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吴鲁芹 页数: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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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记文学》有意把我近几年纪念师友的文字,汇编成集。另外又加上我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东西——主要是为了使这本书至少在厚薄这方面略为“壮观”一点。 书名是我定的。想用字体的大小,表明师友都是“大”的;文章则是十分微“小”。 请两位好友作序跋,乃是久不亮相,有点怯场,想藉前呼后拥来免于临阵脱逃。他们都是大方家,读者读读序跋或不吃亏,中间部分可省了。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吴鲁芹先生纪念恩师陈通伯先生、章沦清先生和好友夏济安的文字,在感伤氛围中流露对师友的真情。另有数篇文章探讨小说的兴衰,细腻分析美国的文市,分享个人阅读的心得,更有吴鲁芹先生最擅长的谐趣自嘲之作。
作者简介
吴鲁芹(一九一八——一九八三),字鸿藻,散文作家,英美文学教授。上海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淡江英专(今淡江大学)、台湾大学等,策划英译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一九五六年与友人联合创办《文学杂志》。一九六二年赴美,任教于密苏里大学等。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美国去来》、《鸡尾酒会及其它》、《瞎三话四集》、《余年集》、《暮云集》及报道访谈当代欧美作家的《英美十六家》等。
书籍目录
前记序/夏志清甲辑:大师友 哭吾师陈通伯先生 记吾师章沦清先生 记夏济安之“趣”及其他 记与世骧的最后一聚 记道藩先生战后文化交流的构想乙辑:小文章 小说死也未? “眉批”美国文“市” 眉批美国的黑人文学 《维吉利亚·吴尔芙传》读后记丙辑:还是小文章或者更小 博士和博士衔 数字人生丁辑:回忆录之类 “马戏生涯”一年 我的“误人”与“误己”生活 “两句三年得”的“票写”生涯“细心读者”的补遗跋/彭歌骑脚踏车的时代/吴葆珠
章节摘录
哭吾师陈逋伯先生 一 三月中旬知道先生病重进医院的消息,心中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事实上这种预感早在去年年底就有了——或者更早。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先生给我的一封信,是他去世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几天我和内子不知重读了多少遍了,现在把它抄在下面:鲁芹: 年关已经到了,我们还是在伦敦没有动。并不是我们决定不去台北,而是我们没有决定是否去台湾还是留伦敦。走或不走,须有决心。老是决不下心来。这半年不能决下心来,所以不知怎样好了。我的腿病已十个月了,有时稍好,有时又觉退步。医生也无办法,他说这是老年病,不仅腿软是一种现象,还有他种现象如记忆衰退,说话不清楚,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常说错话,写字也常常写错,说英文也说错。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谁能像蒋先生、张岳公、王云五,及雪艇先生,到八十岁还康健如中年人。没有像罗志希,一切都记不起来,已是万幸了。 你今春患右臂神经及坐骨神经作痛,不知已经好了没有?似乎你患的是书生病,只有多散步。雪艇先生十年来每天都走四五公里,所以非常健康。他常常劝朋友多走路,我没有早接受他的忠告,现在要走路也走不动了。可是每天走半里路,稍稍练习,以勉(免)到寸步难行的结果。葆珠爱种花草是最好的活动。耑此顺颂你们全家新年大吉。 源十二月十八 叔华附候 我说有不祥的预感,有好几个因素。通伯师写信的笔迹一向清丽,这封信写得不像过去那样清丽了,“说活不清楚”一句到“说英文也说错”,写得特别小,而且有点倾斜,后面几行的字又写得相当大,这种情形过去是没有的。他写信的文字,一如他的散文,“文清于水”,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这封信缺少往常的干净利落,缺少往常那股清逸之气了。更使我心中凄然的是先生对老年一种无可如何认输的心境。“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是真话,可是听来是够凄凉的,尤其我这个做徒弟和他有约在一九七二年夏天在伦敦见面,总希望他能老当益壮,再活上一二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已不是今天的尺度,何以今天的医药昌明,竟不能救活先生?我一九七二年即使能去伦敦一行,也只有在先师墓前鞠躬的份了。呜呼痛哉! 我说他对老年一种无可如何认输的心境,在更早的几封信中也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一年来老耄的状态愈增,记忆力日衰,走路极迟缓,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只是饮食睡眠还好,血压平时也不太高。回观同年朋友道藩先生已归道山,志希先生亦已毫无记忆力,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他不止一次在信中惋惜罗志希先生失掉记忆力的事,多少是强自安慰,似乎已不敢往好处看,对他的血压高和腿疾也不奢望医生能妙手回春了。因此在过去两年的信中我再也不敢重提劝他写回忆录的事,或者写《吴稚晖传》的事,只谈些日常琐碎中可笑之事,想博得先生的莞尔,再不然就是用啦啦队的姿态,为先生打气。去年圣诞节收到先生最后一封信,我立即作复:“师父须知对抗疾病一如作战,稳住战况第一,不能有丝毫认输心理。手示说每天走半里路的战略绝对正确,即使借助于手杖也要走,需人扶持也要走,小徒率全家隔洋为吾师呐喊助威,相信这场仗是可以打胜的……,可是三月底伦敦传来了噩耗,我知道我们输了,我们啦啦队的号筒也可以扔掉了,呜呼痛哉! 我毕生有两位恩师。一位是在省立上海中学初中部教我三年国文的章沦清先生,另—位就是在武汉大学教我四年英国文学的陈通伯先生。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有陈西滢这么一位作家却是章先生介绍的。我大约是一九三。年或者是一九三一年进初中的,进的是春季班,暑假照例进暑期学校,反正我每天要到学校踢球,进暑期学校上一堂课,其他时间玩球,似乎比整天踢球要理直气壮一点。暑期学校照例有演说比赛、作文比赛的活动,那年暑假,我不知怎么居然得到作文比赛的第三名,奖品是一本朱自清的文集《背影》。我并不属于爱好文艺一类的少年,因此朱自清的名字对我完全陌生,我熟悉的是乐华队的队长李惠堂、铁门周贤言、中锋戴麟经等人。我之得奖大约是因为我做的是文言,初中一的学生可做文言,不免是物以稀为贵。其实我之做文言文,是别有用心,是偷工减料,文言可以少写几个字,早交卷了事,可以早出教室门去打球。这天拿了朱自清文集《背影》的奖品之后,碰见章沦清先生。我问他这本书怎么样,他说可以读。接着他不经意地说:“另外还有一篇写父子情的文章,可以媲美《背影》的,可惜知道的人不多,秋天开学时我印出来给你们念。”秋天第一课发下的讲义就是陈西滢的《成功》。章先生本人是位文体家,他选教材是极其严格的。他说《成功》和《背影》可以并传,绝非过甚其词。 此后我读了《西滢闲话》,又读到徐志摩文章中一再对通伯先生研究西洋文学功夫之深的推崇,当然也从鲁迅的杂文中知道他所攻击的正人君子陈源教授。总之逐渐我知道陈源、陈通伯、陈西滢是一个人;而且有了印象了,这点印象后来竟和我选择学校有重大的关系。一九三七年夏天我原先是打算进清华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清华、北大上海区的招生停了。于是报名中大、浙大、武大的联考。在斟酌第一志愿的时候,我把三校的概况仔细研究一番,发现武大的学宿杂费加起来比中大、浙大要便宜(徐志摩说他一生的行径都有感情的线索可寻,我一生的行径是都有经济的线索可寻),另外是校区风景和教授阵容中有一位我比较熟悉的名字。所以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选上武大,我的答复是:“区区三五十元的差别,加上东湖,加上陈源教授,等于吴某人到此挂单。” 我初次见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与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总觉得他应该是身材修长面目十分清癯的人物,我何以会有这种想像,实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册,到院长室请院长签字,发现他身材矮小,背微驼,面色红润,就好像其中有差错,似乎系主任方莺(芦浪)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轮廓。最初几天在文学院走廊上见到方先生,我总觉得他应该是陈先生,或者就是陈先生,这项先人之见的混淆,和我纠缠了至少一两星期。 另外和我想像未能符合的是他说话不像他文章那样流畅,略带口吃。照我二小女的解释,他和夏济安、夏志清昆仲口吃,都是思想过于敏捷,口舌的肌肉活动在速度上跟不上。那天他在注册证上签了字。“这个……这个……”了半天,原来他有点好奇,我这个入学考试数学考满分的人,何以要念文科。我平常见到生人,总是寡言居多,但是一提到数学,就像旧小说上所说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满腹牢骚,立刻就一泻千里,冗长比得上社论作者“有不能已于言者”的废话。我说我念的中学相当于交大的预料,是专门为了造就工程人才的。我的数学年年不及格,现在连做梦还做考数学的梦,急醒了一身冷汗,但是用那种训练考文科,就是大材小用了。我说我那份入学考试的数学考卷,不但题题都对,那份美观,也会叫阅卷的人感动的,因为时间太充裕了,我把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都写得像印出的一般,每一个等号都是用三角板书得整整齐齐的,可是要我再念一天数学,就非进疯人院不可了。那时的大学还没有大到像今天师生视若路人,也没有官僚化到学生见院长像小百姓见县太爷,他听我侃侃而谈,接连呵呵地笑了几声,我总觉得通伯先生笑的时候,眼睛特别流露出智慧的光辉。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又见到通伯先生,那是在公共集会的场所,地点在文学院的最大教室第一教室。那天晚上外国文学系为去世的英国教授拜(JulianBell)先生开追悼会。系里面有一名客籍讲座教授,是由中英庚款出资聘来的。拜尔是一位青年诗人,出身英国文学世家,父亲是戏剧批评家克立夫·拜尔(CliveBell),姑母是小说家吴尔芙夫人(VirginiaWoolf)。通伯先生早在英国大约和BloomsburyGroup的一批人有往还,是这位青年诗人的父执辈,因此对这位青年诗人在珞珈山讲学的两三年,照应得很周到。拜尔去世后出版的书信集中,屡次提到陈府的招待,使他在珞珈山有宾至如归之乐。 这天晚上通伯先生以院长身份、朋友身份,都应该在追悼会中讲话的。他说了一点拜尔的家世和这位青年诗人创作上的成就,说拜尔是很有希望的作家(我现在还记得他又加了一句“很promisin9的”),但是不知怎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了,而且牺牲了性命。就在这时会场的一角就发出嘘声。抗战初期在大学里读书的人,大约都还能记得一些职业学生的拿手好戏,是控制会场,和捣乱会场,任何集会他们去,去了就想法子左右会议的进行,连追悼会也不能幸免,连死人他们也都不放讨利用价值的。通伯先生一走下讲台,一位职业学生就冲上台,大叫拜尔先生是为主义而死的,不懂得拜尔先生为什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就是不了解拜尔先生,就不配来纪念拜尔先生,一面他就指着墙上挂的大幅挽联:“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送这副挽联的团体是抗敌问题研究会,简称抗研会。他说这种不了解拜尔先生,正说明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接下去就有人去朗诵挽诗,有人领导呼口号。挽诗和口号都与拜尔不相干,肃穆的追悼会变了质,成为群众大会了。我注意到通伯先生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不动声色,一直到散会,才默默地走出会场,他是来悼念—位死去的朋友的,不是来赌气的,中途离场便是对死者不敬了。 我正式受业于先生门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时学校已搬到四川乐山,系里有几位先生没有随校迁到内地,通伯先生原先只授高年级的课,这时也兼代—班低年级的“短篇小说”。这一学期我开始领略到徐志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绝非天才诗人的兴之所至,绝非朋友间的捧场,实在是由衷之言。那时候宿舍拥挤如轮船中的大统舱,图书馆还没有布置就绪,我照例一早就带几本书到公园茶亭中,一杯沱茶,消磨半天。逃课已成为习惯,唯有先生的“短篇小说”,从不肯逃课,而且每去总觉得有所得,所谓如坐春风,那时我是真的尝到了。有时候先生接连几个“这个……这个”,不用任何其他字眼,就叫人茅塞顿开,原先走不通的路,也豁然开朗了。这段时间大约是我学生时代最快乐的一段,好像人山修道,求名师,名师已在眼前,自己已入了门,以后就是如何练功夫的问题了。 在纪录上我随先生学过的武艺除去上述的一门“短篇小说”以外,还包括“英国文化”、“翻译”、“长篇小说”以及“世界名著”的一部分,可是到了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忽然病体支离,几乎随时可能咽最后一口气,长年住在城边的一座山上叫做老霄顶的庙中养病。可是只要能勉强撑持,我总撑着去听他的课。“英国文化”是他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增添的一门选课,不发讲义,不用教本。他希望大家能看看他指定的几本作为基础的读物,其实不读亦无妨,不读坐在小教室里听他随便谈谈,还是大有收获的。因为我就没有读那几本指定的读物,而且是偶尔去听讲的,每去都是如入宝山,决不空手而回。这门课大约最能表现先生的渊博,他通常总是空手走进教室,不像某些教授抱一大堆书,书中东一张书签,西一张书签,准备到时候旁征博引,一如变魔术在台上用的若干道具;也不像另外一两位青年教授,带一些卡片索引,表示治学的科学方法。通伯先生讲学是清谈式的,那时教室的布置太简陋,太军事化,我总觉得他应该有张舒服的座椅,佐以清茶烟斗,那样就真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了。他讲话一向缓慢,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是无声的音乐,在那刹那之间,我们会忽然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有一位河南省的同学,天资稍差,常说陈先生只适宜于教天才学生。但是有一次在先生第三个“这个”还未说完,忽然站了起来,“先生,这次我懂了,我真的懂了。”他说这话时脸上流露出无比的兴奋和感激。大约也就在讲授“英国文化”这一年,大家觉得先生是一位通儒。讲授小说也好,批评也好,都局限了先生的范围,当然对欧洲小说的研究,当时在系里面也是一人而已。我记得某一年有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教授开一门“现代英国小说”,第一讲是E.M.F0orster,比我高一班的刘叔荣去听了,叔荣曾经上过通伯先生的“小说研究”,回来说:“简直要命。我看他该跟陈先生学二十年。” 谈通伯先生的学问或者文章,我都不配。我虽然忝列门墙,有两年多病体支离,并不常去上课。但是对先生的君子之风,先生的幽默感。先生的人情味,先生潇洒中不失其认真的态度,我是亲身感受到的。我在学生时代,似乎生病的名望相当大,因此逃课是被默许的(当然也有例外)。先生的课总是两堂连在一起,第一堂下课,他见到我那天也忝陪末座,一定走过来问我:“身体好一点了吗?休养要紧!”我每次总报之以苦笑,实在是无从说起。他对学生的逃课是不以为侮的。 他的潇洒与幽默是很容易觉察到的。他做事认真的态度是我请他做论文指导教授那段时间体验到的。我选定的题目是“戏剧家契可天”。那一年正碰上戏剧教授袁昌英先生休假,我去问系主任可否请通伯先生指导,他说:“当然请陈先生。”那时系里对于俄国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有研究的,首推通伯先生。我为了论文的事第一次剑他的住处看他。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选契可夫的戏剧?”我说:“还不是为了可以偷工减料?我是非选抵抗力小的方向不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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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而不嘲人,讲些自己的兴趣、嗜好和日常生活,幽默中更见性情,风格似较高。鲁芹写自己,则充满了[自嘲],但这种[自嘲],绝无一点[愤世嫉俗]的意味在内。鲁芹式的[自嘲],实在是幽默家歌唱人生必然采取的一种语调。只有毫无幽默感的俗物,会一本正经吹牛,说自己多聪明,地位多高,著述多勤,朋友多阔,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了。鲁芹写回忆录,有些地方写得兴高采烈,生趣盎然,简直可说已达到[忘我]的境界。 ——夏志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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