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及其背叛

出版时间：2005-9  出版社：译林出版  作者：以赛亚·伯林  页数：194  译者：赵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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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及其背叛》原为以赛亚.柏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近代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在伯林看来，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书籍目录

重印说明编者前言导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注释索引

章节摘录

　　我知道人的真正自我寻求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它一定寻求我本人的自我寻求的东西，只要我知道现在的我就是我自己真正的自我，而不是别的虚幻的自我。两个自我的这种观念的确在卢梭的思想中发挥作用。当我阻止一个人追求邪恶目的时，甚至当我为了防止他给别的好人造成伤害而将他投入监狱之时，即使我将他当做寡廉鲜耻的罪犯而执行之时，我这么做不是出于功利主义理由--给别人带来幸福；甚至不是出于因果报应的理由--因他做恶而惩罚他。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他内心里更优秀的、更现实的自我会做出的行为，假如他允许它说话的话。我不仅把我自己当成了主宰自身行动的权威，也当成了主宰别人行动的权威。这就是卢梭有名的警句--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的含义。　　强迫一个人获得自由就是强迫他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一个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的人是自由的；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合理的目的。如果他想得到的不是一种合理的目的，他就不是真正想得到什么东西；假如他并不想得到一个合理的目的，那么他想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虚假的自由。我强迫他去做某些将会让他高兴的事情。假如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自我，他就会对我心存感激：这就是他著名学说的思想核心，在卢梭之后，西方的独裁者们无不利用这一恐怖悖论来证实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用的都是这种很相同的论证方法，他们说，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因此我们替代他们、代表他们争取那种东西，从而送给他们那种对于他们来说有些神秘、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然而他们又“真正”想要的东西。当我处决罪犯的时候，当我强迫人类屈从于我的意志的时候，甚至当我组织审讯的时候，当我用酷刑折磨人并杀死他们的时候，我不仅是在做有利于他们的事情--虽说这种行为相当可疑--而且是在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虽说他们对此百般抵赖。假如他们抵赖，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想要得到什么，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因此由我来代表他们，替他们说话。这就是卢梭的核心学说，正是这种学说导致真正的奴役，沿着这条路径，从绝对自由观念的神化，我们逐渐看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观念。只有一种替代性选择是正确的替代性选择，这时候没有理由为人类提供多种选择，多种替代性选择。当然，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因为他们如果不去选择，就不具有自发性，就不是自由的，就算不上人类；可是，如果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替代选择，如果他们做出的错误的替代性选择，这是因为他们的真正自我没有发挥作用。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自我为何物，而我，明智、有理性、作为伟大的仁慈的立法者，却知道它是什么。卢梭是具有民主本能的；他对个体立法者的依赖程度，远不及他对议会的依赖，不过，只有当议会决定去做所有议员的内在理性--他们真正的自我--确实想做的事情之时，议会才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这种学说，卢梭才成其为一名政治思想家。这种学说既有利又有弊。有利之处在于，他强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由、没有自发性，就不可取，这是18世纪功利主义者设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极少数专家以平和的方式去组织生活，从而赋予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人以最大的幸福，对于一个更喜欢狂放不羁、无法无天、自发性的自由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是令人讨厌的，除非做出行动的是他本人；他喜欢这种自由的程度可能超过最大程度的幸福，假如那种幸福产生于这一事实：不是根据他本人的意志，而是根据高高在上的某位专家的意志、某位管理者、以固定模式组织社会的筹划者的意志，将他整合到一个人为的制度之中。　　弊端体现在，卢梭的确参与了制造真正的自我这个神话，打着真正的自我这个旗号，我就可以去强制别人。毫无疑问，所有审判人员、所有大的宗教机构，都试图证实他们强制行为的正确性，而他们的强制行为，在某些人看来，不管怎么说，都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不过他们至少运用了超自然的支持力量去捍卫自身。至少他们动用了理性不应去质疑的支持性力量。不过，卢梭相信，通过纯粹自由自在的人类理性，通过直接观察自然，实际存在的三维的自然、作为空间里的客体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可以发现一切事物--人类、动物和无生命的物体。由于没有超自然权威的帮助，他只好求助于这一恐怖的悖论，正是由于这个悖论的缘故，自由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奴隶制度，想得到某物就是根本不想得到它，除非你想以一种特殊方式得到它，这样一来，你很可能对一个人说，“你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你可能认为你想要这想要那，但我比你更了解你，更了解你想要什么，更了解什么东西会使你得到解放”，如此等等。这是一个用心险恶的悖论，根据这个悖论，一个人在失去了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更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对此，只有独裁者或国家，只有议会，只有最高的权威才能认识到，这样一来，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严苛和最有奴役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在有史以来所有思想家中，卢梭是这个大倒错的罪魁祸首。这个大倒错在19和20世纪造成的种种后果无须详说，这些后果如今还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如下说法一点也不矛盾：卢梭自称是有史以来最激越和最强烈地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他试图摆脱一切束缚，摆脱教育、世故、文化、传统、科学、艺术以及一切事物的限制，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怎么说都影响到了他，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然权利--尽管如此，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辑推荐

　　也许你不能认同以赛亚·伯林的政治观点，但这是伯林最著名的演讲，历史上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类似于自由主义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自由及其背叛》全书语言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内容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是您学习政治学的佳作。

用户评论 (总计32条)

•   　　 “黑格尔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直到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的原因理解成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负担，要满心欢喜地欢迎它们。”(p106)伯林是这样看待黑格尔的。下面我把这段话分成前后两句来看。
  　　
  　　第一句：＂黑格尔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直到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这里伯林把黑格尔贴上了＂积极自由＂的标签，认为黑式自由是线性的、欲望的、自主的自由，对应于他给＂积极自由＂的定义：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黑格尔无疑是符合的。
  　　
  　　首先的分歧可能出在＂个人主义＂的考量上，伯林认为黑格尔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是以国家观反对个人主义的，最主要的证据表现在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国家篇里以及《历史哲学》中。尽管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国家篇涵有这样的倾向，但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倾向并不能僭越其中固有的个人主义的主线，黑格尔的宏观观点最后都可以归约还原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他一生没有偏离和抛弃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理论一贯性。而认定黑格尔的国家先于个人，伯林的立场可谓偏于个人主义视角，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而在某些人看来正相反，黑格尔太个人主义了。特别是马克思，时而认为黑格尔以国家反对个人，时而认为黑格尔以个人反对国家。当然其中有太多东西需要细辨，这里只需澄清一点，伯林没有认为积极自由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不相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出发点和终点都是个人，而伯林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消极自由式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私域＂，一种个人合理空间的有无，而不论起点和终点的位置。
  　　
  　　如果认可黑式自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以外界为导向的、欲望不息的，以这样的前提条件能否到达柏林的结论----＂黑格尔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是有疑问的。柏林认为：“就‘积极的’自由的自我而言，这种实体可能被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有这种可能，也是被黑格尔左派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现实。但其中最需要细究的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到方法论集体主义又到集体名义下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巨变是如何达成的。伯林的研究是《马克思传》，在其中伯林是否看到黑式自由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以外界为导向的、欲望不息的变成了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唯心的、泯灭欲望的？为什么或者怎么样的沧海桑田使得“国家是一个人，历史是一个人”(p106)？关于这个过程，伯林的著作能告诉我们的不多，尽管伯林自称思想史研究者。
  　　
  　　黑格尔的自由是由渐进的三个阶段组成：任性的自由、普遍的自由、理性的自由。黑格尔总是以一唱三叹的三重结构让理论螺旋式前进，最后不是一颗射出的子弹而是闭合的莫比乌斯环。尼采的“永恒轮回”就好像是对黑格尔思想的赞美。而伯林这里的批判针对的只是任性的自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已谴责过的任性的自由：“东方社会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那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是一种任性的自由。”黑格尔也明白即使是任性的自由也不能完全摒弃，就像马斯洛的低级需求是高级需求的根基一样，任性的自由是理性自由的基础。而这个道理伯林在许多年后才明白，在这本书里及他的其他的前期作品中包括《自由论》中他还很令人困惑的一方面反对积极自由，一方面赞美积极自由。看看他论黑格尔那章令人激赏的最后一段话：“自由的本质一直在于根据你选择的意愿地去选择的能力，因为你自己想这么选，不受强制，不受胁迫，没有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所吞噬；为了你的信念而正确的抵制、不怕得罪人、挺身而出，做这一切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任何种类的自由，甚至没有对自由的幻想。”（p107）
  　　
  　　对黑格尔的理性的自由，伯林这样诠释：“自由与理性是一回事；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吸收到某人的自身存在之中；不自由就意味着受到外部障碍的抵制。”（p95）真像波普尔解经柏拉图和黑格尔呀，波普尔把柏拉图和黑格尔视为极权主义的滥觞，这可能深深影响了伯林．但如果只对黑格尔作如是解，伯林还不如当真他在本书第54页那句戏谑:“我看不懂黑格尔的著作。”
  　　
  　　“不自由就意味着受到外部障碍的抵制”这句还是从任性的自由的角度来看自由，完全与理性自由不搭界。“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吸收到某人的自身存在之中。”这句只勉强说了理性自由的半个过程。粗糙而简单的说，理性自由是以固有的信念来回应外界，以外界来改变固有的信念。但何时该坚持何时该改变呢？坚持是理性或者改变是理性？黑格尔可能会说：适时地改变才是理性，但伯林的疑问可能是：何时才是适时的？如果伯林的质疑点是理性自由的度的话，那么伯林该反思的是他的消极自由在个人层面上能达到多“消极”？自决和自律的自由总是让人不放心。这也是“黑格尔攻击了老式的、讲求道德的历史”（p103）的原因，是他后期理论市民社会和法权的意旨所在。
  　　
  　　难点也许是这句：＂自由与理性是一回事．＂伯林后来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理性也颇有微词．感觉伯林是静态的看待理性，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不过是一个功能和一个过程．理性通俗的说就是反思．伯林的疑问是理性的反思能否带来自由？对个人讲，没有纯粹理性的人，理性对个人是奢求；对社会来讲，依靠某个人的理性建构整个社会的幸福是不踏实的。尽管黑格尔的过程论不是柏拉图的目的论，黑格尔的理性也不是柏拉图的理念，但似乎黑格尔也难逃精英主义的指责（“透过胜利者的眼光来看”p95）。在他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式中，种种维度以某些人看来似乎是自我挫败的，但不是像伯林所指控的：“他们的学说却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或政治自由相抵”。（p５）
  　　
  　　第二个分歧，也许是更根本的分歧是伯林的多元主义和黑格尔的一元论的差异。黑格尔的辩证法倾向于消弭对立于扬弃了的矛盾中，尽管这个过程黑格尔严格意义上指的是在个人自身之内，却也经常被引申到宏观范围内。而伯林强调的是生活的悲剧的不可避免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因为生活中的悲剧的不可避免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所以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需要宽容的政治自由主义．黑格尔的国家则一厢情愿的整体化，在其中民族精神似乎扮演了重要角色．令人怀疑如果国家不能在一种绝对精神中保持自我同一，黑格尔似乎不惜国家的分裂？这其中的问题正是黑格尔的软肋和盲点，他把目光过分集中在精英和上层身上，好像黑格尔的国家都是理性自由的人组成的，不存在既无产也无自我意识的下层阶级。说到下层他总是语焉不详或略带鄙视，这给了马克思脱颖而出的哲学史机会。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国，似乎黑格尔也不会拒绝让柏拉图的哲学王获得左右国家的权力。因为他相信人是可以臻善臻美的，而有犹太背景的伯林正相反：相信人的原罪无法消除。尽管有如此种种有利于控方的理由，作为陪审团里的一个冷眼旁观者我仍然不能认同伯林的指控，得不出黑格尔反对自由的结论。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国家篇里，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对言论自由的赞美和倡议；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对中产阶级培养的预见；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对制衡国家最高权力的赞同；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对体现了精神（理性的自由）的法律的重视；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对象征了外在自由的财产的强调；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对纳税行为中自由意志的敏锐观察，尤其当他说“认识自身是真正自由的开始”时，他是比某些现代自由主义者更为深刻的自由主义，某些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在某个自由制度下，我们就是自由的，其实那不过是半个自由而已。黑格尔当然不否认国家的自由制度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说:“神在地上行走，国家是必要的。”他的国家观虽然不能断言为现代宪政国家观，但至少是已起步并在走向现代宪政国家观的路途中．
  　　
  　　比黑格尔“现代”了一个多世纪的伯林更加＂外向＂（"从外部看待事物"p77），他的个人自由(消极自由)不是从个人主观角度出发，而是从“外部”给个人保留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与这个空间相关的词汇是：生命与财产的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与信仰自由、迁徙自由........一种现代政治自由呼之欲出．但伯林需要解释和反思的是他那个“外部”为何是能动的，“外部”的最初的动力源自何方？伯林反对这个“外部”对个人空间的压迫，如果这个“外部”对个人空间的有可能进行压迫，那么这个“外部”某种意义上是否就是伯林所强烈反对的权力？权力不只是和国家这样的词汇相关，它隐藏在社会每一个角落。如果它就是权力，那么凭什么我们可以祈望那样负面的权力给个人保留一个伯林式的私域空间？也许黑格尔的国家权力没有像伯林形容的那样不堪，黑格尔也不会在个人崇拜意义上赞美权力，当黑格尔视信仰为启示之后他就免疫于崇拜了，说到趋向绝对精神的民族精神，他指的是大众的觉醒，而说到权力，他也不过是指不断进化着的理性共识，好比一部不断改进着的习惯法。有了某种理性共识，伯林式的私域空间才能应运而生。所以勿宁说，伯林更“外向”是因为他处在一个更现代的环境。
  　　
  　　最后，柏林和黑格尔的理论方向都不约而同的指向现代政治自由。
  　　
  　　第二句：＂在你做到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的原因理解成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负担，要满心欢喜地欢迎它们。＂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斯多葛主义”小节里已经讲清楚这事，伯林的“自由的奴隶”的悖论更像老调重谈。而认为黑格尔的自由是等同或赞同那种唯心的斯多葛式的“奴隶的自由”，就是跑调瞎弹了。而且如果伯林这句是指黑格尔的理论太＂内向＂（"从内部看待事物"p77）的话，那么就和他的第一句判断矛盾了。
  　　
  　　结论是伯林对黑格尔的误解可能是由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仅限于黑格尔左派的理解，本书成书于五十年代初，其时离黑格尔的复兴尚有十年之久。把黑格尔视为人类自由的敌人实是误解，这种误解伴随了伯林一生。也许这正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狐狸不懂刺猬的心。
  　　
  　　
  　　
•   　　伯林在《谈话录》里提到，相对于积极自由，他更认可消极自由。在《自由及其背叛》一书里，基本上就是对他所认同的消极自由给出论证和反例。伯林说，“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自由的本质从来就是，如你所愿地去选择的能力——你选择它，仅仅因为你自己想这么选，而不是因为有人强逼你这么选、胁迫你这么选，也不是因为你身陷某个庞大的组织中而不得不选；自由的本质，就是毫不屈服的权利，就是力排众议的权利，就是仅仅因为那是你的信仰而要捍卫它的权利。”但即便这样论辩清晰，也似乎让人不能满足，我关心这种自由如何真正自由地实践。自上而下，建设这样纯粹自由的环境实在难能；自内而外，在短暂的人生里，构建出一种内在的自由，勾勒一种与之相应的生活步履，没有文字的铺陈那样简易。
  　　自由也许是最漂亮的果子，也许是最好的生活的样本。我读也是为了看看这个漂亮的果子长的是什么样。现在越发觉得实践和辩论不是同样一件事，论辩之余，人们在践行时候，多数时间只是在倾听自己的心性。太多人将或好或坏的理由都推卸给“自由”。我的疑问是，臻于完美的艺术作品可以全部归因于创作者的自由吗？这一自由的意义何在？这一自由可有受到约束的边界？那么这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生活的自由为了什么？自由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平衡？这些疑问可谓一团乱麻，就像一个词语在不同语境下意义不同，“自由”的歧义和滥用也许是最多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每个人遇到一件具体事情之后，自己才可能辩解的出，这是自由或不自由？“自由”是一个中性概念，是一条松紧带，难以推导出作品的价值，也难以度量生命的质量。
  　　伯林在前言里说，一部分思想家回答前人提出的问题，另一部分思想家篡改了这些问题，修改了我们看问题的框架，以至于，他们足以达到改变人们整个生活观的境界，如同改变了信仰。同时伯林引用伯特兰罗素的话说，（这段话非常冗长，唯独重要的仍然是一个如何生活的观念）“读大哲学家的理论（不是读数学家或逻辑学家著作，他们处理的是符号，而非经验事实或人类特征），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他们都拥有某种核心的生活观，拥有生活为何物，以及应当如何生活的观念；并在阐发自己的体系时透露出灵巧微妙和明晰，偶尔还体现出深刻，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体系，在人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里出现所有的伟大思想机器，通常都只是内在堡垒的外围工事——对抗袭击的武器，对反对意见的反对、对驳斥的驳斥，试图预先阻止和反击针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的批评——实际和可能的批评；除非我们穿过这一层由防御性武器构成的火力网，深入那个核心的和谐一致的内部观念，否则，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们究竟想说什么。那种核心的观念通常不是精致和复杂的，而是简单、和谐的，而且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无比冗长，而核心仍在于你所幻想的生活是什么样。
  　　也许于我较熟悉的自由，便是类似于两个自我学说的辩证，“如果我保持自己的精神，我内心的宁静；如果我使自己专注于内心的思想，如果我培育了内在理想，暴君的势力就达不到那片领地。如果我的身体处在他的权势下，且让他去支配好了；如果他可能没收我的财产，那就由他去没收。我要看重他控制不到的东西——我内在的精神，我内在的自我。”我想至善至美的纯粹自由就像他的反面一样难得，一个平衡的可能性，也许只有把内在的自由拿来作为外在延伸的触角，才有一种践行而非停留在幻想的可能。
•   　　那时候非常激进，天天想着革命，所以老师推荐我读这本书。
  　　说实话，这本书写的什么我忘的差不多了，只模糊的记得几个人名字，卢梭、爱尔维修、圣西门。。。也算是丰富了一点哲学的基础知识。
  　　大概说的是年轻人向往的自由民主社会极易演变成为专制，随着以后看了民主的细节以及胡适的改良主义还有陈丹青先生的一些访谈内容，还有张鸣先生的百年辛亥，这些所有的知识渐渐改变了我之前激进而盲目的自由主义观念。
  　　再也不谈革命。
•   　　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及其背叛》终于算是看完了，有些唏嘘，几百年来，令这些伟大的、聪明睿智的男人们念念不忘、纠结不已的“自由”，竟然是这样的复杂难奈、自相矛盾，或者说：剪不断、理还乱……
  　　
  　　男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找着自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捍卫着自己感觉或者心目中的自由，无论是与社会、与组织，还是与女人、与家庭之间，也无论他们表现为是光明还是黑暗的认识和做法，最后却都身不由己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感觉，那股渗透在每个男人骨子里血液里的、张拔于每个男人青春中个性里的叛逆精神，似乎就是男性的自由基因了！一旦没有了这股叛逆的精神，男人几乎就没有了自由，或者说自由的特征和感觉就在开始从这个男人身上消失了……
  　　
  　　然生活、带着历史的生活、面向不可知不确定未来（虽然男人们总想用他们的认识把握住）的生活，似乎不会让任何一个、哪怕是它宠极一时的头脑和身体所识破，总会在他的生命中埋下看不见的伏笔，在现实的某个层面、或者未来的某个时刻给予极其痛苦的一击，让曾经在我们眼里牢不可破、巍然不动的认识和理念、意志乃至人格都显得自相矛盾、岌岌可危……
  　　
  　　是生活在调戏男人吗？还是命里注定的冤孽？终生追求自由而不得，终生与自由毗邻而不见，或者终生与自由相伴而不快……好不容易敲开了自由的大门却走入了另一个牢笼，好不容易抓住了自由的翅膀却被狠狠地踹下地狱，好不容易拥抱了梦中的情人却被眼前突然变得狰狞的面孔吓得夺命而逃……男人们因此而郁积下的愤懑和痛苦，将向何处发泄？为她生为她死，值得吗？可是不为她，又为什么呢？还有什么能给予男人生命力呢？
  　　
  　　自由就是个妖孽吧！你敢爱吗？爱得起吗？
  　　
  　　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男人们就好像是自由的私生子，注定了这一生的恋母情结，然而，也终究不能成真、不堪实现……怪不着西方神话里代表自由的神是女神-自由女神呢……
  　　
  　　突然觉得男人其实很可怜……每个男人，都是自由的逆子。他们所热爱的自由，除了在梦里，在现实中，永远不会真正地、或者完全地属于他们。在这样的发自肺腑的热爱面前，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多情的无情客……
  　　
  　　在自以为是的追求中，人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吗？书中论及的六位自由主义大师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无一例外，即便像黑格尔的那似乎无所不容、绝然正确的辩证法，在表面的灵活和正确中也渐渐沦为一种新的教条、冷漠和无用……我在谈论男人的自由及其中的痛苦，又会不会反被这种自由及痛苦所困所累所伤呢？不知道。这无常的世界，让人不寒而栗的命运的转轮……
  　　
  　　
•   　　伯林对自由历史的论述，代表了典型的英美自由观。追溯六个思想家，论述很公正，不偏激，不仅仅指出了他们的思想之危害自由，同时也肯定了他们的功绩。最明显的是对迈斯特的评价。
  　　
  　　但伯林只是在理论上阐述自由，并没有把自由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一旦把自由落实到今日的社会生活之中，自由的背叛就更加的明显了。事情的真相是：今天背叛自由的，已经不再是那六个思想家了，而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一直隐蔽在自由的阵营之内的。
  　　
  　　现代社会所谓的自由，核心是雇佣与被雇佣的自由。雇佣者可以自由的选择被雇佣者，被雇佣者可以自由的选择雇主。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隐蔽的铁律：被雇佣者只能选择被谁雇佣，而不能选择不受雇佣。
  　　
  　　对于雇主而言，他只要把工作交给雇员去做就可以了，自己可以整天带着老婆孩子畅游世界。而雇员必须把管理好老板的资本、并确实这个资本增殖，因为唯有让老板的钱增殖了，自己的工资才有着落。
  　　
  　　老板是自由的，他只要坐收股份的分红便可以了，因为资本是他的。雇员的自由是虚幻的，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被束缚在资本的无形枷锁之上，他不能真正自主的选择，因为资本不是他的。
•   　　最近拿到一群学者讨论柏林思想遗产的论文集（《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马克•里拉 、罗纳德、德沃金等编，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虽然此前细读过伯林的《自由四论》，毕竟缺乏全面的了解，也没有就伯林自身的思路组织他的理论，就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对其中探讨的问题还是不甚了了。于是找来一堆伯林的著作，从最容易的《自由及其背叛》读起。
  　　伯林的思想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以一种不无模糊的历史考察的方式回应着我十分关注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社会实践和制度试验经历的那些重大挫折，以及个体由此遭受的苦难，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些失败和苦难是否在早期的思想中就已经埋下伏笔？一个制度，乃至好的制度是何以可能的？群体如何回应个体的诉求？
  　　伯林将这些问题联系于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每一位个体都要服从其他个体或者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这本书由他1952年在BBC的讲演稿编成，他在演讲中详细分析了六位早期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与这些回应在思想史和制度实践史上留下的影响。不应否认，伯林的讲演由于是面对广大英国听众在战后播出的，明显带有一些针对性，在谈论到纳粹时用词也比较激烈；尽管伯林只是选取与他的研究相关的方面去评价他们的思想，有时把思想家个人当作“自由的敌人”加以攻击；但作为广播讲演，这六篇文章能以非常流畅易懂的语言深切这些思想家理论某一部分的要义，在他讨论的方面可谓一针见血而不失公允。
  　　以思想史的方式探讨现代观念和实践的根源，又是在政治伦理这样注重应然、分歧严重的学科里，很容易犯下“六经注我”的错误，以个人学术见解为主导，随意曲解先贤以助论述，发掘出莫须有的思想谱系。伯林虽然也严厉批评许多主流学者奉为圭臬的著名思想家，例如卢梭、孔多塞等，认为他们的思想发展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的许多灾难，但他不随意将结论扩大化，而只是在自由的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辨析出这些思想的危害。
  　　然而对于什么是他眼中真正的自由，伯林的回答比较模糊，或者是我还没有领会。至少按我现在的理解，伯林更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自由意味着完全的责任和不受干涉的选择，这种选择甚至不能受理性的规制。在伯林提出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每一位个体都要服从其他个体或者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中已经可以看出，在伯林看来个体处于一个与群体并不为相互定义的自然而然的层次上，换句话来说它在道德上是自足的。自由与规则，个体与群体之间一旦出现既定的、明确的划分，或者通过某种巧妙的哲学论证将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例如黑格尔在更高的精神实体层面上的合题（这也为马克思继承），或者卢梭所言人真正的天性就是公意、善或者规则，符合它才是真的自由，都会导致自由最终名存实亡。在理性主义者、进步论者、革命家看来，伯林似乎对人的天性十分悲观——他不相信有一种美好的共性，不相信人类能通过良好的社会规划达到一种更进步、更文明、更幸福的状态。但伯林的自由观反而是更契合经验的，他对人类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的信心无人能比。他不在乎理性计划带来的所谓幸福，并且他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理论纯属空想，其实践最终只能带来压抑和悲惨。没有人能知道和决定对另一个人来说有价值的是什么，也没有任何群体能做到；人类是不可能用同一个梦想、同一种思维整合改造的。我还不能断言伯林如何处理自由与规则、平等、群体的关系；然而我知道，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这种自由的程度可能超过最大程度的幸福，假如那种幸福产生于这一事实：不是根据他本人的意志，而是根据高高在上的某位专家的意志、某位管理者、以固定模式组织社会的筹划者的意志，将他整合到一个人为的制度中。
  　　
•   　　 当时，邱晓林老师介绍这本书给我的时候，是因讲述卢梭而起。他说，这本书是他读到的目前关于卢梭的评述中对其自由思想阐述的最恰当最精彩的。
  　　 由于是以赛亚·柏林在BBC的讲演，所以可能没那么多拦路的哲学术语，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本书的思路缜密，一路下来火花迸放，很耐人寻味。
  　　
  　　 爱尔维修读后没留下什么印象，所以略过不提。
  　　 卢梭在整个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可算是最具锐气、最具独立乃至反叛精神的一位了。就像所有精神骨髓里保有诗性气质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一样，卢梭的思想作品同他的人生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他的思想即是他的人，他的人即是他的思想。早在青年读书期间，卢梭就以《论科学与艺术》和《社会契约论》两篇征文炸轰了欧洲阴霾密布的天空，如同一颗横空出世的流星！他竟然公开反对人类的整体文明，崇尚野蛮人的自然状态，将所有文明形态如文学艺术道德科学者之流骂了个遍。他把整个文明看成是野兽虚伪的皮，把人类发展至今的生活形态视为自编的落网束缚，他由此认定人类极其愚蠢。当然这只是豹子雄风的初显苗头。在接下来的一生中，卢梭凭借他无人能匹的天分和不屈不挠的坚韧单枪匹马同所有顽固保留旧制度的国家发生冲突，不论在思想界还是世俗界，他的书无数次被禁被毁，他无数次被宗教权威和政府判为伤风败俗、亵渎神灵、叛国等罪行，连他的祖国都实在不能容忍他，其他国家也相继驱逐甚至迫害他，这导致他连续数十年的流亡。当然，在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晃晃巨作《忏悔录》的诞生。他的思想激越尖锐，连开始极为敬仰的启蒙思想大家伏尔泰和狄德罗最终都与他决裂。卢梭早早地开始了孤家寡人的生活状态。然而这并不表明卢梭是个装模作样的怪胎，他的内心并非常人所理解的孤独，青年时代他受教于华伦夫人，即便被整个欧洲彻底抛弃，他也更加狂飙突进。他或许认为是上帝为他安置了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天才的地位。他始终不肯向权威和世俗低头，一直到他写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直到他永久地闭上眼睛。
  　　 如柏林说，卢梭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好斗的低俗之士，是一种天才型的弃儿。
  　　 其中，自由是他思想元素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当然，十七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大概都对这个话题津津乐道了一生，可是没有那个人比卢梭更钟爱并用毕生热情来阐释它的。同时正是一生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和不平激发了他对自由更强烈的渴望和追索。可是，卢梭又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将质朴的生活化为真理本身和对真理的识别，他们不具备真正呢个的自我意识。于是他认为，“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从此，危险和邪恶就出现了，卢梭开始在思想上将自由转化为奴役，因为他认为真正的自我对虚假的自我实施压迫酷刑乃至屠杀，是为了不知自由为何物、怎样找到自由的人的真正自由，这才算是更高级、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
  　　 这种倾向最终被独裁者和专制制度（法西斯）所利用，他在无意中以最忠诚的心给后人带来了最恐怖的灾难根源，无怪乎柏林要他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是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了。
  　　
  　　 在这六个思想家中，看来费希特是最具个人意识的。他明确将个体的人剖析为精神的、内在的、非物质的永恒的灵魂和经验的、外在的、肉体的、物质的自我两个根源。他同卢梭一样深为看重内在自我，将它视为精神内核性质的、不受外界侵扰的本体。正因为这个内在自我的坚强存在，人才可以称为是自由的。他似乎承续了康德的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这种真正的内在的精神性的自我的某种状态。显然，这一点契合所有本体论和唯心主义思想学说，如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浪漫主义等等。费希特于是明确提出，宇宙之中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东西便是作为个体的人类。他极为看重人的理想。他说，最有价值的莫过于人类信仰的原则。这也符合所有将人视为万物灵长的思想。对于对自由造成极大阻碍的道德，费希特显得独具慧眼，他提出，道德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而从来就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东西。这就好像说，君权神授不是绝对存在的，是君王一厢情愿强制加在人们头上的，于是就对中世纪的神学体系进行了摧毁。他同时赞赏了个体人的艺术创作能力，并将之与以上内在自我的理论相融合。他认为，艺术家顺从某种内在的冲动，他在表现自己，他创作是为了回应内在的要求。回应一词很重要。回应还可以称为服从，而这种服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他正是为了这种理想而活着，他为之献身，将其视为使命和天职。”正如路所说的，服从于真正的自我是自由。这也就是浪漫主义的观念之源：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正直献身精神。为了这种理想精神，有必要为他而死。所以，他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极为痛恨“背叛”。
  　　 后来，费希特将这个自我个体观念进行了提升，从孤立的个体飞跃到作为真正的主体或自我的群体。“自我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孤立的精神。”如后来的马克思所说，个体是整体中的个体，只有在整体中才成为他自己。费希特认为，这样的个体是一个“较大的、神圣的自我”。（待续）
•   　　有一个想法：既然人是社会动物，依靠社会存活，那么人就不得不节制自己的自由而服从与集体。
  　　其实又何止是社会？整个自然盖莫如此。羚羊本可以自由的繁衍，但偏偏要进化出控制它数量的物种。虽然进化的具体结果很可能是不确定的。但不得不说这里有一层黑格尔式的东西。因为如果羚羊无限制的繁衍，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羚羊的毁灭。
  　　自由主义终究也是一种理想，永远不可能达到。
  　　
  　　有的人认为欧美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而东方不幸继承了专制主义和来自西方的反自由主义。但且不论东方，就西方来说，真的自由吗？
  　　首先，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没有经济自由。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什么美国银行，通用汽车等等的统统破产，回归政府保护。
  　　其次，我们看到经济中的人更没有自由，因为人人都不得不首先退而求其本的先考虑养活自己。
  　　再次，甚至整个社会都不存在自由。比如目前这个经济社会，我们实在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力量牵制它一定要把经济列为唯一目的。甚至连人类绝种的威胁都不顾了。是的，也许有某些人会说，我乐意只管自己，不管后代。但根据柏林的原则，自由似乎也不应该妨碍他人的自由。当你一个人大搞破坏的时候，别人应该也有灭你的自由吧？
  　　终究来说，自由还是一个抽象概念。
  　　
  　　某种意义上看，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一点很奇怪总是不被一般所谓自由主义者认可。
  　　在《1856-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有一段令人惊骇的分析。这个分析指出，在前工业时代，人是工具的主宰，而工具是人身体的延伸。因此决定性的东西是人。但是到了工业时代，人却变成了机器的附属。比如福特制，其中任何一个工人都是可以更换的，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机器而不是人。既然人不重要了，他的劳动自然就贬值，自然会出现所谓“求剥削而不得”的状况。但人只要不是想自杀，就不会有不吃饭的自由。于是对这些人来说，失业的自由肯定是废话，而择业的自由则很可能是空话，这些自由拿来有什么意义呢？
  　　显然，这里并不只是在强调“幸福”，相反，它用实际的分析指出在工业时代机器和利润和人造成的不自由。
  　　可问题在于，如果这里是如此的看重自由，为什么自由主义却视而不见呢？
  　　
  　　伯林所谈的这几个人个个自命不凡，认定他们的想法给能人类带来幸福。但伯林自己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恐怕也差不多。选择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终究都只是幻想世界的空话，现实的人不可能仅仅依靠思想生活，因此对人来说，永远不可能绝对自由。
  　　
  　　说到最后，到想起胡适先生那句名言：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我更倾向于马克思的原因，因为大部分思想家哲学家都不曾像他那样认真的去分析现实的生活。而如果任何建构都会有问题，那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应该更现实更具体的解决问题，而不是空谈自由吧？
  　　
•   　　在读完柏林的《自由及其背叛》这本演讲集之前，我是不清楚自己的道德观念到底属于哪个类型的。我明白我问出几乎所有问题以前可能都有人已经问过，甚至有人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了。柏林的这本演讲集，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我很多的问题。虽然他是用一种证伪的方式来解答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即举出6个主要的非自由的思想来进行论述。我觉得柏林的浅显易懂是相对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自己的解读。但是即使是稍微懂得一点皮毛也是受益匪浅的。
  　　
  　　我想先说的是，我目前看到的几个思想我个人最接近的是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这个不是狭义的功利主义，而是广义的即一件事情的价值是由这件事的结果来决定的。我不完全否认动机的意义。但是就像我常常说的那样，好心办的也会是坏事。在柏林看来功利主义有几大原则。第一条是人类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快乐和减少痛苦，即追求幸福。在爱尔维修看来这条原则就好像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是永恒不变的，并且具有方向性。第二条是人类要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时，最便捷的方式来追求最大的幸福这个目标。另外爱尔维修还有几条，首先是动机无用论，然后是教育和法律的万能作用（胡萝卜加大棒），还有附带的历史教育的无意义，以及富有启蒙责任的专家精英集团。我并不同意其中的每一条，但是我认为动机没有结果重要。我也非常重视教育的力量，并且对历史不感兴趣。虽然我不同意专家精英集团的领导权，但是我认为有部分人确实比其他人更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并且有引导他人的义务。唯一不一一样的是，我并不认为只有一种价值，只有一种幸福。我认为虽然结果是重要的，但是每件事情的结果在每个人眼中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教育他人的内容就会不同。每个人都可以认为他们所追求的是真正的幸福，但是最后到底谁的是真正的幸福是没有定论的。即霸王龙可以认为凶猛是最终幸福的唯一途径，但是并不能因此阻碍猴子认为灵巧是幸福的唯一途径。柏林在这一节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而且是选择本身。”
  　　
  　　下面要说的是卢梭的自由论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契约论。首先卢梭认为“自由与人类个体是等同的”。如果一个人不自由了，他就成为一个物品一件工具，比如一个奴隶。“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标，人类追求的目标是过上一种正确的生活”，即奴隶也许是幸福的，但那不是人所应当的生活方式。于此同时我们知道人不可能为所欲为，首先有各种客观上的条件要符合，比如物理原理，生理原理，以及不可变更的历史，社会因素的制约。这些客观因素似乎和卢梭的绝对自由是不符合的。卢梭的遵循了自然是和谐的这一原则，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你拥有的自由越多，你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多，你服从的程度就越高；自由越多，控制就越多”。也就是说像人每天要吃饭，每天要睡觉这样的限制，不是一种不自由。而是我自主选择的，如果我自主选择去服从这些原则，那么这些限制也是我的自由。这就是卢梭最著名的“人生而来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含义；如果这些枷锁是我选择承受的，那么枷锁也是我自由的一部分。社会契约论即可以这样解释，每个公民承认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和规则，并自由的选择了加入这个社会。当我选择了加入一个社会，我自由的选择了遵从一个党的代表，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也选择了每天在主席像面前汇报一天的思想。我选择一个论坛，我自由的选择了，无法发布影响别人政治见解的内容，无法发布让他人热血往下灌的图片，无法使用某些敏感词汇某些特有名词。这就是社会契约论的本质。卢梭从这里越走越远：“我阻止一个人追求邪恶目的的时候，……不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给别人带来幸福；甚至不是为了惩罚他。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他内心里更优秀，更现实的自我会做出的行为”换句话说：“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因此我们替代他们、代表他们争取那些东西，从而送给他们那些他们自己还不清楚但是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功利主义同样认为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真正要什么，那么我们用教育和法律去驱使他们追求会让他们幸福的东西。对于卢梭的信奉者来说，我们不用驱使，直接给他们就行了，等到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他们或许才明白这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
  　　
  　　如果说功利主义把价值赋予幸福，卢梭把价值赋予自由，那么康德和费希特把价值赋予思想本身。他们认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侵害，不受他人的介入和干涉。对于他们来说抛弃对苦思冥想也得不到的东西的欲望才会让人更幸福。 “一个想的少因而做的也少的人，与一个想的多、然而做到的比想到的少得多的人相比，难道不更幸福---更自由吗？” 最不受别人的干涉的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了。那么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这种真正的内在精神性自我的某种状态。因而，康德说，宇宙中最神圣的东西，唯一完全是善的东西，便是善良意志，也就是说，身体内部自由的，道德的，精神的自我。他的这条论述引出两个结论，第一，别人的目的和我的目的同样理性，同样有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内在的自我，一个不受外力影响的理性的自我。第二，自律即真正的自由，向我本人发布命令，随心所欲行事的我服从这些命令。对他们来说动机最重要。因此“追求幸福不是我的义务，因为幸福不属于我的控制范围。我的义务只能是自己完全控制的了得东西，它不是成就而是企图---激励自己去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在他们之前，人们崇拜那些知道世界真面目的人，那些能正确理解事物的人，能够发现正确答案的人。这之后“我们发现，受敬佩的是理想主义本身。理想主义者就是摒弃了一切可能吸引卑劣天性的东西---财富，权力，成功，名誉---的人，他这么做是为了内心的理想，是为了创造出他的内在自我规定的东西。”在实施那些驱动自己的内在理想的过程中，他们背离了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观念。“你可以塑造自然，你可以改变自然”
  　　
  　　黑格尔给我们带来的是感知模式，辩证法，与之相关的理性的历史。辩证法即事物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历史既是这两个方面不断碰撞，发展的一种延续。理性的历史就是说“如果你掌握这个过程的本质，使用的是离理解万物所能使用的唯一方法，即通过理性的这种能力，那么你就会把这个过程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不顾这些规律，我们注定失败”此外“历史不是幸福的乐园；在历史上，幸福的时期一片空白。”“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这些人的理性程度最高”黑格尔看来，伟人我无法评价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伟人促动的变革所创造并取代了的。在这里，他把善与成功对等。牺牲者的看法不仅可怜，软弱，不值一提；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邪恶的。那些一片好心的慈善家和那些想要人们幸福的人，都是无视历史的规律的人，他们就像是像要2+2=5的无理小孩一样荒谬。柏林这样评价黑格尔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知道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理解成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负担，而要满心欢喜的欢迎它们。”
  　　
  　　圣西门推崇精英政治，并使用两种道德。一种是精英自己奉行的道德，一种是用来反哺他们治下的臣民的道德。他不仅看到科技的理性力量，也看到了激情的推动作用。他试图用科学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他笃信，除非在严格的纪律下，由那些理解什么是构成世界的人去做事情，否则就会导致混乱和挫折。迈斯特捍卫的是非理性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的理性的事物都将被建立然后摧毁。他强调传统、过去、无意识、未知的力量。他昭示一个事实，即这么多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让普通人的到得满足，但却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现实是更尖刻，更实际的。他预言了曾经威胁，现在依然威胁正常人类的自由和理想的最有暴力性最有破坏性的力量。
  　　
•   　　在爱尔维修的描述里，自由如果包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什么都可以做的自由，甚至能够选择毁坏我们自身的自由，假如我们愿意的话——那种自由逐渐被成功的教育铲除。
  　　爱尔维修建立的一套功利主义思想体系，在世界最佳意志的武装之下，在最纯粹的动机的启发之下，实际上去反对不公正、反对启蒙无知、反对专断的统治、反对18世纪社会里依然充斥的多有恐怖，直接导致了技术官僚暴政的最终出现。它利用另一种暴政，一种技术暴政、一种理性暴政，取代了无知、恐惧、迷信的教士、专断的国王暴政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所反对的一切妖魔鬼怪的暴政，技术暴政同样敌视自由，同样敌视如下观念——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而是选择本身～
•   　　
  　　
  　　
  　　 “所有的伟大之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依靠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的恐怖，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将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带走，那么，秩序马上会被混乱所取带，王座倒塌，社会解体。上帝，统治者权力的来源，也是惩罚的来源。他将我们的世界悬在这两根柱子上……”
  　　 这是18世纪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一段话，其人推崇的是暴力、黑暗、极权。在18到19世纪——再造价值源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象迈斯特一样反对自由的思想家可不是一个两个，按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看法，大致的代表人物包括这些：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这些都是纵横一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物，为何偏偏要站到自由的对立面去？并不是他们不爱自由，除了迈斯特这样的例外之外，绝大部分思想家都疯热地拥护自由，但是，正是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他们对自由的叛背。
  　　 这里面有个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对自由的背叛，热爱自由不过是历史意志的方法论，目的是败坏自由。原因何在？
  　　 在爱尔维修那里，人类总是逃避痛苦追求幸福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理解“利益”，也就是说人类是由利益的支配，为了恰当地进行这种利益交流，人要有知，有知了就会认识到只有社会规训才能产生幸福。在当时，社会的观念是自然是和谐的，但之所以出现冲突与痛苦，那是因为过失，普通大众只会带来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的种种非理性与庸俗的后果，所以不能让民众治理国家，要让科学家（精通知种知识的人）精英集团来实行专制主义。这种对民众的不信任与对精英、知识的盲崇，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另一种暴政、理性暴力、技术暴政。
  　　 所以伯林说：“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幸福取代自由，政治允诺的不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越庖代俎地允诺了幸福。自由与幸福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政治应该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价值与状态，而幸福则是在自由的前提之下个体所创造的生活与内心状态，自由关于主体外部，幸福关于主体精神。政治之鞭只能停留在自由这个界限，不应该侵略到个体的私人世界。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明显的自由被偷梁换柱为幸福，表现在卢梭那里。斯达尔夫人说卢梭：“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燃了火焰。”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公道，这位软弱的花花公子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深谙乌合之众民理、然后在行文中表现领袖气质的人，最擅长“煸阴风点鬼火”。
  　　 在卢梭眼里，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类似于宗教概念，一种先验性的教旨。自由，被他偷换成“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说一个人成其为人与说他自由是同一回事。但是卢梭并不推崇幸福，在认为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标，人类追求的是过上一种正确的生活。“正确”在我们理解他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因为这个词会涉及到“权威”。权威与自由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卢梭必然要整合两者，怎么办呢？柏林说：“他的答案具有疯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简单和精神错乱。”与将人等同于自由一样，卢梭再次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他认为你拥有的自由越多，你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多，你服从的程度也就越高，而自由越多控制也就越多。什么概念都被他炖成了八宝粥，只不过这八宝粥不能吃饱肚子，反而要命。对自由的推重，让卢梭发明了“自由人”，他眼中的自由人是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没有受到文明污染的（这也是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追根寻源时要找到他的原因所在）。经过莫名其妙逻辑不能通的推理，卢梭得出的结论是自我控制就是自由，所以人们想要达到目的，就要以国家暴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们都在寻求你们共同的福祉。在这里，自由终于被偷换成了“幸福”，自由与幸福在敢同一回事。当卢梭在说“社会有权强近人们获取自由”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由的定义指的是幸福。因为自由无法与强迫联系在一起，只有幸福才可以这样。伯林总结道：“这就是卢梭核心的学说，正是这种学说导致真正的奴役，沿着这条路径，从绝对自由观念的神化，我们逐渐看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观念。”我们说过，卢梭喜欢将到相的概念合为一体，所在他的理论中，一个人在失去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而对此，只有最高权才能理解到，这样一来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严苛和最有奴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当卢梭还有论述人的时候，那讲的的确是自由，但当他涉及到国家、政治、社会的时候，他的自由就被幸福所取代，为了幸福，交出所有自由是必然的。所以19世纪以来所有负面运动的创立都可以溯源到卢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除了自由主义。就象柏林所说的：“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最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而这种“阴险”，正表现在自由被偷换成幸福的允诺。
  　　 那么，什么才是自由？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真正的自由，指的是选择的自由，主体可以自由去选择，而不是“被迫”去选择唯一的选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自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的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发展天性的环境。他说出了自由的真谛，这也是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禀信的自由。而伯林将这种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积极自由还是现代生活中的消极自由，都是我们所向往与捍卫的。而自由，必须被严格地保持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
  　　 但德国人却不这样认为，不过是费杀特还是黑格尔，自由是内在的心灵活动，指的是不受宇宙铁定的规律的必然性的束缚，而不是不受邪恶或愚蠢的束缚。在费希特那里，自我是达到自由的必经之途，什么是自我？就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自我，这是一个超级的自我，庞大而神圣的自我，简直就是自然、上帝、历史与民族。在这种群体观念之下，个体被取消，人本不能算作单个人的存在，而是一种集体性：种族、国家与人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一点影子存在。就象佛徒在这种无所不在的“佛性”中却需要一个佛祖一样，费希特也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们的人。”因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的存在，费希特便认为自由即服从，按此推定，一个自由的民族就是一个胜利的民族，自由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征服——自由终于站到了它原意的对立面上去了。
  　　 费希特推进一步是黑格尔。如果说费杀特这里自由被取代为内心的幸福，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则被替代为服从宇宙理性或历史目的消极幸福。黑尔格把宇宙看成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个体只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与洞察力，就会知道宇宙或历史的意图何在，那么自由是什么呢？在顺从于宇宙理性与目的前提之下，处于自己不得不处在的环境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就是自由，我们将自己等同于世界的理性原则就是自由。在黑格尔眼中，自由与理性是同一些回事，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成为强权（规律、某人）的自身存在。而不自由就是受到障碍的抵制，当你攻下障碍之后它就成你的东西，你就是自由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黑格尔与佛教的类似之处。佛教也要承认佛法（几乎等同于黑格尔的理性或历史），佛教也讲顺应时势与强力，不讲反抗，有趣的是在佛教史上，它几乎都是在对强权与成功者的依赖与顺应。也就是从成功者的角度来看世界。黑格尔亦如是，他是通过胜利者而非失败者的眼光来看历史，凡是胜利的都是自由与正确的，因为失败者不理解宇宙，所以他们失败，也就不值得同情与可怜他们。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你看不到悲悯，看不到反抗，你需要做的是服从强权与胜利、成为强权的帮凶、成为国家涉小的一颗螺丝钉——这就是自由。如果你失败，你就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就是不自由。
  　　 柏林如是总结黑格尔：“黑格尔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直到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的原因理解成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负担，要满心欢喜地欢迎它们。”所以黑格尔式的自由就是做一个奴隶，并且做一个热爱主人与压迫的并且成为帮凶的奴隶。在此，黑格尔也误读了自由，它所言的自由本质不是自由，而是幸福，做一个奴隶可以是幸福的，但一定不是自由的。当它在讲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时，其实讲的是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幸福。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轴心时代”里，几乎所有思想家都以为自己是那个新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救世，这种救世主心态在绝大多数思想家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前面所言的这几位是这样，圣西门也是这样。圣西门与爱尔维修一样，是精英专制的鼓吹者，尤其是科技精英，这些精英们可以在管理社会时对自己实行一套标准，对乌合之群采取另一套标准，不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精神。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圣西门自然地攻击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他发明了世俗宗教，马克思正是他的衣钵传人。这位脑子里永远乱成一乱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认为武器的发明创造了所谓的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创造出阶级，因为拥有武器的人能够支配那些没有武器的人——马克思继续了这一点。除了崇拜科技之外，圣西门还崇拜天才的大人物，以及工商者巨头，他认为正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将继续创造着更好的历史。在此，圣西门也将自由替代成了幸福，他所设计的反民的科技专家治国方案，目的是幸福而不是自由。在他看来民主做不成任何事，而自由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可笑口号，因此他也反对平等。伯林认为认为：“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这个多少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语调，可能也会追溯到温文尔雅、博爱仁慈、道德高尚的圣西门。”
  　　 伯林在此说出了一个真相：所有左翼的政党，直接代替人们进行选择了——也就是剥夺了人们的选择——幸福，并且幸福只是在物质富足国家强大的意义上被理解，或者在精神生活“正确”的意义上被理解。本应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幸福，被政党与国家规划好，并强制性地让你去幸福，私人领域因此被侵占。这就对自由的强暴与剥夺。在剥夺自由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你不幸福我强迫你幸福”的暴力、积极、奴役，最后会导致独裁。而本来的状态是：政治只保证自由，幸福让个体去创造。没有公众的自由就不会有幸福，但有了“幸福”，绝对不会有自由。幸福是自由的私人化与结果，而自由却不是幸福的结果。
  　　 而在18到19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谁像迈斯特一样倒退、一样反对自由。它完全站在了当时流行价值的对立面，为了取代自由，他鼓吹的是过去与屈从；为了反对科学，他热衷于迷信与偏见。为了打败乐观主义，他赞同悲观主义；为了取代和平，他拥护战争与流血，为了驱走光明，他呼唤黑暗。这位恶魔思想家认为，人只有受到权威的恐怖才能获救，要让人们通过不断的受难来赎罪，处处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与无助。在这些观念之上，迈斯特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最早鼓吹者，而他的继续人则是马克思、索雷尔、列宁、斯大林之流。当时的思想家中，对他好评的极少，爱弥尔·法盖公爵对他的评价最为公正：“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这是因为，在迈斯特这里，自由不是最同的价值，甚至不是正面的价值，要维持这人世间的更高的国家的幸福，必须采取剑与火的恐怖方式去统治。
  　　 “第二轴心时代”过去了，但是它的影响在今天并没有消散，如果说西方主要继续了自由这种普世价值，那么从部分的法国到德国到苏联到中国到朝鲜，一路北线东来，继续的则是“幸福”这种可怕的政治允诺。所以才会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极权、独裁、奴役、屠杀。这北线东来的政法传统，出发点是善良地为人们设计了幸福，并以国家与政党的主要促使人们获得幸福。在此过程中，自由就然发生自由的被取缔，奴役与屠杀也就成了必然的现世状况。我们一再重复：自由是政治与公众的价值，而幸福则是个体的价值。自由的宝贵就宝贵在于，它是政治与个人之间的安全缓冲地带。基于两百年来可怕的因政治允许幸福而带来的灾难，我们还是让幸福呆在人体的价值中，这比如安全。
  　　 最后，我们要重申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用伯林的话来说，“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自由的本质从来就是，如你所愿地去选择的能力——你选择它，仅仅因为你自己想这么选，而不是因为有人强逼你这么选、胁迫你这么选，也不是因为你身陷某个庞大的组织中而不得不选；自由的本质，就是毫不屈服的权利，就是力排众议的权利，就是仅仅因为那是你的信仰而要捍卫它的权利。”
•   　　 看见这本书让我想一年前的某一段生活，那时候坐在路边的竹椅上，明亮的路灯在头顶，看这本书等着一个女孩回家，而这种等待有时候会到凌晨三点钟。
  　　
  　　 这本书很薄，所以便于携带；因为是演讲稿，所以遣词造句都很容易懂。我是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至于想要向每一个我认识的人介绍它，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被蒙蔽了太久。
  　　
  　　 对于自由来说，骗局是幸福。人生活并不是为了追求幸福，我支持。只要有人以任何一种方式提出对幸福的问题，我就会在心里说，去死吧。
  　　 对于人来说，自由是骗局。在哲学的意义上，我坚信人生是注定的，无从选择。在现实中，我接受了以自由来作为麻醉自己的针剂，用自由主义来作为保护自己的政治态度。
  　　 然而，看完书之后最重要的收获，在于我确定自己在内心，是一个法西斯。这是一个讽刺的结果，我在看完了这一本对背叛自由者的批判之后，认为除了背叛自由别无选择。
  　　
  　　 英国人不像德国人或者法国人，他们并不真正认真思考哲学，而只是现实地考虑政治。看完了书，我会想为什么人类的精英一个又一个地背叛了自由。我有一个同学说，秩序是第一，自由只是第二，也许第三。我也赞同，而且自认为康德也是如此认为。
  　　
  　　 最喜欢陀氏的话 - 始于绝对的自由，终于绝对的专制。
•   　　读柏林的《自由及其背叛》中关于卢梭的一节中，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句子：“卢梭追求两种绝对的价值，绝对的自由价值和绝对的理性价值。”注意，不是绝对的自由价值和相对的理性价值，也不是相对的自由价值和绝对的理性价值。两者一个也不是，那么卢梭是如何统一这悖谬的两者呢？他运用公意的概念把他们整合到一起：“在这个社团里，每个人与所有人团结一致，与此同时，他还可以自行其是而且象以前一样自由。”从此以后，‘一’就是‘所有’，‘所有’就是‘一’，‘所有’的自由就代表了‘一’的自由，‘一’在‘所有’中获得了永恒的自由。
  　　
  　　好，卢梭的看法到此为止。下面的内容虽然和上面无关，却是引发下面思绪的催化剂。到底如何引发的呢？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绝对理性这个概念就很骇人，好像在说人被捆绑在大自然这个恢宏庞大的战车上，朝着一条熠熠生辉的金光大道奔驰，人只是战车的一分子，除了代表战车的意志外，啥也不是。而且如果人不懂得啥叫金光大道，战车还有义务引领人往这嘎达走。好，可以把绝对理性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接着说相对理性，相对理性是什么呢？相对理性包括了经验理性、先验理性等。我更偏向于先验理性，即理性这个东西是固化于人内在的一种模式，人凭借这种模式去认知外在世界。模式、以及感知外在世界的过程，就是理性和经验的结合点，从此他们排排坐，吃果果，幸福地生活了下去。
  　　
  　　终于、终于、终于谈到婚姻了，擦一把汗先。若干年前，向一位朋友写求爱信，鬼使神差写到了拾麦穗。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我就不详述了，大概其就是把拾麦穗分成三个阶段，用经验的方式拾到最大麦穗的过程。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年幼无知啊，年青的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结果被朋友长期耻笑，落为笑柄，好事变坏事啊！！其实当时漏写了几句话，第一句：你是我今生的唯一，打娘胎里我就认定了你，芸芸众生中我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你，你是我的类型，我是你的绝配。之后才引出第二句：但是我年幼无知，成长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我幼小而纯洁的心灵里，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虽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我追寻的类型，但却没有一双天生的慧眼，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于是我只能用拾麦穗的方式来寻觅你的芳踪。虽然之前也拾过别的麦穗，但我的一颗赤忱真心却是天地可鉴，你就是我的唯一。这时候，掌声响起来，美人轻轻的依偎过来，轻柔曼妙的背景音乐缠绵的奏起。。。
  　　
  　　所以啊，年轻的朋友，哲学对于婚姻是多么的重要！！！
  　　
  　　又有一次，一位老乡问我为什么她的婚姻之路走得异常艰难曲折，该怎么办？我直接告诉她：通向婚姻之路就是试错之路。她睁着一双扑棱棱的大眼睛，好像我在说“淫乱”两个字。真是大大的冤枉，我的试错是指证伪的意思。先验的理性是根本，但是需要经验的验证，去强化或者消解这个先验的理性。如果简单试错，就像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只知道追逐幸福，逃避痛苦，功利的味道太重了；但如果偏执于先验理性，那只是留于虚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而贻笑大方了。试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在寻找你心中的“根”罢了。
  　　
  　　就好像那个寻找缺失角的圆一样，它开始就知道什么样的角最契合，带着这个纯真的希冀出发了。一路上，它嗅着野花的香味，让蝴蝶停留在自己的额头娓娓长谈，在溪水里荡涤着身上的尘埃。当然还有无数的角，长的，短的，圆的，方的，不规则的，结果这些角都卡在喉咙里，让它很不舒服。终于有一天，它找到了那个唯一的角，于是生活变得快捷起来，再没有时间去和野花打招呼，和蝴蝶畅谈，在溪水里调皮了，最终它放弃了那个最契合的角。我不认为这个故事说了最适合的伴侣并不适合婚姻，而是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人是需要理性的，但再纯粹的理性，也要通过经验这一关。
  　　
  　　马上要踏入婚姻的殿堂了，想对年轻朋友说说我的所得。在漫长的时段内，一定要保有自己唯一的价值，这是你的根，如果没有根，啥都谈不上，这个根是不能妥协的，这个根叫做“笃定”。在某一个时点上，一定要有多元的价值，要根据经验随时调整自己，让自己永远保持一种活力的状态，这个元叫做“宽容”。有了“笃定”和“宽容”，就有了婚姻的智慧。
  　　
  　　我想对未来的你说，我有幸拥有了你，也有幸拥有了智慧，我会笃定宽容地走下去。
  　　
  　　
•   同感，在柏林看来自由并不必然指向幸福。但幸福却需要自由为前提。
•   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互相制约与依赖。
•   胡适说那句话的原意好像是反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
•   usually if i can't sleep at night, i can only do smth meaningless, instead of writing such a long and intelligent artical...
  btw, i think u r one of the only few persons whose 评论 won't be typical douban-type in duoban~ ^^
•   like I said, I'm weird.
•   太有现实意义了。他妈的关于幸福的大讨论。
•   谢谢，读得很深入
•   “用伯林的话来说，“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自由的本质从来就是，如你所愿地去选择的能力——你选择它，仅仅因为你自己想这么选，而不是因为有人强逼你这么选、胁迫你这么选，也不是因为你身陷某个庞大的组织中而不得不选；自由的本质，就是毫不屈服的权利，就是力排众议的权利，就是仅仅因为那是你的信仰而要捍卫它的权利。”
  转走这一句话。
•   说的很好。不能不赞成。
•   偷梁换柱是无意识的吧，只能说是上帝在导演
•   可惜作者的评论个人化痕迹太重
  对于我这种读书粗浅的人来说 尚无法获取具体的知识
  想起了另外一本书
  庞勒《乌合之众》
•   强烈的同意。跟我的看完的感觉一模一样。本着看自由的初衷去看这本书，最后却坚定了自己专制的想法。不太愿意接受
•   秩序即强权
  国家即秩序
•   我喜欢这本书
  你扯得真远：）
•   哈哈。顶楼上的。
•   你扯得真远：）您是老师吧 呵呵 建议哲学老师都这么讲课 哈哈
•   没看过这本书，不过好像确实挺远的，不过很有用哈：）
•   从卢梭的绝对理性引出来谈婚姻中的理性。挺有趣的。婚姻的哲学，挺有道理。
•   太哲学了 我感觉可以生活要相互理解，相互之间经常送一些小礼物，表示对对方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