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

出版时间：2003-01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作者：陈淳  页数：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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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6章，内容包括理论探讨：科学思维与学科视野，方法论：破译过去的钥匙，石器时代考古：新的探索途径，农业起源：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革命等。

书籍目录

序 吴浩坤第一章 理论探讨：科学思维与学科视野考古学研究与信息提炼考古学变革的理论建树论考古学的科学性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谈谈考古学的新与旧岭南史前研究的思考西阴村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第二章 方法论：破译过去的钥匙谈史前学的方法论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考与借鉴考古学文化与文化生态居址考古学的探索与启示微痕研究（低倍法）的探索与实践考古学次生堆积的研究与探索第三章 石器时代考古：新的探索途径石器时代分野问题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谈旧石器打制实验谈旧石器类型学再谈旧石器类型学旧石器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旧石器研究：原料、技术及其他谈旧石器精致加工两极法与Pièce esquilleés“操作链”与旧石器研究范例的变革河北阳原小长粱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小长梁石工业研究泥河湾早更新世石工业与人类行为第四章 农业起源：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革命中石器时代与农业起源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中石器时代的研究与思考第五章 文明与国家探源：人类社会的第二次革命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新视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城市起源之研究聚落·居址与围墙·城址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史前复杂社会的考古学探索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早期国家之黎明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第六章 其他东亚与北美细古叶遗存的古环境美国“文化资源管理”的镜鉴张光直先生的遗产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思考古纸研究与考古学实践后记

章节摘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对于文物的兴趣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北美15与16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发现过比他们早几千年的箭镞、烟斗和红铜制品。16世纪的阿芝特克人在公元前1至8世纪特奥蒂瓦坎的古城废墟上举行定期的祭祀活动。而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玉凤酷似湖北天门石家河罗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件玉凤，而与商代玉器的风格迥异，深受考古学家的关注。显然，商代贵族很有可能用珍贵的文物作为自己的随葬品。　　西方早期的古物学主要是为了收藏与猎奇；收藏者并没有将它们看作是一种有助于了解文化与历史的信息来源，所以人们更关注文物的艺术价值而非其背景资料。15世纪下半叶，罗马教王与意大利贵族对文物的兴趣，使文物热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在这股对古物趋之若鹜的热潮中，法国学者约翰·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首次根据艺术风格对希腊与罗马的雕塑进行分期，并探讨艺术风格演变的因素，温克尔曼为立足于历史与艺术的经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欧洲的经典研究成为埃及学和亚述学的榜样。埃及学随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这次入侵所发现的罗塞达碑成为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商博良（J．F，Champollion）花了20年破译了上面的双语铭文，而亨利·罗林生（H．C．Rawlinson）于1857年破译了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这两门学科的发展为埃及与两河流域增加了三千年的文明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埃及学与亚述学更重视地下文物，因为大部分经文铭刻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　　18世纪上半叶，以牛顿为会长的伦敦皇家学会提倡科学探索精神，号召古物学家们为地下出土的文物提供详细的描述与记录。威廉·斯图克利（W．Stukely）是第一位试图从古墓被罗马公路打破关系的层位来确定遗址相对年代的第一位古物学家。英国崇尚科学的风气使古物学家努力从观察与描述转向探索文物的时代，为考古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总的说来，19世纪以前的欧洲古物学基本停留在文字记载与口述传统之上，对无文字的古物与历史一筹莫展。大部分学者认为，历史知识只能来自文字与口述记录，没有这两方面的帮　　助，人们就无法了解历史。18世纪初，欧洲古物学已陷入了方法论的死胡同，这门学科已无法从研究手段上的突破来推动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与欧洲的古物学相仿，中国有悠久的金石学研究传统。金石学，几乎完全依赖文字研究，所以它纯粹是考证与编史。朱剑心列举了金石学的三大功能：　　（1）考订。其功能为“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2）文章。“金石之文可以订史、补佚，为文章之祖，百世之范”。（3）艺术。“金石书体之美，变化繁多，古雅绝伦，所以大有裨于艺术”。　　金石学常被视为考古学的前身或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与后者的根本区别是：（1）限于纯粹的考证，主要是传世和采集的金石之器，很少涉及田野调查与发掘。（2）以史籍为中心，偏重文字著录，对无文字者不感兴趣。（3）偏重孤立研究一个问题以达证经补史之目的。缺乏现代的科学方法，论述多有幼稚可笑之处⑥。　　由此可见，虽然中西古物学都与历史学与艺术史关系密切，但是中国金石学的学术定位及目的与方法比欧洲的古物学相比显得更为偏狭。特里格（B．G．Trigger）指出，像中国这种编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史籍记载更有机会由古文字和艺术史的研究来补充，而欧洲文明起源的不连续性和多元性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正好相反，所以使得古物学在欧洲更加倾向于依赖考古　　发掘作为信息的来源。这也许正是中国的金石学为何最终没有能向田野考古学转变的原因所在。　　从本文开头引用的一些行外学者对考古学的评论，以及对考台学发展的简略回顾，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有加以变革的必要，以加强它的科学性。胡佛强　　调，知识要具有社会力量，只有当知识可以被人所用。社会知识如果是有用的，就必须是可以传导和正确的。为了传导，知识必须有明了的形式。而如果知识打算被用来作为行为的一种动　　力，那么它必须足以使人信服并在读者中产生一种实践的冲动。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在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之后，大量的研究成果没有被转化成其他学科可以利用和社会公众可理解的知识。这种欠缺既和方法论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学术价值观有关。因为根据韦伯的观点，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就目前我国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而言，研究的价值还侧重于年代学和文化关系，于是考古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器物形制，以及它们的年代和分布。这种研究价值取向，使得能达到这一目的器物类型学被公认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然而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和社会公众，他们的兴趣可能不仅限于器物的年代和文化关系，而可能更多涉及古代社会的其他方面，如经济、贸易、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艺术美学方面的知识。由于这些方面的知识都以非直观的形式存在于考古材料中，并无法被单一的类型学方法所解读，所以它们的研究价值易被强调材料直观性的考古学家们所忽视。另外，像类型学这样　　枯燥的考古分析不但探索的视野非常狭窄，而且不易转化成可供传导的历史知识，难免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就“学术”一词的概念而言，“学”是指经验知识，而“术”是指理论方法。将目前的考古研究形容为有学而乏术并不为过。　　中国考古学迫切需要新思维和新方法，而不仅仅是材料和经验的积累。英国科学哲学家贝弗里奇指出，成熟的科学家从充分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中获益，但是他们也有不利之处。老经验往往会妨碍新知识，而且他们的头脑对于新的思维方式感到抵触。他们已有了许多牢固成型的思维途径，使得思想沿着这些途径不胫而走。他还说，学者们应当充分意识到，某些从今天的知识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将来往往可能发生预料之外的突破。　　自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的80多年里，西方考古学又有了重大的进展。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就不能满足于“类型学中国化”这类沾沾自喜。中国考古学呼唤突破常规的新思维　　和新方法，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的方法，而是要增加我们思维的新内容。　　最后，我想用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革命思想的倡导者托马斯·库恩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不是大批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活跃和思想开放的性格，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　　三、实例分析　　本文想介绍一项文化生态的实例分析，是美国考古学家马德森对美国大盆地史前文化演变的探索。这一实例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前文化纯类型分析的局限性。　　史前期的大盆地曾生活过一批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但是规模、密度以及结构差异很大的群体和部落。这种差异看来主要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平衡和环境的变迁所造成的。　　大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在史前期存在过大量的沼泽，其规模随时间而波动。这种波动的幅度是影肭文化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因素。大盆地中的不同生态环境呈斑块状分布，富饶区与贫瘠区界线分明。史前遗址的分布显示了重力理论所阐述的特点，即资源愈重要对人口的吸引力愈大。遗址栖居时间完全取决于资源的丰富和集中程度。　　从12000到9000 BP的古印第安阶段，主要遗存为猎杀大动物的克洛维斯和福尔塞姆尖状器。遗址多位于湖泊周围的沼泽环境中，定居遗址不明显，人口显然十分稀少。　　从8500到5500BP的远古阶段（相当于旧大陆的中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居住在湖滨的洞穴和岩棚中，栖居时间长，而且显示出入口的增长。不同群体居住在不同的地点，完全依赖湖滨资源。周围高地上的遗址很少，大体上是补充性的。湖滨资源因水位上下而变化，过高过低都会导致资源减少。　　从5500到3500 BP的远古阶段中期，由于湖滨资源减少和人口的增长，周围高地开始被占据，但是人口的流动性很大。以家庭为单位的狩猎群捕捉山羊、鹿、兔还有野牛。这一阶段一种具有特色的石镞使用很广，显示了人口从湖滨向高地的转移。　　从3500到2000 BP的远古阶段晚期，气候湿润，水位上升，湖泊面积扩大，但沼泽环境变小，大量湖滨遗址被放弃。另一方面，周围高地坏境载能增加，遗址数量增多。　　从1600到650 BP的弗利蒙阶段（theFremont），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遗址主要分布在山间的冲积扇上，靠近沼泽河流的生态环境。开采沼泽坏境中的动植物，并辅以玉米种植。人们居住在半地下的房屋里，用盘筑法生产素面或有纹饰的灰陶。其他器物有镞、篮子、骨角器和装饰品。这些器物在大盆地中较为一致，但是南北有一定差异，可能皆有文化和　　环境因素的影响。　　大盆地北部，沼泽面积大，数量多，资源丰富，人们较少依赖农作物。南部沼泽面积小，数量少，人们对农作物的依赖很大。　　马德森指出，大盆地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史前人类生存方式和群体结构上的差异和变化，但是这种差异和变化从器物类型上看并不明显。一些主要器物在聚落、洞穴和沼泽地带的遗　　址中相当一致。这种文化复杂性无法从器物形制上予以分辨的现象，对立足于类型学的考古学文化分析提出了疑问　　在谈及农业起源时，马德森认为，根据大盆地的实例分析，在野生资源丰富的地区人们不会尝试驯养动植物。而在资源贫乏的地区，人们必须频繁移动来觅食，因此减少了定居下来种植庄稼的可能。所以，他认为农业最可能发生在资源丰富和贫瘠的交界地区。　　四、结 语　　文化生态学赋予考古学文化以一种功能和适应系统的内涵，并提醒史前学家：单从器物来认识文化是不够的，生态环境是制约史前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前研究的发展也深刻反映了考古学家受训背景差异所造成的影响。19世纪的考古学家多为博物学家，他们从事的考古分析很像是自然历史的生物进化研究。20世纪旧大陆的考古学家包括大部分中国学者在内，是在历史学领域内受训的，并将自己这门学科看作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历史关系分析是先入为主的一种指导观念。新大陆的考古学家又是人类学家，他们常常与民族学的研究关系密切。人文地理知识的影响超过了历史学的影响。　　应当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的历史观和功能观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文化的历史学分析可以了解一批考古遗存时空上的分布和差异，而功能观可以帮助了解这种分布和差异的原因。换言之，如果以器物类型复原的史前史仍像一具具枯骨的话，那么生态功能分析，可以给文化附上比较丰满的血肉。　　从文化生态学反观器物类型的传统分析可以有以下几点启发。　　1．史前研究应从纯器物分析扩大到对生态环境信息的了解。像动物骨骸、孢粉、种子、坚果、贝壳等生态物（ecofact）的采集和分析，是文化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器物分类不能等同于文化分类。器物分类是对个别标本的鉴定、排列和组合，而文化分类是对器物类型重新组合（如排除功能类型）来判断群体身分。特别应当避免单凭一种或几种典型器物来定义文化和建立文化关系。　　3．一类文化中心和分布范围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动。在某一阶段中，一类文化可能与同一地区的祖裔文化都不相同。同一遗址上下叠压的文化关系可能并不反映历史的延续性，同一区域早晚分布的文化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传承。　　4．在环境稳定的漫长岁月中或在环境变化剧烈的短时期内，历史关系密切的文化都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应当仔细分辨适应差异和历史传统差异之间的区别。　　5．应当认识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局限性：文化分类不一定与群体身份完全吻合。没有一批人群会在一个地点从事全部的活动；同一群体开采不同资源会使用不同的技术和工具；相邻的不同社会群体如开拓相同的资源也会拥有相同的技术和工具。社会愈是开放，流动性大，从器物来分辨它们的文化界限就愈困难。　　生态学方法的局限性是，文化的许多特征并非都是对环境适应所造成的。比如器物的纹饰，母系或父系社会结构，墓葬和祭祀习俗受环境影响很小，甚至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了解这些　　文化特征的意义，需要其他更为精密的分析方法。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制约日趋减弱，其发展愈来愈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

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淳博士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的高足，负笈海外期间又受教于世界著名考古理论家、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麦基尔大学（MeGill University）人类学系教授布鲁斯·特里格（B.Trigger），研习当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因此陈淳博士是一位既在国内受过传统训练，又在国外经过深造的考古学者。他兼贯中西的学养在这本论文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陈淳博士　　从自己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论作中挑选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按照各研究专题汇编成集。文集中各第无不体现了他在留学期间和归国之后，尝试用国外新的理论方法来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的努力。陈淳博士对海外研究堪称精熟，多年来的研究论题又处于学科前沿，因此这本文集虽然是作者一家之古，却与学界关注的热点密切相关，且代表了一种可喜的新的研究趋势。相信无论是从事研究的学者，还是正在修读这门专业的学生，都能从这本文集中受益。　　论文集涉及的范围和专题主要限于史前学部分。史前考古学很难依赖文献记载，因此这一领域的推进完全依考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拓展。可以说，在考古学的各个领域之中，史前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是考古科学水平的集中反映，而且这些方法完全可以延伸到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我国的考古学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但现在史学工作者们一般只能利用考古发现所　　得的文字资料，比如甲骨文、金文、石刻铭文等，面对其他考古成果时，却总有“入宝山而无获”的困惑。其实考古发现对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来说，远不止提供一些文字材料那么简单。在社会、艺术、经济、环境以及精神意识等诸多层面的研究上，考古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都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对话和交流。因此考古学本身的开拓也可使其他人文学科受益。对于中国考古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交流的历史状况，这本文集里对当代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实践，会起到一种开阔学术视野的作用，让国内的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生、研究生接触到最近几十年里国外研究的趋势、关注的问题、方法的改善、领域的突破。　　论文集在理论方法部分介绍了国际上的学科进展和特点，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考古学变革着墨尤多。陈淳博士将此对照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与特点进行了比较．这些论文可以使读者对整个考古学发展史、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考古学与当代国际学术水平的距离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陈淳博士的主要专业方向，其中收集的论文都曾在国内权威专业刊物上发表，体现了这些论文的分量。特别是许多研究案例，比如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国内研究中是全新的尝试，受到了很好的评价，对于推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业和国家起源课题是国内外的学术热点，在这两个专题中所收入的论文，不少已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对于农业起源研究，论文并不局限于用考古发现来探讨，面是围绕国际流行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来展开，不但介绍了西方对该问题研究的现状，而且努力和中国的具体研究相结合，具有很大启迪作用。对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惠的专题，作者也收入了他在最近几年中发表的力作。这些论文提出了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一些值得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课题借鉴的新思维和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