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钱基博  页数：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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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作者简介

钱基博(1887年－1957年11月30日)，字子泉，别号潜庐，中国江苏无锡人，古文学家、教育家。早年参加革命。1913年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1918年任无锡县立图书馆馆长。1920年后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1923年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该名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现苏州大学)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员。1946年抗战胜利后，任武汉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11月30日去世。钱基博思想保守，家教甚严，钱钟书是他的儿子。

书籍目录

绪论　一、文学　二、文学史　三、现代中国文学史编首　一、总论　二、上古　三、中古　四、近古　五、近代上编 古文学　一、文　　魏晋文　　王闿运 章炳麟 附黄侃 苏玄瑛    骈文    刘师培 李详 附王式通 孙德谦 附孙雄    散文    林纾 马其昶 姚永概 附兄永朴　二、诗    中晚唐诗    樊增祥 易顺鼎 附僧寄禅    宋诗    陈三立 附子衡恪、方恪 陈衍 附陈澹然 弟孝柽 胡朝梁 李宣龚　三、词    朱祖谋 附王鹏运、冯煦 況周颐 附徐珂 邵瑞彭 王蕴章　四、曲    王国维 吴梅 附童文、王季烈、刘富梁、魏戫、姚华、任讷下编 新文学　一、新民体    康有为 附简朝亮、廖平、徐勤、梁启超 附陈千秋 谭嗣同　二、逻辑文    严复 章士钊　三、白话文     胡适 附黄远庸跋

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现代中国文学史》，初以《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之名付梓于1932年，出版后影响颇著，畅销当代，在短短的四年内，连版四次，1933年再版时改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主要受西学影响而起，在写作上离不开西方文学史模式，但该模式与中国传统学术实际明显不相吻合。为了解决这一冲突，王梦曾、曾毅等早于钱基博的文学史写作者，采取的是“中西璧合、不偏不倚”的写作模式，以兼容并蓄之杂糅来写作文学史。而钱基博依传统文化提出了独立于西学之外的文学史定义和“作史有三要”的文学史建构理论：“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
  　　
  　　
  　　
  　　钱基博所言“三要”之一的“事”，包括两个层面，一指“知人论世”之事，一指“文学作业”之事，而后者为重，前者旨在为后者服务。《现代中国文学史》，所述及的作家是1911年至1930年文坛的活跃人物，以王闿运开篇，止于林语堂，论列百人之多。“知人论世”之事成了文学史的主体。这不免招致个别非议，如穆士达批评说，这“是不知选择”。其实，“知人论世”这一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知人论世”之事在一部文学史中重要的，不是其篇幅大小，而是能否充分地为“文学作业”之事服务。如写王闿运，钱基博从其出生取名、天性愚鲁写起，详笔、略笔掺用，将能显个性风神的大小事迹，娓娓道出，直至王闿运“自挽”而逝，有影响之诗文随生平而辑录，并附以精彩品评。这种“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序录”的写法，使王闿运的性情风神、用世之志，与其文学创作文学影响，相得益彰，并显于世。
  　　
  　　
  　　
  　　“文学史之文，滂沛寸心”，是钱基博对文学史之文的要求，但也可以说是对自己文学史之文的评介。《现代中国文学史》叙事与论评相掺，无论是叙写还是论说，均出之以典雅古遒之辞，追求抑扬爽朗、跌宕昭彰之韵致；典重质实、声情饱满，确有司马迁、班固之文风。钱基博言“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现代中国文学史》之文堪谓是最有神采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者多矣，但能在文风上有高格极致者寥寥，尤其是当代写作文学史，写作者多事窘其才，忙求逮意不迭，文风根本无暇顾及，与钱基博所要求的就相去更远了。
  　　
  　　
  　　
  　　钱基博尤其强调“义”，认为“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现代中国文学史》就钱基博而言是当代文学史，故更容易进行洞流索源之研究，所以对所论及作家之“文学作业”均能在明确的时代环境中详次其来龙去脉。如论梁启超：胡适倡白话文，风靡一时，“启超大喜，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民国初年，梁自日本归来后，“好以诗古文词与林纾、陈衍诸老相周旋者，其趣向又一变”；梁“亦时有不‘跟着诸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诸少年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而启超则治古文学，以为不可尽废，死而有不尽死者也”。很显然，钱基博非常清楚地再现了梁启超“随时转移，巧于通变”的文学活动。洞流索源，观其会通嬗变，是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树的“义”，在此之外，还有他对国事、名儒的忧思，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以抒情”，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可以说是悲怆以抒忧。忧思之情，是钱基博的使命感之体现，以传统史学家的使命感观照当代现实，正是钱基博这一文学史的正气、生气之所在也。
  　　
  　　
  　　
  　　中国文学史在今天有数百部之多，但在理论建构和写作实践上罕有能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相比肩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的写作备受学术界关注，有关争论不断，而争论的焦点即文学史究竟应如何写作、究竟应如何建构，钱基博的文学史建构理论和实践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解决，想必有所启发或借鉴意义。
  　　
  　　
  　　
  　　
  　　
•   　　钱基博先生的代表著作，大概也是钱基博先生用力最勤的一部作品。其格式和体例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独标一帜，不太像文学史，倒更像是一部文化思潮史。
  　　此版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讹，倘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对照一下，不难注意到这一点。
•   　　为了保险起见，一般都是先在WORD里写好，在贴过来，没想到近几次大意了，结果回回链接错误，再写一遍，跟前面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写几个字赶紧保存吧，结果一下保留了三次。
  　　
  　　不想多说了，文不在兹，为往圣继绝学。华夏与四夷，好莱坞写出了“功夫熊猫”，好莱坞变成了中国，中国变成了四夷。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海外就是华夏。中国无文学之目，过而存之，待五百年之后而有定论。
  　　
  　　对，我本来想说：谁能告诉我，民国那段到底出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