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社：巴蜀书社  作者：金尚理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礼乐文化及其现代影响的开拓性的专著。全书论述了礼乐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礼乐文化表现在现代视角下的几个基本特点。

作者简介

金尚理，河南光山人，出生于1966年2月。199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儒家礼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书籍目录

序弁  言第一章  礼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本于事神致福以涵养诚信：礼的起源  第二节  作为精神纽带以治平天下：礼的延伸  第三节  习行自曲礼人以顺正人情：礼的归依第二章  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  第一节  先秦音乐简述  第二节  儒家的礼乐理想第三章  礼乐理想之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第一节  祖先崇拜的家庭宗教——人生的基本关怀  第二节  养生丧死无憾——人生的基本态度  第三节  严上下、别亲疏——群体的组成方式  第四节  失礼则人刑——礼法制度与法制体系  第五节  同财、公财、通财——受名分制约的财产关系附  录：  一、封建·宗法·丧服  二、丧·葬·祭后  记

章节摘录

书摘    终春秋之世，天下之渐表现为礼崩而乐坏，从表面止看，以礼为核心的周人文化自身日益败坏,谈及它对夷狄的影响似乎不合逻辑，但在事实上却如此，“礼崩乐坏”之根本是政治权力日益下降、以下僭上而已，礼乐文化的内在精神即蕴含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之中的秩序化的政治结构、亲缘关系与“以文化人”的文化倾向并未丧失，且一直向外延伸；夷夏之防亦始终存在，即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者，足可见文化“中国”的自信心昭著，此其“中国”，文化能够不断向外传播，并使得不少夷、戎、蛮、貘之人弃其习性而烝进入中国文化、令“中国”之外延能够不断继续扩大并形成一个庞大的多民族中国之原因。    自今观之，封建制虽是裂土而治，但封建制的理想是追求统一而不是分裂，只是限于当时的各种物质条件而无法达到彻底的统一。封建制时期的各种礼仪，尤其是与那些用以表明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的礼仪，都具有维护文化一统的作用，使各政治实体之间产生凝聚力。后世之政治关系与思想观念得以逐步完成一统者，实亦有赖于礼乐文化之功。          四、礼崩乐坏与先秦儒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       “礼崩乐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基本上与《春秋》所载二百四十一年的历史相当。自孟子开始，前人论《春秋》的意义多主其微言大义甚至：于三科九旨，以今观之，《春秋》之意义或在于它清晰地展示了礼崩乐坏的全部过程，以一宇概括之，曰渐。世间万物莫不变化，变者物之渐，化者事之成。变者常在不觉之中，及其化也，虽至圣不能善其后，变者惟微而化者显著。关于渐，(周易，坤文言)曰：    积善之家，必有皋肤，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此言似欲明一理：观其所积则知其所渐。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观早期之历史惟春秋时为众，由此可知，《周易》之言非为泛论一理而已，或者有所针对。    《春秋》述东周之渐，其过程可分为三段，倘以祭祀、征伐为古之大事而名之曰政，则政由天子而降在诸侯、由诸侯而降在卿大夫、由卿大夫而降在家臣。此一过程为“礼崩乐坏”之根本。    西周之时，裔夷之国不朝天子亦时而有之，如周夷王时楚熊渠自称王。但周王室尚未失中原共主之地位。自东周桓王开始，周王室衰兆渐渐显示出来，明示在诸侯面前。确凿的事件是鲁隐公三年即平王五十一年的周郑交质一事。周郑交恶而战，周以天子之国战败于郑，威信大减。遂有郑庄小霸一段历皮。      郑庄之时，受命于周王室的霸主似是齐僖公，郑庄之霸并未受命，以力胜之故也。而后天下之政事渐不由天子出。至齐桓、晋文之辈显于世，皆是称霸在前受命在后，以诸侯霸主的身份主持天下政事，周之所谓天王已是有名无实。这是礼崩乐坏的第一个阶段。    春秋“五霸”前后，如同政白天子降在诸侯的过程一样，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权力也逐渐下降。公族即卿大夫之家富愈公室，卿家据土而大夫拥兵，尤以中原诸国为严重。    诸侯与其卿大夫之间的权力争夺以晋国为典型，发生在国君与大夫之间的政权之争经历几次来回：晋曾因卿大夫用强而分为翼、曲沃二国，后曲沃武公灭翼，晋国统一。然统一之晋仍承分裂之余势，公族极为强横，对公室颇有威胁。晋献公时谋去群公子，实欲弱卿大夫之家而强宗固本。鲁庄二十五年冬，晋侯借围聚之机，尽杀群公子。晋国权力得到集中。但晋文称霸之前，在流亡时期曾有一群异姓大夫追随其后，归国后又为其称霸立下汗马功劳。之后这批异姓大夫势力日强、充为公族、政复自下出，以至有后来的赵盾弑君专政之事。及赵氏灭亡，晋厉公欲图自强，打算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可惜集权的努力失败、厉公被弑。后有栾、韩、赵、魏、范、知、中行诸氏轮流或共同执政，彼此之间亦相倾轧，直至三家分晋。     观先秦儒家之论，自曲礼人的立身之道约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各安其分。      “分”是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位置，《礼记呻l运》曰：“男有分，女有归。”有所归处亦是有分。人伦是礼的核心，在人伦关系中，人皆有分，所谓“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由于在传统文化中个人不被视为存在，以人伦关系重于个人的缘故，所以，有“分”对人生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文化为个人设定一个“分”，而个人也必须安于这个“分”，一旦个人皆安其分，则人即不复是自然之人，而是社会化的人，意味着人高于禽兽而成为人，行由其道，则是已接受自曲之人。音，因其极尽曲折婉转才成为乐章；人之惰性，亦惟其历经曲折婉转才能创造出文明。儒家思想为个人所设定的“分”无微不至，远非人格平等的文化环境小的人所能想象，仅举形容与称谓上的区别即可见分定的严格，《礼记·曲礼下》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此是形容在等级上的差别。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此是称谓在等级上的差别。．又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妇以下，自称曰婢子。子于父母则自名也。”此是妇人的称谓在等级上的差别。又曰：“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土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此是死亡及死者在称谓上的差别。    人有“分”，而人又必须安其“分”。安分包括安身与安心，尤以安心为重。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食饱与居安，为安身之事，而“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则是心志所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之道颇讲究一个“安”字，而其重要之处则视人的言行以何种价值取向方能获得心安。心安是心境的一种需要，人有心安之时，亦有不安之时，言行的实效符合自己的价值取向才能获得心安。心安一方面取决于人的现实环境，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生态度尤其是价值取向。心安于不同之处的人是不同类的人。于礼不当安时而能安者，是心不明；于人不能安之际能安者，为高。人心都有其所安之境地，因而有人与人之不同。《论语·为政》载孔子之言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是为知人之术，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用心完全隐藏起来，其言行的内在取向及其心志以何处为安难免表现于外。能够察知一个人的心志安于何处，也就可以了解他对待他人的用心以及他面对人生的态度。                                                            二、乐与王道教化    按照儒家的说法，乐与王道教化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周易》云：“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是语可为一证据，说明三代治主确有察民’风、行乐教之事。所谓“省方”，即天子巡狩，是时当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在今本《尚书》中，记载唐虞时期事迹的作品都是先秦儒家根据传说所编著的，儒家人物编撰这种作品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托古改制，利用人们的好古心理以寄托他们的治平理想，其中就有乐教理想。如《尚书·舜典》记帝舜命夔行“典乐”乏职，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丽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胄子即国之子弟，当受音乐教育。在《尚书·益稷》中又说：“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治忽即治否，五言是与五声、即与音乐有关系的诗歌。依此处所言，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故审音可以知乐、审乐可以知政，治之得失由此可知。故应加强帝王之政与百姓之乐间的沟通，即疏通上下，自上达下谓之出，自下达上谓之纳，出与纳、皆益于治。先秦儒家在《尚书·虞书}部分用这两段话不仅讲述了先秦时期所具有的音乐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还清楚地指出音乐与政治之间有不容质疑的关系，以及对国子应施行特殊的音乐教育。    对于上古传说及《尚书》所记载的乐教理想，《乐记》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依《乐记》所言，诸侯这有德与否，观其治下之民的乐舞可知，与同闻其死后之谥可知一样。谥有褒贬，所以警惧之，而天子之为乐亦有同样的性质。这一说法未必可靠，周人虽有谥，但此前此无谥。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金尚理博士在复旦攻博期间对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作了别开生面的探索，他深切把握第一手资料，冷静思考，厚积薄发，多有创获。他还闲来弹奏古筝，加深体悟“礼宜乐和”的意境。金尚理的这部博士论文的出版，对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的。    礼学本是经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儒家的经学著作都是那些通过读书而入仕者的必读之书，由于这样的原因，礼学所描述的社会人生理想与历代读书人心目中对社会与人生的关怀就有了密切的关系。根据经书的记载，礼学的内容相当广泛，它被认为是儒家学者对“三代”文化精华的全面提炼。对于历史上的那些读书人来说，提到三代之治，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礼乐；而提到礼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形态。尽管自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疆建国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逐步隐退，但礼乐文化作为士人的理想却一直盘桓在那些负有教化使命者的心中，它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所谓文化的积淀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金尚理博士对中国礼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详的论析，脉络清析而多有创建。他论述了礼在先秦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为宗教的阶段，作为群体组成方式的阶段，作为个人内外修行的阶段。在此发展过程中，它不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蜕变，而是在不断积累中向纵深扩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至晚周时期已基本完成，且礼的理论形态也经过自晚周至秦汉儒家的制作与处理，并把它视为不易之论归之于经书当中，而对历代读书人产生影响。所以礼的三个发展阶段所含有的内容也因此而成为礼在后来延续过程中所一直具有的三项基本内容。唐宋以后，儒学思想虽然在形态上有所变化，礼学有衰微之势，但礼本身却一直存在于实践领域中，尤其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宗教仍然寄托着大多数人对终极的关怀，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只不过因为哲学问题焦点的转移，从而使得诸如家庭宗教之类的问题在思想家的意识层面上没能占有太多的空间而已。    本书还指出，古代中国的音乐在春秋之前已与宗教、政治密切相关，自春秋时期开始，儒家在继承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巩固乐与礼之间的这种联系，一方面，让声音之乐与个人生活实践中的内在充实感合而为一，即所谓“乐(Yue)者乐(le)也”；另一方面，让乐成为礼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运用音乐给人带来的谐调与愉悦来净化人们的道德意识、巩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中国特色的音乐理论和以此为基础而确立的礼乐文化由此得到定型。    本书还从礼学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而绵长，礼乐制度是其源头与基本构架。在礼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态度与人生价值、社会组织方式、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都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贯穿了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即使在今天仍然余韵绵绵，不可忽视。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礼乐文化及其现代影响的开拓性的专著，也是一篇功力深厚、创建迭出的优秀博士论文，我高兴地推荐给广大读者。并希望金尚理博士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潘富恩                                                               序于复旦大学                                                               2002年8月20日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很不错的一本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