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阎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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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先生系著名学者张光直的学生，早年著作有《礼物的流动》，最近，他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书籍目录

总序中文版自序前言导论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三、本书的结构安排第一章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二、公共生活的起落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第二章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六、从自主到浪漫第三章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三、择偶理想的变化四、爱情的表达问题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第四章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一、家庭结构的变化二、夫妻单质亲密关系与爱情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五、大家庭的民主化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第五章私人空间与隐私权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第六章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三、彩礼与遗产预支四、彩礼支配的变化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第七章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一、老人的生活状况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四、父母防老的措施五、孝道的衰落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七、沉默的公众與论八、信仰世界的倒塌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第八章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一、计划生育20年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结论国家、家庭与个人一、家庭的私人化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停论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书摘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6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迎来了自由恋爱的春天。下岬村新的领导接受了大跃进的教训，开始将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结果是，下岬的集体经济开始好转，在以后的20年里，村里人逐渐过上了相对安康的生活。集体经济的稳定给新的公众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新的公众生活的重点是推进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同时也给了村里的年轻男女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有相遇的机会。在年轻人中间，看电影和篮球比赛是最受欢迎的活动。电影一开场，在场的人都很容易感受到周围出现的浪漫气氛。许多村民回忆说，总是有些青年男女故意站在外围，相互对视的时候比看银幕还多。另外一个谈恋爱的机会是每年的篮球赛。球赛总是有很多人围观，观众也很兴奋。有些村民甚至说，那就像是在过节。尽管恋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在黑暗中看电影时那么容易眉目传情，但姑娘和小伙子都愿意借机看看对方。    下地干活是年轻人之间最经常、也是时间最长的交谈、交往机会。在春播、夏锄、秋收的各个农忙季节，青年男女必须肩并肩一起工作。比如，种玉米就需要两人配合：一人挖坑，一人撒种。通常男人负责挖坑，女人负责撒种。虽说夏锄与秋收都是单人工作，但是通常男人在完成他们那几垄地后就会过来帮助妇女，之后男女再一起休息。田间休息通常是早上一次，下午两次，每次10到20分钟。    1972年，有个队干部家的姑娘喜欢上了同队的一个小伙子。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时，姑娘总是找机会去跟小伙子说话，有时还会请小伙子帮忙干活。这小伙子有个毛病，一到高兴或者困窘时便会有点口吃。农忙期间的一天，小伙子期期艾艾地对姑娘说了半分钟，最后才说清楚是想帮她磨镰刀。在场的其他社员听明白后哄堂大笑。几天内，村里所有人都听说了这件事，不少人还在这对年轻人面前学小伙子的窘态。大伙的调笑反倒使这对年轻人原来模模糊糊的感情变得明朗起来。农忙过后，姑娘对家里表示要嫁给这小伙子。她父母觉得姑娘太傻，因为小伙子出身上中农家庭，所以不想答应这门婚事。不过姑娘终于说服了家里。这对心上人不仅顺利结了婚，女方家还给了嫁妆。    除了一起工作之外，村里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去发展感情。在70年代中期，有个中学生回乡务农。他本想上大学，可是当时就连城里的青年学生毕业后也得下乡。他非常苦闷，出工、收工经常一人呆着，不参加集体活动。村里有些人嘲笑他异想天开，但是他从前的一位女同学却很欣赏他，听他的倾诉，支持他的想法。小伙子被感动了，两人很快坠人情网。在我1994年调查时，当年这个小伙子回忆说，那天下午他到姑娘家，她父母都不在。他拉起姑娘的手，请求她当他的对象。姑娘眼泪汪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了点头。可惜，女方的父亲不肯将女儿嫁给他，因为他想把女儿许给外村的一个干部。当爹的觉得，让女儿嫁给这小伙子就会毁了孩子，因为小伙子又种不好田，家里又穷，付不起像样的彩礼。姑娘说不动父亲，于是就采取了女孩子通常的做法：无论谁家提亲都坚决不同意。这办法一般都很有效。一年里，她拒绝了一家又一家，这使她父母终于明白，除非是心上人，她坚决不肯结婚。最后，当爹的只好让了步。    1963年至1983年间的择偶方式在两方面不同于1946年到1964年这段时期。第一，在六七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件父母、儿女间因婚姻而反目的事件。其次，在父母、儿女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后者多半都能在最后占上风，得到父母的允许而如愿与心上人结婚。事实上，到6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在择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父母没有儿女的同意一般没法逼迫他们嫁娶。因此，在这期间结婚的多数年轻人对自己的婚姻选择都相对满意，只有很少数一部分人说他们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婚的。另外，这期间在订婚前后，对象之间的来往越来越频繁，即使是一些经人介绍而认识的青年男女，爱情之火也会燃烧起来。不过，在我访谈时，这些人并不把自己归人“自由对象”类，因为他们属于媒妁介绍，而且也没有长辈的反对。P.61-63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写得简练、平和而扎实，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并对诸多新兴事物进行了发生学研究，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尤为突出。关于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                                                             （刘苏里）                                                             ——中华读书报    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教授曾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农村里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再次回到那里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因此，他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幅关于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奖辞

编辑推荐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用户评论 (总计49条)

•   北师大的老师推荐的，然后我又推荐给我的两个老师总体上看其实还可以，学术理论也有，生活情景也有，想学习后现代人类学的写作方法，那就不妨看一看！
•   一本介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书籍，作者有多年深入农村的亲身经历，内容翔实，叙事生动，是一本值得推荐的社会学书籍！
•   全面细致深刻，不愧为大家手笔。值得一读，值得收藏
•   　　读这本书是因为要完成一篇期末作业，即写一篇书评，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好难，本来就不爱看这些专业性、学术型的书，完了还要写书评，所以从开学到结课，也懒得翻上几页，直到结课之后，实在没办法，得交作业了，所以硬着头皮看呗，没想到还读的挺快。
  　　 读完的第一感受是真心好佩服做人类学研究的同志们，能够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一项研究，然后写出来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相比之下，社会学就窘迫了，做定量的研究吧，没钱，做不出大的数据库，挖掘不到信息；做定性研究吧，方法类似于人类学的方法，但是除了专业性上面有差别以外，更重要的是，搞社会学的这帮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像搞人类学的人那样吃得了苦，下得了“基层”？所以说，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社会学的东西总是出不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也算是很大一个原因吧。
  　　 这部作品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背景入手，谈到由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给文化传统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对家庭（结构和权力关系）及个人的影响和发展，而家庭结构及个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也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这样相互影响，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农村文化传统的消失，比如书中提到的赡养老人的问题。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疑问，也是我觉得作者做的不太科学的地方，即在书中所有研究对象中，尤其是在第二、三、四章中讲两性关系及婚姻的时候，所有的夫妇都是“女方家庭条件很好，而男方家庭贫穷”，然后讲女方是怎样去使父母点头同意的，不管是说服也好，还是实质性的抗争也好。如果作者是想要通过这种反差来突出女性意识的提升的话，我认为也是不妥的。
  　　 总体来说，这本书写的还是不错的。逻辑很清楚，资料很丰富，也用的很好，所以论证的很给力，但是在资料的应用这部分，我认为尤其是在前半本部分，论的有些杂、冗。在文章最后的结论部分，作者是通过与前人的研究做对比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主张，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去解释和证实了一些观点，一改往日将文献综述放于最前面的风格。
•   　　
  　　一、引言
  　　
  　　　　对实地调查经验的高度依赖和重视，是经验研究区别于一切玄谈的最根本的标志。但对经验研究者自身而言，则似乎也同样需要警醒，经验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它能自动呈现理论命题的答案。没有理论加工的“裸体”经验，虽未必没有任何意义，却很难归为学术研究。例如，人类学在研究乡村社会时较擅长于从村庄这般小的地方经验中挖掘理论对话的灵感，但对当地经验远丰富、熟稔于田野工作者的地方精英们，如老村长，却为何不是人们认可的人类学家？
  　　
  　　　　此类质问说明，但凡以经验调查、叙述为基础而展开的学术研究，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在经验叙述的基础上建立起让读者可信的理论分析、总结和推论。毫无疑问，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亦需同样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拥有丰富地方经验（材料）的老村长之所以难以被人认可为人类学家，乃是因为他难以从其经验材料中建立起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质言之，就民族志的叙事而言，经验材料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它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成功的民族志叙事还得在厚重经验“深描”①的基础上，提出因果关系对应的理论分析或解释。
  　　
  　　　　本文试图以阎云翔先生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以下简称“《私》”）②一书为例，对此问题略作分析。
  　　
  　　　　选此书作为分析样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该书曾荣获2005年美国“列文森奖”③，足见其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研究）中的影响，也可见将其作为本文分析的“标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在笔者看来，该书作为一项民族志书写，鲜明地呈现了经验叙述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张力，以其为“标本”有利于清晰地梳理二者的关系；第三，该书作者另著有《礼物的流动》④，笔者认为，其经验叙述与理论分析结合得较好，甚具启发，故以《私》为“标本”亦可表明本文的分析乃对事不对人。
  　　
  　　
  　　二、撇开历史如何谈传统
  　　
  　　　　如《私》的英文标题“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社会主义下的私人生活）⑤原意所指，其聚焦的问题乃是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的私人生活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新传统。也正由此，该书的副标题限定研究时间为1949～1999年。依照纵向的时间轴为标准，来研究社会的变化，清晰地界定研究的阶段性无疑是较为严谨的做法。它一方面可以建立起分析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又至少可以避免泛泛而谈某种传统历史（如动则漫谈上下几千年）。但是，严格界定研究对象的阶段性，丝毫不代表研究者可以将研究对象从它本身更广阔的历史中切割出来研究，俨然它在研究者所界定的阶段之前就没有了历史一样。以《私》为例，并不能因为作者界定了其研究对象的时间段为1949年之后，而可以完全撇开其1949年前的历史来说它在1949年后形成了某种新传统。
  　　
  　　　　《私》通过描写姻亲关系在其所调查的下岬村当中的重要性⑥，力图说明较之于许烺光、费孝通等人描写的1949年前宗族主导的汉族乡村社会，1949年后乡村的宗族开始衰落，个人的自主性开始上升。但很显然，这里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即便是姻亲变得更为重要起来，能说明的也是核心家庭在宗族或者村落中变得比1949年前更重要，而不能直接证明“个人”的重要性；第二，1949年前的下岬村及其所在的地方社会是许烺光、费孝通所描写的那种宗族主导型的乡村社会吗？如果是，《私》关于其1949年前后的比较即是成立的，但若不是，则《私》只能与下岬村1949年前的情况作比较，而不能笼统地与许烺光、费孝通所描写的、典型的汉族传统乡村社会作比较。
  　　
  　　　　种种迹象表明，下岬村所在的东北汉族乡村社会，的确具有较明显的特殊性，与许烺光、费孝通所描写的、典型的宗族主导型的乡村社会有巨大的不同。从事东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唐戈曾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这为汉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所一再证明……在亲属网络中，血亲无疑比姻亲重要，而在整个血亲中，父系血亲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东北地区汉族社会亲属关系的上述特点在中国应该算是一个特例，而这正是我们理解东北汉族社会特殊性的一把钥匙”。⑦究其缘由，他认为这乃是因为东北乡村属于移民社会，形成的时间比较短，宗族色彩没有中原地区那么强，宗族村庄在东北非常罕见。唐戈还仔细分析了下岬村的宗亲和姻亲情况，表明其在1949年前即为多姓多宗杂居，村庄内部通婚盛行，姻亲关系就相当重要，甚至于在很多地方比父系的血亲更重要。⑧换句话说，《私》所说的姻亲关系对下岬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的这一特点，在1949年前即如此，而非1949年后突然出现的转折。撇开其1949年前的历史，“开天辟地”式地从1949年后的历史阶段开始考察私人生活的变化，显然割裂了村民私人生活本身的历史。
  　　
  　　　　若往更深处分析，我们会发现，将下岬村1949年后的姻亲状况与费孝通、许烺光等人描写的乡村社会作比较，从本质上来说更多地属于空间上不同区域类型经验的比较，而不是历时性的比较。这种撇开历史谈传统的叙事方式，为了让研究对象的经验看上去符合理论结论，削足适履，将其研究对象去历史化了。是故，清晰界定研究对象的历史阶段有助于使经验叙述的修辞更为具体化，但这并不能必然增加经验修辞对理论结论的论证力度。
  　　
  　　
  　　三、没有他者如何看自我
  　　
  　　　　《私》作为一项长期跟踪调查的结果，十分清晰地呈现了深度调查所具有的优势。在短期调查中，调查者常会遇到因与被调查者不甚熟悉，而为后者“谎报军情”所误导的情况。在《私》中，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下岬村的一个妇女曾多次说她60年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而后来终于有一次承认是自由恋爱，并向作者回忆了这段桃色的往事⑨。毫无疑问，就批评走马观花似的调查不够深入而言，《私》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在这种“阵地战”的“战果”面前，我们也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事实上，对其他类型经验哪怕是“游击战”式的了解，对于加深研究者对其长期调查的个案经验理解，并非就没有一丁点好处。相反，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说，若对其他类型经验缺乏基本了解和对比意识，甚至也会影响到研究者对深度个案的理论自觉。
  　　
  　　　　《私》非常细致地呈现了村民居住空间的变化（而对村民住房在村庄布局中的变化却缺乏敏感性），并以生动的案例说明了居住空间的私密化对于私人生活的重要性。在80年代以前的下岬村，大姑娘小伙子结婚后也跟其他人一起睡大炕，后来村民住房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单元房——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事实。进而，作者认为，由于村民（尤其是年轻人）有了更多私密的空间，也便有了容纳更多更为精彩的私人生活的空间。因此，居住空间的变化促使家庭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是村民自主性得以伸张的重要条件⑩。
  　　
  　　　　但是，实际上，这种推理是很成问题的。如果对照《私》的深度个案以外的更广范围内的经验类型，例如对照中国南方的乡村社会的居住格局，便不难发现，就私密行为而言，1949年前中国南方的农民家庭内部居住空间历来即有着相对私密的空间。一对夫妇只会带不谙世事的小孩住一间房，有了性意识的黄花闺女绝不会与成年异性住在一间房，更遑论睡一张床。可是，那时候怎么就没有见到他们的自主性得到伸张呢？
  　　
  　　　　很显然，家庭内部居住空间的私人化与家庭成员自主性的生长并不是因果关系，相反，它更多的是共变关系，或至少可以说主要不是因果关系。不过，这种否定性的判断并非本文要强调的重点。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经验材料与理论总结之间的“牵强”感，并不是由于经验材料太稀薄、太粗糙造成的，而恰恰是在翔实的经验叙事基础上出现的。由此可见，长期调查或者说深度个案若不辅以“他者”的比较视野，容易误将共变关系当因果关系，或误将某一现象的次要原因当成主要原因对待。
  　　
  　　　　从深层原因来看，作者在《私》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视野屏蔽，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私》强调了“阵地战技术”的优势，而彻底否定了“游击战技术”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如果《私》较充分地注重空间上的“他者”经验的参照意义，与中国南方农民的居住格局历史有所对照，则会对下岬村时间上的“他者”经验保持足够的敏感性与自觉性，而不会将其1949年后出现的居住格局变化当作地道的“他者”经验来叙述。
  　　
  　　　　第二，面对深度个案的详细、生动经验时，《私》忘记了它们一方面能更充分地说明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为理论框架所切割的事实。如《私》首先就瞄准了“合作社家庭模式”11这块靶子，并拿这一西方（当然也是他者的）理论作为标尺去衡量下岬村农民的居住格局，难免有按图索骥的痕迹。其结果是忽略了至少在核心家庭内部的情感，而单方面地突出了个人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性。
  　　
  　　
  　　四、遮蔽经验如何抽象概念
  　　
  　　　　《私》明确提出，“无公德的个人”12是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但是，作者提供的经验论据及其论述过程却完全无法证明其理论结论，其结果是遮蔽了经验来抽象概念。具体而言，除了以上提及的关于空间私密化的证据之外，《私》着重强调了如下四个方面的证据，这里不妨逐一略作审视。
  　　
  　　　　证据一：《私》的第二、三章提供了详细的经验材料，表明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而是从“大集体”时期开始，年轻一代就有了相当程度的婚姻自主权，并在公开表达爱情甚至婚前性行为方面迈出了步伐13。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个人自主性兴起的一面，不过，作者并没有说明这些婚姻已与双方的家人无关。事实上，后者的重要性只是较之于“过去”（传统）下降了。它们至多只能说明社会规则对于“公”与“私”界线的界定发生了变化，并不能证明“个人”比家庭在整个乡村社会结构中更具有基础性地位。
  　　
  　　　　证据二：《私》的第四章以一个老年人的自杀，父母与年轻夫妇的矛盾关系及其处理方式等材料，以论证年轻夫妇地位的上升14。《私》的第七章呈现了在居住、代际冲突中老年人的劣势，部分年轻夫妇虐待老年人，以及老年人不得已而采取防范措施保障自己（老两口）的基本生存权利的案例15。这的确呈现了作者所说的孝道衰落现象，但很显然这仍只是进一步强调了在主干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年轻夫妇，都趋向以核心家庭为利益考量的基本单位，实际竞争的结果使得父母组成的核心家庭处于劣势地位，而不能证明核心家庭内“个人”权利的增长（作者未提供材料证明在核心家庭内部“个人”是如何挑战家庭的）。
  　　
  　　　　证据三：《私》的第六章通过考察以年轻夫妇为中心的彩礼支配和分家模式，分析了家庭财产处置权的变化16。但其论述本身却也同样只是证明了年轻夫妇组成（或者即将要组建成）的核心家庭在主干家庭中取得了更大的财产处置权，而难以说明“个人”在核心家庭内部是否取得了更大的财产权。
  　　
  　　　　证据四：《私》的第八章展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妇女地位上升和村风等因素导致的新型生育文化，村民开始接受有女无子的生育结果17。然而，很显然这除了能说明核心家庭内的性别关系有了重大变化之外，并不能证明“个人”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如何重要。
  　　
  　　　　可是，作者紧接着就得出了“家庭的私人化”以及“无公德的个人”主导当代中国乡村的结论。而尤为让人（又尤其以理解“他者”著称的人类学研究）难以接受的是，作者在英文原文中使用的是“uncivil individual”这一概念18。在英文中，“uncivil”有“粗野的、不文明的、失礼的、无文化的、未开化的”等含义（唯独很难跟“无公德的”这一含义扯上关系，故而将“uncivil individual”译为“无公德的个人”，实属译者有意或无意地根据中文读者的文化习惯和容忍度，所做的一次“狡黠”甚或“精心”的“误读”）。很显然，以此类饰词来描述当代中国乡村中的农民，即便没有歧视意味，至少也恐有失偏颇。考虑到英文的多数读者对中国乡村的现实情况未必都如译者这般了解，“uncivil individual”作为原文的一个关键概念，确实容易造成人们的种种误解乃至不恰当的想象。
  　　
  　　
  　　五、以抽象修辞言说国家
  　　
  　　　　在解释私人生活转型的动力机制时，《私》将“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为。这里很显然包括了两个判断：“个人主义”本是个好东西，只可惜社会主义国家将它弄巧成拙，结果成了“无公德的个人”。关于前一个判断，事关价值问题，根据价值中立的标准，且不去细究它，但第二个判断却属于经验论证过程，不得不细究。
  　　
  　　　　除了导论与结论之外，《私》有八章经验叙述，资料十分翔实，却并未见它描述社会主义国家构架，如婚姻法、政治制度、基层权力实践等，如何影响了村民的爱情、亲密行为。可在其结论部分，《私》突然直接从理论分析入手论证道：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新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导致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家庭被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出来，这些最终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兴起19。俨然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如何导致了“无公德的个人”出现，根本不需要经验证据作论证。
  　　
  　　　　再往深处分析，我们会发现，即便《私》在做最后的理论分析时匆匆提了一笔的、唯一直接相关的经验证据——1949年后婚姻法的出现导致了一个离婚高潮20，也难以充分说明是社会主义国家塑造了“无公德的个人”。
  　　
  　　　　大抵无人会否认，导致社会转型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会对私人生活的变化造成影响，但将它视作唯一原因可能就有失偏颇。事实上，即使在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过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普遍出现了大家庭或者主干家庭关系松散化、核心家庭地位上升的现象21，个人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的兴起也是已然出现的事实。
  　　
  　　　　例如，李沛良曾用社会统计的办法分析了香港社会中资源竞争与人际关系模式：第一，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第二，人民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第三，从格局的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第四，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工具性价值较大的；第五，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他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工具性差序格局”22。
  　　
  　　　　接下来还需追问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此类论述可以如此武断和偷懒，不需要经验证据和详细论证过程而广泛受到认可呢？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得不顾及《私》作为民族志书写所要针对的读者群。如前已提及，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于中国并不熟悉，对于中国正在实践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亦似不甚熟悉。对于这个读者群而言，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地道的他者，甚或在某种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地描述乃至想象成了非西方意识形态的象征。再加上个人主义为其自我社会的基础，如此一来，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作“uncivil individual”之根源，或多或少再次确证了其固有的偏见与想象。然而，与早期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志书写所不同的是，《私》所书写的不再是西方原初意义上的“未开化的土著”，（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他者，不再封闭，不仅具有了一定的阅读民族志的能力，也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表述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私》在未能提供具体经验证据和详细论证过程的情况下，以抽象的修辞来言说“国家”的实践，注定了难以避开经验和方法上的风险和挑战。
  　　
  　　
  　　六、他者的经验表述与修辞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以上甚或有些苛责的分析，其主旨并不在于论《私》之长短，而在于要彰显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并给民族志书写者以警醒。
  　　
  　　　　民族志的书写尤为强调资料的细致、翔实，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其优势之一。但在民族志书写的过程中，“他者”经验的主体性必须得到保证。撇开经验进行理论抽象，常被人称之为“两张皮”。当理论切割掉了它与经验叙事之间的联系时，切割掉的实际上是“他者”的主体性。也即，“他者”经验自身的逻辑性和其蕴含的理论意义被民族志书写者弃之不顾，而硬在它身上套上或是早已预设好的、或是临时牵强附会的但与之并不相符合的理论外衣。
  　　
  　　　　民族志一旦被这样书写出来，翔实的经验细节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用以论证理论结论的论据，而变成了一种装饰、修辞，除了将理论结论装扮得看似言之有据之外，也就只能满足某些既定偏见或者猎奇心态了。质言之，经验成了纯粹的修辞，进一步“确证”了民族志书写者的理论想象，或者民族志读者对他者经验的想象。在这种状态下，再怎么长期的调查，再怎么详细的经验描写，对于理论分析和结论来说，对于“他者”本身的主体性来说，都似显意义不大。
  　　
  　　　　当然，民族志书写者也可以端出一幅傲慢的姿态：管“他者”的主体感受干什么？对“他者”的经验作如何解释，“他者”说了是不算数的，只有我的解释算数，话语权在我手里，我反正就是这么解释的！可是，以理解“他者”经验著称的民族志书写原本是极为强调从研究对象当地的内部视角去看世界的。如果民族志书写者真的傲慢到了这种程度的话，他（她）也就不用做田野工作了，因为其田野工作要确证的是自己或者读者的想象，而不是要从当地人的经验当中去寻找智慧。
  　　
  　　　　以此般犀利的言辞行文至此，似有必要再次强调本文对事不对人的主旨。也即，这里我们亦须有自我反思：《私》以理论切割经验，未必是其作为民族志书写的本意。那么，我们当追问的将是，如何尽量避免在无意间用理论切割经验，造成经验与理论的“两张皮”？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答得周全的问题。但依笔者愚见，有两条原则可帮助我们在进行民族志书写时避开相当一部分“两张皮”的陷阱，下面不妨简述之。
  　　
  　　　　第一，谨慎地对待不同经验类型。长期在一固定地点进行调查，容易陷入一种“熟视无睹”的陷阱，即因为太熟悉反而难以察觉当地经验的特点。若有意识地对其他类型的经验略作了解和比较，这些哪怕是走马观花得来的其他经验类型，也会刺激我们重新审视长期进行田野工作所得的经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经验敏感性和理论自觉，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将自己长期调查所得经验直接跳跃到一个宏大的理论结论。以笔者的亲身经历而言，曾在湖南某汉族村落调查数月后自感已无法在村中发现新的经验了，并且也可得出许多理论结论了，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贵州苗寨调查深深刺激了笔者。半个月的调查固然无法让笔者成为一个苗寨研究专家，但它让笔者重新认识到湖南汉族村落的许多特点，并且在理论概括时更为谨慎。
  　　
  　　　　第二，谨慎地对待不同经验层次。民族志书写作为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其田野工作点一般而言不是建立在抽样技术上的，而可能与其经验的独特性或者调查者进入田野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由此，它的代表性常受到某种程度的责难。这些责难当然未必十分在理，但也绝非全是空穴来风，从具体的经验层面出发过渡到抽象的理论层面对话，的确隐含了某种程度的以偏概全的风险。依笔者愚见，若对经验进行分层并适当地根据经验的层次来进行理论总结、对话，似可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开此陷阱。以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为例，若细分其经验层次不难发现，仅就缫丝业这个层面的经验叙述而言，“江村”当然难以代表中国（因为当时中国许多的乡村并未发展缫丝业），但若从半殖民地农产品畸形商品化这个层面的经验来说，“江村”则无疑是当时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0&aid=1747
•   　　Yan did an amazing field work in Xiajia village, where he has been an “educated youth” in the 1970s. He went back to that village around ten times and observ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life in that village. Xiajia village to Yan Yunxiang, just as Kaixian gong village towards Fei Xiaotong. To me, it reminds that an insider’s or native’s perspective can be an advantage to a researcher.
  　　
  　　After reading the whole book, I also read some online comments, saying that what he wrote was “nothing fresh” to the Chinese people, or it is not worth to write. By contrary, for me, it is Yan’s living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academic learning about family life as well as rural lif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in Mexico) provide him a stranger’s perspective to review the detailed, individual life in “his native rural village.” The trivial stories, “small household affairs(家长里短) , not only worth observing and writing, but also contributing to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of Chinese private life. To put it simple, Yan, as an anthropologist, made Chinese from familiar to “strange” to Chinese people, such as me, meanwhile, made rural Chinese “strangeness “ sounds “familiar” to Western people.
  　　
  　　
  　　Although I doubt how Potter and Andrew Kipnis would made those quite ridiculous arguments that “Chinese peasants do not need love or their love is just for pragmatic use.” If those are true, Yan’s work is really profound and is evolutionary to the western scholars’ understanding towards Chinese peasants’ life. Here, I am wondering again, Do Yan’s informants of those rural youths can really be called peasants? He mentioned that a lot of those peasants worked in the urban areas, if they even do not often live in the rural space, they may have a controversial identity of being both “rural” and “urban”. Thus, do their private life,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ove, romance, filial piety reflects more of “urban value” or “rural value”, how these two values intersect? Perhaps it is also an promising research topic for those “rural immigrants (农民工). Of course, I do not think Yan is not aware of those complicated issue, he made hi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rural village and therefore his arguments are more focused.
  　　
  　　At first glances of his first seven chapters, I felt the detailed ethnography took too much proportion whil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r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are too less, It was only when I touched the “Conclusion” , I realized how profound Yan’s work is. Before reading the book, I never thought the “lack of social morality (社会公德)“, the downfall of filial piety, are due to the State, or exactly resulted from the CCP’s police ! How ironically it sounds especially when nowadays CCP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 eight Honors and Eight Shames of socialism 荣辱观.” Yan points out ,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1946-1962), through several times land reform, and “class conflicts”, CCP destroyed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bonds, clan blonds, blood ties in the rural village, which are also foundations of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s, such as filial piety in the rural area, which broke the family structure into Atomized individual (原子化的公民， pp257) While in the non-collectivization period ( or after the open-up reform), the absence of the State towards the control of private life, contribute to the market rules, global consumption cultures becoming the main for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life.” For Yan, the intertwined forces of surviv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adical socialism,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leads to the pragmatic individualism in Xiajia village, and this explanation can also be broaden into the whole China as well. Here, through Xiajia village as a window of the whole China,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state,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being understood, anthropologists’ caring about the downfall of public virtu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China are explored deeply. The moral aspects of his book also inspire those social organizations, even the governments to do something to reshape the virtue of China.
  　　
  　　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left. First, Yan mentioned there are some Catholics in that village, who lived much happier and more willing to say “love” in their nuclear family. (in the third Chapter) Do those Catholics be more willing to bea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more careful about the public issues, and the elder in their family? If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lan (宗族) were cracked down by the CCP, can the new beliefs help people re-establish those social values and virtues?
  　　
  　　Second, at the very last of Yan’s book, he sugges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an hardly survive in China, which can fill the ga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I know there are some NGOs strive to survive in China, researching on those topics thus may have really significance from the inspiration of Yan.
  　　
  　　Third, Yan believes the bride-wealth has become a form of inheritance from parents. And he believes those young couples are trying hard to exploit more money from their parents or parents in-law. I think there are several points he did not notice. For one thing, girls are “scarce resource” in the rural area due to the centuries-old cultural preference for boys，this is the obvious reason why the money paid for the bride and her family became much higher. Second, to some extent, the psychology of parental behavior would probably be, the more they expend, the more filial piety they will get from their children when they are old. As a Chinese youth, I thought Yan is too pessimistic to us, and his work indicates that he is really sympathetic about those olds and those in their mid-ages who have already began to worry about their old-age life.
  　　
  　　
  　　
  　　
•   　　 当时在图书馆查到这一本书时，内心特别复杂。我得承认，一开始，确实窃喜了好一阵，甚至有一瞬间以为这位黑头发黄皮肤，中文流利的当代学者已然将中国的元素融进了全球化的熔炉，然后做成了个类似于精钢葫芦娃的萌物，冠之以“列文森奖”的名头，好不气派。
  　　 我这种没翻几页费正清，不是很认同列文森的人，低声下气地躲在角落里翻完这一本书，觉得悲从中来。
  　　 就说这书的内容吧，看到老父搬出主屋，长者无人赡养，孝道延至利益后，我想到我家爷爷了。多少年来，爷爷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是断然不会让他搬离我的“主屋”，我不知道，没有他的日子，我将如何前行。不喜欢万紫千红的世界，我只想在爷爷将要走的路上徘徊，也想回到他曾经走过的地方。我想遇到爷爷，是经过很长很长的路途之后，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路上不期而遇。爷爷可以喜欢或者讨厌我的样子，但是，当我望向他，眼里一定是沉甸甸的爱。因为这一路，我们从未分开。可是，21世纪的中国，断裂与失衡并在，慌忙着挥剑斩情丝，看得我好生心痛。
  　　 再说这书的开篇吧。我实在是不清楚，美国的中国研究可以在哪一个世纪，从中国农村家庭的田野调查中得出“中国家庭利益至上”，这么美国化的结论。从Crabgrass Frontier到Urban Fortune，再到c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美国历史从来不掩饰其急功近利的一面。而美国学者因此带上的利益中心化有色眼镜也就很难摘掉了。作为中国人，好吧，就算我承认，我当局者迷，我也得掏出一堆例子砸扁那些个人中心主意的论断。我真心不相信地缘、亲缘、血缘这些关键的中国元素，你人类学家还真能把它做成利益中心？这理论环节有点多了。美国人的哲学素养怕还是到不了这个层次吧。我猜。。。。
  　　 请各位允许我真诚地说一句，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才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阎老师的这本书确实很扎实，很雄浑，有一种质朴的力量。可是，恕我直言，这样一部书如果没有某种对于美国主流价值的认同或者妥协，是没有办法取得其现有的地位的。退一万步讲，你愿意将你的亲爱的祖国作为一个research的对象，反复咀嚼，然后新生怨念，不断细分，然后各种混杂分析？
  　　 这让我对于在美国做学问心生恐惧。假如生存意味着以自己不喜欢的方式将喜欢的东西变得食之无味，我又何必继续？我想去利益中心化之外的国家学习，可是，我又不是钱钟书之类的天才，语言竟然成了我的阻碍。于是，我知道想要什么却好像太难得到，在水一方的意味过于悠远，我开始思念某一个逝去的时代。总之，路在脚下，既然我想到了，就一定能做到。怀疑也只是歌，生活才是诗。
  　　
  　　
•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了一个当时在他眼中的中国，在乡土中国中，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差序格局是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长老统治是基层政治的权力构成，婚姻是保证社会继替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基本不存在核心家庭，家庭更多地是作为家族的附属而存在，正因如此，个体的意义体现于对家族的贡献，私人生活领域便很难出现。
  　　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家族形态。首先是一九四九年后的集体化过程，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措施力图打破传统社会中横亘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士绅阶层，一面是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面是每一个自然村甚至是家庭中高音喇叭的装置。通过一正一反的操作，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改变，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新型的基层组织被建立，而这背后的目的则是试图将个人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对集体最终导向对国家的忠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传统上的大家族难以为继，出现了更多的扩大的核心家庭，但私人领域由于集体力量的强大而难以出现，个体的意义的体现则变成了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和忠诚。
  　　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和集体力量从社会生活层面撤离，基层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真空内，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大众媒体的扩散，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入了基层，消费主义被普遍接受。同时由于强制性的国家和集体力量的撤离，加之集体化过程中对传统家族道德和规则的否定，个体不再受制于来自上方的制约，有了更多自主的可能。个体意识的发育和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最终的结果便是极端实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在基层社会出现并逐步成为广为接受的价值观。
  　　从集体化到非集体化的过程之中，家庭也相应的出现了变形。首先便体现在家庭的形成，即婚姻的变革。传统的婚姻制度因为忽视个体的意见和感受逐渐被自由择偶所取代，每个人都有了选择自己伴侣的权利和意愿，从而家庭中的情感因素变得更为重要，曾经的经济与伦理因素有所减弱。
  　　其次是家庭中权力结构的变化，即父权的失势和妻子权力的崛起。曾经作为家族核心权力的父权由于个人主义而失去了其权威，当然背后有社会变革而带来的经济权力的重组，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组成家庭的双方个人主义的利益及权力诉求。
  　　第三是家庭中伦理与道德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孝道的衰落，基层社会中的老人赡养问题日益严峻，家庭成为排斥老人存在的所指而成为一家三口，而传统的孝道与伦理则被更多人认为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最为可怕的是社会舆论对于不赡养老人的现象的默许以及法律在解决该问题上的不力。
  　　除了上述几条主要的上层建筑上的变形之外，房屋的形态和房间的布局、结婚彩礼的变迁、浪漫爱情中的语言转变等一系列直观的改变都影响着家庭的变迁。对着乡土中国，庞大的家族被无数的核心家庭所取代，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和利益因素同样变得重要，基层政权基本处于消极的无为而治，婚姻除了制度也成了情感的连接。极端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个人的欲望和需求的满足成为了生活的目标，而个体意义的体现则更多转化为直接创造和消费的能力。
  　　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之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不断地变形，而这变形的背后，则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力量的消长与博弈。
  　　
•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著）跟《从两个蛋开始》说的差不多，只不过文体和侧重点不同。对一个真心热爱八卦的人来说，社会学的书也能读得津津有味啊。虽然不算真正的长在农村，但里面说的每种变化趋势，比如赡养老人的困境、彩礼的日益攀升，我都有所见闻。
  　　　　
  　　　　这本书还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使得很多家庭没有男孩就一直生，生上三四个女儿也要继续努力生儿子，有儿子的就心满意足的去做节育手术。这导致了我们这个年龄段是女多男少的，难怪剩女这么多，终于找到原因了。
  　　　　
  　　　　这本书的一个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一过程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并由此出现了近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之下的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
  　　　　
  　　　　通俗点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于政治的需要，打倒封建主义，于是宗族力量式微，农业合作化以后，父母子女成了平等的“同事”关系，甚至父母挣的工分有可能比年轻人还少，改革开放以后，老一辈的生活生产方式更跟不上时代发展，地位进一步弱化。
  　　　　
  　　　　与此同时，年轻人为了过上电视电影里展示的生活，一味的向老人索取，不顾他们的实际能力。最明显的是彩礼，很多小夫妻婚前相互串通，男方鼓励女方多要，回过头来又向父母施加压力，表示他非这女孩不娶。要来的彩礼一方面他们可以为分家后的小家庭做准备，一方面男孩觉得自己为家里劳动这么多年，这是他应得的，而且如果他不多要就会被其他的兄弟要去。每个人都争取在父母身上取得更多的利益。这样养儿负担重，儿子媳妇婚后又忙于自己的小家庭，不顾老人，直接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育观。不但独生儿子的家庭不准备生二胎，部分独生女儿的家庭也不打算再生。
  　　　　
  　　　　这书简明通顺易读，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   　　 鄙人讀書少之又少，恐此書寫法是深受法國年鑑學派之影響。另外，美國學者Robert Redfield 「農民社會與文化」曾提出“大傳統”、“小傳統”之說。另外，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也受此思路影響。正於此點，葛書被人譏為無獨創性，只是拾人牙慧。「私人」一書，田野調查也深深地觸動著我。記得畢業典禮時，一位校友發言，說調查對於做學問的重要性，當時我深以為鄙陋，殊不知原來是自己鄙陋。雖然研究古典文學者，對於此田野調查可能用得不多，但文史哲一體，且學問應有現實的關懷，故而田野調查殆不可缺少。
  　　 鄙人鄉野村夫也，故而讀此書時，雖是西人所寫，卻感受深切。特別是對於養老一節，聯系身邊事實，兩相生發，物之動人，情動於中，不免老淚縱橫矣。書寫至此，讓讀者公婆見笑矣。
•   　　•国家、家庭和个人
  　　
  　　•本书所描述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题：第一，重点分析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位置，据此分析青年的主体性；第二，国家在私人生活转型和个人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结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这一过程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并由此出现了今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之下的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
  　　
  　　一、家庭的私人化
  　　
  　　 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父母一代的权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同时，年轻一代则日益独立自主。其标志是无可挽回的父权衰落，妇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且在家庭生活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功德的个人
  　　
  　　 个人主义的兴起发展反映在：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加、个人的情感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个人欲望日益强烈。
  　　三、情感、欲望、消费需求
  　　
  　　 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
  　　 孝道的没落既是社会性也是情感性的危机。
  　　 公开表达个人欲望是个人主体性发展的一个标志。从目前看，人们的欲望绝大部分还是物质的，而且最终导致消费欲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用消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质量。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家庭生活中许多方面的变化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这些计划与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国家改造了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也改变了家庭，同时，国家也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了对家庭变革的推动，尤其是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国家干预的更多。
  　　 首先，国家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
  　　 革命前，中国大量村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社会活动都是在家庭与宗教内部进行的。（家庭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土改期间，共产党支部及其领导的农会从传统的家族势力手中夺取了农村的领导权；士绅长者的权威也遭到了青年人革命行动的打击。到50年代中期，集体化运动结束了家庭拥有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的历史，进一步削弱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在之后的25年里，农业生产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任务由生产队长而不是家长来分派。当老一辈人在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农业技术、化肥农药的使用等方面跟不上形势发展时，他们作为家长的权威也随之衰落。
  　　 非集体化以后，农业生产中，整个家庭经济受制于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另外，大批农民转入工商业部门工作，教育和文娱活动等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不是由家庭来组织的。
  　　 其次，新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是导致私人生活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
  　　 新婚姻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年轻人恋爱婚姻的自主权。在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同时，国家也发动了对父权、男性中心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批评，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对家庭制度都有直接的影响。传统的家庭价值体系也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火化殡葬改革）。
  　　 第三，国家采取两个步骤推动了家庭的私有化：首先是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
  　　 1949年以后，国家摧毁了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之后在通过人民公社与地方政府来干预每个家庭的公共的与私人的生活。这导致了：一方面，家庭及个人过去从来没有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也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过行政系统的威力；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从个人也从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被解放了出来。简言之，国家通过摧毁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将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为其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
  　　 集体化时代，国家试图推动集体主义，使农民将其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国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宣传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以批判传统开始，以树立毛泽东式的激进道德为最终目标。社会交往永远都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发展，特别强调个人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的服从。
  　　 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有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人口与信息的流动使青年农民受到了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的现代生活形象的影响——竭尽全力的向父母索取钱财。
  　　 可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自80年代以来，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共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   　　乡土中国：私人生活的变革
  　　文/梁坏坏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这个书名很长，似乎也是一种国际学术书籍的命名方式之一。提出要研究的命题，然后附着一句表明研究领域内容和时间跨度的句子。
  　　我在书店随手拿下这本书的时候，肯定也是因为他的名字比较长。但我决定买下他的原因就不是因为名字了。他说的“一个中国村庄”就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黑龙江省的双城市下岬村，和我现在居住的城市相距50 多公里，和我的家乡相距200多公里。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阎云翔。父亲在文革时期被划作资本家，全家人被红卫兵从北京押至山东德州的农村，此后，阎云翔就被饥饿折磨着。最后，他决定与其饿死还不如逃跑，拼出一条人生路来。他偷偷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路上还被收容了两次，途中还听到了林彪出逃飞机失事的消息。最终，来到了双城的下岬村。
  　　如今已经在美国工作的阎云翔教授，在回忆起那一段时光的时候，还说道：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
  　　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他一呆就是七年，一个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的年轻人不得不适应村里的劳作，插秧、种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七年之后，恢复高考后，他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刻苦复习功课，用6个月的时间复习了全部功课，考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中文系读到研究生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文学对于现实生活总是有些隔阂，不能真正的认识中国这个处在强烈变化中的社会，于是他未来的设计中选择了“民俗学”这门学科。也就是毕业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这一次，他带着一个研究课题，并且从这之后，为了这个课题，八次回访下岬村，进行了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工作。
  　　听起来，这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是一本学术著作，我很久没有看这种理性分析见长的学术性书籍了，买了这本书除了书中描写的村庄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差不多，能够追寻一定生活的痕迹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离开那片土地太长时间了，那里先前的历史我们没有来的总结，那里正在进行的历史我们没有参与，将来它将走向何方，对于许多人来讲根本不是关心的重点。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城市生活的流光溢彩，便淹没了农村生活的波澜。在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阎的研究彻�蚋�崛萌苏湎А£
  　　私人生活是一个相对于公共生活提出来的概念，它存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农村人由于历史，现实的诸多原因，私人生活领域的活动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祖荫下中国人，希望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家长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的摧毁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秩序，父权开始衰落……新的社会实行的社会制度也进一步的在法和国家政策层面控制了农民的生活，如财产的平均以及按照劳动的多少挣取工分等等。尤其是按劳动能力赚取报酬，便提升了家庭中年轻劳动力在的地位。年轻人的分家单过更为私人生活的隐私化创造了空间条件。
  　　私人生活的变迁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农村人的婚姻观念的转变以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孝道的衰落。包办婚姻的绝迹，介绍婚姻的实质意义淡化，年轻人自由恋爱的风气盛行，这是农村恋爱的最主要体现。我的家乡的一个邻居，小男孩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在继续上学，到城市里打工几年后，便带回来一个少女，要结婚，说不结婚，那女人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于是父母开始给孩子操办婚礼。我在高中念书的的时候，常常听见母亲和邻居谈话的之中谈到一些人家结婚的彩礼钱数额惊人，爹妈为给儿子结婚不惜债台高筑。我还听说儿子结婚之后，婆媳不和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些内容在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均有更加详细的例子，以及精辟的理论分析，它可以透视一个村庄中，私人生活的历史变迁。
  　　社会生活是流动的沙滩，在对过去历史的总结的同时，当下的生活也在不断的变化。终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会出现更新的现象，我们如何去解释他呢，我们的学术对当下性的考察不能总处在一种失语状态。然后那些人便转变了视野，开始拿历史开涮，水煮，麻辣等各种做法一应俱全，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弄得这些老家伙上街还要带墨镜，生怕人认出来（易中天说的）。比较而言，阎教授这种深入田野，实地调查的作风，更值得我们去尊敬。（2006-10-5）
  　　
•   　　作者用间隔三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写了这本乡村民族志，探究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这是以往的学者从未研究过的领域。中国传统往往偏好宏大叙事，而忽视个人情感。看完这本书，对比中国农民五十年私人生活，你会很感慨，不知道这个时代是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作者发现，“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其突出表现为许多农村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后仍然向婆家索取高额彩礼。同时，父权的被批判、市场经济的发展、外来思想的渗透，也造成孝道的衰落，老人越发不受重视，甚至被儿子儿媳虐待，晚景凄凉。此外，私人空间从无到有，人们开始注重隐私，关注自我利益，邻里往来便不如以往亲密了。
  　　
  　　其实看人类学也主要是猎奇。看多了古怪的习俗，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很难震惊了。比如在这本书中，就发现农村的性开放程度比我想象得更厉害。作者阐述到，在70年代早期，村里的男女社员在干活时就比着说脏话与黄色笑话，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娱乐形式，其核心内容都与性器官和性行为有关。有趣的是，中年妇女在两性说脏话竞赛中特别有优势，她们动不动就嘲笑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从而将对方摆到不利地位。因为谁也没胆子去找妈的便宜。70年代中期，作者曾亲眼见到一个场面：有个男人说了句特别脏的话，惹恼了几个中年妇女，她们就合伙将他压倒在地，将乳头塞到他嘴里。后来有个女人又将他压在裤裆下，就好像当场把他给生出来一样。最后，这个男人不得不求饶。（P78）
  　　
  　　以前跟朋友聊天，说到我可以接受未来的老公去嫖妓、搞一夜情，包二奶也无所谓，只要他养得起。朋友就用很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想说这都是我对人类学的涉猎结果（可能我看书总是会看偏）。其实一夫一妻制摆明就是限制人性的。莫里斯说，人类是性欲最旺盛的动物。一般动物交媾都是为了种族的延续，点到即止。而人类主要是为了娱乐，不仅耗时长，还能重复N多次（只要有体力）。人的生理结构本来如此，只不过由于某些道德律令而要装得清心寡欲。忘了是谁说过，人类的进化，就是从真小人变成伪君子，真的太绝了！
  　　
  　　李银河在支持换妻时说，中国的传统根本就不是一夫一妻，而是一夫多妻。其实在更长的原始社会，还有乱混，群婚，对偶婚，人们的性关系都不是专一的。你可以说，现在的一夫一妻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结果，但我觉得，这毋宁说是人们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权者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搞民主，让每个男人都能讨到老婆。每个男人都想要讨更多的老婆，但女人总量就这么多，所以为了避免大打出手，每人只能选一个。但由于这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始终存在一些资源占优势者，他们总有办法弄到更多的女人，而且女人也愿意自动投怀送抱，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三妻四妾变成了小三小四。这本来就正常。
  　　
  　　以上言论都是基于男性视角，因为这是男权社会。女人如果拥有权力，同样也可以搞男人。像武则天，就可以有许多面首。所以说，如果你的男人有外遇，那恭喜你，说明他起码还处于中上流社会，有资本搞。我不是赞成男人都去搞外遇，只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男人有外遇了，就不用大惊小怪，更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外遇，只说明他要么没有资格，要么性能力有限。但他可以说，那是因为他很爱你。这种表述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你明知道里面或许参了假，也甜蜜地信了。人就可悲在他不是纯理性的，情感总是太麻烦了！
•   　　对于整天沉浸于文献堆的我，把这本书当成消遣读物来看，虽然这部书是很严谨的学术书，有非常详尽的研究方法介绍和标准的文献引用规范。
  　　
  　　读后有两个感受：1）成天打听八卦和家长里短的人可以向这本书进军，努力把情景记忆抽象提升到理论高度该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2）文章有些细节读起来很有趣，不禁让人一笑，笑后却有深思：为什么几十或者十几年前的事情让现在的人看起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呢？个人改变社会的同时，国家和时代在个人生活中的印刻是如此的强大。
  　　
  　　PS：有一个疑问，这本书是作者用英文写的，然后另外有人帮他翻译成中文。为什么作者不亲自翻译成中文呢？
•   　　一、全书综述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简单鲜明：一是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私人家庭崛起和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普遍出现的双重转型。二是国家在农民私人生活的转型及个人主体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包括集体化时期对父权的解体和非集体化造成的个人利己主义的出现（书中将新中国的历史明确分为改革前的集体化时代和改革后的非集体化时代）。全书从公共关系、青年婚配情感、两性互动、私人空间、家庭财产、老人赡养、人口政策、妇女地位等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私人领域的崛起和公共领域的衰落。这两者在作者眼里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同时反映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有其正面的作用，比如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也有负面作用，比如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低下，人们对于权利得失的在意远大过于对于社会义务的关注。作者在书中采用的民族志研究是基于“使得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在当地生活的道德体验过程”的目的，而其中关于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一章内容触及到社会道德层面，因此，赡养老人和孝道衰落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
  　　
  　　二、关于孝道的衰落：思想上的代际矛盾
  　　在书中，作者介绍了下岬村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和青年人孝道的缺失和衰落，并且解释了关于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传统中国，传统的孝道是有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机制保障的，但新中国建立以来，这些机制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发生了变化，具体有如下四点：一，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和无效的法律，解放后的三十年国家推动的社会转型中数次批判了传统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所代表的父权族权和作为其典型表现的传统孝道，提倡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平等，在批判传统孝道的同时在农村又依赖传统的养老机制，批判传统与依赖传统同时发生，而法律对于拒绝赡养老人的人只能在经济层面上实施制裁或者调解，缺乏严厉惩罚的警示作用。二，沉默的公共舆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非集体化中，公共舆论关于老人赡养问题逐渐沉默基于村民隐私观念的形成、道德评判标准的改变和赡养老人标准的变化。三，宗族崇拜的信仰世界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衰落，传统的祭祖、殡葬等形式被视为封建迷信被逐渐摈弃，家长权威明显衰落。四，集体化对老一代村民私人财产的剥夺导致其地位的下降，而非集体化时期的市场化逻辑又促进了个人主义的产生，人们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被个人利益的泛滥所淹没。
  　　以上的原因多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角度考虑，除此之外，如果试图从微观的个人思想的变迁来探讨孝道衰落的原因，书中有一处思想上的代际冲突的观点令人很感兴趣。在下岬村，虐待老人的青年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青年们都担负起了赡养老人的重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他们都承认儿女应该赡养父母……而且他们也批评虐待老人的非道德行为”；即使在那些有遗弃或慢待老人行为的人们眼里，他们也坚决否认自己不肯赡养父母，尽管在实际行动上逃避责任，但是在口头上仍然承认赡养父母的正确性。这说明青年们都具有应该赡养父母、善待父母的主流价值观，但“1998年的调查显示，有13%的60岁以上做父母的老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曾经受儿女的虐待，而我访问过的80%的父母都说儿子媳妇不孝顺。”，为什么青年人的观念和老人们的观念有巨大的冲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父母站出来说他们的子女并不孝顺呢？老人们为什么一致得出孝道衰落的结论呢？
  　　
  　　三、孝道衰落的根本原因及新孝文化的出现
  　　与其说孝道衰落了，不如说是孝道的内容发生了时代的变迁。首先，我们要知道对于老人的爱护并不是中国特有而西方文化缺乏的文化现象，中国有“孝”的词语，英文中也有类似的“filial piety”（孝顺，孝心）词组，西方文化中缺乏的只是将孝道上升为社会伦理规范来维系人们的关系和保障社会运转的基本框架的文化传统。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经历年轻时赡养老人，老来再接受年轻人照顾的人生循环。不分历史时期、文化、国家、种族，对老人的爱护应该属于是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需的生存机制，同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为动物的的道德底线。因此从人性角度来说，赡养老人是一种普世的道德标准。
  　　对于老人的爱护机制重要性，一方面从人类自身社会结构运作方面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假使人们不再赡养老人，社会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社会价值使人们仅将眼光放在本代的利益上，人们会因为缺乏责任感而将不再关心后代的繁衍，也会因为老无所依的现实情况引发集体的心理焦虑，甚至导致社会的整体混乱；这也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养老福利机制的原因，养老问题关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从人类共有情感来看，家庭间的亲情和对于弱者的爱护情感都是普适的。虽然现今社会中有以市场价值衡量一切人际关系的价值趋向，即使在市场化极度发达的美国，有社会养老福利机制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老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有个人主义泛滥导致的亲情淡薄，有社会主流价值观对老年人的轻视和丑化，但人们对于父母的亲情、对于孤苦无依老年人的同情依然会不断流露出来并不断的被人们实践。因为这是根本的人性、人道在社会文化中的映射。
  　　 正因为善待老人、爱护老人的人类行为并非我国特有，而是人类的一种维护享受亲情、同情爱护弱者的普世的情感，所以衰落的不是孝道，或者说衰落的只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以孝道为主要表现的我国的传统宗族、父权统治体制。将“孝道”中的“道”理解为一种文化状态，孝道的概念就能摆脱局限的父权体制的控制，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状态，即孝文化。这种文化状态的具体内容变化趋势及变化原因就能顺利的从作者的研究结果中得到解答，从而解释了之前文章里提出的老年人认为子女不孝而子女却认为自己并没有作出虐待老人两代人概念上的矛盾。是青年们真的不孝么，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孝文化也随之变迁，两代人理解的孝道内容也不同了。
  　　 那么孝道的内容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呢？有两个词语：“孝敬”和“孝顺”可以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中的“敬”和“顺”就是传统孝文化中推崇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遵守孝道的根本标准。首先说“敬”，这里的“敬”准确的来说是一种对于祖先和长辈的尊崇，这是传统孝道核心观点，也是维持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传统的根本前提。只有对祖辈无限尊崇，将其高举至顶礼膜拜的偶像的高度视若神明，才能有类似宗教般的虔诚与畏惧。在世的长辈是祖先在实际生活中的映射，人们在尊崇祖先的思想惯性下对于长辈也保持高度的尊敬，切实的将传统孝道内化到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断强化。在本书中，集体化逐渐破除了对于祖先的崇拜、切断了人们之间的宗族联系，并且提倡人与人之间、代际之间的平等，使人们对于长辈的宗教般的尊崇慢慢下降到普通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的状态。其次说“顺”，顺指顺从，指“父命不可违”。孝顺是孝敬在实践中的行为规则，具有直接可操作性，也是传统孝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里的顺从是一种无条件顺从，并且有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法律条文作为执行的保障。父母对子女拥有无限的权威，一旦子女违反，长辈可以借由传统文化和法律的压力逼迫子女就范，甚至拥有剥夺子女生命权利的权力。但是集体化逐渐降低了父母的权威；非集体化的市场经济使子女们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权力而不再依附父母；逐渐兴起的个人主义、要求自由的思想潮流也使青年们学着更多的自己做决定。
  　　传统孝文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孝敬和孝顺在青年一代中的影响和实践程度都在慢慢的减弱。
  　　 由于传统孝道文化的衰落，父权走下神坛，父母也渐渐从较高社会地位与等级降落下来，与子女处于平等地位，而老人在社会生产中能力的降低，身体条件的退化甚至使他们成为了社会中的弱者群体；子女一跃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两者地位的颠倒也决定了孝文化从尊崇长辈、完全顺从长辈意见逐渐发展为赡养老人、关心老人、爱护老人，从孝敬和孝顺机制逐渐发展为孝养机制。因此，孝养机制取代孝敬和孝顺，成为当今孝文化的新内容。
  　　
•   　　阐释范式的研究目的在于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阐释社会现象的独特性，主张社会是在人际互动中不断定义和建构的，在认识论上坚持主体间性的、双向阐释的认识论；倾向于在研究中使用投入理解法、诠释学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各种质性研究方法，并认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价值介入”不可避免，只能力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反思。本文旨在以一次乡村民族志研究为例，分析阐释范式在具体研究中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以达致对此范式实践过程的理解，并尝试在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这一意义上进行反思。
  　　
  　　全书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细节改变、家庭财产分割的习俗沿革、老年人赡养及生育文化等种种现象的描绘和阐释，重点分析了“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现代家庭中的位置……国家在私人生活转型和个人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阎2009：239）两大主题。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下岬人经历了家庭的私人化与家庭成员个体性的增加这一私人生活的双重转型，这一转型造就了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且国家在其中扮演了最终推动者的角色，尽管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无意识和悖论。
  　　
  　　作者进行此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通过这项研究来开拓理解中国私人生活的新途径，并以此来弥补以往的研究是过分强调了中国家庭的结构及其集体性之不足”，发展一种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变迁的新理论，而“发展这样一种新理论的第一步是将注意力从集体的道德话语转向个人在当地生活中的道德体验”。（阎2009：8--13）话语转向体验的过程，也就是将那些抽象语言与普遍规范转化成为一种个人在本土世界中的实践经验的过程。正如阐释范式在社会本体论意义上所认为的那样，社会是在人际互动中不断定义和建构的；在本书中，作者也倾向于将私人生活看做一个道德过程，“这一过程是存在于地方道德世界中的人际间相互关系与交流……研究家庭生活的新的重心也应该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它应该是关于私人生活的新理论的出发点”。（阎2009：13--14）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近距离参与式的民族志深度描写研究。近距离的参与可以帮助“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在当地生活的道德体验过程”（Kleinman 1999：413），从而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行为背后的意义；而在某个社区长时间田野作业及对日常生活详尽描述的这样一种传统民族志方式，则有利于研究者全面系统的了解某一行为或现象背后蕴含的社区背景与本地文化内涵。而与传统民族志研究不同的是，作者更强调一种“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该概念由Robert Le Vine首次提出，以指代一种“近距离描述和分析人类行为、主观经验以及心理过程的方法，其核心是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主要着眼于个人以及个人的心理与主观体验如何形成了社会与文化程序，以及个人的心理和体验如何受到那些程序的影响”（阎 2009：14；Hollan 1997：219），这也正是作者进行此项研究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
  　　其中，作者尤为强调研究应长期在一个地点进行，并重视当地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反复性的田野调查。作者本人在下岬村生活了七年（1971-1978），并在1989年到1999年间多次回到下岬进行田野工作。“每次回去，乡亲们都首先和我高兴地团聚一番，走的时候他们又热情相送。在我逗留期间，村里许多人都尽其所能地回答我关于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社会的各种问题。”（阎 2009：10--11）显然，研究者本人的关系网络对研究的顺利开启和进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良好关系还有利于得到被访者对自身生活世界及研究本身的评价，这正是保证研究最大可能如实反映被研究者生活世界的珍贵资料。
  　　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作者比较喜欢用的方法是回溯性的纵贯研究。“一般情况下，我在调查时总是先收集最近的资料，之后再沿着发现的各种蛛丝马迹往前追寻”（阎 2009：79）。在研究婚前性关系的时候，作者采取了这种方法。1998年他遇到了愿意和他谈论这个话题的村民，之后他回溯了1997年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直至1991年他在当地婚礼上第一次触及这个题目的记录。通过这种回溯，过去的种种知识资料积累可以与现在注意到的现象进行联系和比对，从而更好地阐释现象，理解背后的变迁和产生根源。经过资料的回溯分析，作者发现婚前性关系由禁忌转变为日益容忍和不得不接受的趋势，其原因则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未婚夫妻共同买彩礼的习俗和八九十年代未婚夫妇可以到对方家约会的默许。
  　　除此之外，作者也采取了多种资料收集方式，如面访、参与观察、文献回顾和数据资料分析等，以尽可能保证研究的客观和真实性。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时，作者采用小组访谈的方式，将访谈对象按性别分组并请他们回答了关于家庭关系的六个问题，还采用百分制的方式对现象的程度进行打分。这种座谈会形式的小组讨论有助于访谈者与被访者、被访者之间进行互动，从而观察到被访者对问题的理解至意见形成的过程。如回答“谁在家里做主”这一问题时，首先绝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妻子在家里是否说了算”，随后整个过程便是争论妻子如何说了算的过程，而争论最后的统一意见是以送礼和关系网的建立作为妻子在家是否做主的标准。这种对问题的理解及意见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内容。换言之，在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被访者的叙述文本，也要关注文本形成的环境及背后的意蕴。“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杨善华 2005）
  　　
  　　诚然，这些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研究者本人的优秀能力和完善的社区关系网络也有助于阐释现象和信息，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的世界与被访者的世界始终存在着隔膜。那么需要反思的是：究竟我们能多大程度地获取真实资料并真正理解他者的体验？如果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误差，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将误读的程度降至最低？
  　　在作者的书中提到，他在1991年的时候访问过一位在70年代坠入情网并不顾家中反对与情人结婚的女性。但这位妇女否认她曾有过这段恋情，并编造了她父母包办婚姻的一套说法。直至1998年，在作者第五次与之长谈时，她才承认了这段往事。而且，她说出来的故事和作者以前听到的各种版本还是有许多区别。作者在书中举出此例，意在强调反复访问的重要性；但这同时也令人不得不质疑研究过程中所获资料的真实性。在此例中，作者依靠其长期田野工作建构的经验知识库存和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对被访者提供的资料进行“修正”。但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有这种资源和机会对所获取的资料去伪存真，而这种虚假的资料无疑会对研究分析过程和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理解被访者陈述背后承载的生活体验，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同的经历完全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但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便是将自己某一经历而产生的体验强加或等同与他人同一经历后的体验。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在研究地方生活与历史发展中，结合强调个人主观经验的叙述、就研究对象的行为以及利害关系进行的参与观察，以及对深藏不漏的生活体验所做的类似于将心比心式的诠释”（阎 2009：16--17）。这也只是我们纠正自身体验偏差的权宜之计，而当被访者不愿或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体验时，研究便可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也许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资料收集方法，能够有助于研究者获得更加真实的资料，从而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作者在书中提到，村民在做非常正式的问卷的时候，往往搞不明白，他们许多人担心回答问题的对与错，把这当做是某种考试。因此，作者采用了小组访谈的形式代替（即上文所举实例），并指出“在做这种集体访谈时，最关键的是要选好一批消息灵通而又比较客观的访谈对象。……在问题不太敏感的时候，人们往往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而且相互之间会争论。调查人员除了搜集到需要的资料之外，还可以从中得到额外的信息”（阎 2009：111）。而在问题较为敏感的时候，可以要求村民“讲别人的故事”。这是一种不错的资料收集方法，可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也可能出现描述过程中的歪曲和夸张，以致出现同一事例的几种版本，使得研究者难以分辨最接近真实性的一种，而上文的事例告诉我们，即使当事人的故事叙述也可能是谎言。任何研究中都有不确定和误差存在，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降低这种误差，将其控制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范围内。
  　　从意义探究的角度理解访谈过程中出现的谎言，也许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除了获取真实材料之外，对谎言的出现本身进行探究，也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被访者在叙述谎言的过程中同样赋予谎言以主观意义，若是可以对这种主观意义进行分析，了解谎言背后的逻辑体系与生活图景，一样可以获得真实的研究结果。“因此，在‘假’的背后,我们对‘真’的这样的发现，就又回到了韦伯对行动意义的强调，即这里所指的‘意义’，是行动者主观的认识即社会学上的意义（贾春增主编2000：106），这种意义无所谓对错，也没有事实层面的具有某种共同标准的‘真’与‘假’之分。换言之，只要是被访者赋予其话语和行动的那种意义，就是‘真’。（杨善华 2005）”在我们面对种种访谈中的无奈时，这种尽可能地利用一切资料探究被访者行为意义的方式，无疑是有效而可取的。
  　　
•   　　文：成庆
  　　
  　　当在80 年代末读到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时，其时方为
  　　青春少年，懵懂无知，读完全书，却为那位农村少妇马缨花对章永璘的爱情表白感到震惊，"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抛开小说本身想象的情调，当时于我的最深印象，乃是农村女性对于爱情追求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形象并非孤证，实际上在80 年代后期的新乡土作家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中，类似的形象也不乏见。就算上述种种均为艺术杜撰，在笔者湘鄂西地区的农村老家中，也曾经接触过或听长辈玩伴谈及当地热烈追求爱情，甚至与家庭近乎决裂的女性。农村中所蕴涵的情感资源，似乎远不比城市里稀少。
  　　
  　　但是，在这种种80 年代以前的农村女性形象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女性为了爱情冲破社会网罗的激情，在那些情境下，她们不是乡土社会的主流，相反在旁人眼中，她们是反叛者，是不容于世的异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恋爱是一项对未来的探险，它不以稳定为前提，所需要的只是不断的创造与改变，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稳定性要求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但是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情感生活与亲密关系，又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呢？对于这些，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体会，但是如果追问下去，我们其实对那些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深入那广阔的农村腹地，来体会农民的情感表达，都市里的风花雪月，尚且应接不暇，遑论那一向被视为落后的农村？
  　　
  　　而阎云翔的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无疑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 年农民的亲身体验，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进入那样一个乡村的情境，对从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80 年代的市场变革过程中的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今天当我们回溯1949 年以来国家所制定的几大政策，如新《婚姻法》的颁布，土改的完成，直至到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仅仅从宏观上来看，我们由此并无法了解，那种种政策底下，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而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那样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中的悲欢离合，可能有时候不大容易被都市人群所体会，但是我们都无法因此而断言，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感情表达和爱情想象就形同空白。相反，在阎书中，我们可以通过它，回溯到50 到70 年代，看到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是如何表达爱意，是如何呈现激情的。或许那些情感，今天的人看来，保守而含蓄，但是那底下蕴藏的激情，在那样一个集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就如费孝通所言，其实骨子里是在挑战传统秩序，无论是家族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秩序。整个1949 年以后，每一代人都在情感生活上不断的挑战既有权威的压制，而这些挑战又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衍生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人化的主体性，最终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下，演变成今天的格局。
  　　
  　　但正如阎云翔所试图表达的，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结构，而且也在慢慢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系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带来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从传统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逐渐开始出现自主择偶。那背后很多鲜活的事实，可以在阎书中分别找到例证。就如书中提到的支书女儿，为了想和心上人在一起，不惜在枕头下藏把剪刀，来威胁试图靠近他的丈夫，而最后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父亲20 年不与她说话，而他的第二任丈夫事后来看，也最终呈现出家庭暴虐的个虚报。结果固然惨痛，但是爱情的选择，本来就充满风险，无法以此否定爱情本身。只是这样一种对爱情的自由选择，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点点松动，也开始慢慢萌生出它的趋势。
  　　
  　　从70 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国家政策再一次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次是将农民从集体化中抽离出来，农村社会开始原子化。年轻人在感情心理世界里，已经超越出前辈对他们的种种规约，在下岬村，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高速变化。
  　　
  　　父亲的权威，随着子女的经济独立而化作乌有，子女的婚嫁，却让他们有了汲取父母财富的一次合法性的理由。在乡村社会中，开始弥漫一种以夫妻二人为基本单位的私利性情感共同体。分家开始成为农村的主流，赡养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直接导致了家庭情感关系迅速由父母与子女之间向夫妻二人之间的快速转向，个人爱情成为乡村社会的主题，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爱情，更多沾染了市场化的某些特色。
  　　
  　　在费孝通的视野里，传统乡土中国里，男女之间的爱情始终被家族式的集体所压制，他甚至断言说，正是这种压制，乡村里可能充斥大量的同性依恋与自恋的情形。但是1949 年以后的种种政策，比如土改，比如1950 年的新《婚姻法》，都在一点一滴的释放中国农民的爱情能量，让他们努力在新的空间下慢慢表达和释放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演变到了80 年代，却由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导致中国农民在情感生活上的崩堤，情欲开始成为乡村青年生活中的主题，但是这样一种情感，却由于没有以前的家庭约束而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阎书的最终结论：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中，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同时也就催生出一大批无公德的个人，他们可能高度注重自己的一己感情，而且又以拥占性为最终目的，而忽视了对公共生活、对父母的种种义务，农村社会遂为一盘散沙，难以聚合。
  　　
  　　在这里反过头来回看当年在《绿化树》中所读到的马缨花那样的农村女性，对于爱情敢于负责和承担，从而震撼人心。而今天在中国乡村社会所演化的这一股高度私性化的趋势，所不断塑造的乡村氛围，是否还有那样一种爱情生长的可能呢？
  　　
  　　（本文已经为21 世纪经济报道采用）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泛读指数4】
•   　　此书在美国学术界颇受好评，我也已久仰大名，五月回国时看到有中译本，便买来一本。这次去黑龙江之前想找本书在路上打发时间，想到此书是众多以中国的村庄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中我所知的唯一一本研究黑龙江农村的，正合我此行之意，便带上在路上看。
  　　
  　　总的来说，此书写得确实很好，研究深入，记述细致，结构严谨，证据翔实。另外，龚小夏的翻译十分出色，文笔通畅，在引文、文献、人名、学术名词等棘手问题的处理上都基本没有瑕眦，如果不知就里的话，甚至看不出是翻译过来的。这想必是需要与作者反复沟通、又对专业领域十分熟悉才能做到的。此书之翻译可为后来之榜样。
  　　
  　　作者（阎云翔）所研究的黑龙江的下岬村，据他所说，是1971年他17岁时，作为一个山东来的盲流一路打工北上，途经此地，被热情收留的村庄。他在此生活了7年，直到78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北大才离开。到哈佛读书后，又在89年及其之后的12年里多次回来做田野研究。所以，下岬村对他而言，便如同费孝通的开弦弓，是他的native place，也确实是下了大功夫的地方。
  　　
  　　此书虽然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个成功，但其中的发现对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实在谈不上有多少新意，甚至会觉得惊讶：此事何需一论？书中最核心的观点有二：一、中国农村的家庭里头是有私人生活的 (What?! You mean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there is no private life in Chinese rural families?)；二、在中国农村家庭的私人化、家庭中私人生活的兴起这一过程中，国家行为有很大的作用。何谓“私人生活”呢？其实也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感情与关系、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以及个人相对于家庭、宗族的权利。
  　　
  　　在美国社会科学里（尤其是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的文献中，原来对于中国农民家庭有一个主导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合作社模式，把家庭差不多就看成一个合伙制的企业，一家子人都是理性的经济动物，搞到一起，皆为利来。而每个人生活在家庭中，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意义的追求，而是为了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也都是利益交换与生产合作的关系；整个家庭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生产单位─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如此眼光一看，便“撕去了笼罩在家庭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伟大革命导师语），自然也看不到家庭中的私人生活了。
  　　
  　　阎所树起来的这个靶子到底是不是真如此偏颇(Columbia的 Myron Cohen便是此流派之旗手，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着重的也是家庭的经济功能），我多少有点怀疑，但目前无暇去查证。但大概他所总结的还是对的：人类学文献中起码是忽视了中国农村里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私人的感情生活的。
  　　
  　　这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一帮子白人老头子，即便是在北方农村，能勉强听懂一多半的方言土话也就不错了，而且谁都把他们当怪物来看，如何又能研究人际关系、感情生活呢？即便是中国学者，真要了解家庭关系里的复杂细节、知晓人内心的感情经历，若不是真正成为村子里的一员，也很难做到。我所知道的中国农村的“私人生活”，不少来自我父母的亲身经历，其他就是从莫言、陈忠实、李锐他们那儿看来的，也确实并没有在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学到过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阎所做的工作倒还真是开拓性的，而且也只有有他这样的经历才做得到的。只不过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家还是输给了小说家。看过莫言、陈忠实、李锐等人的小说后，再看这本书，便不免觉得既无趣、又无新意、也不深刻，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可言了。
  　　
  　　全书分八章，另加前言与后记。第一章介绍这个村子，及其历史。根据他描述，这个村子应该在今日之哈尔滨市下辖之双城市境内，大概与我这次所访问的永安村类似。第二章讲择偶方式的改变，也就是建国以来因为国家政权的推动，基于自由恋爱的婚姻逐步取代安排婚姻的趋势──也就是多少年前《小二黑结婚》和《刘巧儿》里所讲的故事。
  　　
  　　第三章讲感情的表达。这其中讲到些让人可气又可笑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比如说，以前有美国学者发现，中国农民没有爱情与亲密关系，更不会表达男女之爱的感情；之后有人出来反驳（现为《中国研究》主编的Andrew Kipnis），说中国农民当然会表达感情，只不过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通过搞好关系。看来，以后但凡到中国农村做田野研究的非华人学者，都需通过一个如托福般的基本水平考试才行，如果连《走西口》之类的民歌都没听过，一定不准进村，要不然非得搞出诸如此类之中国农民不知道用语言表达男女之情的重大发现来。
  　　
  　　第四章讲夫妻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建国以来女性和子女（相对于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第五章讲个人的私人空间及隐私权的出现。这次到东北农村看了一遭，才知道与我想象中的相反，人少地多的东北农村住房并不大，因为太冷，人得凑到一起才暖和。传统的农村房子就一厅居中、东西两室对开（甚至只有一室），然后用灶台把东间的南北炕头烧热，一家好几口往往就挤在南边一个炕头上睡。我此行所见的这么些户人家里，好象也都只有一张大炕是加热的，就连农场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建起来的烧沼气的新房子也如此。这当然很不利于隐私，尤其是夫妻办事不方便。阎所观察到的变化是将大炕头转变成多个小单间，以为各成员提供更多隐私。这一点我倒没见到。不过我所见的，好象没有两代夫妻同住的。
  　　
  　　第六章讲家庭财产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越收越高的彩礼。这里暴露出作者的一个遗漏。他对所看到的年轻女性地位的上升（包括夫妻之间、婆媳之间，以及女方索要越来越多的彩礼）没有提出个很有力的解释，而有一个现成的理论作者却未涉及：社会学中关于性别比例与性别地位的理论。以我的猜测，这些年来中国农村里年轻女性地位的提高（起码在收更多的彩礼这一点上）与农村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是有很大关系的。一大帮子光棍抢人数相对较少的女对象，自然会把价码越抬越高。这是个很容易验证的假说，但作者看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个理论。
  　　
  　　第七章讲代际关系，最主要的变化是孝道的衰落，而这其中有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这里又暴露出作者的一个缺失。此书的研究过于inductive，以至于很多时候变成了只是descriptive。作者在将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完之后，有时候根本不讨论可由此获得的理论性意义，而有时候想起来讨论一下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但所提供的也只是些猜测性的假说。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项目说得过去，但对于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研究，就说不过去。很多发现，作者在研究的早期就应该已经有了，应该针对这些观察形成理论性的解释，然后再发展出可测试之假说，再收集数据来检验理论。但这些步骤在此书中完全没有，而其所提供的解释，虽然说的还是有道理，但毕竟缺乏实证的支持。况且，你不说我也想得到。这或许是人类学自身的缺陷。理论─假说─实证检验这一套程序化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诸学科里大概只有人类学还没学会了。
  　　
  　　第八章讲生育行为与观念的变化。他的观察与我们这次在黑龙江的一样，而且显示出，我这次所看到的年轻夫妇即使因为第一胎是女儿、有准生证生第二胎的也不愿意生第二胎这一现象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有趣的是，我们印象中封闭落后、重男轻女、地多人少的东北农村，在生育观念的转变上倒是远比广东福建以及四川之类的地方要迅速与彻底。现在中国最想要儿子传宗接代的大概是潮汕地区了。原因何在？可能跟维持传统生育观念的制度（比如说宗族制度）是否被国家权力所打破大有关系。这也是彭玉生的研究想讲的东西。
  　　
  　　总而言之，此书还是值得一读，也值得保存，毕竟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对农村家庭生活的描绘。
•   　　以前就注意到了他写的《礼物的流动》，但是在南大的时候并没有怎么仔细的看，后来的这本书成了我上个月每个在地铁里面的读物，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云翔 看到了一种发生在农村的变革其实隐藏着一种危机，一种对于物质的追求以及道德的沦落在贫穷地区的一种蔓延，没次看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痛。这本书在我看来比黄光国写的书还要更加的有说服力，可能就是一个田野的一个只是做理论综述的差异吧，看黄的东西不是很多，也没有怎么有兴趣的看下去。于是作罢。
  　　
•   　　 3年前，我读完余华的《兄弟》下，难掩内心的失望，在个人空间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故事黑暗，充满了性和狂乱，这都没有关系，谁都知道现在就算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绝非天堂，人类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但，难道余华你也仅仅看到了这些，并只能用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故事来反映这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吗？在阅读过程中，我看不到什么动人的情节和描写，逐渐麻木到一目十行，用畅销书的读法来对待余华……这多少让我有点心痛。”
  　　 3年后，自己的阅读兴趣已经转向，却无意发现了一本书，可以作为《兄弟》的注脚。余华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我想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怎样冲击着人们的私人生活？
  　　 阎云翔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学者，我的这个判断缘自他的个人经历：17岁时，因为饥饿，他一路从山东流浪到东北，被下岬村的村民收留，一呆就是七年；1977年恢复高考，阎云翔看到身边真有人考上回城，半年没有下地干活，破釜沉舟复习功课，结果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来他留学美国，师从张光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阎云翔从没有忘记那个他生活过7年的东北村落，从1989年起他频繁回访，进行田野调查，2003年出版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阎云翔观察到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一代日益追求浪漫爱情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长辈的权威和传统的孝道却日渐衰落。“传统家庭观念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维系以及个人为家庭利益作出牺牲。而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感的发展以及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下岬村的年轻一代，或者说以下岬村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的年轻一代，对个人权利格外重视，但却通常无视个人义务的存在。这令阎云翔不得不怀疑在中国“新兴起的个人主义是否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
  　　 阎云翔进而分析了国家在私人生活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时代，国家试图以集体主义将农民的忠诚对象从家庭转移到自身上。这势必要摧毁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让农民从家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见得有意要将农民改造成为独立的个人”，因此国家总是严格控制着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农村青年新获得的力量多半来自自上而下的影响，而非个人自发并为之牺牲的自下而上的努力。
  　　 改革开放后，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于是，人们为满足个人权利和欲望的要求日益增加，以至于威胁到在激进社会主义之后残存的传统文化，比如人情文化。……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阎云翔认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
  　　 最终的结果是，“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于是，余华《兄弟》中那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降临了……
  　　
•   　　我出生并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坐落在华北平原一个靠近渤海湾的地方。阅读此书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可以将其与我的记忆做互参文本对照比较。此书的截止时间定在1999年。新世纪到来，变化加剧。然而其中的很多结论都有助于我对自己村庄种种事件的理解。虽然因发展速度和地域的差异，书上的一些内容不适合我的乡村。但它不失为一本做得很好的功课。
•   　　写人当然不能忘记内心的东西，不过内心太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了，这就更需要记录。思想和行为总有内在联系，不了解人们的所思就无法明白他们的所为。
•   　　阎云翔，1954年出生，一家六口被误判为“资本家”的成分拉到了山东临邑县老家，在山东农村被当作地主成分对待，常常吃不上饭。17岁的那年山东粮食歉收，他身揣5元钱偷偷跑出来，大胆“闯关东”，期间多次被收容。最后他流浪到黑龙江省距离哈尔滨50公里处的双城县下岬村，村民们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克服了经济上、政治上等种种困难收留了他。
  　　
  　　　　他在下岬村务农7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复习功课，用他的原话是“死记硬背的应试制度帮了大忙”“只要照着题背答案就行，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不懂意思不要紧。我那时候记忆力真好，进了考场就是写答案。开玩笑说过，我晚生了一百年，要赶上考八股文那会儿，肯定中个举人什么的。”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赴美留学，师从张光直等学习人类学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开始教学生涯。1989-2004年，阎八次回访下岬村，对该村进行了持续15年的田野调查，《变革》为其系列研究“未完待续”的阶段性成果。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阎云翔才接受采访中也非常认同刘经理的这一评价，并且认为这一说法真正的看透了他。
  　　
  　　　　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一系列著作的一个另类。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中国学者所做的关于“三农”问题的种种研究，看到中国政府每年关于农村各项的调研报告和出台的相关政策，看到大众媒体聚焦“三农”问题的文字和镜头，无不是关于农业发展问题、农村政治建设。
  　　
  　　　　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的下定论说，国内根本没有关注农民的研究，因为这也是不符合实事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那些研究、那些调研，纵然题目为“中国农民的某某问题”。他们的出发点在哪里？大部分的出发点无非是那么几个：农民的素质低影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和农业产业化、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对城市化、农业发展的影响、农村税收问题等。
  　　
  　　　　这样的学术文章、新闻报道、调研报告看多了，大家对农村有没有产生什么印象呢？我想如果不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家对农村的印象无外乎那么几个：穷得连片瓦都没有，典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田地里种的东西不够吃，啃啃红薯干填肚子；娃儿一大群，穿得是“老大新、老二旧、老三缝补片、其余都是烂档片”。除了穷、破、落后这些词，还有什么？再有就是每天七点的中央新闻联播宣扬的农村免了农业税农民乐呵呵，农村村民自治进程又迈了多少多少步，哪个农村成为全国百强县如大葱买得很好的章丘。到了年关就是农民工要不到血汗钱，最后又是如何在政府的帮助下讨要到了工钱等等。
  　　
  　　　　确实，农村整体的现状、政府针对农村的政策等问题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但是，谁又真的关注过农民的生存现状，把农民真正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研究呢？阎云翔2003年所著的《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在这一点上让我感到钦佩。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采用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田野研究方法。从1989年到2004年，整整15年，阎云翔到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变革》这本书便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另外还有《礼物的流动》等学术著作。
  　　
  　　　　《变革》这本英文著作获得了2005年“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是继黄宗智教授后另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华裔研究学者。当然，这并为了不是强调列文森图书奖的重要性，也不是为了说明中国其他学者研究水平低下，而是想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角度创新性和研究方法国际化的程度是否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当然，我作为一个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可能没有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但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阳敏的采访时，阎云翔说：“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
  　　
  　　　　阎云翔之所以那么重视私人生活的变革，之所以花了十多年时间去关注下岬村这个东北小村庄，之所以将研究的聚光灯定格在了农民的爱情、婚姻、家庭和私人空间上，不仅仅是因为人类学家对“个人”的习惯性关注。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在于对于1949至1999这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的敏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敏感带，阎云翔显然更关注中国农村中每个农民的生存状态的变化。
  　　
  　　　　中国宣扬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常常指的并不是每个个体，而是“人群”这个更大数量的人的概念。大多数的时候，“个人”是和集体、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我并不是说集体主义有什么极大的问题，毕竟集体主义的思想深深的存在与中国人的脑中，在许多时候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例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文艺表演基本上都是上千名演员共同表演，2008名击缶者显示了集体整齐的气势之美。因而，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很少关注农民个体，尤其是农民个人的爱情、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
  　　
  　　
  　　　　这本书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却真正是通俗易读。我阅读类似书籍的时候很少这么顺畅的看下来，并且反复读了很多遍，从而领会趣味性很浓的故事背后的深意。我总结了一下，阎云翔的大致写作思路是：首先概述五十年农村经济由土改到公社再到非集体化的变革过程，接着分别就农村青年中的爱情观、婚姻、生育和家庭深入研究，最后总结自己的调研结果。从书的目录可以看出来，《变革》总的结构是总分总。从第二到第八章，分别是研究农村青年爱情、婚姻关系、个人隐私、家庭财产分配、老人赡养问题和生育状况，大致是按照农村中一个人的一生中几个重要的个人问题来调查研究的。但是，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不把生育状况放到爱情、婚姻之后，因为这样更是一个基本完整、连贯的一生。
  　　
  　　　　每一章中，阎云翔的写作思路是一两个具体案例作为引子，接着概述本章写作的结构并进行现象描述，然后给出调查研究数据统计（一般为表格形式）并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分析数据，最后初步得出结论并通过具体案例再次印证并推导出影响。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大量调查图表的运用，全书260多页有13处使用了数据表格，通过数据来科学地分析农民个人生活，比如收受彩礼的不同组成形式、下岬村每户生育人数的变化、老年父母居住状况等。
  　　
  　　　　作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选择下岬村作为研究对象，更多的是出于感情因素而非技术原因。但是，这也是这本书之所以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他在下岬村前后长达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只有他和下岬村村民深厚的感情，才能在1989年回到下岬村进行田野研究的时候从村民口中了解到关于爱情、婚姻、生育等私人性质问题的生动故事。这些写在书中的故事，有的令人欣慰，但也有很多是对于述说者来说痛苦甚至是尽量回避的事情。比如说婚前性行为、彩礼的节节攀升、老人受到儿子和媳妇的虐待等等，正是由于作者真诚的调研态度和“对人的尊重”，才使得村民无防备地娓娓道来。
  　　
  　　　　通过这本书，我感受到的几个农村私人生活的变革是：女性在农村中地位的日渐上升和农村老人生活的困境。用1997年作者调研时，一位74岁的陆大伯的话说，“村里50年最重要的变化：‘爷爷变孙子’和‘妇女上了天’。”也就是农村在这50年间，大家庭向夫妻二人关系为核心的家庭过渡，父权的逐渐衰落。同时，妻子由于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而地位上升，生育问题也更多的考虑到妇女本身的意愿。
  　　
  　　
  　　　　第三章下岬村青年农民的爱情和第七章下岬村老年农民的生活状况，尤其使我产生许多的感触。
  　　
  　　　　《变革》中引用了 Potter夫妇 和Kipnis的学术研究结论，他们虽然有许多分歧，但都一致认为感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实用手段。然而，阎云翔并没有轻易地采用他人的结论，而是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下岬村青年一代农民的生活，并且和他们的父辈、祖辈相比较，反映一种变革。
  　　
  　　　　“风流话”成为农村青年的新标准，显示了青年人主观想象的空间在扩大，而将恋爱对象理想化也是择偶中新出现的重要现象。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青年夫妇订婚时回去城里照订婚照、度蜜月，并且更多地向外人展示他们的爱情。许多学者认为农民是没有爱情的，所谓爱情是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是城里人的玩意儿。但是，很多都是主观想象、自我推断，并没有通过人类学的深入研究，其主观性和不公正性可想而知了。
  　　
  　　　　再就是这本书中多次阐释的一个怪圈——女儿、媳妇、父母、公婆之间的复杂链条。青年一代的农民，更多的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忽视自己对于老年父母的责任。这就造成了下岬村权利与义务的失衡。结婚的时候，青年人从父母那儿搜刮更多的金钱，作为彩礼。同时，男方父母还要承担新房等费用。《变革》中说到，“彩礼变成父母在世时便开始被瓜分的家产”
  　　
  　　　　“彩礼是财富从上一代往下一代转移的新途径”。
  　　
  　　　　纵使父母为儿女贡献了这么多，儿子也越来越少的愿意同老年父母一同居住组成大家庭。更多的是，结婚后不久就分家，组成了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分家的同时，是原来家庭财产的再次分配，这也是对父母的又一次盘剥。许多下岬村的老年农民的晚年生活十分惨淡和窘迫，到90年代末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书中就多次谈到，下岬村每年都有好几位老年人自杀，例如1995一位71岁的温和老汉在家中上吊自杀。
  　　
  　　　　同样是采用田野研究的《菊与刀》一书，多次强调的是日本家庭关系的淡薄，老年人地位低下和“孝”在日本的不被重视。当时，我自以为中国的“孝”道仍然是日益兴盛，但是很多东西是不能想当然的。“任你有千军万马，最后还是老公母俩”，下岬村一位老人讲出了他的心声。
  　　
  　　　　借用刘苏里的概括：“这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对赡养老人的细节关注，对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刘苏里在对《变革》这本书的评论中谈到，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他对中国社会风行的“赢家通吃”原则，使大多数人丧失做人所该拥有的起码尊严的状况，深感忧虑。他痛斥“时下学界颇为流行的空话，套话，玄而又玄的废话，以及曾经在别处不知说过多少次的二手话”，倡导“严肃认真的朴实学风”。
  　　
  　　
  　　　　确实，从《变革》中可以看到，阎云翔多次引用外国学者的研究，并且不否认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非常诚实的。学术研究应该根据事实调查，而非主观臆断、所谓经验、相当然。
  　　
•   　　缺席的农民开始说话
  　　　　 读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5年前，我读大三。下学期，系里从临校请来一位老师，教授《文化人类学》。
  　　　　 那时候，被人误以为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其实，只是儿童期漫长，始终改不掉刨根问底的习惯，好奇心像一个无底洞，空虚得需要填满。
  　　　　 多亏，老师很耐心。解答，疑问，再解答，反反复复。到了学期结束，我，及同样病症的三五同学和老师的成了朋友。
  　　　　 但是，说起来遗憾，我终究没能去考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生。最根本的原因，胆怯。因为短短的5个月，什么是人类学？我不知道。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也不知道。
  　　　　 直到今天，这样的问题仍旧无法回答。但后来，渐渐豁然开朗。这读书，有时候犹如上大学，熏熏就好。
  　　　　 所以，一学期课程薰来薰去，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田野调查”这四个字，并牢牢记在心底。在我看来，那不是一种姿态，应该是一种科学态度，和某些人的毕生追求。
  　　　　 说了这么多话，是因为这两天读了一本书，再一次印证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这就是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书读一半，才发现“私人生活的变革”，起先我的目光一直定格在一个中国乡村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上。
  　　　　 用事实去阐释理论，这当然要拜这几年工作经历所赐。无论这个行业多么浮躁，对大多数从业者而言，事实还是一个不能触碰的天条。
  　　　　 和陈染《私人生活》不同，前者更注重体验和内省类似于第一人称的自传。而后者讲述的是黑龙江下岬村一群农民群体的生活。显然，后者的私人远大于前者，但和国家的宏大叙事相比，一个小村庄的生活也不足为大了。
  　　　　 其实，真正迷人之处也恰好在此。就如同作者所要阐释的一样，很久以来，农民是作为群像出现的，个人情感处于被遮蔽状态。
  　　　　 所以，你知道农民在想什么？他们怎么恋爱、结婚、生孩子，生老病死、养老送终。从1949到1999，经济体制、公众生活、社会关系有了哪些变化？现在，提亲的方式和50年前有多大不同，包括院落的改变，原来是暗含道理的。
  　　　　 下岬村曾经是阎云翔当过7年农民的地方，从1989起，他开始了长达11年的田野调查。那个村落，比我现在所在的城市，还要北方偏北。一年有5个月的冬季，室外温度保持在零下20度，所以，那是一个更纯粹一些的农村。比较江浙一带，它可能保留更多的乡村味道，从物质到思维。
  　　　　 文字很简单，几乎没有描述性的语言，平铺直叙。但这并妨碍阅读。顺畅是因为真实，没有遮掩丑陋和悲凉，也没有渲染淳朴和善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几年前，读过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书，读完之后，只觉得脊背发凉，脚底冒汗。还有不少热血男儿恨不得揭竿而起。但我想，读完《私人生活的变革》，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同样是调查，前者是报告文学，后者是人类学笔记。前者是作家执笔，后者是科学家的态度。前者让你不禁发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绝望反问，后者会让你会心一笑，原来我们的农民是这个样子，真实可爱，变革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这不是他们的原因，是时代、国家，甚至是光年的原因。
  　　　　 所以，如果再让我选，我会阅读后者。因为理性、可控制是成熟的表现。我们不能奢望一本报告文学改变整个世界，包括一个群体的生存条件和情感诉求，但我们可以要求一份人类学报告渗透一种态度，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耐心的。
  　　　　 这是一本貌似枯燥的书。实际上，很有趣，无论是有过乡村生活，或者完全没有的人，建议都来读读。我们可能不是农民，但应该了解占全国大多数的人是如何生活、繁衍、情感的变化和追求。
  　　　　 说实话，我很佩服阎云翔的耐心和科学态度。甚至都在想，11年间，他拿着小本本，坐在老乡炕头，蹲在田间，去观察，去记录，去思考。
  　　　　 大概，我这辈子，是没机会去做学问了。可是，还是一直觉得严谨、科学的态度是应该有的。是应该贯彻始终的，做个认真的很辛苦，但对社会无害。
  　　　　 今年两会，一直在看小崔和柴静。倒不是关心国家大事，是觉得这两个人很有趣。很枯燥、复杂的问题，经过他们就会举重若轻。
  　　　　 期间，提到了很多与农民有关的问题， 打工子女入学问题、义务教育问题、留守儿童……惊喜的是，从细节到整体，我愿意看从一个人的脸开始的记录和关注，因为农民不再是众人视野里的集体群像，他们有表情、有笑、泪、有痛苦、也有希望，有情、有爱、有生、有死……
  　　　　 所有，城市人有的东西，都有，只是一直被遮蔽。渐渐的，这些人要开始讲话了。
  　　　　 再回到《私人生活的变革》里，有一段故事印象很深：
  　　　　 1997年我在做调查时，有个39岁的男人对我讲述了他的恋爱故事。他说，他老婆原先和他一个队，长得很漂亮，人非常害羞。他第一次对她产生特殊的感情，是在1979年秋收的一次工休中。“我在磨镰刀，她从后面叫我，手里还拿着个香瓜。她说，刚刚在玉米地里找到这个香瓜，问我是不是想分一半。我问她为什么给我吃，她脸一下就红了，骂我坏。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喜欢我。我想娶她，结果心想事成。我老跟她开玩笑，说咱俩的真正媒人是那个香瓜。”
  　　　　 （ps :文下，作者有了这样的注解：这个香瓜的故事对于村里人来说还有很幽默的一面。秋天在玉米地里发现的香瓜，只可能是在夏天吃香瓜的人将香瓜籽拉在大便中才能长成，当地称为“屎瓜”。虽说大便中有香瓜籽并不稀罕，但很少能够长成可吃的香瓜。这也是为什么村里人觉得事情很有趣的原因。）
  　　　　
  　　　　2007.3.28
•   　　乡土中国：私人生活的变革
  　　
  　　文/梁坏坏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这个书名很长，似乎也是一种国际学术书籍的命名方式之一。提出要研究的命题，然后附着一句表明研究领域内容和时间跨度的句子。
  　　
  　　我在书店随手拿下这本书的时候，肯定也是因为他的名字比较长。但我决定买下他的原因就不是因为名字了。他说的“一个中国村庄”就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黑龙江省的双城市下岬村，和我现在居住的城市相距50 多公里，和我的家乡相距200多公里。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阎云翔。父亲在文革时期被划作资本家，全家人被红卫兵从北京押至山东德州的农村，此后，阎云翔就被饥饿折磨着。最后，他决定与其饿死还不如逃跑，拼出一条人生路来。他偷偷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路上还被收容了两次，途中还听到了林彪出逃飞机失事的消息。最终，来到了双城的下岬村。
  　　
  　　如今已经在美国工作的阎云翔教授，在回忆起那一段时光的时候，还说道：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
  　　
  　　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他一呆就是七年，一个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的年轻人不得不适应村里的劳作，插秧、种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七年之后，恢复高考后，他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刻苦复习功课，用6个月的时间复习了全部功课，考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中文系读到研究生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文学对于现实生活总是有些隔阂，不能真正的认识中国这个处在强烈变化中的社会，于是他未来的设计中选择了“民俗学”这门学科。也就是毕业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这一次，他带着一个研究课题，并且从这之后，为了这个课题，八次回访下岬村，进行了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工作。
  　　
  　　听起来，这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是一本学术著作，我很久没有看这种理性分析见长的学术性书籍了，买了这本书除了书中描写的村庄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差不多，能够追寻一定生活的痕迹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离开那片土地太长时间了，那里先前的历史我们没有来的总结，那里正在进行的历史我们没有参与，将来它将走向何方，对于许多人来讲根本不是关心的重点。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城市生活的流光溢彩，便淹没了农村生活的波澜。在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阎的研究成果则更会让人珍惜。
  　　
  　　私人生活是一个相对于公共生活提出来的概念，它存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农村人由于历史，现实的诸多原因，私人生活领域的活动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祖荫下中国人，希望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家长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的摧毁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秩序，父权开始衰落……新的社会实行的社会制度也进一步的在法和国家政策层面控制了农民的生活，如财产的平均以及按照劳动的多少挣取工分等等。尤其是按劳动能力赚取报酬，便提升了家庭中年轻劳动力在的地位。年轻人的分家单过更为私人生活的隐私化创造了空间条件。
  　　
  　　私人生活的变迁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农村人的婚姻观念的转变以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孝道的衰落。包办婚姻的绝迹，介绍婚姻的实质意义淡化，年轻人自由恋爱的风气盛行，这是农村恋爱的最主要体现。我的家乡的一个邻居，小男孩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在继续上学，到城市里打工几年后，便带回来一个少女，要结婚，说不结婚，那女人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于是父母开始给孩子操办婚礼。我在高中念书的的时候，常常听见母亲和邻居谈话的之中谈到一些人家结婚的彩礼钱数额惊人，爹妈为给儿子结婚不惜债台高筑。我还听说儿子结婚之后，婆媳不和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些内容在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均有更加详细的例子，以及精辟的理论分析，它可以透视一个村庄中，私人生活的历史变迁。
  　　
  　　社会生活是流动的沙滩，在对过去历史的总结的同时，当下的生活也在不断的变化。终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会出现更新的现象，我们如何去解释他呢，我们的学术对当下性的考察不能总处在一种失语状态。然后那些人便转变了视野，开始拿历史开涮，水煮，麻辣等各种做法一应俱全，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弄得这些老家伙上街还要带墨镜，生怕人认出来（易中天说的）。比较而言，阎教授这种深入田野，实地调查的作风，更值得我们去尊敬。（2006-10-5）
  　　
  　　
  　　
•   　　 本书荣获2005年度列文森图书奖，作者是位在美国做了近20年研究的华裔人类学学者，他以深厚的专业积累与丰富的调查材料，从中国东北一个普通村庄———下岬村的私人生活史写出了整个社会的变迁历程。在笔者看来，本书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在于研究范式的转变，更在于为历史写作注入了一股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让“个人”成为叙事的主角。婚姻生活、情感世界、家庭冲突、两性关系、赡养老人，等等，这些平淡无奇的琐事，不仅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更忠实记录了下岬村人几十年历史与命运的变迁。看来，历史研究只要有个性魅力，学术著作也一样能够被读者认可和接受。
•   　　私人生活的变革 2007-3-8
  　　独眼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去农村，却仅限于蜻蜓点水似的旅行。在几年前，我读到了阎云翔教授这本论文中的一章——“私人空间与隐私权”，那时，《私人生活的变革》刚刚发表不久，还来不及被翻译成中文。文中，他谈到了下岬村几十年来居住空间的变化，从全家一起挤在通炕上到划分出清晰的客厅、分出一间间卧室，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私密，房间布置的变化使得家庭中的甚至家庭外的人际关系也相映地发生了变化。他所描述的现象是我应当看到却未曾深想的。我在某些村子进行调查时，某些人家请我上炕坐；另一些人会把我请进客厅，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再小心地关上卧室的门。我从没想过除了热情的程度和经济原因之外，其中还蕴涵着其他的意义，而空间的变化和人的需求正是我当时应该关注的。此后，我一直期待着能看到他的论文全文。
  　　
  　　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不少，论文多如牛毛。长期以来，“家庭”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最小单位，个人只是构成“家”的面目模糊的基石，对于个人的研究多是为了证明“家”及其上的“国”所代表的集体是极端重要和不可超越的。
  　　
  　　阎云翔却选择了个人及其情感生活作为他研究的重点。12年里，他只研究以下岬村这一个小自然村中的一千多人。1949年以来，从择偶、示爱、建立夫妻小家庭，到其后的修建房屋、分割财产、赡养老人、生育子女，他们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公”的国家、集体、大家庭伦理秩序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为“私”的个人却不断兴起和发展，个人生活和小家庭成为生活重心。以前，家庭和睦是长幼有序、关系稳定，现在意味着注重交流的夫妻间的亲密。而小家庭生活、男性外出务工、户口制度导致的离婚障碍使得妇女的地位变得更高，家庭内部原有的家长权威受到挑战，产生了新的权力关系。一系列转变影响着几代人之间的家族关系和日常生活，令下岬村人既体会到小家的自在，又陷入了无奈的道德困境，尤其表现在从父母处接受高额彩礼、嫁妆作为经济基础，同时尽可能回避赡养老人上。
  　　
  　　下岬村，普通又很特殊。1971年，阎云翔17岁，从山东老家一路北上，偶然来到这个距离哈尔滨50公里的小村子。他饥饿、恐惧、委屈，出身不好，自认为是非法的。村民们讨论、争吵，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经济上的困难收留了他，直到7年之后他考上北京大学。这期间，他跟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为了体验，而完全是为了生活，他们给予他质朴的为人的信任与尊重。1989 年，阎云翔作为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类学者回到中国，选取他要研究的农村原型，在十几个村子里，只有下岬村是他“有感觉”的。11年过去了，这里的人还记得他，他们议论他，评价他，最终认为他“没变”，仍亲热地把他当一分子。也因此，文中的村民，不是冷冰冰的被调查者，是阎云翔的朋友、邻居，熟悉的人，鲜活，会谈论从社会到隐私的所有话题，会夸张、说谎，最终又说出尴尬的真心话，他们在几十年中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的变化被描述得清晰可信。阎云翔在文中一直竭力保持冷静、客观的研究笔调，看得出来，即便在揭示最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都怀有对村民最大的尊重和理解，毕竟带有历史渊源的感情是回避不了的。
  　　
  　　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可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正是驱使下岬村民的私人生活变革的原动力。他们的生活境况和所面对的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无论城市和农村，这五十多年来，历史在发展，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和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个人变得极为重要，怎么妥善处理这样过大化的“个人”却未见良策。以“个人”来讲，看看阎云翔的经历就能发现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剧烈变动，30多年前被屡次关进收容所的盲流在2005年获得了美国列文森图书奖，这一奖项一年只颁发给两位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面对巨变，许多人明知“应该如此”却已无暇顾及。
  　　
  　　2004年，早已完成论文的阎云翔第八次回到下岬村，书中描述的种种社会变化趋势都有所发展，可悲的是，“个人在公共领域里表现得更加自私”。在这一点上，下岬村始终是一个缩影。
  　　
•   　　这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阎云翔的又一部力作，2005年曾荣获列文森图书奖。
  　　
  　　 阎云翔1971年流浪到黑龙江下岬村，从此在下岬村落户，工作，直到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北大毕业以后，他又奔赴哈佛留学，追随诸多知名学者如张光直等学习¬社会人类学。1989年，阎云翔第一次重返下岬村做田野调查，并决定把下岬村的田野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
  　　以后的十多年里，阎云翔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下岬村。他通过研究下岬村的社会生活，组织关系，风俗礼仪等因素，得出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1996年，他的《礼物的¬流动》出版后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被公认是莫斯，马林诺斯基以后，对“礼物交换”行为研究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此后他继续以下岬村为研究对象，从“亲密关系”这以角度入手，2003年出版了《私人生活的变革》（英文版）。这本书，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北方一个普通村落的真实生活，¬也纠正了很多包括中国人自身都带有的偏见。[文•梁捷]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
  　　
  　　【读品•梁捷】
  　　
•   谭同学老师已经开始反思和回顾农村研究了。
•   谭同学是名字？？？？
•   对。。
•   以后当教授了还是同学。。。
•   学界无论中外都有些“正确的”态度。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用舍行藏，既然自己的观点不能被主流认可，姑且传其后人。总会有发芽的一天....
•   可我总以为这一世会以一事无成作结，有怎样无中生有呢？但是，好喜欢发芽的感觉，可能我需要花点时间侍弄花草，才可知个中滋味。《禅和摩托车维修艺术》里说菲多试图剖开一切分歧的至深处，故此疯狂而不被理解，自己也变得很狼狈。我现在读菲多的故事假如有一丝悟到，也算是发芽吧。。。
•   彩礼变高的原因可能有三条：
  农村人讲究面子，一方面娶亲出的彩礼不会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互相攀 比会把平均水平抬高。
  农民收入水平增加，上一个理由说明彩礼的名义金额会增加，到底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和收入水平有关，农村把结婚生子看的十分重要，为了结婚生子愿意支付家庭总财富的固定比例，当家庭总财富增加时，彩礼的上限也相应的增加。检验这种说法的很好的方式就是计算一个村子的总的年收入和总的年彩礼金额的比值观察随时间的变化。
  另外通货膨胀也会让彩礼的名义金额增加。
•   农村男性人口比例的确在增加，但是从50%增加到54%（我假设的数据）不会很明显的导致婚姻的供需不平衡吧。
  顺便问一下你到黑龙江做什么访问，我们也去过黑龙江一个叫做永安村的村子，我们做的是农村传媒和消费的调查。
•   多谢你的回复。你提出的原因都有道理。我所说的也只是一个假说，到底孰是孰非，还得看实证数据才是。
  永安大概是个很普遍的名字。我去的是呼兰县的永安村。我关注的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希望能多交流。
•   转一段相关的看法：
  刘瑜：最近在写论文，翻了不少书。最近印象比较深的，是《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个哈佛的政治学家和一个MIT的经济学家合写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原因，是这本书大部分我基本看不懂，只能看懂前言和结论，因为里面全是些博弈模型什么的。我始终觉得中国和国外学术的差距，在于——就是柴静说过的——中国聪明人不少，但是乐于下笨功夫的少。
  你看国外的很多学术著作，他最后得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结论，比如这本书，之所以民主化会发生是因为当权者意识到了革命的危险云云，但是他用大量的案例、数据和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这可能和很多人靠直觉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靠大量的数据、论据和模型得出的结论，可靠程度是不一样的。一旦你的知识有了一定的可靠性，说白了就是坚实的论据，这种知识才能积累。直觉到直觉是不能积累的，只能停留在“我觉得”、“你觉得”的层面上。经常看这种书，就会有一种震撼，人家可以把一个东西做的这么精致，这么漂亮，这么严谨，在中国学者里很少看到这样的敬业。
•   你理解的很到位啊，他用了个人主义表达出来中国家庭生活的变化，很让老外喜欢~~
•   但其中的发现对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实在谈不上有多少新意，甚至会觉得惊讶：此事何需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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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虽然对，但是也是需要有人把他写出来，才能让不熟悉的人去熟悉这片土地。不然还是熟悉的永远熟悉，不熟悉的永远不熟悉。
  还有小说家或许描写农村生活比较细致，但是毕竟小说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会进行更系统的描述。
•   比较人类学与小说实在很有意思，我能想到的大概有如下几点：
  1.真实性。人类学说到底还是一门科学，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所有的叙述都是作者在大量的民族志笔记中总结、归纳并加以学术化得来的；而小说就随意得多，可以成为作者表达自己，或者表达想象中的乡村的手段，可以杜撰更多。
  2.关于表达效果，人类学确实要比小说干巴得多，无趣得多，但想想他们都是真的，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研究，就忍了吧。就当是更多视角，更多体验吧。
  3.举个例子说，体会一下《金翼》和《白鹿原》，感觉会更鲜明。《金翼》的翻译明显比《私人生活的变革》差很多，简直就像是一个外国人用蹩脚的中文向你说些什么，而龚小夏的翻译就自然多了，几乎感觉不到翻译的痕迹。金翼和白鹿原都有族长、风水、民间信仰等内容，二者比较起来，非常有意思。
•   社会学中关于性别比例与性别地位的理论
  这也只能算是假设 拿印度做示例 租妻 群婚的案例时有发生 女性遭到多人的凌辱 而且只因为生计而不是爱情下嫁 这应该能算是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社会地位提升的案例的反例了
  作者在这一点上还是很严谨的
•   大体很同意你的评论，只是我倒觉得不采取“假设--实验--验证”这个论证模式反而是人类学的优点，而且人类学是归到humanities 还是social sciences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能用其他学科的“科学性”来衡量吧，而且人类学自身一直是和社会学保持谨慎距离的，把二者混为一谈更像是外专业人的误解。
•   另外，个人觉得阎的见解平平不是在于重复一些都知道的“常识”，而在于他运用一些更基础的概念时，如privacy, romantic love，缺乏对概念本身的反思。
•   其实吧，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学科怀疑，以及它的田野，不就是您所说的理论，假说，实践检验吗？人类学注重“人”，有一点的人文关怀在里面，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不能是完全不同的。
•   　写得好。
•   阎云翔认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
  谢谢，精辟的总结。
•   怎么会和陈染的《私人生活》作比……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作品啊
•   此书贵在视角新颖,涉及许多以前农民学不曾涉及的领域,
  对书中农村房屋结构变迁的解读,尤其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