,4000年前(相当于中国夏朝),岛上的希腊居民在和埃及与中东各民族的海上经济文化交往中发展了欧洲最早的米诺阿文明.由海岛传入希腊本土。至于米诺阿文明和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及他建立的希腊帝国、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和东罗马帝国的“盛世”,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的拜占庭帝国,都早巳没落,化为历史的陈迹,任人凭吊。报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惟有亚历山大皇帝的故乡马其顿,也只是因为那里的民族冲突发展为战争,不知如何结束。面对欧洲各国的兴衰,像眺望海水的涨潮和退潮,一个中国人想些什么呢?当然人各不同,而且有不同的想法,多总比少好。重要的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道路和经验去认真思索,是不是这样呢? * * * * 不久前,诗人怀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到海外,不论多久,怎么心里也放不下中国?当时我回答不出,就像问我为什么爱母亲我回答不出一样。于是,这也成了我的问题,时刻纠缠在脑际,要求回答。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爱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20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因被纳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有人问他:“你想念德国吗?”他回答:“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回答,想到中国时,总和那片土地的山川平原,那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人连在一起,或许就因为中国幅员面积太大,中华民族人口太多,因而产生一种“万有引力”? 1822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从哲学角度看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是后来英译本给它另起的书名)时,指出在有悠久文明的古代各民族中,中国人的特点是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可以就黑格尔的观察接下去说,历史意识并不仅仅是尊重历史,把历史事实认真纪录下来,而是树立一个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从历代统治集团来说,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对自身统治意志的“深刻意识”:一切,包括修史,都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在人民大众中间,则另有一种对历史的深刻意识,表现为另一种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一切事情要看它对人民大众的态度。这是2000多年中国人民思想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爱国不只是眷恋桂林山水、德州烧鸡……从根本说是爱中国的广大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历史中真正能够长存的,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践所结晶成的文化。 国家、朝代有它的兴衰,文化也同样有它的兴衰。西方人读西方文化史,总要从埃及古代文化说起。但是埃及帝国的古代文化早巳没落了,皇帝和美女都早己成为骷髅,化为尘土,只剩下少数考古学家、数学家还在研究:当初建造金字塔时,天文学和数学上的测算何以那样精确。巴比伦帝国的古代文化也早已没落了,亚述帝国的文化也早已没落了。文化悠久、民族强大,并不能保证“源远”就必定“流长”。阿诺德·汤因比研究了人类有史以来有影响的21种文化,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还继续发挥广泛影响的只有5种,其他文化都已没落了。汤因比以西欧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欧的东正教文化圈、从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来概括今日世界文化的不同类型,这是否最科学合理,也许还有可以斟酌的余地(克立佛·吉尔茨在《对伊斯兰的观察》一书中便指出了摩洛哥和印尼的伊斯兰实践多么不同),但重要的一点是它指出了文化有兴也有衰。 文化的兴衰以什么来衡量?主要看两方面:首先是看它对这个文化圈内部人民大众发挥的凝聚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二是看它对世界人类社会前进作出的贡献。离开这两条来谈文化兴衰,,恐未免表面化。如果以这两条来衡量中国文化,怎样合乎实际地评估今日中国的文化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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