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6 出版社:巴蜀书社 作者:闻宥 页数:87 字数: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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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和《铜鼓续考》二书,是我馆先贤闻宥先生早年研究铜鼓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当时铜鼓研究的水平,在铜鼓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南方民族考古亦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此二书分别出版于1953年5月和9月,此后再未重新出版,在世面上已很难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现在,我馆领导提出“整理馆故,弘扬我馆优良学术传统”的主张。为推动铜鼓研究和我国民族考古的发展,我馆特地将闻宥先生的这两本重要著作重新整理出版,以便学术界参考。现将编选作如下说明: 1. 这两本书原来是分开出版的,现将其合并为一本,并另取书名为《铜鼓考》和《铜鼓续考》。 2. 原书为手写体影印本,竖排,繁体字,今一并改为铅字本,横排,简体宇。 3. 《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原书未分章节,今根据文意适当予以分节,并为每一节标出标题名;《铜鼓续考》原书虽已分节,但未取标题名,今亦为每一节标出标题名。 4. 原书插图均未编号,皆是随文插入。为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惯例,今将各图予以适当归并,逐一为其编号。 5. 原书引用中文文献的题名和外文文献的中文题名均未加书名号,亦未作特殊的标记,今一并为其加上书名号。 6. 原书涉及外国学者的姓名时,一般都采取中文译名加外文原名的方式,如“黑格尔P.Heger”。今一并改为中文译名(外文原名)的方式,如“黑格尔(F.Heger)”。外文文献题名 亦如之。 7. 原书标点符号一般保持原貌,仅个别地方作了一定的改动。 8. 其余一仍其旧。
作者简介
闻宥,字在宥、野鹤。松江县泗泾人。民国2年(191.3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到上海申报馆工作,同时,先后在中学、私立震旦大学进修。后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并兼任私立持志等大学教员。在此期间,曾加入南社为社员,为前期创造社社员。擅长诗词、书法,部分作品曾出版。民国18年(1929年)起,历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科副教授、教授兼预科教员,青岛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成都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昆明国立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名誉讲师,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兼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再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西南民族学院教授c 1955年起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到逝世。解放前,已成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
书籍目录
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 一、铜鼓的型式与花纹 (一)铜鼓的型式 (二)鼓面的花纹 (三)鼓身的花纹 二、关于铜鼓的一般问题 (一)铜鼓的来源问题 (二)铜鼓的作者和中心问题 (三)铜鼓作者的族属问题 后记铜鼓续考 一、新得铜鼓的花纹 (一)鼓面的花纹 (二)鼓身的花纹 二、对于若干问题的订正 三、新得铜鼓的来历问题编选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一)铜鼓的型式 现在先述全鼓的型式。下面是这十具实测图。(见图一至图一O。图中的数字皆依公尺计算,又缩尺的比例本为二分之一,但为了节省篇幅计,每鼓仅画一部分,其对称部分皆略去。) 就这些图看来,十鼓之中,显分两类。分类的主要标准在乎鼓身。第一类是鼓身可以分为三截的。第一截我们称为鼓颈,最突出。第二截称为鼓腹,照例内缩,即西事珥所谓“渐缩如腰形”者。第三截称为鼓足,照例又扩大起来。凡是鼓身作这种形式的,两旁的耳虽则在颈腹之间,但总是在鼓颈最突出部分之下,所以占鼓腹的地位较多。第二类是鼓身可以分为两截的。以全身而论,虽然略有缩突,但远不如第一类之甚。同时耳的下面,即鼓身的最中间部分,例有一道突出的线,作为上下两截的分界。凡是鼓身作这种形式的,两旁的耳例比第一类要高得多,耳的起点例在上半截最突出的部分①。 依照这标准来看,甲、丙两鼓显然属于第一类。乙鼓乍看起来,似乎二、三两截不甚分明,实则鼓足的大部分业已残缺,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它的最上部分,所以两截不甚清楚。丁鼓虽则耳已提高,但依其他条件来看,也可以属于此类。戊、己、辛、壬②、癸诸鼓显然属于第二类。庚鼓的分界线虽则微弱不明,壬鼓虽则根本无耳,但依其他条件来看,当然也属于此类①。 以飞鸟晕而论,其宽度甲、丙两鼓皆二点二公分,乙鼓二点一公分,可说无甚出入,但画法三者都不同。其异点为:(1)甲、乙两鼓皆画八鸟,而丙鼓则只四鸟。(2)甲鼓两鸟之后,间以一花纹。乙鼓则两鸟之后,间以两花纹。丙鼓则每一鸟之后,皆有一花纹。所以甲、丙只有四纹,而乙鼓则有八纹。(3)甲、乙两鼓皆为阴纹,丙鼓则为阳纹。(4)甲鼓鸟与鸟间的距离约为一公分,鸟与花纹间的距离约为一点八至二公分。乙鼓鸟与鸟间约为二公分,鸟与花纹间约为一点五公分,花纹与花纹间约为二公分。丙鼓则鸟与花纹间自五点五公分至十公分不等。可知布置上以甲鼓为最密,丙鼓为最疏。 再以鸟本身论,甲、丙两鼓所画都比较的写实。证以中间花纹的相似,可以说明两者之间有较远的脉络。乙鼓的鸟虽则已似鱼形,但还没有因袭化如黑格尔书第三十七图版中所见之甚。所以三者相距不远。至于鸟颈的外向,也是三者一致之点。 就已往纪录比较,也有几点可以一述:(1)以前所知,有飞鸟晕的鼓,例如《西清古鉴卷三十七的第一鼓、《匋斋吉金录》卷七的所谓“汉建武铜鼓”,以及维也纳一鼓、茂里一鼓、越南民主共和国所发现的诸鼓,鸟和鸟间的距离皆极密,尤以后数者为甚。状如下图(图一一)①。前三者皆前后密接,所以为数较多。例如茂里一鼓全晕共有十六鸟,恰为甲、乙的二倍,丙鼓的四倍。(2)上述诸鼓鸟形皆外向,甲、乙、丙三鼓则皆内向。我们现在还不能断言这两式是否有先后的顺序。(3)上述诸鼓鸟和鸟间都没有其他纹样。Ngoc—lu一鼓虽则鸟身下还有一个衔鱼的鹭鸶②,但并不在鸟和鸟的中间。我们的三鼓则鸟和鸟间皆有纹样,已如上述。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法,究竟是先后的关系?还是地域的不同?这一点目下尚不能十分确定③。(4)和这三鼓最相似,尤其是和丙鼓相似的有《西清古鉴》的第四鼓和第十鼓。第四鼓亦为四鸟四纹,惟鸟形不相似;第十鼓的鸟形和花纹皆相似,惟为数皆较多。 从这几点来看,铜鼓和锌于的不必同源,已是很明显的了。再从史实方面看,锌于之名,有人虽以为定于汉代,其实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传世实物有人虽以为多属汉器,其实大多数是汉以前的制作,宋人的推定是可靠的。所以錞于式乐器的存在,至少可以上溯至周代。而铜鼓呢?虽则文献难征,但从马援得铜鼓的故事以及《世本》所谓巫咸作铜鼓的传说看来,一定也有极悠久的历史。这两个在古书中早已分明的系统,我们生于千载之下,当然不能轻易地合并起来。 最后再从更多的实物方面看。第一,近年出土的明器中有如下一器(图一二,1)①。这说明了原始或早期錞于的面影②。不但钮和面都和后来的稍有出入,而且身部更长,也是整体,也是无耳。这又正说明了原始或早期的锌于和铜鼓之间,不可能有联系。第二,在上述来维一文的插图中,又有一具越南东山出土的铜器,状如下图(图一二,2)。来氏不通汉学,所以说这一器与其目为饪器,毋宁目为乐器。大约他的意思是认它为烹饪器和乐器之间的过渡形式。在我们看来,它的形式正介乎铜鼓和錞于之间。乍看起来,似乎正证实了由锌于演化为铜鼓或由铜鼓演化为饽于的想法。其实不然。我们只要想到(1)东山文化不过是东汉后期的产物①,(2)和这一器同在一地出土的,还有不少铜鼓,我们的问题便思过半了。再往上推,在东山文化以前,马援早已把铜鼓铸为马式了;周人早已以金锌和鼓了。所以这一器的来源,应该认为是使用铜鼓的民族,吸取了饽于的形式而加以变化的结果。总之这一个变型的产生,也正反面地说明了在它以前,铜鼓与锌于之间没有联系。 总括上述,我们在目前所有材料之下,应该确认两者为各自独立的东西。锌于是汉族的,铜鼓是西南兄弟民族的。两者各有不同的渊源和优美的传统。至于东山出土的一具,则并非两者间的过渡形式而是两种文化接触以后的混合形式①所以它们间的关系应如下: 作者最初写成《古铜鼓考》的时候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九月。那时馆中所藏仅有文中所述的十鼓。但等到付印的时候,已经继续获得了52—3702.53—1.53—2等三具。所以在第十四页上说“共有十三具”,而文中其余的部分则苦于没有时间补订。截至现在为止,则已增加至十六具了。不但新得的六具多少有些新材料可记,便是已经叙述的十具,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所以在临去的前夕,分出一些时间,来写这篇续考。—、新得铜鼓的花纹 关于新得的六具的全形,我们也已经加以实测如下(见图一三至图一八。图中的数字仍是公分,缩尺的比例也仍是二分之一,一切与前文相同。)。 就型式来说,这六具显然都属于我们的第二类,不必多论。至于纹样方面,则仍分鼓面鼓身两项来说明。 (一)鼓面的花纹 1.中央的光芒一律为十二道,仍是第二类中最习见的形式。 2.子鼓的光芒上突最甚,最突处约有半公分高。卯鼓的光芒虽亦较突出,但远不如子鼓之甚。旧纪录中有所谓“中央隆起”(《欎林州志》)、“中击处微突”(《高州府志》)等者,大约便是此类。又以全鼓面论,其凹凸上亦自有一种布置。此得以卯鼓为例。其中间光芒部分突起最甚。其次为“三”、“九”两晕之钉形。再次为“四”、“五”、“十”三晕,皆略略上突。 2.第二类鼓身的花纹,通常多分两组,即分界线以上为一组,以下又为一组。也间有分为三组的,即分界线以上又分二组是也。馆藏十二具第二类鼓之中,仅卯鼓和前述的辛鼓属于此类。此外武侯祠丙鼓,巴梦薛所摹河内D6214.20鼓亦如此。《西清古鉴》所著录诸鼓中,亦有类此者。 最有趣味者即卯鼓和河内鼓两者不但分组相同,其全部纹样的配列亦相同。又不但鼓身的全部陪列相同,即鼓面全部的陪列亦完全一致。下列两图即依巴氏的书重摹(见图二一,1.2)。试以此两者和后附的卯鼓两拓片相较,几如合符之复析。由此可知铜鼓的制作,不但在型式上有相承的标准,便是在纹样配合上亦有优良的传统。更推言之,则四川所得的和越南东京所出的花纹上的完全一致,更是一件意味深长之事。 二、对于若干问题的订正 关于以前的十具,其首先应该订正的,便是对于乙鼓的讨论。 在第一页上作者曾说:“(乙鼓)鼓足的大部分业已残缺,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它的最上部分。”鼓足有残缺是对的,但所缺的未必是它的大部分。这是从比较上可以明白的。比较的资料得以两具为例。第一是蒲沙尔(S·W·Bushall) 《中国美术》(ChineseArt)第一卷第六十六图所示的一具。状如下图(见图二一,3)。除了鼓面大于鼓身,正表示了所谓第二式的特征,和我们的乙鼓不同而外,其余都很相似。连鼓身的纹样亦相近①。但它的鼓足甚短,尚不及鼓腹之半。第二是河内博古学院所藏Konmm出土的19514号鼓。这一具面部的纹样,如羽人、飞鸟诸晕,都极似我们的甲、乙两鼓(惟中间光芒仅十道),可以说是同一阶段之物。鼓身虽已残缺,就现存的部分来看,其纹样也甚似我们的乙鼓。但同时二、三两截并没有显著的缩突,正和所谓第二式相合。由此两者可以推知我们的乙鼓,虽则鼓颈扩大,和标准的第一式相同;而鼓腹和鼓足两截的分界本不十分显著,同时鼓足部分也决不如甲鼓的外突和修长。所以我们不能说:“鼓足的大部分业已残缺。” 其次,在第四页上作者曾提到鼓身纹样的分格,但没有详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点讨论。第一是格的数目。依据旧说,第一式诸鼓大概都分八格,而我们的乙、丙、丁三鼓都只有六格。第二是格的形式,这又可分两小类。第一类是每格的上下左右皆有纹样作为边缘的,例如维也纳藏鼓及越南Ng?c—伍出土鼓等,状如下图(见图二一,4)②。第二类是上端紧接鼓颈,仅下端和左右有纹样的,例如茂里所藏鼓。我们的三鼓之中,丁鼓上下皆有单线二道,可以说是属于前一类。而乙、丙两鼓,则显然皆属于后一类。丙鼓的格与格之间没有直行纹样,但以排列的钉形作为分格的界线,更是一种罕见的变式。第三是格的大小。国外诸鼓每格的尺寸,目下无法知道。但就图片看来,上述后一类的格框显然较前一类的为大。以我们的三鼓言,乙鼓每格高十一公分,丙鼓高六公分强,皆占全鼓腹高度之半略强。而丁鼓仅三公分,不及鼓腹三分之一。至于宽度则每格不等。乙鼓自二九点三公分至二一公分,丙鼓自二七点五公分至一七公分弱,丁鼓自二三公分强至一五公分。总之三鼓的格,都是纵短而横长;同时格的大小,大体上又都和全形的大小相一致。 就这三点综合起来看,我们的三鼓正说明了后期分格形式的发展①。 两者而外,作者在第十一页以下又曾讨论了一些饽于和铜鼓的关系问题。有一点当时没有提到,现在顺带附说一下,便是在古文献中,錞于是有它的特殊用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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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创造的青铜艺术瑰宝,它发源于云南,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并传播到整个东南亚,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铜鼓是集雕刻、绘画、装饰、音乐、舞蹈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品。如今,我国共有馆藏古代铜鼓2400多面,是世界上保存古代铜鼓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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