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7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作者:张应杭 页数: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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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毋庸置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是“西学东渐”的结果。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屡屡入侵下,中国近代的一批先行者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从洋务派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救国救民之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主题的确是向西方学习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以西学为主导,也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企业管理学界和业界热衷的话题是泰勒,是德鲁克,是彼得·圣吉等西方管理大师们的学说。我们大学的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以使用哈佛商学院的原版教材为荣,我们企业培训的课程内容也几乎是清一色地以西方形形色色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为主。 所以,当我1997年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尝试性地开设“东方管理学”的讲座和相关课程时,确实很有些忐忑不安。我曾反复地问自己:这门课程是否只是我个人的自说自话?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会接受这些理念吗? 但尔后的事实打消了我的这一顾虑,令我颇感欣慰的是,几近十年的不懈劳作,我的“儒、道、禅与现代管理”课程渐渐地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同。这些年,我不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的相关管理课程班上讲授,不仅在上海大众、美的、格兰仕、红蜻蜓以及大庆石油管理局等企业作过培训,而且还应邀在电视台的“名家论坛”中讲授《东方智慧:儒、道、禅与现代管理》的系列课程,反响颇为热烈。 可见,东方的管理智慧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从管理的具体操作层面来看,它的确提供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描述东西方管理智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的管理重“术”,那么东方的管理则重“道”;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更多地依赖外在的制度约束,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多地倡导内在德性(作者注:根据作者的导师冯契先生的解释,“德性”指内在品质,“德行”则意为符合道德的行为。以下同。)的自觉;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更主张奖金的刺激,那么东方的管理则崇尚精神的鼓励;如果说西方的管理主张刚性的征服,那么东方的管理则主张刚柔并重、以柔克刚;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注重权威的生成,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倾向于恩威并施、期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的培植;如此等等。 事实上,正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已经探索的那样,东方管理智慧在提升执行力和忠诚度方面更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绩效。因为制度约束不出执行力,奖金也刺激不出忠诚。 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管理者人格修炼的层面上讲,东方管理思想更是为我们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提供着大智慧、大境界的指引。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的诱惑;二是做人的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的诱惑。透视许多失败的企业经营者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抵御不了来自上述两方面的诱惑几乎是他们共同的“失败基因”。而一向以“义利合一”为最高价值取向和“中庸唯美”(儒)、“自然无为”(道)、“空观”“无我”(禅)为处世之道的传统文化,无疑让我们在诱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并获得诸多的智慧指引。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执著地认定,在市场经济中锱铢必较的拜金主义者,甚至在声色犬马的诱惑中迷失的当今企业经营者,尤其需要儒、道、禅智慧之光的理性烛照。 需要申明的是,以中国传统的儒、道、佛管理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卷帙浩繁、博大精深,作者在这里所阐发的仅是沧海一粟。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尚未形成理论的、系统的管理学说,本书所讲述的东方管理智慧,乃是从东方思想这座广袤的宝库中挖掘出的优秀因子,是作者的一种探索性研究。 唯愿读者诸君能够开卷有益。 张应杭 2007年4月16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内容概要
如果说19世纪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世纪,20世纪足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已被公认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的世纪。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的企业家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们的企业总是被员工的忠诚度所困扰,总是因执行力差而误事;如果我们在解决忠诚度和执行力的问题上只知道用泰勒式的“胡萝卜加大棒”,从来不知道在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可以培养出“士为知己者死”之境界的管理智慧,我们又怎能够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呢? 因此,让我们来认真倾听一下以儒、道、禅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吧。
作者简介
张应杭,1963年生于浙江云和,现为浙江大学法学院MBA&EMBA中心教授。目前除了主要承担哲学和伦理学的教学外,还应聘兼任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培训中心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主讲教授,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MBA(中国)讲座教授,主讲“管理哲学——基于中国哲学的视阈”、“传统文化视阈下的企业管理”、“东方管理学”等课程。
近年来,已经在上海大众、格兰仕、美的、红蜻蜓、德力西、葛兰素史克、中策橡胶、西子
奥的斯、大庆石油管理局等三十多家企业作过培训,颇受好评。
主要代表著作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国学中的管理智慧》(三卷)、《企业伦理学导
论》等,并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中国教育报》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迄今为止,已在海内外公开发表著述二百多万字。
书籍目录
自序导言第一编 东方管理智慧概述 第一章 东方管理的精髓 第二章 “人性本善”的管理理念 第三章 “利他主义”的管理伦理 第四章 “见利思义”的管理抉择 第五章 “不使可欲”的管理智慧 第六章 “不为而成”的管理目标第二编 儒家的管理智慧 第七章 “德治”的管理之道 第八章 “以和为贵”的待人之道 第九章 恪守“中庸”的处世之道 第十章 “正人正已”的修身之道 第十一章 “由道而德”的教化之道第三编 道家的管理智慧 第十二章 “道法自然”的管理之道 第十三章 “为而不争”的竞争心态 第十四章 “虚其心”的治理之道 第十五章 “正言若反”的管理思维 第十六章 “清静为天下正”的管理目标第四编 佛家的管理之道 第十七章 “空观”的生命境界 第十八章 “诸法无我”的伦理情怀 第十九章 “不二真谛”的处世智慧 第二十章 “四摄”、“六度”的人格修炼 第二十章 “敬畏因果”的柔性管理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东方管理的精髓 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就管理学理论而言,目前是西方的理论占据我们的主流话语系统。这主要因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国人意识到再不可夜郎自大,而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正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解决了很多近代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民族独立问题。但是在我们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走向富强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怎样来弘扬自己传统文化的问题。而这个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传统的管理思想。 其实,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管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更要关注传统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相对于西方的管理而言别具东方的色彩,所以我们通常也称其为“东方管理智慧”。 管理学中的“术”与“道”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要想面面俱到地来做一个系统的,或者说很全面的梳理绝非易事。本书旨在结合当今中国的管理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以一个管理者在管理实践当中碰到的一些难题为取舍标准,来看一看我们的古人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管理智慧。 我们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东方管理智慧?或者进一步说,什么是东方管理智慧的精髓?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如果说西方的管理学是以“术”见长的话,我们传统的或者东方的、中国式的管理理念则是以“道”为尊。“道”这个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之道的一个精髓。 那么,这个管理之道的“道”究竟是什么?“道”的内涵又具体是什么? 事实上,许多西方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一些学者在某些管理层面,比如说营销技巧、谈判技巧、方案制定等方面,做得非常细致,他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些模型比如数学模型来解决某些问题。但他们随即会发现,如果说只有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没有“道”,或者说不提供一种路径、没有一种境界的话,所有的操作技术都没有意义。而中国的管理智慧恰恰是在“道”的问题上,弥补了西方管理学某些欠缺。 所以,就现代管理学而言,“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恰恰是西方人开始在想的问题。他们发现,在中国哲学中“道”的内涵非常丰富,西方人在翻译“道”这个概念的时候,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英文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翻译它。一些人把它翻译成“规律”、“规则”、一些人则倾向将其译为“智慧”、“方法”,还有的人主张译成“道路”、“路径”等。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道”既有上面谈到的各个含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含义。所以后来比较通用的一个译法是TAO,即用他们的韦氏拼音注音了事。 以“术”见长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管理的如上理解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以“道”为尊,的确构成了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基本特色。 东方管理智慧中的儒家之“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关于“道”的智慧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显然不可能把中国管理智慧中关于“道”的所有意思都一一穷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阐释,比如说“道”在儒家那里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路径,就像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那就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才能到达。所以,当时朱熹解释这个“道”,就说“道者,路也”。而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他认为这个管理路径就是由“道”而“德”,所以“道德”这两个字,我们通常是连起来用的。因为“道”是一个路径,我走“道”,感悟到了这个“道”,并有了心得体会,那么我就有了“德”。所以,在古汉语中“得”与“德”相通,“得者,德也”,意思就是说,人必须对这个路径有一个体悟。因此,儒家非常强调对“道”的把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就是路径,就是人生道路,对管理者而言也就是治理之道。如果说你对这个路径有一个正确把握,那么就真正拥有了“德”。 所以,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里有一段经典名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管理有两种思路:一是法治的思路,它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是一种法治的管理办法,管理者宣布一种行政命令,然后再用刑罚,用国家的法律手段如监狱、警察、法庭等去保证它的实施。这种管理有没有效果呢?当然也有一定的效果,它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即老百姓不敢做坏事。但是,这种管理的效果有限,因为他不敢做坏事却不是因为有一颗羞耻心。可见,在孔子看来,这个管理之“道”的境界比较低。P3-4
后记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国家随着自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强大,一定会去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根。而且这个根不可能是一种外来文化,因为即便从民族尊严的角度出发,从民族的接受心理出发,我们也必须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根。今天中国海峡两岸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正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所需要的一种文化认同。 因此,我们在今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中主张学习传统的管理智慧,正是这样一个寻根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寻根的努力明确地概括为这样一个宣言式的口号:“开掘国学精华,创建中国特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予以某种程度的清算。 从民族精神演进的历程看,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段血与火写就的充满屈辱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闭关锁国、沉醉于“惟我中华独尊”的国人领教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化的穿透力。从这个时刻起,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似乎成为近代中国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西学东渐”则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自然衍生。于是,“西化”的主张由此而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却之又来的时尚话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境遇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台湾学者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流行,再到后来中国大陆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热播,无不凸显着这样一个反传统的主题。与此相伴,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也因此进入了一个灰暗与衰微的历史时期。 值得深思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则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空前的认同甚至欣赏的心态。20世纪初,有“世纪智者”之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不仅看到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价值,而且认识到中华古代文明的现实及未来的价值。他曾这样断言: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则是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期望能将两种因素真正逐渐结合起来。他认为,与重智求真、穷本究体(上帝、理性或物质)、强调主体与客体两分对立的西方智慧大相径庭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一直讲究仁智会通、德业双修,追求天道与人文相统一的圆融和谐境界。罗素坚信,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一中华传统智慧,在21世纪的发展中必将逐步扬弃愚昧成分,日渐显露出特有的魅力。(《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事实上,自上世纪初以来,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前沿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普利高津等人,无一例外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相当的认同态度,他们甚至以浓厚的求知欲望研习我国古代的《易经》、《老子》和佛经,从中发现疗治现代病的精神启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波尔,在访问中国后发现,他自以为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其实早已由中国古代道家的太极图昭示出来了。中国的阴阳相生相胜、相反相成的思想对解决当代物理学难题是如此重要,波尔甚至为自己设计了一枚纹章,在椭圆形图案中心绘着醒目的太极图,以它作为“族徽”。(李一鹏:《道学的世界影响》,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学者更加重视中国文化。自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卡恩在其《世界经济发展》中把东亚经济奇迹与儒家传统相联系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英国的麦克法考尔于1980年提出“后儒家假设”,他认为:“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初期发展,儒家的集体主义或许更适合于大量工业化的时代。”1983年,波士顿大学的伯杰进而提出“两种现代化”理论:西方式的现代化和东亚的现代化。前者的根源在基督教,后者的根源在儒家思想。《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则明确提出如下观点: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不是西欧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而是由中国统治着世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使西欧相形见绌。儒家思想具有“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中国政治、军事和文化高度发展的表现,中国社会也由于其高度的内聚性和连续性而顽强地生存着。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在谈到现代科技“几乎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时,坚定地指出:“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我将提出也许正是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养分,可以在今天影响整个人类世界。”(李一鹏:《道学的世界影响》,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不仅丰盈而且多维。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试图揭示的那样,仅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和境界。这或许正是西方学者认同和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由之所在。我们知道,19、20世纪的人类曾过分地迷信技术的力量。但人类在进入到21世纪后已愈来愈清楚地明白:技术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这些难题本身还需要文化的发展来给予解决,而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最能够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的。有学者曾这样概括过这些难题:一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由于西方原子结构论和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造成当代科学发展的危机;三是由于极端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造成人际关系失衡,人格为物欲、金钱所扭曲,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四是由于东方经济的起飞以及它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东方式管理思想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由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葛荣晋:《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第3页)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传统文化所内蕴的智慧都给出了很好的思维路径。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情理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等基本原则,无疑从最高的价值观上给现代人指明了出路。由此可见,在“术”的层面上已经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难题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道”的大智慧。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情理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等,显然都是“道”的大智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道”的大智慧正是现代企业所必须拥有的。世界银行在总结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经验时指出,凡是长寿企业(即活过百年的企业)都遵循三条基本价值准则:一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二是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三是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或是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一个企业要做成长寿企业就必须做一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企业是经济组织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立。而这恰恰是中国“儒商”一直守持的基本“商道”。(彭正穗:《孔子与商战伦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传统文化关于“道”的现代意义,首先凸现在企业家精神的熔铸方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诸如“修、齐、治、平”的经世价值取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精神、吸收异质文化的“会通”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无私奉献境界、注重人格修养和民族节操的道德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等等。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早已深深根植于现代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灵之中,它不仅成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待人接物甚至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观,同样也是今天的企业家所必须生成的精神和操守。传统文化关于“道”的现代意义也还体现在对我们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思维能力的提升方面。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维模式对于当代生态平衡的促进;道家的“无为而治”、“有无相生”和“正言若反”的求异思维以及儒家的伦理智慧对于克服西方管理思想体系的弊病、建构东方式的(或称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启发;兵家的“以奇用兵”的思维至今成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谋略;儒家的和谐原则、中庸之道以及道家的“淡泊名利”和“忘我”境界的生命取向,对于协调人际关系以及解决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等等问题,都有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正是突显在上述诸多方面。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归纳、所展示的那样,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理性原则。这是一种具有时空的穿透力的智慧积淀。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中汲取丰富的处世之道和管理智慧。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学会体悟“亦儒亦道亦禅”的生命圆融境界,在诸如以儒养心、以道养身、以禅养性之类的感悟中,提升我们做事做人的智慧与境界。《易》说:“既济,未济。”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对儒、道、佛的探讨告一段落了,但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与思考,对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的研习与领悟却只是一个开始。而且,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一“开掘国学精华,创建中国特色”的行列当中来,以共同打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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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管理智慧》剖析古老中国的儒、道、禅智慧 探寻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对中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作一个仔细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等中国企业界的教父们,都是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的人物。 “这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功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国内某乳业集团的老总在听完东方管理智慧培训后,无不感悟地说:‘东方管理是大智慧,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这门课是我们老总听的,西方管理课是经理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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