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内蒙古文化  作者：刘国生主编  页数：314  

前言

一个个史学家在历史风云中的起落与沉浮；一个个科学家在追求真理中的执着与奋争；一个个文学家在艺术探求中的选择与爱恨；一个个教育家在理想抱负中的迷茫与清醒。当一种文明以高贵的姿态来表达；当一种财富以精神为载体来呈现，我们对此除了怀着一种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外，还有一种对那些精神和文明创造者的崇高敬仰。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动机出发，在秉承学术成就和道德垂范的双重标准下，我们精心选取了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走出的科学、教育、文化、历史四大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家”。他们多为学校的资深教授和中国院士，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大家”的传奇人生予以浓缩，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贡献及成长过程的同时，还着力铺叙他们所亲历的时代风云，以期借助他们的慧眼看历史之风云，观科技之发展，览艺术之璀璨，感教育之影响。将他们的风采整理成束予以集体亮相，无疑成全了广大读者对于精神巡游的期待。回望那些民族大义与人生命运的相互关联。启示着人应该怎样活着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在接下来的细心整理中，一个人文的脉络日渐清晰，我们发现，不同领域的“名家”却那么惊人地相似：外表朴素而内心高贵；胸怀天下而波澜不惊。他们那么朴素真实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关注着全民族的命运；他们的研究似乎离生活很远，却引领着全民族、全人类的进步。长期以来的研究与探索，早已让他们习惯了从容和淡定的生活。然而，在自我领域纵横驰骋的卓越成就，早已不顾他们个人的低调，将其彻底暴露。作为文明的标杆，他们让文化和精神近乎立体化，那么生动。那么具象——有着时代烙印的理想抱负，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书卷气，当然还有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后留给中国读书人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望其项背，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站起来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内容概要

有—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进北大清华，走近文化名家，让我们在—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手不释卷的阅读中把握人生。从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品悟、奋斗和超越。本书讲述了从清华走出的29位大教育家的生平事迹！

书籍目录

潘光旦
陈岱孙
吴有训
吴  宓
李继侗
陈  桢
吴韫珍
郑之蕃
杨廷宝
周诒春
萨本栋
梅贻琦
蒋南翔
冯友兰
吴柳生
夏  翔
陈士骅
陶葆楷
钟士模
李  欧
万邦儒
黄  自
夏培肃
雷海宗
浦江清
邵循正
张镭钧
王志均
谢毓元

章节摘录

三、教育的误区教育不能“从外缘的社会人手以达于每一个人”，而必须是“从每一个人身上入手以周遍于社会”。有人把教育当作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的需要”、“社会团结是教育的基本功能”……等等，因而进入误区。因为这样的教育就恰好违反了上文所提出的一个原则：——必须以每个个人为目的，从每个个人的身上着手。……教育树人，不比工厂出货，不能先有一个模式、一套做法，然后“教原料就范”，产生同样的货品。“同样”不等于“共通”，健全的社会需要共通的人品，但“同样的货品”和“共通的人品”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要产生共通的人品还得以每一个人当目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用工夫，教的人须要如此，学的人尤其须要如此。教育一个人，就得把人性的经纬诸端都教育到了，否则，结果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结果是，个人全都成为畸形的人，零星片段的人；而于社会，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甚或由于权益的冲突，愈见得无法调和；领域、门户、阵线、壁垒之见愈见得无法消除。科学的知识越来越细致，政治的主张越来越偏狭而无法通融，固执而不能移动。“专家”与“自信负有使命的人”才越来越多，而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也就是，人与人，群与群的合作越不可能。“这便是常见的‘大时代’了”。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大凡迷信训练与宣传即为教育方法的人在见地上总有两种错误：一就是上文所已讨论过的只知为外援的需要设想，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把人当作满足这需要的工具，而这外援的需要也者，名义上尽管说得很像是社会的，实际上可能是他自己的，和马戏班里的老板的用心没有多大的分别。……就接受之一方面而言，十之八九只是模仿，说轻了就是受人支配。说重了就是受人奴役。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四、教育的忏悔潘光旦于抗日战争时期曾撰写《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一文，其中指出，近代(按指当时，其实也包括现在)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作一个“人”，作一个“士”。他认为，近代中国教育实际上并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和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教育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叫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的“资格”，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论不议之列了。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这要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来衡量，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者的心灵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教育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当时每年毕业的数以几千计的大学生。其实就是这样的。潘光旦认为，所谓“士”的教育可分为“理智的”和“情志的”两个方面：所谓理智的，就是要从道理上知道什么是“士”。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推十合一为士”。并解释说，读书人最怕也最不容易避免两种毛病：一是“泛滥无归”，二是“执一不化”。“泛滥无归”的人患在“推十”之后，不能“合一”；“执一不化”的人患在未曾“推十”，早就“合一”。(当然，不“推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以“合一”的。所谓“合一”，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所谓“情志的”，又可分为平时的和危难时的两个方面：在平时，要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情志；及处危难时期(例如当时所处的民族危难时期)，要牢守“见危授命”，“可杀不可辱”的志节。必要时要“以生命作一种理想的拥护者”，因为这是“士”的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一只棋子。平时也好，危时也好，“士”的所有情志，都要靠平时的培养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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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由内蒙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