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历史记忆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作者：林非，等 编  页数：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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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中国散文而言，“五四”是一个分界点，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于是数千年的散文有了一个质的根本性的跨越。就中国现代散文来说，九十年代是一个突变期，即由比较简短集中的散文转向长篇大论，于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变体。可以说，“放”是中国现代散文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最突出的特征。　　这种突破原来散文格局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它在知识含量、质地、长度、宽度和厚度上都有了一种别样的风采，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尤其突出。不过，另一方面，散文的“破体”也出现了失控和失度的危险，这主要表现在知识撑破散文的肚皮、理性和思想过于裸露、结构松散漫延、文大于质等方面。换言之，散文处于一个如何发展的十字路口。　　新世纪中国散文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远没有九十年代散文变动的暴风骤雨，但其深刻的力量却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散文仍然保持着九十代的“破体”之势，另一方面，一种纠偏“破体”神话的努力渐已成势。比如，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补其缺失，于是真诚散文、性灵散文开始引人注目！在结构上，那种假大空的所谓“大文化散文”越来越少，散文的适度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有，智慧式的散文为人青睐，人们开始对“好”散文投诸更多的热情，而不是被一些虚浮夸饰所左右。另外，新媒体散文在新世纪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它以快捷、简凝、尖锐与新潮成为散文的一支新生力量，值得人们加以注意。　　新世纪中国散文最有价值的还是在整合中的创新意识，这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破体与节制、本体与借鉴、思想与艺术等的关系中，进行一种融通与创造。这样，散文就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偏极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由外在走向心灵，即一种化合与新生的努力。因为散文的本性就是自然与平和，是平常心和人生智慧的展现。　　当然，新世纪中国散文在获得了它的成就时也潜伏着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过于急切的追赶时代之风。散文作为边缘文体、心灵文体、平淡文体，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过分地追赶潮流必然会丧失散文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传统，就很容易被传统同化，丧失现代性的品格，其视野、内质、境界和品位，都将受到限制。因此，散文在调整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世界眼光，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整合，在以往散文的经验中进行创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散文家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的视域，并进行人格、心灵、精神的自我锻造。这样，散文才能找回自己，获得真正意义的超越性意向。　　编者　　2007年8月

内容概要

　　散文作为边缘文体、心灵文体、平淡文体，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过分地追赶潮流必然会丧失散文的本性，它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的视域，并进行人格、心灵、精神的自我锻造，散文才能找回自己，获得真正意义的超越性意向。本书是“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丛书之《历史记忆》，书中收集了2001至2006年的65篇优秀散文，具体包括王充闾的《他这一辈子》、冯骥才的《最后的梵高》、田中禾的《眷念皇帝》、卞毓方的《独秀的另类“文存”》、余秋雨的《巴老和一个世纪》、韩少功的《草原长调》等等。《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历史记忆》展现了新世纪散文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偏极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由外在走向心灵的新的艺术面貌。

作者简介

　　林非，江苏海门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等。学术论著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治学沉思录》、《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另有散文集《离别》、《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世事微言》、《说话知音》等20余部。主编《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200篇》等。

书籍目录

序言——编者追怀冼星海——何满子黄裳浅识——黄永玉又到甲申——袁鹰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林非朱皇帝点滴——李国文黄秋耘相信眼泪——阎纲隐隐青山见故乡——周明梦中的图腾——从维熙劝君王饮酒听虞歌——石英他这一辈子——王充闾幽默是一种境界——张恩和秋草独寻人去后——李元洛敏感地带——肖凤谁免余情绕——范曾曼殊终归是何人——杨羽仪托尔斯泰长眠之地——朱增泉历史的乡野——周同宾最后的梵高——冯骥才眷念皇帝——田中禾静影沉璧——杨闻宇独秀的另类“文存”——卞毓方读圣经札记——周国平船娘和歌——郭保林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梁衡巴老和一个世纪——余秋雨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韩石山泰姬陵不是悲剧——李存修缠绵悱侧属沈园——王本道历史不忍细看——黄文山伶魂——乔忠延秋华与冬雪——张承志唐朝，那朵自由之花——李木生担当，担当人生——刘长春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刘家科上下五千年——莫言草原长调——韩少功感念祖先——李汉荣百年钟声——彭雪开把自己交给道路——高建群向往平民——郭翠华告別唐宫——赵玫人牲——筱敏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翟永明笔擎千秋(节选)——张加强瞬间的永久——南帆怀念孙犁先生——铁凝书架上的战争——朱大可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朱鸿不到长城——陈启文萧红，我的姐妹——辛茜迁徙的跫音——熊育群英雄的末路——张清华永远的花儿——马步升一路仰望——王族王安石之死——冯伟林1992年的暴力——桑麻鲁镇的黑夜与白天——迟子建蒙古长调——巴音博罗云水生涯——王开林圆明园——洪烛像秋冬的黄叶一样飘零——凌鹰春天里的轻舞飞扬——苏沧桑昭君的草原——庞天舒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王开岭关于票证的记忆——周晓枫

章节摘录

　　追怀冼星海——何满子　　主张人生就是选择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在某处说过：记忆也是一种选择，当人遇到某种情景，某种刺激，便会从现实选择既往，想起某些人，某些事（大意）。确实如此。面对当前文化市场的浮嚣，黄钟歇响瓦釜齐鸣的可悲现象，常令人兴起正不胜邪之慨。于是，我脑里每每闪亮出旧时交往中一些对艺术持虔敬态度的人物形象。在音乐家中有马思聪和冼星海。马思聪在日常细微处透露出来的对音乐的敬业精神所给我的启发，前些年我曾几次撰文提到；这回，乘冼星海逝世六十周年之机，来追述一下这位人民音乐家。　　我和星海的交往从1937年8月在上海初见至1938年12月延安分别止，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曾向我倾谈过他的生平，特别是巴黎留学时期的传奇性的遭遇，以至我能就他的诉说以及与他交往中亲切的认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电影文学本《冼星海传》——这剧本经过一番周折未能摄制，终于在“文革”中被抄没，下文我将叙及。　　初次会见的日期很好记，那是“八·一三”淞沪战争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三天。我于淞沪战争爆发的次日由杭州到达上海；第二天会见钱韵玲，即后来的星海夫人；次日是由她带我去访问星海的。钱韵玲是我姐姐晓梅烈士在杭州黄河桥小学教书时的同事，钱的父亲就是淞沪战争时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著名的理论家钱亦石。不久我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冼星海当时住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一间石库门楼房的二楼。住着一间大约十五平米大小的房间，没有什么陈设。我们去的时候房里有几位来客，是《大众歌声》杂志的编辑，向星海索取他前些日子谱写的《青年进行曲》去发表的。这支开头几句是“前进，中国的青年/挺进，中国的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将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的歌曲在抗战前期十分风行。我们去的时候，星海正在将原来的五线谱改写简谱。星海没有钢琴，写完后用小提琴来试音校订——这把小提琴是离开巴黎回国前他的一位老师送给他的，我在《冼星海传》中叙述了送琴的故事。　　星海拉琴试曲的模样，因为后来也见过几次，所以印象十分深刻。他一面拉琴，一面侧着头轻声哼唱，有时高举着弓，作短暂的沉思，再拉，再哼，最后放下琴，双手握拳使劲向上一击，满意地喊：“行了！”　　可惜我和星海交往时，对音乐还是门外汉；不能像上世纪四十年代接触马思聪时那样，我已“恶补”过音乐知识，认真地读过了旋律学、和声学、曲式学、配器法等几乎涵盖了音乐学说理论作曲系的全部课程，得以藉专业知识和对方作深一层的交流。因此，我对星海的音乐风格不能像对马思聪的作品那样把握得较深，好在那时星海创作的大都是声乐曲，一切都很显露，他要直到去延安后才写器乐曲，大型的交响乐之类我都没有见到过谱，更没有听过乐队演奏。　　第一次会见后，我曾写了一篇《冼星海印象》的短文，在《大美晚报》上刊出。因为钱韵玲跟着我姐管我叫“小弟”，星海也跟钱韵玲喊我“小弟”，故而我那篇文章也署名“小弟”。文章刊出时我已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浦东南汇县的周浦镇工作。我曾带了报纸过江到上海再访星海。战时大家都很紧张，匆匆谈了片刻就握别，直到次年才在武汉重晤。　　1938年3月，我从上海淞沪战地撤退，辗转流亡到了武汉。星海随着洪深带队的演剧二队，经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沿途进行抗日宣传，星海曾深人工厂农村，教群众唱救亡歌曲，不像我这样纯是逃难，他是如他所说的“一路战斗”也到了武汉。果然，他的本来不白净的面色更加黝黑了，可谓一路风尘仆仆。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仍然经常奔走于武汉周遭的厂矿、农村和部队驻地教歌、指挥群众演唱和作救亡宣传。我在汉口的《大汉晚报》当编辑兼跑新闻，只要星海在武汉，我便过江到武昌昙华林他的宿舍去串门。在战时流亡的特殊环境中，有如患难之交一样，人们的感情格外易于融洽，我们称得上是知交了。虽然他比我大十多岁，却无话不谈，连他在三厅和另一位音乐家张曙吵架的私事，也愤愤地向我诉说。他本来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但一喝点酒话就多起来了。他喜欢喝两盅，但没有瘾，酒量也远不及我。两盅下肚，就絮叨地向我摆谈各种往事，倾诉他的经历：幼年家境如何贫困，他的做女佣的母亲如何茹苦含辛地抚育他；母亲在澳门那家做女佣的主人，葡萄牙籍乐师如何诱发他走上音乐之路；如何冒险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专而又在一次学潮中被开除；如何在一艘外轮上做苦工而千难万险地到了法国，以及在巴黎学音乐的颠沛而又充满戏剧性的遭遇……我察觉他那时虽然热情昂扬地投入工作，但他是寂寞的，因此要找人诉说。他谈到音乐时便欢快起来，时不时夹哼着一段旋律。　　他说，为了追求艺术，一切艰辛苦难都甘之如饴。“夯巴郎（粤语：一切）都难不倒我！”说时握拳望空一挥。这手势是他的习惯动作，令人联想到他的指挥手势。　　我把听到的一切都记在日记上。部分还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可惜这些日记和剪存的报刊都已在1955年被株连入胡风案时失去。　　后来我也从马思聪处听到星海在巴黎的窘况。马思聪和星海的道路和艺术风格是两路，马思聪更学院派，星海则更民间派。但马思聪对星海的忍苦耐劳的精神很佩服，在巴黎时曾去看过他。星海住在贫民窟的一座楼房里，最高一层的一间狭隘的小房间。这间顶楼小屋低矮得身子也不能伸直，连练琴也只得钻出小门到阳台上去练。马思聪摇头叹气道：“他就这样对着上帝练琴！”　　一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故事每使我一想起来就欷歒不已，我在电影文学本銑星海传》的八本戏中用了整整两本戏的篇幅写了这故事。　　星海那时已经进了巴黎音乐学院，但必须靠打工维生。通常到旅法华人开的洗衣作之类的店家找工；有时找不到工打，就得去餐厅或酒吧卖艺赚几个法郎。他说，虽然巴黎街头也常有潦倒的乐师和画家卖艺乞讨，他总觉得很难为情。但迫于无奈，他说，他就集中精力拉曲子，不朝人看，别的什么也不想，只当作是正规的练琴。一天，他走进一家相当豪华的餐厅，前一天音乐院的课正讲授马思南的音乐，他就向食客们演奏马思南的曲子。在餐厅用餐的有两个衣着时髦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是公费留学又有家庭汇款可供挥霍的纨绔子弟，认为中国人在饭店里卖艺乞讨是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一个大声叱骂，一个竟站起来要斥逐冼星海出去。这时，一位绅士模样的法国食客挺身而起，向那两个中国学生发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位青年音乐家全神贯注地演奏曲子，他的马思南拉得多动听啊！你们却要捣乱！这样不尊重人，不尊重艺术！”一顿训把那两个华侨学生训得龟孙子般地瘪了。这位绅士邀请冼星海为他演奏一曲自己认为演奏得最满意的曲子，冼星海聚精会神地拉了一曲克莱斯来的《中国花鼓》，绅士十分赞赏，丰厚地给予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