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坛

出版时间：2008年5月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俞子林  页数：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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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10月里的一天，上海书店的俞子林来看我，说他准备从过去上海书店的内部刊物《古旧书讯》中精选出几本书，要我为他写序。　　我想，我年龄已近九旬，不知是否有能力来完成，转而又想到自己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研究现代文学，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沿革比较熟悉，而且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就答应了。　　《古旧书讯》（初名《业务通讯》）创刊于1959年1月，可惜只出至十八期就停刊了。那是根据市委关于整顿内部刊物的决定。停刊的消息是我去传达的，我正担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处长。其实我心里很看重这份刊物，觉得它内容丰富，有行业掌故、版本鉴别、稀见珍本古籍、碑帖和革命图书文物介绍等；作者水平较高，大都是版本专家和书店的业务骨干。我也曾为这本刊物写过稿，我不无惋惜地对书店的同志说：“刊物只能停办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的春天来了！1979年在俞子林的提议下，同年8月《古旧书讯》又与读者见面了，当然还是属于内部刊物。后来由于市场上的各类刊物日益增多，到1989年12月，在出版了六十三期后就自动停刊。　　《古旧书讯》的来稿力求做到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三亲”，读者看起来觉得亲切、真实、可信、可靠，而且在图书行业里堪称是独一无二，许多专家学者、图书馆都愿意阅读、收藏这本刊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老前辈都还在世，于是这本刊物的编辑同志就尽可能地找到原来的当事人，请他们写回忆文章，如请施蛰存谈《现代》、赵景深谈《文学周报》、周全平谈《洪水》和西门书店、楼炜春谈天马书店、楼适夷谈《奔流新辑》、胡绳谈《抗战三日刊》、马荫良谈《申报》、章克标和林达祖谈《论语》、丁裕谈《上海周报》、尚丁谈《展望》等。并且还请一些知情人写发生在出版界的各种事件和人物轶事等。人们常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古旧书讯》为抢救历史文化，为我国的出版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从现已编定的三本书的目录来看，编者是继承了《古旧书讯》的特点，大部分是作者“三亲”的文章，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史料性强，看起来很有味道。无意中也为一些老作家的再现提供了平台。如女作家关露在2007年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书里收了我的《关露同志与（女声）》、丁言昭的《介绍诗集（我歌唱>》和刘华庭的《关露的两本书》（即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中篇小说《新旧时代》），刚好成为一组悼念关露，表达我们敬意的追思文章。　　这本刊物能把以往几十年的掌故轶事发掘出来，与刊物编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例如沈松泉的文章《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和《光华回忆余话》等，史料价值高，但开始时作者没有实物资料，难以落笔。书店的负责人毕青查得1931年6月编印的光华书局书目后，迅速送给作者，才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三万字比较全面的长篇回忆，后来又刊登在1991年6月《出版史料》第二期上，而作者在1990年3月病逝于天津。类似作者与编辑、出版人密切合作的例子还有不少。　　《古旧书讯》以积累书刊史料为己任，记录了很多文坛往事、书业掌故。古旧书业的经营传统，使文化街永葆书香特色，吸引国内外读书人、爱书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淘得各自心爱的书刊，在客观上，传承了文化街的特色，提升了文化街的知名度，成绩蜚声中外。　　今天，上海城市发展已进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群情激奋。在文化建设上，也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创新思维，规划好整个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蓝图，以文化建设的软实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这套书的出版，使我想起福州路文化街形成的动因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联想到我几十年来接触到大量的文化街的人和事，以及有关历史资料。我相信，这套书对于广大爱书、写书的读者来说，是一套非常有帮助的好书，对于海内外到上海来寻访昔日文化街往事的读者来说，也是一套带有导游性质的好书。

内容概要

　　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本集所收文章，主要是有关文艺社团史料，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文化出版界的几宗事件，以及对文化界人士的回忆等。作者大多是当事人或亲历亲闻者，因而内容真实感人，可以见到那时文坛的风雨，老一辈文化人的风貌，有许多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地方。　　本书内容是20世纪20至4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文学巨匠以及知名文人如鲁迅、俞平伯、郁达夫等人与出版有关的一些逸文趣事，颇具可读性。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反映了上海上个世纪20-40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

书籍目录

序一　丁景唐序二　陈子善编选说明我所知道的文萃社　居鸿源“文萃事件”后出版的两套时事性丛书　俞筱尧回忆“新生”事件　严长衍“新生”事件与艾寒松　周幼瑞上海沦陷时期“兄弟图书公司”被封经过　周幼瑞“富通事件”前前后后　金迅“湖畔诗社”的创立及其出版物　周国伟湖畔诗社的两本诗集　刘华庭谢旦如和他的《苜蓿花》徐重庆　董校昌朱自清与“湖畔诗社”　钱大宇上海通信图书馆及其《书目》和《月报》　杨浩基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　杨渭元新月社始末我见　谢家崧鲁迅与未名社　林炜《女星》和“女星社”谈健刚　俞子林艺术剧社及其出版的书刊　洪明曾郑振铎与国际笔会中国分会　陈子善俞平伯与曲社　徐重庆中国学会始末　虞坤林“中华地学会”简史——三十年代出版的《地学季刊》浅述　葛方文“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简史　葛方文文坛旧闻录　沈松泉忆念矢志保存革命文物的谢旦如先生　丁景唐俞平伯、施蛰存和画家洪野　丁景唐回忆鲁迅关于《五讲三嘘集》的谈话　楼炜春鲁迅与《醒世姻缘传》　王锡荣鲁迅与刘承斡的书缘　柳和城胡适给陈乃乾的两封信　虞坤林徐志摩二三事　谢家崧《徐志摩年谱》谈往　陈从周关于徐志摩的一件轶闻　沈松泉把握人民文学的方向——缅怀郭沫若先生　范泉l茅盾致范泉　范泉辑注巴金书简　范泉附记新发现的邹韬奋狱中书简　张树年郑振铎为国家抢救版本图籍的伟绩——《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编后　刘哲民郁达夫致邵洵美遗札　陈梦熊幽默老舍——记老舍和父亲赵景深的往来　赵易林诗人朱湘　赵易林诗人焦菊隐　徐重庆乌鸦、喜鹊与和平鸽——关于曹聚仁二三事　纪维周一件标点古书的旧案　周　劭钱歌川曾想落叶归根　徐重庆潘汉年何时加入创造社　沈松泉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章克标杨骚小传　钦鸿访陶菊隐　刘华庭我所认识的汪旭初　吕学端林纾和魏易　孙继林海上漱石生的最后遗篇　顾承甫我的写作经历　黄裳叶德辉轶事　徐重庆近代学术怪人李宗吾　孙继林忆念丁玲同志　邵公文[附]我所见到的《红黑》杂志　谈健刚悼念萧老　刘华庭凤凰涅巢忆从周　刘华庭沉痛悼念赵景深教授　刘华庭怀念宋云彬先生　欧阳文彬怀念顾老——记顾廷龙先生二三事　林其锬我所认识的郑逸梅先生　刘华庭徐迟琐忆　范泉叶老轶事随记——悼念叶圣陶先生　王知伊藏书家陶兰泉　陈乃乾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　李新乾陈援庵先生买书刻书佚事　李新乾顾颉刚从商务印书馆到朴社　徐雁平纪念出版界前辈赵家璧先生　刘华庭怀念政治地图设计家金仲华　莫志恒胡愈之与海外进步文化出版事业　温平回忆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　赵家欣我的简历　李小峰出版家沈松泉事略　钦鸿[附]鲁迅先生墨宝失而复得记　沈松泉最后一次的会见　丁之翔黄洛峰书鲁迅《自题小像》句——纪念黄洛峰同志逝世三周年　范　用陆圣泉年谱　陆莲英回忆黄嘉音同志　尚丁陶元庆和我　钱君甸三十年代出版界的昙花——书籍装帧艺术家郑川谷　莫志恒忆内山完造先生——纪念内山完造诞生一百周年　王宝良一九三○年代的“漫画热”　林豪光明在望——记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　俞筱尧编后记

章节摘录

　　“新生”事件与艾寒松 周幼瑞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事情，那就是“新生”事件。　　“新生”事件是由《新生》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的。　　1933年12月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在出到八卷五十期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当时韬奋正在国外考察，他的好友工商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就接过了这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由杜重远任主编，原《生活》周刊编者艾寒松任编辑。创刊号在1934年2月15日出版。由于内容和形式与《生活》周刊大致相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不料出到1935年2月二卷十五期时，因发表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他是个生物学家，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日本皇宫内有实验室，他大半时间花在蝶类的分析研究上。结论说如果他的毕生精力能多用于研究工作则成就将更大。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说法，并无恶意，并且已按照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将原稿送审，经过批准才发表。却想不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煽动日本浪人游行示威；又以侮辱他们国家元首、妨碍日中邦交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惩办主编杜重远，并追究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时国民党政府畏敌似虎，只求按日方要求了事，即责令法院审理。开庭之前，杜重远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出庭，还有些热血青年则愿代他受审。但是杜不愿牵连书店和朋友，也未请辩护律师而由他挺身出庭，理直气壮地与法官辩论，声言原稿系外来稿件，已照规定经过审查核准通过，内容正确并不违法；并大声高呼“救国无罪”，要求秉公办理。但是法院经不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逼迫，终于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徒刑，禁止《新生》周刊出版，并在暗中不断追查写稿人易水。这个易水究竟是谁呢？原来他就是《新生》周刊的编辑艾寒松，易水是他的笔名。　　艾寒松又名艾逖生，1905年出生于江西高安县，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平时爱读《申报》、《生活》等爱国进步报刊，也给各种报纸杂志撰写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他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烦闷之由来》，以后陆续在这本刊物上刊出了不少对青年有益的文稿，为此受到邹韬奋器重，专门约见面谈，情投意合，就邀请他参加了《生活》的编辑工作。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的步骤。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危机日深，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忙于内战，对日寇采取了步步退让、屈膝投降的政策。这时《生活》在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艾寒松和徐伯昕等爱国人士主持下内容越办越好，销数越来越多，曾达到全国杂志销数的首位。由于《生活》对国民党反动政策抨击得更尖锐更有力，因而也更加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忌恨，终于在韬奋被迫出国考察、《生活》周刊实际由艾寒松主持的时候被明令禁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