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

出版时间：2003年1月1日  出版社：第1版 (2003年1月1日)  作者：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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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进，男，1971年1月生于四川仁寿，1993年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9月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2001年7月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已发表学术文章10多篇。正承担四川省教育厅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研究”，正参与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文艺伦理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诗学第一章  历史化视野  一、返回历史的努力  二、历史·语言·总体  三、绝对历史主义第二章  意识形态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诗学思想  二、总体与意识形态  三、政治无意识与乌托邦欲望第三章  寓言  一、“寓言”理论简述  二、寓言与象征  三、民族寓言第四章  阐释  一、真正的社会学文学批评  二、内在形式  三、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双重视角  四、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渊源  五、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框架余论：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诗学附论1：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诗学附论2：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附论3：对中国当前“文化诗学”的思考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对总体的恢复是詹姆逊在语言学成果中重写历史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步骤的实施主要依赖于詹姆逊对卢卡奇与阿尔都塞的重写与综合。总体作为一个概念，其直接来源是黑格尔哲学，但将其理论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研究和文化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则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尤其是卢卡奇。他不仅将黑格尔式的总体发挥到极致，而且认为总体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同时，他的总体性概念既是本体论的，又是方法沦的，也是目的论的，而这三种用法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的共同策源地。詹姆逊的总体性概念及用法都来源于卢卡奇，但又经过了阿尔都塞理论的改造。在詹姆逊看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本身就是调和性的理论：一方面，结构主义是“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它汲取了语言学的成果；另一方面，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又“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到了随时都可以歪曲马克思的地步”。因此，詹姆逊选择阿尔都塞为中介，在语言学成果中重铸总体性历史，我认为是合适的。詹姆逊充分认识到总体性“这个术语是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两军对垒最富戏剧性的战场”。他指出：“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以某种悖论或辨证的方式与阿尔都塞把历史或现实作为‘缺场的原因’的观念不谋而合。”卢卡奇作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在实质上坚持的是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与黑格尔的总体性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归结为因果观的不同。阿尔都塞认为有三种因果观，即：线状因果观、表现因果观和结构因果观，黑格尔的总体性是一种表现因果观的总体，其历史观是一种一元决定论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是结构因果观的，其历史观是多元决定论的。在本体论意义上，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都把总体看做是历史存在的基本形态，但是，阿尔都塞在此前提下又强调，总体是一个由多的、相对自律的不平衡发展的和复杂的相互关联着的层次所组成的有关差异性的整体。因此，阿尔都塞把历史称之为“缺场的原因”(anabsentcause)。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①，他指出阿尔都塞的思想“随时都可以与当代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题相同化”，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根本不同：后结构主义是彻底拒斥总体性的，而阿尔都塞坚持认为总体性是一个有效的、必要的概念，因此，阿尔都塞对历史作为“缺场的原因”的强调并未使他“得出那个时髦的结论，即，因为历史是文本，所以‘指涉物’并不存在”。    詹姆逊借助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为中介，将语言和总体在历史范畴中统一起来。或者说，詹姆逊以卢卡奇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重写了深受语言学影响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概念。他这样概括其历史概念：“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tization)，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narrativization)。”    詹姆逊曾指出：“任何‘历史主义’的两难处境可以表现于在相同与差异(identityanddifference)之间进行的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似乎也是无可救药的选择。”选择“相同”，则历史是有目的的、有规律的发展总体，且其规律是可把握的，总体性历史是可为文本所再现的，这是传统历史主义的选择；当代反历史主义则选择“差异”，强调历史是无目的的，充满偶然性，无规律可循的，只有众多的文本或文献，之外则无历史。詹姆逊的历史理论则力图调和或者说避免这种两难选择，其实质就是要将作为“真实事件”的历史和作为“叙述和杜撰”的历史统一起来：一方面，作为真实事件的历史是总体性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却是“缺场”的，他强调“历史确有其节奏，但这种节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因为这种节奏是由不可思议的人群总体性中的相互作用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历史有其不可捉摸和令人吃惊的性质”，“历史”总是历史的文献与杜撰，因此是一个语言和修辞的结构，即：作为叙述的历史是作为真实事件的历史的呈现方式。总体性历史在文本中的缺场就需要我们面对文本时，以总体性的眼光去阐释文本，力求在阐释中恢复历史的总体性。    寓言，在马克思主义诗学中，从一个文体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艺术表达范畴或一种艺术存在范畴。这样一种艺术表达式“寓言”与他们所理解的另一种艺术表达式“象征”相对举而存在。    中国最早提出“寓言”一词的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指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在此，庄子不仅划分了作为文体的寓言的三种类型(卮言、重言、寓言)，而且阐明了寓言产生的时代原因：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马克思主义诗学，也首先体察到了寓言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的历史原因。    对马克思主义诗学来说，由于工业文明的无情摧残，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和谐关系早已荡然无存，一切似乎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在这样一个处处残垣断壁、呈现颓势的现代社会中，只有寓言才是艺术的可能的存在方式。本雅明强调：“寓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思想形式。”①布洛赫则说：“艺术的出现(schein)……具有某种存在被驱向前的感觉，这感觉隐藏于意象之内，但又只能通过意象方可传达。其中，寓言自身的风格因袭和建构，再现了真实事物的一种本体论的预期(vorschein)。这真实事物既超越作品那种局限的、在时间上发展的客体，同时又意指这一客体，在审美的固有方式上，恰恰是可以再现的本体论的预期。这里，不论在个人事件中还是在社会或自然事件中，呆滞或者习以为常的观念仍旧很难察觉的东西便得到了说明……”詹姆逊更明确地指出：  “寓言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他们都共同体察到在现代社会的“断裂”与“废墟”景象中，用传统的掌握方式很难实现对历史的再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又要求人们再现历史而且再现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样一种总体性。因此，他们认为寓言自身的“言”与“意”的分离又组合的文本结构恰好符合了历史表象的断裂与掌握历史总体之间既分离又须组合的特点，寓言从而成为现代社会再现历史不得不选择而又是最好的一种选择。这一选择使得文本的表面是“局限酌”历史表象，文本的深层则是“真实事物”的“本体论预期”。    本雅明是第一个真正给寓言以全新阐释的理论家。他跳出传统寓言论者对寓言言意断裂的片面抨击，而力图实现二者的沟通。本雅明从探讨德国17世纪巴洛克时代的寓言风格出发，在与象征的对举中来研究寓言。他认为寓言风格不同于古典主义的象征，“象征所表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明白晓畅的世界。而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混乱不堪、残缺不全的社会。这是一个废墟的世界。巴洛克的艺术家不可能用认同现实，与现实同步前行的象征去表现，而只有选择寓言。在事实领域是废墟的地方，在思维领域就是寓言”。在此，寓言与象征都成为了艺术的存在方式：象征表达主体与客体的契合一致，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在象征中，艺术指向的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寓言则是社会衰败、理想沦丧、社会没落时期的艺术言说。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与17世纪的颓废景象一致，他在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卡夫卡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歌等现代艺术中提炼出现代社会的寓言形式，而且“在本雅明看来，现代主义采用寓言的表达方式，不仅因为真正的艺术在这个时代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因为寓言又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大众在现代社会中的体验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可见，本雅明对寓言的全新阐释，一方面使寓言从文体范畴演化为艺术存在范畴，另一方面又赋予了寓言以历史和(阶级)政治的维度，从而在寓言中寄托了本雅明批判性的审美乌托邦理想。    本雅明被詹姆逊看作“20世纪最伟大、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对这样一个批评家，詹姆逊在建构自己的诗学思想时，无疑会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的确，本雅明的寓言理论直接开启和影响了詹姆逊对寓言问题的探讨。    詹姆逊同样体察到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人们掌握世界方式的不同特征。在詹姆逊看来，古典社会是稳定、和谐的，是人类具有高度自信心和雄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总是能为人所掌握的——作为“万物的尺度”，人类所理解的一切就是历史本身，因而古典社会的作品是贝多芬式或黑格尔式的“最负雄心、最深刻典型的杰作”，黑格尔的“高度体系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现代社会则是动荡不安的，人类意识到在自己文本之外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样“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上，若要保持对黑格尔体系化精神的信念，唯一方式就是断然成为非体系性的”，即阿多诺式或普鲁斯特式的“反体系的体系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更明确地说，古典社会的文本是一种总体化、体系化的文本；现代社会的文本则是以表面的非总体化、反体系化来实现总体化、体系化。詹姆逊将古典社会的文本存在方式归为象征，将现代社会的文本存在方式归为寓言，他说：“寓言(alegory原译‘讽喻’，一般译为‘寓言’，引者注。)模式是向异体性或差异性的一种开放；象征模式是让一切事物回到同一事物统一性的一种折叠。毫无疑问，寓言自身渴望象征的终极统一……”在象征与寓言的对举中，詹姆逊强调象征的“目的论”似的同一应该“通过异体性表达出来”，寓言的“异体性”又应包含“同一性关系”。可见，詹姆逊对寓言的讨论紧密地与他阿尔都塞式的、‘结构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说，在詹姆逊的理想中，对历史的再现必然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再现，象征文本以同一性淹没了差异性，寓言文本以差异性遏制了同一性，二者的表面似乎是对立的，但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历史遮蔽性的再现，都需要阐释才能恢复真正的历史。当然，詹姆逊更强调寓言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他通过深入比较分析黑格尔式的因果关系与阿尔都塞模式，指出：“当代理论中的一个趋势，就是放弃传统的关于象征的概念，而认为寓言性是文学的特征。”因此，詹姆逊的寓言理论，——方面强调象征与寓言的对立，将寓言看作是取代象征的一种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另一方面又关注象征与寓言的内在一致性，隐含着将寓言普泛化的趋势——切艺术文本都是寓言。同时，詹姆逊体察到，20世纪的批评与理论也有寓言化趋势，他在本雅明的思想上作了大胆的引申，提出了理论与批评的“寓言精神”。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寓言精神，而不是拒绝接受它。寓言式的重写可以打开许多解释的层次，它实质上是一种主题的重写。……总的说来，在我们的批评价值与美学价值中，我感到有一种回到寓言的趋势，有一种脱离传统文学和批评观念，即认为象征具有统一价值的趋势。”这样，历史的文本化就是历史的寓言化，寓言化的文本必然带来寓言式的阐释。詹姆逊引入“寓言”概念与他引入“历史、“总体”、“政治无意识”等一样，最终是为了其诗学的归宿：建构一套独特的文学阐释系统。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这本小书是我的硕士论文的扩充。我清晰地记得我硕士论文的最初写作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思想”，这是在听李益荪老师的《马列文论》课时萌发的。但随着资料的收集阅读，我觉得我当时还无法驾驭这样的一个大题目，这时，我的指导老师阎嘉先生建议我将精力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于是，为了既顾全我最早的写作主题，又能适合我的能力，我选择了詹姆逊：力求通过对他的诗学思想的梳理，达到积累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重新熟悉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的目的。    现在看来，我导师的建议对我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我当初的写作目的达到没有，由于詹姆逊诗学广博性和现实性，对他的研究的确让我经历了一次艰辛而愉悦的学术历程，为我的下一个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为这本小书的基础，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完成于2000年11月，定稿于2001年4月，在写作中得到了四川大学中文系李益荪老师、阎嘉老师以及成都大学中文系曾永成老师、西南民族学究中文系徐启超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李益荪老师和曾永成老师的厚爱和热切鼓励，使我有勇气把它扩充为一本书。但是，2001年硕士毕业，回到我的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学院后，由于工作太繁忙，再加上其他诸多原因，直到2002年10月才完成我硕士论文的扩充和修改，实在辜负了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对我的期望。    詹姆逊是一个迄今仍活跃于学术界的大家，对他的研究是没有终止的，对他的任何论述往往有可能是一种绝对的误读和冒险。就在这本书即将完稿时，2002年7月28日，詹姆逊再次来到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这次演讲同样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尤以北京大学王岳川的《现代性的幽灵：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使我感兴趣，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詹姆逊过去极力张扬“后现代性”，现在却大谈“现代性”。对此，我认为似乎不准确。在我看来，对现代性的关注是詹姆逊的一贯主张，他的后现代性理论实质上是对后现代社会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批判的指向就是建构一种不同于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正是如此，詹姆逊一方面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这次演讲中寄希望于全球化的标准资本主义。这的确是矛盾的，但这样的矛盾并不意味其对“现代性”诉求有什么根本转变，而仅仅意味着詹姆逊似乎仍然对后现代之后的理想图景或者新的“现代性”诉求还处于摇摆之中。但是，的确如同王岳川及大多数学者所说的，詹姆逊无论如何始终是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立场来探讨和考察问题。这样的立场使詹姆逊在这次演讲中对很多不同于资本主义或者他理想的现代性的“现代性”采取了嘲讽的口吻。这恰恰再次提醒我们，对任何问题，包括学术问题的讨论必须既有全球化的视野，又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对于詹姆逊的研究，肯定是一个动态的话题，我想在我的下一个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研究”中，我应该有对他更深入准确的把握。    这本小书从最早的硕士论文写作到今天的扩充、修改历时近3年，而这也是我儿子来到这世界的3年。我要说，他给了我写作苦闷中的无穷快乐，但我的快乐和我儿子的健康是我妻子和父母无私奉献的结果。我深深的感谢我的家人们，是你们给了我家庭的快乐和工作的快乐。    最后，这本小书的最终面世，得力于巴蜀书社对学术著作的扶持，得力于巴蜀书社黄云生老师的辛勤劳动，得力于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科研处和校领导的关心，尤其是西华师范大学刘玉平副校长的热心帮助和科研处的科研启动经费的支持。在此，我对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领导、老师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  者      200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