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

出版时间：2001-5  出版社：学林出版  作者：王仁波 编  页数：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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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中的一册，该书共分十三章，以大量珍贵的出土文物及详尽的文字，介绍了秦汉时期的文化、艺术、科技、风情、习俗以及对外交流，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灿烂的中华文化。 《秦汉文化》内容全面，图文并茂，印刷精美，集知识性、观赏性及收藏性于一体，不仅是一册精美的文物图册，同时也是一本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

书籍目录

总论第一章 车同轨书同文第二章 都城和陵墓第三章 兵马俑第四章 万里长城第五章 汉赋乐府《史记》《汉书》第六章 画像石和石刻第七章 秦砖汉瓦第八章 器物第九章 丝织品鄙第十章 风情和习俗第十一章 科学技术第十二章 张骞通西域和中外文化交流第十三章 西域各国、匈奴、滇和南越文化後 记主要参考书目图片索引

章节摘录

　　二一　加彩指挥俑　西汉　高55厘米　1965年咸阳市杨家湾汉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该俑头上系巾，下有结带，身着白、红镶边的绿色战袍，外披黑色甲衣，系腰带，足蹬彩花的高腰靴，右手上举与前额齐，食指和大拇指伸出作指挥状，左臂偏外下垂，手平伸，很有将军风度。杨家湾汉墓出土了大批彩绘陶俑，但这件加彩俑姿态和服饰与其他陶俑不同，显然是一位指挥官的形象。在这批陶俑中，类似指挥官形象之俑仅此一件，非常珍贵。　　三二　杨家湾汉代兵马俑　西汉　1965年8月咸阳市杨家湾出土　咸阳博物馆藏　此处原有两座土冢，南北相距18米，西距汉高祖长陵4公里，东距汉景帝阳陵4公里，陶俑和陶马埋藏在离地面1米的十一个坑内，坑在两土冢之南70米处，足两冢的陪葬坑，最大的坑长3米，宽1米多，最小的坑长2．65米，宽0．98米。每个坑埋藏兵马俑的数量不等，骑兵俑坑有六　　座，步兵俑坑四座，战车坑一座，共出土汉兵马俑二千五百四十八件。　　骑兵俑基本相同，但坐骑分大小两种，大的高68厘米，小的高50厘米。骑兵俑用红、白、绿、紫等色彩画成华丽服饰。马有黑、红、白等数种颜色，姿势有静立、长鸣等造型。　　这批陶俑陶马模拟送葬的队伍，排列整齐，个体造型基本符合比例，衣服色彩丰富。与秦兵马俑相比，汉兵马俑已集中起来排列，自成方阵，说明汉代的骑兵已成为一个具有单独的战斗力、行动快速的兵种，同时战车数量减少，机动灵活性极大。汉兵马俑的发掘，对研究秦汉之际军事、作战、兵种的变化有重要意义。　　三三　甩袖舞俑　西汉　高49厘米　1954年西安市白家口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汉代俑类多呈静姿，而这两个舞女俑却舞姿优美。扬起宽且长的右袖甩向身后，左袖下垂後扬，充分表现出汉代舞蹈的典雅与少女的活泼。　　　　善于继承前人和前辈的成就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础。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诵读古文，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听董仲舒讲《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艺》，涉猎先秦诸子的典籍，精通天文、律历、地理；知晓医学、音乐、占卜；喜爱文学，特别推崇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由于家学渊源和子继父辈，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继其父任太史令时，“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据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论文统计，司马迁写作《史记》所依据的先秦以来的载籍和国家档案的文字材料，约在八十种以上。丰富的典籍和档案材料，深厚的家学，为司马迁“穷天人之际，通占今之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恭重实践，善於吸收古代和当代的各种知识，使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动的材料。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二十岁时，从长安出发，先到南郡、长沙，凭吊了屈原的遗迹。又南上九嶷山，调查了舜帝南巡的传说。后顺江东下，游庐山、会稽，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功绩。在姑苏，游览了楚国春申君的宫室遗址，又渡江北上，在淮阴，参观了韩信的故里。至齐、鲁参观了古代的文物，从邹县、薛城至彭城、丰、沛地区，考察和了解刘邦、萧何、曹参、夏侯婴、樊啥、周勃等人的事迹，到河南的睢阳、大梁，收集信陵君的故事，访夷门，收集秦、魏作战的故事，最後回到长安。二十四岁时，扈驾汉武帝越陇山，过平凉，登空峒（据说为黄帝登临之处）。二十五岁又奉使巴、蜀、滇中。三次游历，使司马迁能够将扎实可靠的书本知识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各地的山河景色、名胜古迹、社会风俗、人物典故、历史故事、战争场面等等都记载在《史记》书中，使这部纪传体的名著成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不朽著作。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才学识等方面的优势，并将他在文学方面的天才与之巧妙的结合，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誉《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开创了史学著作的新体例，在此之前《尚书》、《国语》为纪事体，以事为主。《春秋》、《左传》是编年体，以年为纲。《史记》乃纪传体，以人为本，在全书一百三十篇中，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占去了全书的绝大部份，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新体例，并对汉以後的史学著作的编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古代史学著作的典范和楷模。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中说：“《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它是历史、文学完整统一的典范，因此，《史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史记》一书中对於中国古代散文文学史的重要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和语言艺术的巧妙运用。司马迁运用不同的笔调、生动的语言，突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使这些历史人物神采飞扬、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例如：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和李广。项羽作战突出其才气、韩信突出其运用军事知识，卫青、霍去病和匈奴作战突出其运气。李广失败在於才气受到压抑。对於贤相管仲、晏婴、策士苏秦、张仪、李斯的描绘为不同脸谱、性格各异的历史人物。由於司马迁有三次游历的阅历，在各地大量吸收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这些生动的民间语言融入《史记》一书的人物描写和历史事件的记述中，使一篇篇的散文更具活力、更富有感染力。司马迁还注意从《左传》、《国语》等书中吸取丰富的词汇，或用意译，或用加工，或用提炼剪裁的方法，做到古为今用，为《史记》一书增光添彩。

媒体关注与评论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继商周之後的第二个高峰。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融合性和多元性三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诸侯割据，长达五百多年。富历丈前进的车輪驶进了公元前3世纪之时，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统一的潮流汹涌澎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城池陷落，到公元前221年，统一的多民族的秦王朝屹立在世界东方，西汉王朝继之而起，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的大一统，长期以来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来的优良传统。统一代表歴史前进的方向，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仁人志士受到广泛的赞誉和拥护，而搞分裂则被梘为逆历史潮流的可耻的丑行，总是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秦汉时期设立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三公九卿各司其职，地方设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长官由中央直接任命。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政体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谭嗣同左《仁学》中指山；“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历三发展的进程表明：统一是历史的主流，而分裂只是暂时的，只有国家统一，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文化才能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社会大变革时期，西周的礼乐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用什麽样的思想体系来统一文化，增强社会和民族的凝聚力，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经过三百多年的艰苦探索，从诸子百家的出现，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实现变法；从秦始皇采用法家学说，用武力统一全国，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到秦王朝覆灭；从汉初采用黄老二学，清静无为，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这三百多年思想文化领域从多元走向统一，其问贯穿着思想文化的融合过程。韩非总结了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又吸收和改造了老子的道家思想。黄老之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各家的思想。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儒家思想，又融合了阴阳五行、法家、道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许抗生：《略谈两漠时期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与成熟》）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之後形成儒、道、释三家思想体系并立的格局。秦汉文化发展的历程说明：融合、吸收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优良传统，只有走融合、吸收的道路，文化才能繁荣，国家才能昌盛。　　综观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张骞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对於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永垂青史的桥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千多年来，这条丝绸之路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带，将东西方紧紧联系在一起。外国学者评价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於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性”。（[前苏联]狄雅科夫等著、日知译《世界古代史》第二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只能在开放中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养料，促进本地区的繁荣。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西方和中亚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交流，繁荣昌盛的汉唐文化在世界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秦汉文化发展史证明，开放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明末清初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只是短暂的，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