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

出版时间：2003-08-01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看更多书摘]  页数：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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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30年代又面临抗战救亡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

书籍目录

　　前言：重温大学精神　　大学的理念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回顾与以省　　北大之精神　　北大之精神　　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国难与教育的忏悔　　大学一解　　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　　中国的私立大学　　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　　大学教育　　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组织　　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　　西南联大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毛电文　　学术自由　　通才教育　　学生自治　　大师办学

章节摘录

　　且中国人民之心理，对公家事，若不相干，可以不负责任。如寅初此次反对鸦片，时有人以“在此种社会何必做恶人”之语，来相劝勉，若寅初家中妇女，如作此语，寅初本可不加深责。然此种浅薄之语，竟发诸现在之官吏与夫东西留学生之口。呜呼!一人公正之勇气能有几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励，而反以冷水浇头，人心至此，可深浩叹!中国人以“不”字为道德，如不嫖，不赌，不饮酒，不吸烟，果属静止之道德，然缺乏相当之努力，与夫牺牲之精神，以尽人生应有之义务。虽方趾圆颅，实类似腐尸，西人谓Iife is ac-dvity，否则，反不如截发入山，做和尚之为愈，何必在世上扰扰哉。　　是故以北大之精神，牺牲于社会，对于全国，或以范围过大，尚需相当时日。若仅浙江一省，则改造之目的，诚可立而待也。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举凡战胜环境，改造人心，驱除此等奄奄待毙不负责任之习俗，诸君当与寅初共勉之！　　　　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教育的“党化”，便成了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问题虽然重要，却不曾有人讨论过。这当然是言论不自由的结果，而非问题的本身无可讨论的余地。作者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敢说有什么深切的研究，但很希望作一个讨论的发端。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固定的政策吗?这句话许多国民党的朋友们根本上就不承认。真的，民国十七年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曾经正式议决，取消“党化教育”这个名词。不过党化教育的进行，仍是目前的一个事实。这事实的发生，正是国民党一贯政策的表现，名词的存在与否，是不关重要的。　　那么，党化教育究竟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　　（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经里去。　　（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　　以上两种意义，当然不是绝不相关，而有相助相成的作用。譬如说，要做灌输党义的工作，最要紧的方法，是抓住重要的教育机关；而同时在党化教育名义之下，也可以使垄断教育的行动，成一个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毅然行之而无所顾虑。　　但是，照这样办法，党化教育便可实现吗?我们可以不迟疑地回答说不可能。现在我们试看一看不可能的理由在哪里。　　第一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我们只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老实说来，教八九岁的小孩们，去念那些什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的教科文字，不但不能得他们的理解，简直于小孩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但这是党化教育所不能免的结果。　　我们暂且离开小学教育，就一般的教育来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地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当时的教会，不愿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于是乎不恤用教会的法庭来压制葛理略，逼着他发誓承认地球绕日的学说，是和圣经抵触的，是不对的。他们这种办法，不但是要压服葛理略，使他不再妖言惑众，并且要惩一儆百，使同时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但是他们所得的效果是怎样?葛理略在签名悔罪书之后，口中即喃喃地说道，“地球是动的”；而地球绕日的真理，也不因葛理略的受压迫而遂至湮灭。自近世文艺复兴以来，专制思想与自由思想冲突的结果，总是专制思想失败，党化教育也不能独成例外。　　照上面所说的看来，党化教育，几乎成了一个矛盾的名词。那就是说，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而党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　　第二党化政策，虽然与教育的原则不相符合，设使党的主义或主张，可借教育以宣传，也不失为党化教育的一个大理由。关于这一层，我的答案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是可能的；在普遍的情形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党化教育的目的，当然在普遍而非特殊，所以我们的答案还是一个不可能。我们所谓特殊的情形，譬如现今的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之类。以这样特别组织的学校来宣传党义，自然是可能的。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曾经听见中小学校的党义教课，怎样的学生不感兴趣；大学校的党义教员，怎样的被学生轰了又轰，赶了又赶。这不见得是因为教员的不济，而是因为党义这一门功课，实在不为学生所欢迎。党义不为学生所欢迎，也不是党义之过，而是凡挟贵得势的主义，所必得的结果。所以天主教自定为罗马的国教后而天主教就渐渐衰落，我国的孔教（假定孔教也是一个教），自汉武帝定于一尊后而孔教也从此不振。这种历史上的前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干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 　　以上系就党化教育在传播党义而言，它的失败，是不难预先断定的。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党化教育的又一方面，用党的机关或人才来主持教育事业。　　我国的政客中间近来有一种新的主张，或可以说是误信，以为一个政党或政客，要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必须有一个有势力的学校，作他们的后盾。因此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尽管于教育漠不关心，但一到下台他们便拼命地抓学校，做校长。有的容许是因为闲着无聊，慰情胜无，有的的确是想利用学校地盘，造成一班喽哕，将来替他尽那登台捧场，摇旗呐喊的义务。这个情形，可以说明许多学校的风潮，何以发生，也可以说明许多学校教育，经过政客官僚的热心，而愈加腐败。一言以蔽之，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国民党是一个成功的政党，它的第一义务，在使全国教育循序平均的发达，原用不着存什么割据疆域，封殖势力的思想。不幸这个党化教育的政策，把它不知不觉的引到包揽学校的地位；既然包揽学校，便免不了一班官僚政客地盘势力的野心。结果，徒然增加了教育界无数的纷扰，且使一班人对于党人抓学校的行为，发生了不少的疑虑与反感。关于这一层，我们不必繁征博引，只请读者检查一下一两年来，几个国立大学易长风潮的近事，便可明白了。　　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提出的一个单简讨论。设如我们在党或党外的朋友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更详尽的讨论，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现在先请提出两句单简的说话，来作本文的结束：　　（一）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　　（二）国民政府，是应该对全国教育负责的。所以它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说党化。　　　　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说也奇怪，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和工业理论的关系虽大，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所以一面有工业心理和工商管理一类科学的设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一类名词的传诵。其在中国，我认为前途更有充分认识与训练的必要，因为人事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易于发生摩擦，难期合作，是一向出名的。总之，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洽，则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我在此也不妨举一两个我所知的实例。　　我以前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学之前，曾经先进文科大学，并且毕了业；因为他在文科大学所选习的自然科学学程比较的多，所以进入工科大学以后，得插入三年级，不久也就随班毕业了。就他所习的工科学程而言，他并不比他同班的为多，甚至于比他们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与见解，他却比谁都要多，他对于历史、社会、经济，乃至于心理学等各门学问，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结果，毕业后不到十年，别的同班还在当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他却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了。　　这是就正面说的例子，再就反面说一个。在抗战期间，后方的工业日趋发展，在发展的过程里，我仃，所遭遇的困难自然不一而足，其中最棘手的一个是人事的不易调整与员工的不易相安。有好几位在工厂界负责的人对我说，目前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工厂中服务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们无法尽量的运用他们；这些毕业生的训练，大体上都不错，他们会画图打样，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机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肯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不过在别的出路里他们不能持久，迟早又会去而之他。有一位负责人甚至于提议，可否让学生在工科学成毕业之后，再留校一年，专攻些心理学、社会学一类的课程。姑不论目前一样注重专门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能不能满足这位负责人的希望，至少他这种见解与提议是一些经验之谈，而值得我们与以郑重的考虑的。　　值得郑重考虑的固然还不止这一点，不过怎样才可以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核心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则其他边缘的问题虽得到一时的解决，于工业建设前途，依然不会有多大的补益，这问题需要国内从事教育与工业的人从长商讨（如修业年限问题，如课程编制问题等……皆是很重要而须审慎研究的），我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只能提出一个简单的轮廓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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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近百年的事。早期的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侍女和附庸的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和自足的学术机构，在高墙后面静悄悄地从事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