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曹禺  页数：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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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禺先生写戏真是严格极了，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甚至一个字，也要反反复复仔细推敲，真可谓呕心沥血。他的《雷雨》构思了五年才落笔。因此，他的戏，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重庆，他的《蜕变》上演了，国民党横加干涉，并打出蒋介石的牌子要他修改，曹禺就是不改，并对来人说：搞军事，委员长是专家。要听他的；搞戏，我是专家，要听我的。把来人顶了回去。曹禺先生觉得，创作是一个作家反映现实的神圣职责，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有人批评曹禺写的戏太少，他也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剧本通苦不堪。尤其在晚提，他总痛悔自己不够勤奋，浪费了大好的岁月。而其实他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创作。即使生病住院，仍不停地构思，不停地撰写，又不停地撕掉，他对自己十分苛求。永远不能对自己满意，总为自己没能多留下一些作品给他的读者与观众而遗憾。

书籍目录

序言/李玉菇上编雷雨日出下编忆菊隐致巴金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水木清华雪松

章节摘录

书摘周冲：妈，我不要您这样说话。周萍：（优郁地）哼，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我还配说厌恶别人？——（叹一口气）弟弟，我想回屋去了。（起立。）书房门开。周冲：别走啦，大概是爸爸来了。周朴园的声音：我的意思是这么办，没有问题了，很好，再见吧，不送。    门大开，周朴园进。他有五十五岁，鬓发已经斑白，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睛在底下闪烁着。像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子们面前格外显得峻厉。他专横、自是、倔强。他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长衫的领扣松散着，露着颈上的肉。他的衣服很舒展地贴在身上，整洁，没有一些尘垢。他有些胖，背微微地伛偻，他的半白的  头发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还保持昔日的丰采。在阳光下，他的脸呈着银白色，一般人说这就是贵人的特征，所以他才有这样大的矿产。周萍：爸。周冲：爸。周冲：客走了？周朴园：（点头，转向蘩漪）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么？周蘩漪：病原来不重——回来身体好么？周朴园：还好。——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冲儿，你看你母亲的气色比以前怎么样？周冲：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周朴园：（不喜欢儿子们这样回答老人的话）谁告诉你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来问你母亲的病么？（坐在沙发上。）周蘩漪：（怕他又来教训）朴园，你像是有点瘦了。——矿上罢工的事怎么样？周朴园：昨天早上已经复工，不成问题。周冲：爸爸，怎么鲁大海还在这儿等着要见您呢？周朴园：谁是鲁大海？周冲：鲁贵的儿子。前年荐进去，这次罢工当代表的。周朴园：这个人！我想这个人有背景，矿上已经把他开除了。周冲：开除！爸爸，这个人脑筋很清楚，我方才跟他谈了一回。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周朴园：哼，现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周冲：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们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周朴园：（翻着眼）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周冲：（被压制下去）爸，我听说矿上对于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周朴园：（头一扬）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得太多了。（向蘩漪）这两年他学得很像你了。（看钟）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么？周萍：爸，刚才我就想见您。周朴园：哦，什么事？周萍：我想明天就到矿上去。周朴园：这边公司的事，你交代完了么？周萍：差不多完了。我想请父亲给我点实在的事情做，我不……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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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在图书馆中闲逛，希望找点有趣的书排遣下烦躁的寂寞之情，于是就在馆里绕来绕去，最后无意间随手抽出了这本小册子，我想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让我对曾经无知的自己有了多么深刻的认识啊，原来一个人的偏见，并不会随着一个人的长大而去除多少，至少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变本加厉的变重。
  　　曾经对曹禺先生的戏剧不以为然，高中时也学过《雷雨》片段，虽然老师在讲台上讲时洋溢着无限的热情，但下面的我始终没有对它生出什么喜欢的感觉，只觉得稀松平常，如此了了。
  　　但今天重读之下，巨大的震撼摇晃着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禁慨叹，都怪我当初有眼无珠，竟然非议这么优秀，这么杰出的作品，真是罪该万死啊！
  　　先说说《雷雨》吧，情节自不讳言，只说说我感兴趣的人物，诚然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周繁漪了，她为爱痴魔，疯狂的爱着周萍；她慧眼如炬，清醒的看穿了周家的一切龌龊与黑暗；她沉静中的疯魔，令身边的周朴园深感不安。她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恪守着她做人的信条。相较之下，周萍则显得那么卑贱，那么怯懦，作为另一主角，他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妥协了，屈服了，早早没了年少时那股反抗的勇气和果敢。
  　　虽然说这两个人物很出众，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有一个，那就是鲁贵，他的那副嘴脸，对上阿谀奉承的奴才脸，对内颐指气使的大爷相，真是令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他的性格特点那么鲜明，那么突出，把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完完全全显现了出来，因此我反倒倾心于这样一个角色。
  　　这就不得不说《日出》里的王福生，作为贯穿这部戏剧的主要线索，他的作用丝毫不弱于鲁贵在《雷雨》中的作用，也是一副十足的奴才脸，没有人格，欺软怕硬，令人生厌，但是正是这样的人物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大背景。
  　　话说过来，我觉的《日出》是比《雷雨》更精彩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展现了一幅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拥有更丰富，更复杂的人物组成，当然被作为主人公的陈白露，个人觉得远没有周繁漪那样更具个人魅力，更具个人人格，相反我觉的这是一部没有主角的戏剧，每个人都是主角，却又都是配角，他们为了生存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有些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而有些人却左右着别人的命运，并不以为然，滥用这种吃人的权利。
  　　读下来，一种大悲悯情不不禁的涌上心怀，顿时就觉得剧里面的每个人都是那么可怜，那般被所谓的命运摆弄着，玩弄着，而一个那么凄凉的结局似乎也意味着太阳确实会出来，但那阳光真的并不属于他们！
•   　　苦闷的灵魂——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
  　　
  　　新京报出品，统筹：金秋，编剧：阿顺、李蝴蝶、天蓝、潘采夫、甘丹
  　　
  　　
  　　第一幕 雷雨天津卫
  　　序幕
  　　　•人物•
  　　　万方——曹禺之女，与方瑞所生
  　　　曹禺——全剧中均作为万家宝百年之后的灵魂　
  　　　2010年9月24日晚
  　　　北京 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这一天是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纪念演出《原野》已经散场了，观众们陆续散去。猩红色的幕布前面第一排，万方坐在那里，接受女记者的采访。幕布上依旧投放着曹禺的胸像。万方多次摘下眼镜，用纸巾轻轻擦拭着眼睛，看得出来她很激动。　
  　　　记者：万方老师，这次北京人艺上演曹禺先生四部经典大戏作为对曹禺诞辰100周年的纪念，这四部戏你还满意吧？
  　　　万方：都挺满意的，毕竟大多都演了几十年，这几部作品是我父亲的心血。《原野》是我父亲最难排的一部作品，今天的演出，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人老了，有时候情绪控制不好，你别笑话。
  　　　记者：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在你的眼中曹禺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万方：我爸爸。
  　　　记者：很多人都有疑问，说为什么曹禺先生在年轻时就写出足以传世的不朽作品，其后半生反而业绩平淡？
  　　　万方：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他性格的原因。如果让我去评价他，我会说，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和鼓动。
  　　　记者：可是我看了很多资料，曹禺先生曾说，“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万方：这个问题我也琢磨过很久。我只能说苦闷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这种苦闷是与生俱来的吧，这要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说起，一句话真的很难概括。
  　　　记者：那让你回忆过去和曹禺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万方：太多了。书房？对，爸爸的书房。那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他书房里的书非常多，你们可以去人艺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书房的面貌。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着他在书房里创作时，想不出来总是用手摸着耳朵的样子……
  　　　【此时，曹禺出现在剧场里面，他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略显苍老。他站在台上，静静地看着离场的观众和自己的女儿，若有所思。】　
  　　　曹禺：我的女儿。我在剧场里再次看到你，也看到你妈妈的样子。岁月真是不饶人，你的白发在我眼里像你妈妈的一样让我揪心。你在这里看《原野》，你落泪的时候就这么看着你，却不知如何安慰你。你知道的，除了书房，我最爱的地方就是剧场。剧场是我的故乡。每次演出完毕，我都会在舞台上呆一会，静静地回味每一个人物。今天的这场演出是为我而做的，他们都说我已经出生了一百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戏还在上演，还能感动人，这让我欣慰。不过我有时候在想，观众们真能理解我吗？我的女儿她真的能够懂得他的父亲吗？站在这里，我的脑海中仿佛已经拉开了幕布，在这个剧场里，我的一生正一幕一幕地上演……
  　　　
  　　　第一场
  　　　童年阴影
  　　　•人物•
  　　　万家宝——少年曹禺
  　　　万德尊——万家宝的父亲，黎元洪秘书
  　　　黎元洪——北洋军阀，曾任大总统
  　　　家修——万家宝同父异母的兄长　
  　　　1917年6月
  　　　北平 黎元洪大总统府
  　　　天津 意租界万家公馆　
  　　　曹禺：我1910年出生在中秋节过后的第六天，小名添甲，因为那时候我父亲的原配已经在湖北老家生了一个姐姐珍珠和一个哥哥家修，我算是父亲期盼已久的一个生命。可是就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母亲就死了。所以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忧伤就已经随我而至。那时候我的父亲，一个从日本军国学校学习回国的留学生在黎元洪总统府里做秘书。我还记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斗得水火不容。黎元洪本盼张勋援助，没承想张勋要取而代之。黎元洪气急，准备“圆光”卜测政局前途。在总统府，我上演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幕戏。　
  　　　【大总统府里的客厅里，一群幕僚在大厅窃窃私语。房间里闪着几根蜡烛，过了一会儿，陆续又被吹灭了几根。愈发显得鬼魅阴森。家宝是黎元洪钦点的童男，他被带进了屋子。周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看着他。圆光占卜开始了，奇形怪状的影子在墙上忽闪忽闪。】　
  　　　军官：（指着墙上的影子，问童女）你看到什么了？
  　　　童女：什么也没看到，就是几个影子。
  　　　军官：（瞅了眼黎元洪，面对家宝，忐忑地问）看到了什么？
  　　　万家宝：（绘声绘色地）墙上好像有千军万马打胜仗回来，领头的似乎是大总统伯伯。
  　　　军官：（急切地问家宝）你怎知道是黎大总统？
  　　　万家宝：你没看到那领头的军帽嘛，军帽就能看出来，他打胜仗回北京来了。　
  　　　【众人面面相觑，突然黎元洪带头鼓掌，随即雷鸣的掌声起来。】　
  　　　曹禺：“圆光”当然没有应验。一个多月后，黎元洪下台，我的父亲也不得不回到天津暂避一时。没想到他竟然从此一蹶不振。偌大一个万家公馆，每日里都没有个人声，能够听到的只有父亲和继母吱吱的烟袋声和没完没了的唉声叹气。直到我读中学，都没变过。除了，那一次，家修抽起了鸦片……　
  　　　【天津雷雨交加的夜里。万家公馆内灯光微弱，死一般沉寂。“咣当”一下巨响，瓷器打碎的声音格外刺耳。】　
  　　　万德尊：（严苛地吼叫）我打断你的腿！打断你的腿！你给我滚！我老了！你就不向你弟弟学学？你不学也就罢了，你抽大烟还改不了！你这个不争气的还有没有长进了？你偷着抽大烟，（随手抡起手边的一件杂物，砸向家宝的哥哥万家修）我打死你！
  　　　家修：我读书你说我笨，我做生意你又说我不务正业，你到底让我干什么？是，我是抽大烟，可是你呢？不也是天天躺那里抽？别说我没出息，除了每天唉声叹气的，你都做什么了？
  　　　万德尊：（忽然愣住，扑通跪在儿子面前，痛哭）我老了我不中用了。难道你们想跟我一样吗？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
  　　　曹禺：我当时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一切。父亲那时候才40多岁，根本算不上老人，可是黎元洪下台对他打击很大，以至于对从政已经丧失了信心，除了消耗自己的生命，他已经无法面对失意之后的空虚。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家庭，这样的沉闷的生活，在我胸中一直积郁着，无法排遣。我想如果人生还有哪一幕戏可以如此沉痛，恐怕就是那一天了。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北京人》，希望这样的时代早点结束，早点让我们看到希望。
  　　　
  　　　第二场
  　　　“曹禺”登场
  　　　•人物•
  　　　张彭春——戏剧教育家，万家宝戏剧启蒙老师，人称九先生　
  　　　1927年初
  　　　天津 南开中学　
  　　　【万家宝12岁那年被南开中学录取，开始了美好的中学生活。此时，南开中学的教室里，万家宝和同学们在兴高采烈地说着收到的郁达夫的回信。黑板上贴着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室外，阳光明媚，不时传来喜鹊的叫声。张彭春上。】　
  　　　张彭春：哟，都在呢。正找你们。手里拿的什么？
  　　　万家宝：（递上信）郁达夫给我们回信了。让张伯苓校长继续搞他的日美教育吧，我们新青年要搞我们自己的教育。
  　　　张彭春：（读）曹禺你好……哎这是咱家的家宝吧？
  　　　同学张平群：没错。万（萬）字拆出“曹”“禺”。
  　　　张彭春：（继续往下看）很好呀你们。（对家宝）看来你对张伯苓校长有意见呀。
  　　　万家宝：何止我，他们对校长也有意见，起码按照咱们国情来嘛。
  　　　众同学：我们没意见。　
  　　　【张彭春笑而不语，同学表情怪异，家宝有些疑惑。】　
  　　　张彭春：同学们，你们相信文学能改造社会？
  　　　万家宝：社会漏洞多，平庸者众，但文学能让我们与众不同，能变成向一切因袭固守的心攻击的武器。
  　　　同学张平群：就像学校禁止唱京剧，被斋务科查到，还要罚款五角，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层次不够，单单一唱京剧，就造了乱了？
  　　　万家宝：罚款确是错的。诚恳的教育家应以怜悯的态度谅解这种学生。
  　　　张彭春：这不学校已经开禁让唱京剧了嘛。好了同学们，我这次是来看一下大家排练《国家公敌》的情况。
  　　　万家宝：张老师，是校方又准许我们演了？
  　　　张彭春：还没有。不过咱们还是继续排练，明年（1928年）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如果还是禁演，咱就换个剧名。其实学校，迫于当局压力，也不容易。唉，怎么样，来演两段？
  　　　众同学：好！　
  　　　【同学们开始搬桌椅，拉架势，吊嗓子……】　
  　　　——幕急落
  　　 第二幕 日出清华园
  　　•人物•
  　　　万家宝——青年曹禺
  　　　张彭春——万家宝戏剧启蒙老师，人称九先生
  　　　郑秀——曹禺第一任妻子
  　　　孙浩然——舞台美术家，戏剧教育家，曹禺清华同学
  　　　靳以——曹禺南开中学校友，1933年在北京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
  　　　杨善荃——曹禺南开中学老同学，教育家
  　　　唐槐秋——中国旅行剧团团长
  　　　陶金——中国旅行剧团演员
  　　　
  　　　第一场
  　　　入戏
  　　　1927年初
  　　　天津 南开中学教室　
  　　　【场景紧接上一幕，舞台上众同学已进入剧情，开始演出《国家公敌》。万家宝扮演女主角裴特拉（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　
  　　　斯托克芒：坚持的多数从来都是错误的，即便骂声响彻大街小巷，他们把石头投进住宅，浴场公职被撤，都不能让我屈服。我担心你，女儿，你的教师职务也因为我而被解除。
  　　　裴特拉：我相信父亲，我永远追求真理，我认定父亲必定是会胜利的。虽然环境那么黑暗，那些爪牙以为勒令封杀就能一手遮天，历史会证明他们是错的。
  　　　斯托克芒：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有时候群众是最大的障碍，这时候你要坚持自己。
  　　　裴特拉：我明白，我的父亲。孤独的人最有力量，现在那些最无耻的人似乎成了力量的代名词。我只是，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要用尽一生的气力。　
  　　　【演员演到此，进入情境太深，氛围有些诡异。有同学甚至横眉怒目，要掀翻桌子。张彭春忙打断。】　
  　　　张彭春：同学们排演得很好，比上次又进步了。但在一些情绪的把握上，还要注意层次。（突然跑过去拥抱万家宝）咱们的家宝，下回咱排演《娜拉》，女主角非你莫属了。（众人笑）　
  　　　【有人在教室外喊张彭春，“九先生，校长找你。”】　
  　　　张彭春：（应）好，马上。同学们，你们继续聊。别忘了咱们的戏。（张彭春下）
  　　　同学张平群：家宝啊，刚才守着张老师你还在指责张伯苓校长呀？
  　　　万家宝：（还沉浸在张彭春的赞美中，有些走神）这……怎么？
  　　　同学张平群：你不知道，张伯苓校长是张彭春老师的亲哥吗？哈哈。（众人善意地笑）
  　　　万家宝：（尴尬而脸红地）还有这一出呢。反正都已经骂了。不过张老师似乎也不介意。
  　　　同学张平群：当然，谁让家宝是“咱们的家宝”呢。　
  　　　曹禺：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是遇到我了的戏剧启蒙老师九先生。我小时候已经有了文明戏，像《西太后》《武松与潘金莲》，都是些表演夸张，结构松散的本子，里面更多是男女之间的低俗趣味。遇到张彭春老师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才叫戏剧。1929年，张彭春让我来改写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那时候已经有了郭沫若译本在前，他老人家依然让我来编写演出剧本。从那之后，我开始爱上了写剧本，每天抱着他送我的《易卜生全集》，靠着词典，竟啃了下来。也从此告别演戏，走上了剧本创作的道路。九先生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深刻。他说，“凡是伟大的人，第一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的真情；第二要有精细深微的思想力；第三要有恬淡旷远的胸怀。要得到这些美德，可以不管艺术的生活。”我一生谨记。
  　　　
  　　　第二场
  　　　初恋
  　　　1933年夏
  　　　北平 清华大学　
  　　　曹禺：1928年6月，我从南开中学高中毕业，为实现父亲生前愿望，报考了协和医学院，未中于是被保送进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但是我不喜欢政治，学了两年，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不符合我的志愿，于是1930年暑假，决心离开南开报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考试很顺利，我作为清华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被录取。1931年清华20周年校庆，我导演了易卜生的《娜拉》，并亲自饰演娜拉，而我的第一任妻子，当时还在贝满高中上学的郑秀也第一次作为观众观看了这出戏。1932年秋，郑秀也考进清华大学。1933年5月，我邀请郑秀主演由我翻译的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德三幕剧《罪》，郑秀欣然同意。不知为何，那时候我的脑子里面整天都是想着郑秀，并开始了我罗曼蒂克的追求。　
  　　　【清华小剧场内景。有舞台有观众席。舞台上摆放着《罪》的舞台场景，一个西洋的桌子和一把藤椅，还有一张木床，木床上铺着印有花格子的床单。舞台暗场，灯光再次亮起，演出已经结束。曹禺、郑秀、孙浩然走上舞台收拾道具，准备离开。】　
  　　　万家宝：郑秀同学，今天你演得太好了。辛苦了。
  　　　孙浩然：（正巧走过，开玩笑）我给你们设计舞台也很辛苦，你怎么不慰问我一下呢？
  　　　万家宝：人家是女同学，哪像你从来不知道累的。郑秀同学，老规矩，今天还是我送你，走！　
  　　　【家宝郑秀并肩下场。】　
  　　　曹禺：《罪》的上演轰动了清华园，应同学们一再要求，连续公演了七八场。郑秀也成了清华的名人。不久后，郑秀接二连三接到很多男生的情书。我也几次约她，她都婉言推辞。和许许多多的青年一样，我害了相思病，病倒了。没想到这一病竟感动了郑秀。就这样我们恋爱了。1933年6月初，我在清华毕业，没有回家而是在清华图书馆写作《雷雨》，郑秀也未回老家南京过暑假而是陪着我整天泡在清华图书馆。也许是爱情的力量，促使我更有劲头把那个埋藏在心里五年的故事尽快写出来。　
  　　　【清华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一隅，舞台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和椅子若干，背景有知了的叫声；背景处是图书馆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湛蓝的天和悠悠白云。郑秀上场。】　
  　　　万家宝：啊，我的颖如（郑秀的号）来了。
  　　　郑秀：（看着曹禺手边成摞的书，惊讶地）写一个故事，要读这么多书吗？
  　　　万家宝：我也不知道别人，我就觉得要写好它，就没有别的途径，必须认认真真地反复读剧本。
  　　　郑秀：那你现在写的怎么样了？
  　　　万家宝：（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稿件）看吧，这是初稿。
  　　　郑秀：（情不自禁地）小石（曹禺的号），人家都夸你是“清华之虎”，我看你在写作方面的确是才华横溢，你是个天才！你一定能写出许多好剧本来！
  　　　万家宝：即使有三分天才，也要十分努力！何况我笨，写东西慢，哪像天才！
  　　　郑秀：那剧本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万家宝：嗯，叫《雷雨》。
  　　　郑秀：《雷雨》，很响亮的名字。谈谈你的创作吧，为什么要把这个剧写的这么悲呢，没有一点希望。
  　　　万家宝：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境遇就是光怪陆离的，我的父亲十分严厉，母亲很早就去世，家里永远死气沉沉没有生气。我周围熟悉的人和事，也都是我思考的素材。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颖，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自己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仔细穿望，判断人世间的美与丑，究竟有怎样的复杂个性和灵魂。
  　　　有时候我脑子里还总是出现交响乐的声音。我小时候就总爱跑到离家不远的法国教堂去听钟声，还有那些教堂的音乐，能让我静下心思考一些问题，究竟人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人应该怎么活着，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什么？颖，这很莫名其妙，尤其看到教堂里那些无边的苍穹，那美丽的圣母，听到那教堂的钟声，真好像使人的灵魂得到了休息。还有那些交响乐，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似乎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还有古希腊悲剧中那些人物，所蕴含的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死死纠缠着我。
  　　　（停顿）颖，现在时局这么乱，我是恨透了那些日本侵略者，你还记得以前特别流行的那首打倒列强的歌吗，（说着说着唱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颖，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残酷的井、黑暗的坑，人是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的。
  　　　（说着说着开始憧憬）但是我的脑子也时常会浮现一幅画面，有一天那是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的像海燕似的小帆船，海风吹得紧，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郑秀：（越发感兴趣）什么样的世界？
  　　　万家宝：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仰着头，想象着这一切）你说好吗？
  　　　郑秀：你说的和读诗一样，好美啊，你还是适合做诗！
  　　　万家宝：是啊，我写的就是一首诗啊。这首诗里还有你和我。（看着郑秀，拉着她的手）你知道吗，现在的你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引路人，你是给我带来光明的天使，不，你就是天使，如果没了你，我的世界就只有黑暗了。
  　　 第三场
  　　　处女作发表
  　　　1933年
  　　　北平 三座门14号院　
  　　　曹禺：1933年，巴金、郑振铎和靳以在北京三座门14号院办起了《文学季刊》，当时因为靳以、巴金都是单身，不能租住四合院，所以他们为四合院起名“张公馆”，避人耳目。而三座门里的三间房便成了杂志社的编辑部。很快这里成了一个作家聚会的地方。因为我和靳以是南开的老同学所以我经常会跑到这里来跟巴金他们聊天。我还记得《雷雨》成稿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把剧本手稿交给老同学靳以，让他分享我创作的快乐。　
  　　　【靳以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面张贴着各种手稿和报刊小样。】　
  　　　万家宝：（手里拿着《雷雨》手稿进了三座门）靳以，你趴在那怎么了，不舒服吗？　靳以：没什么，我歇一会就好了。
  　　　万家宝：（疑惑地）好吧。（在手上捏了一下，很自信地）给你。我的新剧本，我的处女作，你先看看吧。
  　　　靳以：（稍稍打起些精神看着剧本）《雷雨》。这就是你说的酝酿了五年的作品，讲的是什么？
  　　　万家宝：一个大户人家的故事，一个悲剧。你先看看，提提意见。我看你今天心情不好，算了，咱们不说剧本了，聊聊你的事，到底怎么了？
  　　　靳以：和你说了你也会痛苦，所以你最好还是走吧，剧本我回头再看。
  　　　万家宝：别去想她了。
  　　　靳以：嗯。没有办法，我是这么一个人。我又想起来了。尤其是今天，叫我觉得——（顿了一会）家宝我问你，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
  　　　万家宝：（无奈）也许她也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很无奈，没法把心里话对你说。
  　　　靳以：我真的不懂，女人懂得嫁人，可是总不懂得嫁哪一类人。我希望成为她的好丈夫，我希望和你一样，带着心爱的女人去谋幸福，可是她却和我分手，去找银行家了。　
  　　　万家宝：我知道你的心情。正因为你痛苦所以我也难过。
  　　　靳以：我是真想问清楚，问清楚了就可以放下心。这样，我可以不必时常惦记着她了。可是她如今连我的面都不见，你帮我找她她也是不见。她怎么这么狠！我……有时候想，不如在她家门前一头撞死，我解脱了，她也没了负担。
  　　　万家宝：瞎说什么。谁不知道你是三座门的大才子，这么有才华的人，结果为了爱情却变成这样，说出去不让人笑话。
  　　　靳以：（叹了口气）你说的有些道理。家宝，要不是你，我恐怕真就死去了。（拿起《雷雨》剧本放入抽屉里）我也许该振作起来了……　
  　　　曹禺：当时没想到我的《雷雨》在靳以抽屉里一放就是一年。靳以是我的好朋友，这个人有些迂直，那个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却毫无结果。后来《日出》里的方达生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出来的。1934年7月，《雷雨》才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我也首次以“曹禺”之名出现在期刊上。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北平，经老同学杨善荃的引荐去了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不久，我在天津又遇到我的恩师张彭春。他刚从美国回来，正要筹备重排《新村正》。
  　　　
  　　　第四场
  　　　重逢九先生
  　　　1934年
  　　　天津 南开中学　
  　　　【办公室内摆放着一些简单的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旁边放着一个书架，拐角的地方是一个多宝格，上面摆放着几个青花瓷器和一盆兰花。万家宝和杨善荃坐在椅子上，焦急地等待着张彭春的到来。】　
  　　　杨善荃：家宝，九先生这次是急切想见你啊，委托好几个人来找我约你的时间。
  　　　万家宝：哎呀，所以我也急切地要见到他。要不是九先生的启发，我也不会这么喜爱戏剧，不会知道易卜生、不会了解西方的导演方法。我觉得是他影响了我的人生。在写《雷雨》的时候，我就总想，这个作品将是我献给恩师的礼物。现在我也这么想，等我为《雷雨》写序的时候，我会把这句话写进去的。
  　　　杨善荃：其实说到《雷雨》的发表，你真要好好感谢巴金啊，你和他又不熟悉，可他却那么无私地帮助你。
  　　　万家宝：他对我默默无私的帮助，我一辈子忘不了。
  　　　杨善荃：我听说，巴金当时一口气读完了《雷雨》，而且还为它掉了泪。他一定是读懂你了。而他立即感觉要做些事帮助你，即便是微小的努力都要尝试。这点他比靳以强，这么一个好东西，他居然放了一年。
  　　　万家宝：也不能这么说，靳以我们简直太熟了，他考虑的比较多，也许是避嫌吧。　
  　　　【张彭春上】　
  　　　张彭春：咱们的家宝已经来了啊？
  　　　万家宝：九先生，我们刚到。
  　　　张彭春：家宝！我终于把你盼来了，善荃告诉我请你来天津教书，我正好从美国回来，就赶紧告诉他，让他把你请过来。
  　　　万家宝：我去北平念书经常会想念先生啊！
  　　　张彭春：哎，我何尝不是呢？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我听说你最近写了处女作，叫《雷雨》，天津的孤松剧团还上演了。
  　　　万家宝：拙作而已。还是和我们说说你吧，这些年你都在美国有什么见闻？
  　　　张彭春：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也帮助梅兰芳先生宣传京剧艺术。
  　　　万家宝：我们的京剧在外国也能受欢迎，真让人高兴。
  　　　张彭春：所以我这次回来对排戏更有兴致了，我们要让外面知道我们国人不仅只有京剧还有新剧……家宝，南开又要校庆了，你有没有兴趣同我合作将《新村正》重新搬上舞台。
  　　　万家宝：太有兴趣了，简直是荣幸。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您1917年的作品吧，那时我还很小，我记得后来翻看南开的评价，曾说这个新戏把社会上的一切罪恶，一切痛苦，都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绝没有一点修饰。而且创作上您也借鉴了西洋戏剧的手法，很新颖。那是个标志性的作品啊，您这次是想恢复还是重排。
  　　　张彭春：我想让你执笔，重新改编。
  　　　万家宝：（激动地）啊！这是真的吗？
  　　　第五场
  　　　《雷雨》时代
  　　　1935年夏
  　　　天津 惠中饭店　
  　　　曹禺：随着《雷雨》的发表和演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展开来，也开始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1935年春，我在清华大学座谈王文显教授的《委曲求全》，与中国第一个职业演出团体——中国旅行剧团的唐槐秋再次交流，决定由他们再排演《雷雨》。讨论会上我还认识了焦菊隐、程砚秋等人。那次我对焦菊隐的印象还不是太深刻。解放后我们一起创立了北京人艺都是后话了。中国旅行剧团版的《雷雨》先在北平演出，秋天又到了天津中国大戏院。那时候，我和主演们住在惠中饭店，有时聊戏聊到很晚。这也让我有机会得以观察这个大饭店里的各种人群和各种畸形的社会现象。那年春天，阮玲玉在上海自杀，鲁迅先生为此写了一篇《论人言的可谓》。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再加上我在天津的观察，一幕幕新的画面又开始在我脑海里过场上演。　
  　　　【惠中饭店内景。这是一座相当豪华的饭店。酒店大堂里贴着闪光的西洋壁画，和彩色的玻璃纸，一条长长的楼梯盘旋向上，楼梯旁放着若干个长型的老式沙发。】　
  　　　唐槐秋：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也演了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我们天津演完后，还会去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演出。不久后一定会有人写文章，说今年是《雷雨》时代了！
  　　　陶金：（对着曹禺）是啊。尤其是你来指导，让我们得到极大的鼓舞。还是天津的气氛好一些。哪像北平，说我们有伤风化，不让我们演。还拷打我们逼我们承认是共产党。
  　　　万家宝：我以前参加演出的戏《国民公敌》也被禁演过，借口也挺离奇的。
  　　　唐槐秋：万先生，听说日本演出去掉了序幕和尾声。你还特意为这个改动给他们去过一封信。
  　　　万家宝：我本没想到这封信会发表，我是希望把我的创作意图和他们说一下，毕竟我写的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剧，我写的是一首诗。没有了序幕和尾声等于把戏中的思想砍掉了，不完整了，那种诗的意境也就不存在了。
  　　　我这段时间曾收到过观众的一封来信，十几页，署名“筠”，是个女孩子写的。这封信表示她看到《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和感情。但是她不要我回信，也不让我找她，还说以后她也不准备再写信给我了。可是我却对她这个“筠”字印象很深，这个名字很好听。我就记下了，准备用在下面的新作里。
  　　　唐槐秋：又有新作了，什么故事，一定交给我们来演。
  　　　万家宝：只有思路，还在构思。自从和张彭春先生把改编版的《新村正》和《财狂》搬上舞台，我觉得我不仅学到了很多戏剧创作的方法，也有了更多想说的话。比如对金钱的认识。我心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而且总在我脑子里萦绕：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唐槐秋：太阳不是我们的，那么，太阳是谁的呢？
  　　　万家宝：谁的？我也不知道！　
  　　　——幕徐落
  　　 第三幕 原野流亡中
  　　第一场
  　　　四牌楼群英会
  　　　•人物•
  　　　余上沅——国立戏剧学校创办者
  　　　萧乾——翻译家、作家，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
  　　　茅盾——时为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
  　　　叶圣陶——作家、教育家。
  　　　沈从文——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巴金——作家
  　　　李广田——散文家
  　　　荒煤——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　
  　　　1936年初秋
  　　　南京 国立戏剧学校办公室　
  　　　曹禺：在这间办公室里国立戏剧学校的余上沅校长正等着我的到来。余上沅1920年进入北平大学外文系学习，1923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后，在北平创办《晨报•剧刊》，提倡国剧运动。1935年10月18日，他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开办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国立专业戏剧学校。我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同学张俊祥告诉我国立戏剧学校建立了，这里更需要我。那时候我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啊，24岁，为了戏剧，为了爱情，只身来到了南京。
  　　　这是南京初秋的上午。国立戏剧学校的余上沅校长不停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还不时地透过窗户，观望学校门口的来人。他是在等曹禺。早些时候他接到了曹禺已经上了火车，就要到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授的电报。南京自古号称大火炉，即使现在节气已经到了秋天，天气依然很热。
  　　　国立戏剧学校已经成立一年多，里面的办公桌还是崭新瓦亮的。新洗的窗帘按照校务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的想法，是法国式样的流穗边。　
  　　　【万家宝提行李箱上，时年24岁，穿一身青布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斯文的眼镜。由于长途的旅行，身体显得有些疲倦，但脸上依然英气勃勃，眼神中投射着年轻人才有的神气。】　
  　　　万家宝：请问这里是余上沅校长的办公室吗？
  　　　余上沅：请问你是……曹禺？
  　　　万家宝：对，就是我。请问余上沅校长在不在？我听楼下的学生说余上沅先生就在这个房间……
  　　　余上沅：哎呀，可等到你了。快进来快进来。（上前握住曹禺的手）天气这么热，一路上辛苦了。
  　　　万家宝：你是……
  　　　余上沅：我就是余上沅。我这一大早就在窗户边看着校门口，猜想着每个过来的人是不是你，一不留神你进来了我还不知道。
  　　　万家宝：早知道我就在校门口等着你看到了。
  　　　【两人握手，哈哈大笑。】
  　　　万家宝：一连接到余校长几封信，看得我诚恐诚惶的。之前你在北平提出来的国剧运动谁不知道啊，我再不来也不好意思了。
  　　　余上沅：我这又是写信又是电报的，没把你吓着吧？我半年前就跟学生们说，你要来这里。他们一听啊，个个兴奋得不行。老早他们就在同学中间传看你的《雷雨》了。学生们都说，曹老师23岁就写出来《雷雨》，来教他们的可是个天才啊。
  　　　万家宝：余校长你再说我都不好意思见他们了。要不是你提出建立这个国立戏剧学校，我们哪里有机会推动中国的戏剧发展啊。
  　　　余上沅：说得自私一点，这个国立戏剧学校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说得高尚一点，我也是想为中国的戏剧做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欧美、日本，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戏剧体系？我们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做出让我们中国人自己看的中国戏。我曾经在北平艺专开过戏剧系，可惜开了一年就支撑不下去了，所以只好跑到南京再试一把。国剧运动只是一个提法，具体的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做。你的才华谁人不知啊，当初听到张俊祥说和你是南开同学，又是好友，把我乐坏了，赶紧请他帮我写信邀请。你一来，这国立戏剧学校就有希望了。
  　　　万家宝：余校长你过奖了。国剧运动要靠大家一起来推动。我虽然写过剧本，也演过戏，可这教学还真是头一遭。有什么不对，你可要提醒我啊。
  　　　余上沅：又会演又会写，这样的老师哪里还需要我提醒哟。不过，我还真有一件事要提醒你。我们这个学校虽然属于教育部，但它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整个运作都要听其负责人张道藩先生的。张先生不允许学校里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说，“我们这个学校很复杂，你们是学戏剧的，不能参加政治活动”。除此一条，你什么都可以做。
  　　　万家宝：我只对戏剧感兴趣。
  　　　余上沅：所以说你来对了嘛。对了，你住的地方在四牌楼，原来马彦祥住过。听说他也快回国了。到时候你们可以一起搞戏剧了。
  　　　曹禺：就这样，我住进了四牌楼，开始了自己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生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除了教学，还改编、翻译了两部剧本，导演了一部戏，参加了一部戏。几乎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戏剧，还是戏剧。当然还有我的爱情。没过多久，郑秀也来到南京，我们就在南京平仓巷德奥瑞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我在四牌楼里接待了很多南京的朋友，有田汉、马彦祥、戴涯等人。我们第一次在南京排演《雷雨》。当时我扮演周朴园，这是我第一次扮演自己剧本中的角色。《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37年初
  　　　南京 四牌楼客厅　
  　　　曹禺：这一年的年底，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由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的一次《日出》讨论。参与这个讨论的有茅盾、叶圣陶、巴金、朱光潜、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李广田、荒煤、李蕤、杨刚以及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等。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次讨论，很严肃也很紧张。为了让这次讨论更加直观，我更愿意把这一切转化成一幕戏。我想这样更清晰。现在让我们重回1937年元旦之后开始的那段时间，而地点就在我住的四牌楼的客厅。那时候，我就在这里打开报纸阅读着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评论家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各种评论，并在2月28日的《大公报》发表《我怎样写出〈日出〉》，做出自己的回应。　
  　　　【这里是曹禺住的地方。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乱哄哄的，战争的传闻从来没有停止过。四牌楼的对面是国民党第一模范监狱，陈独秀就关押在里面。白天的时候拷打的声音会被嘈杂的马路掩盖一些，但到了晚上呼号惨叫的声音就非常清晰了。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排人。茅盾、叶圣陶、巴金、朱光潜、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李广田、荒煤、李蕤、杨刚以及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等，零零散散地坐在沙发、藤椅上。】　
  　　　萧乾：我长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这次请来各位就是希望，能让大家更加认识到《日出》这部作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我事先声明一下，这次公开的讨论，我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大家“不阿谀奉承，不恶意中伤”，能够平心静气地评论，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吧。
  　　　茅盾：打有文明戏以来，我们在剧院里见到的都是《潘金莲与武松》这样的恶俗戏，除了插科打诨，提供廉价的笑声，毫无价值。从《雷雨》开始曹禺为我们送上了一种不同品质的剧本。这次又把金融资本的故事搬上舞台，又是一个创新。在我看来，这可是第一回。
  　　　叶圣陶：在《日出》出来之前，社会上有很多传闻，说曹禺每天流连于三流妓院。这件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吧？（众人大笑）但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该有什么样的创作意识。好的文章不是拍拍脑袋就写出来的，要严肃地积累，刻意地经营。前几年有茅盾的《子夜》，今年我们有曹禺的《日出》，它们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之作，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雕刻成功的群像。我觉得，虽然他写的是一部戏，但更像是一首诗。
  　　　沈从文：这部作品确实是我们文艺作品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看作者好似受到电影《大饭店》的影响，热闹场面不断，却只集中在一个大饭店里，人物集中，故事集中。这在中国话剧史上都是新的。
  　　　巴金：这次能公开讨论《日出》太好了。以前《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的一年，文艺界都没有什么正式的评论，实在是个缺陷。《雷雨》有缺点，就是它太强调命运的残酷，现实的意义缺乏，有些与世界隔离开来。这次《日出》弥补了这个缺陷。
  　　　李广田：就我个人来讲，我有些不喜欢《日出》，这里面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物，反倒是《雷雨》，更让人觉得人物个性丰满，活灵活现。
  　　　荒煤：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日出》描述的是中国金融界的故事，但我总是觉得，写的都是一些表面的故事，至于让陈白露最后毁灭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缺乏更深的挖掘。
  　　　万家宝：促成我写作《日出》的最初动机就是阮玲玉之死。我想用这么一个交际花，带动整个故事的发展。我要对第三幕做个解释，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第三幕，觉得多余了。但我不这么认为。一开始我只是去妓院里收集材料，却发现这样的一个群体生活得很屈辱，内心却仍然充满了尊严。交际花和妓女虽然有区别，但在我眼里她们都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有一种邪恶的力量控制了她们的命运。这个邪恶的东西就是金钱。我就是要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不是对一个交际花的死亡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女性世界的不幸的愤怒。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腐肉必须挖去，新的细胞才会生出。
  　　 第二场
  　　　江安造就《北京人》
  　　　•人物•
  　　　潘公展——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张俊祥——导演、编剧
  　　　张迺赓——曾参加辛亥革命，先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同盟会
  　　　1940年4月
  　　　重庆 潘公展办公室
  　　　【潘公展的办公室，就在山城的一个小洋楼里。办公桌后面里面摆设着一个巨大的书柜。但里面的书很久都没动过，加上山城水雾的侵蚀，已经散发出一股霉味。办公桌的椅子上坐着潘公展。他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余上沅、万家宝、张俊祥，一脸和气。像他这种在政府机关办公的人，怎样都不会轻易得罪人，所以就算是有过不愉快的争吵，他也能够笑容满面，一团和气。】　
  　　　曹禺：1937年7月6日家兄家修去世；紧接着七七事变爆发，国立戏剧学校撤离南京，到达长沙。我与郑秀在长沙草草结婚。然而学校并未就此安顿下来，而是在1938年元旦离开长沙，2月到达重庆，我那时已经升任教务主任。新剧校址选在了上清寺，之后剧校陆续有黄佐临、金韵之夫妇、张俊祥、陈鲤庭、梁实秋、方令孺、张平群、戈宝权、陈白尘、孙增爵等人加入，进入剧校的“黄金时代”。然而4月份，国立戏剧学校又搬离了重庆，迁入了周边的江安县城。不过这也没有影响我排戏的热情。不久我就与张俊祥合作带着新排的《蜕变》回到重庆，住进了一个歇业的澡堂子。不过我们的热情遭遇了冰冷的对待。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潘公展要求改戏，你们都知道怎么回事——《蜕变》公演遇到审查问题。
  　　　潘公展：上沅啊，并不是我故意为难你。住在澡堂子里的事情我知道，是我安排的。没办法啊，前方的将士们正浴血奋战，我们也不能太享受是吧？这次也实在是没有费用补贴给你们，我先给你们赔不是了。抗战时期，所有的钱都要用在购买军火、粮食，对抗日本人啊。我也不是故意躲你们，天天开会啊。我都两天没回家吃饭了。
  　　　余上沅：潘公，睡哪里我们都没有怨言。只是我们真没想到，辛苦排了这么一个抗战戏，也能麻烦到你来审查。
  　　　潘公展：哎——上沅，不能这么说，咱们吃的是公家的饭，凡事要亲躬才能对得起那碗饭不是？抗战戏好啊，抗战戏鼓舞民心，团结上下，当然是好事了。但这里有几个问题，你们恐怕没想清楚啊。
  　　　万家宝：我倒是想听听，到底哪些事情我们没想清楚？
  　　　潘公展：这第一，为什么《蜕变》里的后方医院要写成省立的？这样写会影响政府的形象。
  　　　万家宝：难道我要写成美国医院？这本来是我在长沙医院调查的结果，就是在江安县医生腐败也是常见的事。批判这种行为难道有错吗？
  　　　潘公展：当然没错。只是现在国难当头，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看到我们是在一个英明政府的领导下一致对外的，你这个戏有些给政府部门泼脏水嘛。卫生部责怪下来怎么办？还有那个什么院长的小老婆叫“伪组织”。你们都知道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他是伪政府。这再搞一个伪组织，什么意思吗？
  　　　张俊祥：这个潘公你就多心了。小老婆嘛，不是正房，做不了老大。这也是私下里大家一起开的一个玩笑。要我说这也算是咱老百姓对汪精卫的一种讽刺呢。
  　　　潘公展：好好，就算是讽刺。那在最后一幕，为什么丁大夫欢送抗日伤员病愈重返前线时，把一个伤员送她的红布挥舞着？她属于哪一派，共产党？
  　　　余上沅：这一段我清楚。那是红肚兜，不是红旗。
  　　　潘公展：就算不是红旗，那挥着一个红肚兜不是有伤风化吗？
  　　　万家宝：潘公好像没仔细看剧本啊。那红肚兜又不是伤员送的，那是他祖母送的。老百姓穿红肚兜都几百年了，没有理由在这里改成白肚兜吧？
  　　　潘公展：（被万家宝抢白，表情僵硬）好，那我问你，为什么医院里不挂蒋中正先生的画像？
  　　　余上沅：（看气氛不对，赶紧接话）这个是我们的失误。这里要改，要改。
  　　　万家宝：戏怎么写？作者最有权力，到底是你们懂戏，还是作者懂戏？写戏还是要听我们的。
  　　　潘公展：（又一团和气地）万家宝，论艺术我知道你懂，可是讲政治，你就差多了。有的地方改就改嘛，又不会影响演出。　
  　　　曹禺：以前《雷雨》演出的时候也遭遇过审查，但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之后《蜕变》做了一些修改之后，得以演出。经过了这次审查，我深深感受到，这是一个怎样腐朽而反动的黑暗的统治啊，一种苦闷的情绪慢慢地涌上自己的胸口，喘不过气来。也是这个时候《北京人》的写作已经在酝酿中了。
  　　　1940年深秋
  　　　江安 曹禺住所
  　　　【江安县城距离重庆300多里，位于川江南岸。东边是泸州，盛产美酒；西边是宜宾，风景秀丽。这个人口一万的小城，只有巴掌大小，站在城中央可以看到四周的城墙。万家宝住的地方就在东街迺庐。迺庐是个四合院，中间是一个天井。天井里长着几棵绿油油的树，环境清幽明净。这座院子的主人叫张迺赓，江安名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中华革命党、同盟会，现在回到江安被选为县参议会的议长。幕开时，张迺赓坐在这样一个院子里的竹躺椅上，旁边是一个水烟袋。】　
  　　　张迺赓：万先生在江安县城呆了三四年的光景。那时候他是文化人，又会演戏又会教戏，还会写本子。说起来真是一个戏痴。这江安城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万先生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每逢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跑到茶楼上，观察过往的行人，还认真地做笔记。有一次啊，他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人物，就跟在后面一直地看。这人是谁？江安的大地主黄久安。可把这黄久安吓坏了，心想不是土匪要绑票吧，一路小跑，跑到了一个亲戚家躲了起来。那亲戚认得万先生，就跟他说，那是戏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观察人物，哈哈，他可没少观察过人物。那《北京人》就是瞅着江安人，听着江安风创作出来的。关于这件事，我再讲几个搁箱底的事。说得对头了，你们当成故事；说得不对了，你们就当是听演义吧。　
  　　　【张迺赓下。三个人走上舞台，他们分别是《北京人》构思期间的三个意象。】　
  　　　耗子：我叫耗子。在《北京人》我就是那个让文清无可奈何的耗子，我咬了他的字画，也掏空了他的家。其实我是一只川耗子，个头非常大。万家宝一来江安我就盯上了他，没什么特别的原因，这叫缘分。万家宝在江安教书的时候已经在着手收集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厚厚的一本，锁在了抽屉里。我很好奇，心想这么贵重的东西，味道应该非常特别吧，就给咬着吃了一些。说实在的味道很一般。万家宝为此把我大骂了一顿。后来他《三人行》没写出来，我想我要负全部责任。我爱跟万家宝在一起，他是大艺术家，冬天还有棉袍穿。那次万家宝去上课，我正好在袍子里瞌睡着，梦见一只大猫，穿着警察制服，要来抓我。梦里这么一紧张，我猛地抓了万家宝一下，他本来是要安慰我的，可惜手太重了，把我给拍死了。后来他心里过意不去，就把我写进了《北京人》里，让我名留青史，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江泰：我叫江泰。我可不是万家宝摸着右耳朵上的“灵感包”摸出来的人物。我实有其人，名叫周宝韩，祖父曾在李鸿章门下做过一员提督。那时候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学的是工程学。说实在的也没学怎么样，回来找不到工作我也不急，反正也不想找活干。后来没办法才托同学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的总务处做了一名科员。在江安的时候，我就住在我岳父家里。我特别爱跟万先生聊天。万先生风趣，善解人意，关键人家懂，我说啥人家都听得懂，不像这个小县城里的土豪，除了抽大烟逛妓院收房租什么都不明白。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我并没有像《北京人》的江泰那么多牢骚，我就是话多，喜欢说。
  　　　愫方：我叫愫方。其实大家都明白，我就是方瑞，原名邓译生。我本来是来陪妹妹邓宛生在剧专读书的，就住在我的姨夫家里，当时也是年龄不小，是个大姑娘了。恰好表弟方琯德也在学校学习，并且跟万家宝关系很好。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相互喜欢，但万家宝那时候已经结婚，我们没有办法好。那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他抄剧本。《北京人》就是写给我们两个人的。他就是文清，内心痛苦，饱受煎熬，面对现实却毫无办法；我就是愫方，清秀温柔，可在家里照样一味顺从，不愿伤害。我知道他在剧本里也暗示我不能相爱那就离开吧，但我没有愫方那么勇敢，我用的是最笨的法子，我等。
  　　　曹禺：这场戏的导演和编剧都不是我，是命运，或许就是那个叫张迺赓的老人。江安，那个远离重庆的小城，让我遭遇了第二次爱情。那个时候，《原野》已经在1937年8月在广州出版的《文丛》上连载完毕。时隔两年之后，我飞到昆明，和闻一多一起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舞台，轰动昆明，演出十六场。1940年11月初，巴金也来到江安县城看望我。黄佐临夫妇走了，张俊祥也走了……江安县城啊，除了巴金谁也想不到还有一个曹禺在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除了需要爱情的养分，交流和碰撞也同样重要。1942年初，我终于下定决心从剧专辞职回到了重庆。短暂的适应之后，年底我就投入了《安魂曲》的排练。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登上表演舞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创作正确性的作品，可惜都一一失败。　
  　　　——幕徐落
  　　 第四幕 北京人之惑
  　　•人物•
  　　　万家宝——时任北京人艺院长
  　　　焦菊隐——时任北京人艺导演
  　　　欧阳山尊——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
  　　　赵起扬——时任常务副院长，人艺的实际管理者。后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被周扬誉为“最好的党委书记”，尊重艺术。
  　　　红卫兵——文革中的革命团体成员　
  　　　第一场
  　　　“四巨头”筹建人艺
  　　　1951年秋
  　　　北京 香山　
  　　　曹禺：1949年2月我和方瑞抵达香港，很快又接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邀请，去参加解放区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又从香港雇了华中轮，从南朝鲜转头再到了烟台。船上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等。解放区的热情感染了我们。大家都觉得新中国开始了，我们终于摆脱了百年的压迫和奴役，我们解放了。不久之后我开始担任起组建中央戏剧学院的任务。1950年4月2日，新中国第一个国立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建立，圆了余上沅先生的梦。之后的1952年6月12日，我们又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是多么让人心潮澎湃的日子啊。我第一次感觉到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国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戏剧终于在我们的手上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香山上一个前清王爷留下来的院子，如今收归国有，成为疗养、开会的地方。满山树叶红了，院子里柿子已经黄里透红。柿子树下，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八仙桌四周坐着三个人，欧阳山尊喝茶，看景；焦菊隐背对大门，不断地转头张望门口，有些焦躁；赵起扬沉静。】　
  　　　【万家宝急上】　
  　　　万家宝：对不起对不起，让各位久等了。（先向众人鞠躬）实在惭愧，让大家等久了。跟着周总理参加了两个会，又聊了一会，耽误了。
  　　　赵起扬：院长太忙了，我们几个也刚刚坐下，正欣赏着西山晚照和满山红叶呢。
  　　　焦菊隐：家宝，你会把自己忙坏的。我不是说身体，是创作。当官是创作的大敌。
  　　　万家宝：（向焦菊隐深深点头）菊隐说中了我的心事，今天总理也问我了，是不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创作，他想看我出好东西。我心里也很着急，我现在有二十多个头衔，开不完的会。人艺自己的事我都顾不上过问，遑论写剧本了。再一个，我还是感觉，对新社会不太熟，对他的好体验还不够深。我比谁都更需要去体验生活。我有个感觉，写完《家》之后，我熟悉的生活矿藏，已经枯竭了。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我的剧本却迟迟不能出炉。
  　　　焦菊隐：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库存，鲁迅先生的库存是鲁镇，沈从文先生的库存是湘西，老舍先生的库存是北京老四合院的市民。你的库存就是你的那个家。
  　　　万家宝：这个格局太小了，写完就没了。这是心里很惶恐的。
  　　　欧阳山尊：院长写的新戏也是很好的，多体验一下生活，把写“小家”变成写“大家”，这个转变也许不难。
  　　　万家宝：但愿吧。总理对我真是关心，他今天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心里既羞愧，又温暖，他说，“曹禺入了党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
  　　　焦菊隐：家宝，我想先说说话剧的生活问题，我的主张是表演一定要从生活出发，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去掉。这是从《龙须沟》得出来的经验。
  　　　万家宝：菊隐这点说的好。这其实是关乎人艺未来往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艺术道路，以作为人艺的立身之本？现在看来，《龙须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菊隐在这一块功莫大焉。起扬，你看呢？
  　　　赵起扬：我说不太好，但我感觉这个路子是对的，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不谋而合，演员和角色完全一样正确地、合乎逻辑地、有顺序地、像活生生的人那样地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动作。
  　　　欧阳山尊：就是演员与角色合一。
  　　　焦菊隐：正是这个意思，我欣赏斯坦尼的那句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他的路子适合我们。但也未必什么都要照搬，中国有自己的戏剧传统，我们自己的风格还是要摸索的。
  　　　万家宝：咱们要盖剧院。（站起身，很激动，用手模仿大剧院的样子）对，大剧院，莫斯科剧院那样的。
  　　　焦菊隐：是得有个剧院，但是不是照着莫斯科剧院那样建，我觉得未必，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可以加进去。
  　　　万家宝：我们以前没这个东西，现成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的剧院，我觉得可以照他们的样子建。
  　　　焦菊隐：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英国和美国的剧院都有比莫斯科剧院好得多的，我们可以都借鉴，都为我所用。
  　　　万家宝：（欲言又止）……
  　　　欧阳山尊：看我们聊得热闹，忘了吃柿子了。咱们一人一个，尝尝西山的柿子吧。都红透了。（起身给其余三人拿柿子。）
  　　　焦菊隐：（咬了一口，放下柿子。）还是涩的。表面上看着红红火火，里边还是苦涩的。早该知道这柿子的性格。
  　　　万家宝：（跟焦菊隐同时，吃了一口，放桌子上。看看众人，拿起来再吃。）这柿子，味道有些……甜的。
  　　　
  　　　第二场
  　　　招魂电话铃
  　　　1966年12月
  　　　北京 铁狮子胡同3号　
  　　　曹禺：香山的柿子是甜的，尤其是上了秋霜的。但秋霜过了是寒冬，很快日子又变成苦涩的了。我们都扛不过历史啊，红潮滚滚夹裹着我们，无法止步思考，无法看清世界。转眼之间，我就成反革命臭知识分子，要不是周总理，恐怕我早就死在五七干校了。呆在家里我每天最怕的东西就是我们家里那部电话。即使瞅它一眼我都觉得心力憔悴，胆战心惊。那是怎样一部电话啊，就像是招魂的鬼铃。　
  　　　【黎明之前，寒冷的晨曦中。大院门口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万家宝和方瑞住三间房，其中一间书房，书房被红卫兵抄了，打着封条。房间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语录下有一饭桌。方瑞一个人在屋里，屋里桌椅狼籍，神色哀伤。有部老式电话机，挂在墙上，一个受话筒，一个传话筒在机身，电话铃在外面。忽然铃声大作，划破安静的家庭。曹禺夫妇怔住。万家宝不敢去接，让方瑞去接听。】　
  　　　方瑞：请问哪里？
  　　　红卫兵：让曹禺接电话！
  　　　方瑞：他……
  　　　红卫兵：他敢不接，他不接我们去家里让他接！
  　　　方瑞：好好好，我让他来接啊，同志你稍等啊。（小声地）红卫兵，你来接一下吧，不接他们又来了。
  　　　万家宝：同志好。
  　　　红卫兵：（操着天津口音），你是曹禺嘛，动作这么拖拉，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万家宝：不敢，小同志，我刚从你们那儿回来。
  　　　红卫兵：什么你那儿我那儿的，我这是天津长途，时间宝贵，我问你个问题，必须老实回答。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
  　　　万家宝：我是想表示咱们老百姓有了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江山稳固百姓安乐啊，小同志，这句话是好话。
  　　　红卫兵：谁跟你“咱们”！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你的解释是反动的！铁打的江山牢固吗？铁会生锈，你是说社会主义的江山容易锈住！你这是心藏大恶。记住，新中国的江山是金山银山，能传千秋万代。告诉你，你在天津上过的那个破学校，已经被我英勇的红卫兵战斗队给占领了！老实点！（啪地摔掉电话。）
  　　　万家宝：（喃喃自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吃饭，吃饭吧。
  　　　（方瑞往外端饭，电话铃又响起，曹禺有些神经质，害怕。）
  　　　方瑞：你坐着，我来。
  　　　万家宝：等等，还是我来，别让他们等我。（家宝双手艰难地接电话）
  　　　红卫兵：喂，是曹禺吗？
  　　　万家宝：是我是我，同志你是哪里？
  　　　红卫兵：你这个王八蛋，你个狗日的，你他妈的……不准你放下电话，你要放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　
  　　　【万家宝双手端着电话，放在耳边，听听没有声音，但不敢放下，一直端着，很久。方瑞凑过去听听话筒，然后将话筒从家宝手里抽出来，家宝夺，方瑞坚持拿开。】　
  　　　方瑞：他们挂电话了？
  　　　家宝：他们没让我挂。
  　　　方瑞：他们吓唬你呢，小孩子玩闹。
  　　　家宝：他们是兵，红卫兵。
  　　　方瑞：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该害我们这样的。老这样响个没完，还不把人吓死了。　
  　　　【方瑞找个棉花，研究着把电话铃塞住，家宝坚决制止。】　
  　　　家宝：不行不行，如果不接电话，他们跑家里来怎么办？　
  　　　【正争执间，电话铃又响。家宝拿起电话。】　
  　　　红卫兵：曹禺，告诉你，你的黑同党老舍畏罪自杀了，他这是自绝于人民，谁反对毛主席谁罪该万死！你跟他穿一条裤子，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家宝：（呆住）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幕急落
  　　 尾声
  　　2010年9月24日晚
  　　　北京 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灯光陆续被关了。万方和其他人一起都离开了剧场。剧场里空荡荡的。只有曹禺的灵魂孤单地站在台上。他的头顶有一束定位光照亮着这个斯文的老头。】
  　　　曹禺：也许“文革”是罪该万死的时代啊。我从一生下来就没有跟人红过脸，我没有害过谁，我爱这个国家，我盼着它好，我什么时候就成了反动作家？为什么命运还要让我经历这么一遭啊？我熬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可是我的方瑞却在1974年去世了，她熬不过这个时代啊。拨乱了，反正了，可是我也老了。1949年我才39岁，1976年却已经66岁了。一个剧作家他该怎样面对自己下笔无字的状态啊。鲁迅先生曾说，他写的是遵命的文学。我一直没有理解。我77岁的时候才弄明白了，他遵的是真理之命，而不是领导之命。做人真难啊！等我明白了，大好的光阴也就这么浪费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真想在80岁的时候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我要写一部孙悟空，他一辈子敢拼敢干，不像我，不像我甘愿在历史中沉浮没落。直到1996年12月13日，我去世的那一天，我也没能将这个梦想写出来。所有
•   我都没拿到修改上版的全本
•   我是直接从报纸上拷贝下来的
•   在曹禺故乡长大的人路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