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45良友人物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程德培，郜元宝 等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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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大陆地区长达二十年的历史中，《良友》经历了从初期迎合国民党政府到后来积极参与抗战同情左翼的过程，但《良友》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民间刊物，政治色彩的转变不过是当时一般民间刊物所共有的一副时髦面具，其真实面貌则比较中庸平实，这只要看它二十的基本不变的栏目设计就可以知道。《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当然，采访中共著名人士和八路军高级将、报道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等，也表现了一定的左翼立场，不过这在当时也还是一种时尚，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现实的政治倾向。

书籍目录

编者序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离了母胎到现在——球王李惠堂自述悲鸿自述六十年之回顾——著述家邝富灼述医学与佛法——藏书家丁福保述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由家庭到社会——妇女节制会总干事王立明女士自述得之于人，用之于世——医学家伍连德自述影场回忆录鲁迅自叙传略初入社会的经验——梁寒操自述我的自述三十年来和疫菌的抗战——伍连德自述名人生活回忆录学画回忆我的入伍前后六十年之回忆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么？我的少年时代运动场上十二年我的体育生活童年追想曲我的行政研究的开始回首当年南国的梦——回忆之一访谈回忆传略忆蔡元培先生我的父亲荆棘之路冯玉祥谈话名记者戈公振之追忆各地名人访问满洲傀儡剧主人公溥仪雕刻家刘开渠王云王先生传略编后记

章节摘录

　　现在我是小家庭的主人，虽然责任比从前来得重些，但能够自立是人生快事，那时的自由，即达极点了，我得着余君衡之的介绍参入了乐群的战阵中。虽然踢来不似在港兴味来得浓厚，但是能够依旧有球的生活而不致于抛荒，我便心满意足了。我初来海上，关于华人足球的程度，却起了很大的感触，我觉得这里的足球须改进处尚多。关于足球的真义，尚未十分了解，所以我更觉得我自己在上海足球界方面，也应该负一点责任。　　关于以后我在上海的足球工作，大概各界也晓得多少罢，为免重赘和占篇幅起见，我还是用日记式地把五年来球界的事能简单述出吧？ （详情见拙作“足球”）　　民国十四年，五十二岁，行医刊书如故。星三茶会已停，星六茶会及星期聚餐会皆如故。余所居静安寺路三十九号之屋，房主将翻造，改为外国青年会。余住此已逾十一载，余在上海行医刊书已逾十八载矣。曹子桓曰：“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陶士行曰：“佚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览二子之言，不禁为之扼腕。迁居之后，余晷尚富，拟专心读书著述，谢绝一切杂务，即医药一事，亦拟辍业，作一小小结束。余本一介寒儒，事事皆从节省，回忆此十八年中，每月肉食衣饰乍马酬应诸项，所省者不下一百八十余元也。余屡闻政府，拟影印四库全书，遂筹备巨款，欲预约一部。其后虽见明令，忽又作罢。余因择四库全书中外间希有之本，别将目录抄出，名曰四库全书录要。　　民国十五年，五十三岁。行医刊书如故，星六及功德林聚会如故。数月来笺注老子道德经，晨出夜归，恒挟一书包自随，宛似学生之上课。惟近日人事日繁，终日鲜暇。往往终日奔驰，不能笺注一字，怅惘无已。胡文忠公曰：“日杜门谢客，专以读书为是，不可走入应酬一路。”余自后拟决心实行胡公之言，凡应酬一概谢绝。是年作老子道德经笺注绪言。十二月间一日晨起，跌伤左足，足背大肿，寸步难行，其后约过二年半始复原毛终年编说文诂林。　　民国十六年，五十四岁，行医刊书如故。吾家第亦续修家谱，始于十三年春季，至今岁二月始告竣。余因捐助经费国币四百元，故领得家谱八部，以备赠族中之贫而好学而不克领谱者。笺注陶渊明诗四卷。　　民国十七年，五十五岁，行医刊书如故，同乡星一会如故，同志聚餐改为星期三，在觉林举行，钮惕生叶楚伧两先生，荐余为江苏省志编纂员，余辞不就。庄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为用，而不知无用之为用。余自知如无用世之才，故每诵是语以嘲解云。佛印禅师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瞬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余久奉大禅师语为圭臬，故愿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是年十月，说文诂林全书出版，共七干六百余页，订六十六册。吴稚晖先生誉之曰：“是书搜罗各种说文一千余卷，可谓集许书之大成，编制之条例，亦精密绝伦。……如国内藏书家而无此书，则藏书不克称完备，图书馆而无此书，则为图书馆之大缺点，行见三版五版之踵相接也。”云云。　　民国十八年，五十六岁。行医刊书如故，各聚会皆如故。说文解字诂林自出版至今，共售出四百五十余部尚余四十余部，拟作重印说文解字诂林叙。余于民国七年，倡捐三干元，为贫民学校经费，先后约七八年，成绩甚佳。其后主持校务之曹翼臣先生卒，邑中诸青年，创办锡社，社内办义务学校数十处，颇为发达。余遂以此款三干元拨入锡社。后锡社停办，余遂收回此款，暂存余处。适华纯甫先生来上海，详述邑中诸君子办理普仁慈善会之热心，余乃以此款捐入该会，为周济孤儿寡妇之一助云。拟影印钦定词谱，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盖精力就衰，著述都懒，校刊载籍，藉以自遣岁月云耳。十一月回无锡，住公园饭店，公园中适开国货展览会，百货陈列，颇为热闹，公园面积，大达三十五亩，故游人颇觉拥挤。三号送梅初表哥之柩；至惠山听松山庄。一到此间，不无感触。彭殇一致，修短何常，并尘世者孰为知交，在泉台者偏多亲故。效顽石之点头，悟皱面于观河，世界本为客尘，人生原如旅宿。我闻如是，于意云何。余在薛氏表哥处前后凡三日，所见饭菜客面及筵席，皆无一非荤酒且极丰盛。余　　以为丧事宜宜一律用素酒，盖古礼如此，不可废也。后闻邑中凡有丧事者，皆用荤酒，已成风俗，非仅余表哥家如此。　　今后之目的，果何在乎？欲居积，则多财非福；欲编书，则无益于己，亦无益于人，徒自苦耳。惟有发菩提心以救人，最为上策。救人从医药入手，尽我心力，以救贫人之病。凡对于贫病不可生厌弃心，怠慢心，吝啬心；宜生爱怜心，恭敬心，博施心，如贫病之人，来求医者日众，虽以每日之收入，尽数施于贫人，亦无所惜，即以此为今后世间法之目的。　　能诚与仁，自必有勇　　第四桩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当民国十四年我在中央党部设立的宣传员养成所担任义务教授时和学生仃桩课室里讨论反对基督教问题这一件事。我是在民国七年就相信了基督教，从广东高师出来以后，还当了几年教会学校底教员和董事，一直到了民国十四年才舍弃了学校底职务，改在党务和政治上努力。当民国十四年间，广州正是所谓赤化左倾的时期，反基督教的运动和反帝、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在同样地猛烈进行。记得那一天将近圣诞节、正是他们底反基督教周；我原是担任讲授列强侵略史的，到了讲堂时，忽然见着黑板上写满了五个大字“打倒基督教”，学生们大概都晓得我是个基督徒，这番要故意和我开开玩笑罢。我登了讲坛以后，却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含着笑对他们说：我今天就暂停一次不讲列强侵略，和诸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他们都说很好。我于是先把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与三民主义有什么关系？中山先生为什么也信基督教？基督教的精义是什么？外国教会受了条约的庇护是不是基督教本身的过错？我们能不能因为反对不良的教会、教徒，就笼统地说要打倒基督教？这种种问题，都详细说明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们听过后竟完全没有一些叫嚣令人难受的恶意的反驳。虽不见得他们便都完全心悦诚服、马上要做基督徒，但至少他们总认我的理论是有相当的理由，我这一个基督徒的教师，还不致受一班反基督教学生底驱逐，还可以被他们承认是革命的同志，我却很可以引为自慰了。过了几天，广州民国日报发刊反基督教专号，我又去见当时日报社长陈孚木先生，和他打交涉。说明我们的党纲、是人人有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可以　　发行这种专号呢？退一步说，言论是完全自由的，那反对基督教的文字既可以登，至少维护基督教的文字也可以登，那才见得公平。后来陈先生果然答应了我的要求，替我在民国日报刊载一篇长万数干言的反基督教运动批评；一般反基督教最剧烈的左倾青年看了，也无如之何。这个经验给我的教训是很大的，使我知道：能诚与仁，自必有勇。你遇着了什么狂风骇浪，你都可以不忧不惧，何须滑头，更何须畏缩呢！　　无论做什么事，如果能够集中精力整顿精神去做，就断无失败之理。　　社会的事情是很繁复的，我本着过去的种种经验，曾自己定下了几个简单原则，去做应付的方针。那就是： 　　律己——存诚自尊　　对人——博爱互助　　处事——专心致志　　至于穷通得失、成败利钝，实可以不必计较的。　　马先生是要我写五千上下的字，上面的记述，大概字数是差不多了，就此交卷罢。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看了样画一个大的么？”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说：“好。”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挟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同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大姊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画法，实在可以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钩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和画的“齐整”，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占些风光。”我在这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地成了一个小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抢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料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先生看了点点头。次日画就黏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学，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每天来访先生的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这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同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料。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　　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Fresc。画法相似。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我悔不在体操后把那龙旗藏过了，好让我的传记里添两句：“其画龙点睛后忽不见，盖已乘云上天矣。”我的“画家”绰号自此更盛行；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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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编选工作的主旨，坦白地说，就是编而不选，不自作聪明地妄加轩轾，随意删减，而是尽量求其全备。这几册书的好处，也许就在于较多地何存了历史真实并可以免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发表在《良友》上的文章基本都在这里了，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这家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尚杂志的文字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