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作者：邹纪孟  页数：360  

前言

这些年来，“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又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说这句话的，据说是宋朝宰相赵普。赵普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他是否真的用半部《论语》来治天下，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这些都姑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所包含的一个命题，即学问与实践的关系。《论语》者，经典也，是知识分子，即“智者”的智慧结晶；“治天下”，事功也，是政治人物，即“治者”追求的目标。这本来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为什么会扯到一起来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说的是“学”与“用”的关系，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人一向讲究“学以致用”，用现代理论来表述就是，任何学问、理论、经典，无论是自然学科、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源于实践，都是对实践的认识、解释，并最终作用于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既包括自然实践，也包括社会实践。不过，中国古人所说的学问，基本上不包括自然学科。现在人们热衷的所谓传统文化，所谓“国学”，几乎全都是文、史、哲、政、经、军一类的人文学科；所谓先秦诸子，所谓经史子集所关注的，几乎都是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

内容概要

实学通鉴系列丛书作者邹纪孟，自称是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匠，授课之余，研读历史，学而思之，于古人治事、治人之法，悟今世从政者为人处世之道，乃成一家之言。    本书是实学通鉴系列的第三本，从中国古代文化主流——道、儒、法三家及其衍生的学说入手，采取以经论史，以史证经，经史相融的体例，分别以上几派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为纲，以其经典的、代表性的政治观点为目，录其原文，附以语译，构成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    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实证，解读道、儒、法三家的资政思想，点评中国文化的资政智慧，解说“治道”和“治术”，为当今从政者的政途实践提供参考资料和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

邹纪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官场问题，是研究中国历代官场和权术问题的专家，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
    邹纪孟教授积数十年学问之功力，潜心于对中国历代官场奥秘的探索，对中国历代官场的权力得丧之因、忠奸贤愚之辨、官际关系之道、荣辱升沉之由的研究，尤为致力。至今，围绕中国历代官场这一主题，邹纪孟教授已有数百万字的著述面世。

书籍目录

老子篇　无为之为　第一章　以道为本    第一节　模糊原则    第二节　遵循规律    第三节　莫走极端    第四节　适可而止　第二章　无为之为    第一节　为而不显    第二节　为而不妄    第三节　为而不恃    第四节　为而不争　第三章　愚民政策    第一节　绝圣弃智    第二节　返璞归真    第三节　虚心实骨    第四节　刍狗其民  第四章　以柔克刚    第一节　以柔克刚    第二节　示弱图强    第三节　欲取姑予  第五章　韬光养晦    第一节　祸福相依    第二节　和光同尘    第三节　谨言慎行    第四节　不为人先　第六章　知足知止    第一节　知足知止    第二节　功成身退    第三节　宠辱不惊孔子篇　为政以德　第七章　为政以德    第一节　为政以德    第二节　施政以宽    第三节　施惠于众    第四节　取信于民    第五节　重德轻色　第八章　爱民以仁    第一节　仁者爱人    第二节　要用清官    第三节　先富后教    第四节　先德后刑　第九章　事君以忠    第一节　事君以忠    第二节　忠于职守    第三节　忠而不顺    第四节　忠而不谄　第十章　使臣以礼    第一节　礼敬臣下    第二节　注重大节    第三节　莫听谗言    第四节　不强加人    第五节　善纳忠谏　第十一章　交友以道    第一节　同道相谋    第二节　以和为贵    第三节　和而不同    第四节　群而不党    第五节　了解对象　第十二章　立身以正    第一节　追求道义    第二节　立身正直    第三节　志不可夺    第四节　重义轻利    第五节　善于忍耐    第六节　有过则改    第七节　君子三戒

章节摘录

老子篇　无为之为老子这个人颇有点神秘色彩，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了传，可据说那四百多字的传记，除了有关他的出生地的那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尚未引起怀疑外，其他内容无不产生争议。但如今就连这句话也有争议了，如对“老子”这个称呼中的“老”字，理解便很有歧义。有人说这个“老”是尊称，即现在人所说“老先生”中那个“老”字的含义，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老”是姓氏。不过，司马迁所说的“姓李氏”却不大可靠，因为老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李”这个姓氏还未出现。据记载，孔子曾经特意去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一些问题，看来老子比孔子年长，应算是孔子的老师。不过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他所担任的“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个无职无权的清水衙门的官职。后来看到周朝也不大景气，他连这个清水衙门也不愿意待下去了，弃职而去。去了哪里？未知，不过从他自洛阳骑青牛过函谷关来看，大约是投奔西方去了；最后在哪里落脚？司马迁也不知道，“莫知其所终”。由于这种神秘，后世人便将他看作神仙。据说《老子》这部书是被逼而作。在老子要通过函谷关时，把守关门的小头目不放行，以命令的口吻说：“你这就要远走高飞了，一定要给我写出一部书来！”看来这个守关吏也非寻常之辈，绝不是那种“要从此关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式的人物。幸亏有了他的这次强迫，老子的部分思想总算保留了下来。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个守关吏。但也许因为守关吏督催得太急，也许因为老子不太心甘情愿，他只写了五千余字，是先秦诸子著作中字数最少的一部，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不朽的价值。这部书，有人说它谈的是哲学，是言简意赅的“哲学诗”；有人说它谈的是政治，甚至是教人以权谋诈术的阴谋书。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从对自然的认识而言，它谈的的确是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规律；而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而言，它谈的就是政治，既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去谈，也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去谈。老子虽然担任过公职，但严格地讲，他并没有从过政，没有掌握过权力。可通读全书，我们不得不叹服老子政治思想的深刻和政治手段的高超。第一章　以道为本第一节　模糊原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文】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老子》是痴人说梦吗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又何必“道”出来呢？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老子还说：“知（同智）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不仅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的那些“道”，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价值。某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的、浮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太多太多了。《红楼梦》的命义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经》，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最近十多年，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红楼梦》的命义，也就是它的“道”，还是众说纷纭。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各有不同。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红楼梦》再伟大，毕竟只是一部小说，无关宏旨。如果是一部用以指导立国治民的经典，而不同的执政者又各有不同的解释，那问题可就麻烦了。任何以立国治民为己任的著作，尽管它立论的角度各有不同，究其本意而言，还是要治国而不是乱国，还是要爱民而不是殃民，只要这个基本命义不差，理解上有些歧义，既不可避免，也不会出大的乱子。但如果连这个基本命义都搞错了，那问题可就大了。歧路亡羊的悲哀一部小说的“道”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以严格界定了。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种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都能从学说、理论创始人的著述中，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词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者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这实在是学说的悲哀，理论的悲哀。《列子》便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不仅全家出动寻找，而且请列子家的童仆帮忙。杨朱道：“唉！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邻居说：“岔路太多。”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杨朱问：“找到了吗？”邻居说：“没找到。”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回来。”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他的学生很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况且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杨朱也不回答，学生们始终也没能看透他的心思。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心都子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同一位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如此大相径庭，却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对谁错呢？”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擅长游泳，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几乎淹死了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不是学淹死的，得利与受害竞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对谁错呢？”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孟孙阳责备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么个较真的问题？老师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心都子说：“由于岔道太多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的同一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由于担心歧路太多而不去找羊，是懦夫；迷失于歧路之中而找不到羊，是无能；回归到起点之上，固然不会迷失方向，却也永远不能再前进。这真是人类的两难选择。但人类宁肯在歧路上摸索，即使跋涉得精疲力尽，磕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能回到起点上，那头让人类无比神往的“羊”，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否则，人类只能回到树上去结巢而居了。孔子留下的难题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就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他们三人，究竟谁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老三说的同样有根据，孔子说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止如此，他本人的功过是非，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他和他的学说，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将其学说视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后来，他又忽然被说成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成了集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惨，比起在秦始皇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仅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未来社会，使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位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一本《论语》，除掉其中一般表述性的文字，真正具有思想含量的，也不过三分之二左右，其褒贬毁誉何以如此天悬地殊？他的“道”到底是什么？大概到今天也无人能够道出吧！有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孔子一人，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不都曾经或正在遭遇着类似的经历吗？其实这并不奇怪，大凡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学说即使算不上博大精深，至少也是多义性的；哪怕是对于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也会有不同的阐述。孔子对“仁”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如果学习者、研究者，各执一词，那么，这个“道”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学泳者的悲喜剧列子说了学习游泳者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掌握了一技之长，不再有衣食之忧，而另一些人则被淹死。列子不愧是伟大的预言家，他似乎预见到了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者的不同命运。理论的多义性，固然给学者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却也给政治家们带来极大的方便。这给了他们以极大的灵活性，当现实的斗争需要他们执行某种政策时，他们可以从学说、理论那多义性的“道”中拈出一支，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时易世迁，当新的斗争需要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执行另一种政策时，便又可以拈出“道”的另一支，以证明自己仍然是原装正统。此正所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只有真正理解、掌握了“道”的这种玄妙，才算真正掌握了从政的奥妙。不过，这种理论的多义性，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悲剧。对这种多义性的探讨，如果只是在学者之间，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即使是观点如何对立，态度如何互不妥协，也不过是学理之争，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形成一些门户之见。而一旦这种争论进入政治层面，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专制制度之下，政治是不允许百花齐放的，只能是一家独裁。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道”。凡是持有异议的，无不被斥为异端邪说，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轻则逐之，贬之；重则关之，杀之。这是在独裁者鞭长所及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些是完全有力量与之抗衡的他国之君、他国之臣，贬官、杀头都无能为力了，就只能攻之，骂之，咒之。于是，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理论大战的悲剧。第二节　遵循规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译文】自然的规律，是不用争辩而善于取得胜利，不必说出而善于应验，不用召唤而自动存在。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道不可道”，并不等于“道”的不存在。在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在宇宙中，“道”一直存在着，并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虽“不可道”，但不可违，否则是要吃大苦头的。所谓“天之道”，乃宇宙的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未能道明白。先是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行。这个学说一直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16世纪才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日心说”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这个发现，被称为宇宙观的大革命。然而现在的科学证明，这个观点也并不正确，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宇宙有没有中心，至今还是一片茫然。这种“道”，虽然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掌握，但不容任何违背，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权力无边的宗教审判所，他们可以烧死哥白尼的追随者布鲁诺，却无法让太阳绕着地球转。人间正道是沧桑日月行焉，四时兴焉，天何言哉？大自然的寒来暑往、日出日没、潮起潮落，都有自己的规律，虽有的已被清楚地了解，有的尚未被完全了解，但人们都严格遵循着这些规律。任何人想自称高明，声言这个规律是他发明的，或者想一手遮天，隐瞒这个规律，或者极端狂妄，想去改变这个规律，都会碰得头破血流，遗笑千古。

后记

写书人原来是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人，既不曾研究过古代的历史，与现实的政界也绝少接触，甚至连结识“七品”以上官员的荣幸都很少有。那么，为什么竟干起这种“纸上谈官”的营生呢？究其初衷，还是和教书有点关系。徜徉于古代文学那辉煌瑰丽的殿堂之际，有一个问题一直令写书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许许多多创作了精美绝伦锦绣文章的作者，仕途生涯却多是黯淡无光，甚至是一片黑暗呢？忠贞高洁如屈原，自沉汨罗；博大精深如司马迁，身体被残；才华卓越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死后多年也未能翻案；参透人生如曹雪芹，更是终身布衣，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凄凉境况中消磨岁月……杜甫在一篇忆李白的诗中曾沉痛地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难道文章竟是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岂止文学家如此，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被称为中国儒家思想之父，一生却颠沛流离；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却惨遭车裂；岳飞收复了故土，却冤死风波亭；张居正起颓振衰，给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带来一线生机，身后却被鞭尸抄家；袁崇焕保卫了北京，却被寸磔菜市口……这样的名单，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大串。而另一些人，如李林甫、秦桧之流，一辈子却高官显贵，大红大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编辑推荐

《正道》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以道为本：“日月行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道义不可违，潮流不可逆。极盛而衰，物极必反，宜中庸之道。爱民以仁：“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仁者爱人，施政以德。天子者，有道则入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权术至上：“明主这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择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这个作者还有一本叫《学而优则仕》的书，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