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

出版时间：2004-3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  页数：410  字数：288000  译者：顾杭、庞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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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

作者简介

　　霍布斯鲍姆（1917-）犹太裔著名左派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1919年迁居维也纳，1931年迁居柏林，1933年移居英国并进入剑桥大学。1947年任伦敦大学讲师，1970年升任经济与社会史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其系列著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与《极端的年代》以宏富的叙事和晓畅的笔墨，成为有关近几十年的严谨细致的通史著作。在《传统的文明》（1974）和《民族与民族主义》（1985）中，他推进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发明传统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第三章 从衰亡到景致: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第四章 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第六章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第七章 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索引

章节摘录

　　本文始于论述詹姆斯·麦克弗森，终于索别斯基·斯图亚特兄弟。在这三位高地传统的制造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幻想凯尔特高地过去曾有一个黄金时代。他们都声称他们有文献上的证据。他们都创造了文学上的幻影、伪造的文本与虚假的历史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都开启了一项在他们死后在苏格兰旺的工业。他们都很快被曝光，但都对这种曝光轩若罔闻，并平静地转向其他的追求：麦弗森转向了印度政治，索别斯基·斯图亚特史北转向了国外的虚幻生活。　　在威尔士，复兴和神话制造运动源于威尔士生活中的危机，当时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似乎正在衰竭。常识和理性要求威尔士人将过去看做是封闭的和已终结的，而且由于他们已“被从历史记载中抹掉了”，因此他们应当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高兴。对于少数爱国者来说，要使同胞们欣赏自己的遗产、珍视自己独有的东西，需要付出超人的努力。他们觉得实现这一目的的惟一方法是仔细思索过去并运用想像力来改造它，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威尔土特性，这种特性将为民族提供指导、娱乐、消遣和教育。他们创造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威尔士使得威尔士人能够忘记自己刚刚逝去的过去，获得一种艺术与文学形式的过去；由此他们就一举两得。我们已描述过的巧妙方法在这一威尔士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时刻具有重要的愈合功能。威尔士生活继续在变化，而且当它这样变化时，我们已描述过的进程又重新出现。一旦浪漫派失败了，他们的地位就被新的神话制造者和传统(激进派和不顺从国教者为主导的威尔士传统)创造者所取代。猎人虽然变了，但是追寻仍在继续。　　这个公告可被视为一则文化宣言，其中包含两种有分歧甚或相矛盾的统治理论：一种是力图维持印度的封建秩序，另一种则期待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封建秩序毁灭的种种变化。关　　于英国统治的这些理论每一种都体现了关于印度的社会学的思想，以及统治者们与印度社会中的个体及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将以一种封建的模式统治印度，那么就必须承认或者创造出　　一个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可能成为英国女王“忠诚的封建领主”。英国人如果用一种“现代的”模式来统治印度，那么就必须发展出面向新型的公民或公共秩序的原则。拥护后者的人渴求一种代议制政体，这种政体在社会的层面上，是建立在一些共同体和利益集团——这些实体都是由个人来代表的——之上的。　　一旦我们注意到传统的发明是何等普遍，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四十年是这些传统持续不断涌现的时期。我们不愿说它比其他时期“更加持续不断”，因为无法　　进行现实的量化比较。然而，传统的创造在许多国家、出于各种目的而被狂热实施，这种传统的大规模产生就是本章的主题。它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实践，前者(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之为　　“政治的”)主要是存在于国家或有组织的社会与政治运动之中，或是通过它们实现的；后者(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之为“社会的”)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并非如此正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或其目标并非是明确的或自觉的政治性团体，例如俱乐部和互助会，而不论它们是否也有政治功能。区分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而不是原则性的。本章目的是关注19世纪创造传统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形式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全新的或是虽然陈旧但也已发生显著转变的社会团体、环境和社会背景呼唤新的发明，以确保或是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建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一个变化中的社会使传统的国家、社会或政治等级制的统治形式变得愈益艰难甚或行不通了。这就要求新的统治方法或建立忠诚纽带的新方法。由此必然地，随之而被发明的“政治”传统是更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怀有政治目的的机构承担的。然而我们也随即注意到，有意识的发明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为公众所接受。支配日渐增长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日益被迷惑的小学生的新的官方公共节日、仪式、英雄或象征，如果缺乏真正的群众共鸣，那么仍然可能无法动员公民自愿参与。德意志帝国在将皇帝威廉一世塑造成一个为民众所普遍接受的德国统一之父方面未能成功，同时也来能将他的生日变成真正的国庆日。(顺便说一句，现在谁还记得称他为“威廉大帝”的尝试?)虽然在官方资助下，到1902年时建立了327座威廉一世的纪念碑，但是在1898年俾斯麦去世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有470个市政当局决定树立“俾斯麦柱”。　　然而，国家将正式与非正式的、官方与非官方的、政治和社会的传统的发明结合到了一起，至少在那些需要传统出现的国家中是这样的。从下层的角度看，国家越来越成为那些决定人　　类是臣民还是公民的至关重要的活动在其中展开的最大舞台。事实上，它日渐界定和记录他们的身份。它可能并不是惟一的这种舞台，但是它的存在、边界和日益定期与深入地干预公民生　　活，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发达国家中，其领域是由某个国家或其下属的地域确定的“民族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国家边界或是其政策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它的公民来说有重要和持续的物质影响。国家中的行政和法律的标准化，尤其是国家教育的标准化，将人民转变成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用一本切合实情的书的题目来说，就是“农民变成法国人”。国家是公民集体活动的框架，只要这些活动是被官方承认的。影响或改变国家政府或是它的政策自然成为国内政治的主要目标，而普通人也逐渐有资格参与其中。事实上，新的19世纪意义上的　　政治，本质上是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总之，社会(“市民社会”)和它活动于其中的国家实际上已变得越来越不能分离。　　因此自然地，社会中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将趋向于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或是组织(“政党”)来确定自身；同样自然的是，事实上这些运动本质上都是在国家范围内起作用的。试图代表整个社会或“人民”的运动将依照一个独立或至少是自治的国家来设想自己的存在，这一点也并不奇怪。国家、民族和社会汇合到一起了。　　同样，从它的正式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视角自上而下地看，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即如何维持或甚至是确立它的臣民或成员的顺从、忠诚、合作，或是他们眼中它所具有的合法性。它与作为个体(或至多是一家之首)的臣民或是公民的直接、日益深入与有序的关系，逐渐成为它活动的中心，这一事实使得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从属关系的旧的设计被削弱：处于统治者之下却又控制自己成员的相对自治的集体或社团，以及在其各自的顶端与更高当局相连的权力金字塔，共同形成社会等级的分层排列，每一个社会阶层在这种等级中都接受自己的地位，等等。无论如何，类似以阶级来替代等级的社会转变都破坏了这些等级。在那些他们的臣民已变成公民，也就是说其政治活动已在制度上被看做是值得重视的——即使只是以选举的形　　式——人民的地方，国家和统治者面对的问题明显要更加尖锐。当做为大众的公民的政治运动有意挑战政治或社会统治体系的合法性，或者是威胁通过将对其他一些人类团体的义务——最　　通常的是阶级、教会或民族——置于国家之上来表现自己与国家秩序相对立时，这些问题甚至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以下地区中这一问题是最易控制的：社会结构变化最小的地方；人的命运似乎依旧受制于一个无法预测的神在人类中释放的那些力量的地方；等级优越性与分成不同阶层的、多种形　　式的相对自治的隶属关系的旧形式仍然起作用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动员意大利南部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地区的话，那就是教会和国王。确实，农民的传统主义(这不应与顺从相混淆，尽管他们挑战地主的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很多，只要他们属于相同信仰和民族)不断被19世纪的保守派称赞为臣民的政治行为的理想模式。但不幸的是，具有这种模式的国家都是“落后的”，由此也是软弱的，而任何使它们“现代化”的尝试都可能使这种模式更不可行。保持社会从属关系的旧秩序的“现代化”(可能有一些很不错的传统的发明)在理论上并非是不可想像　　的，但是除了日本以外，难以找到实际成功的例子。更新传统秩序的社会联系的这些尝试暗含着社会等级制的地位降低、臣民与中央统治者直接联系的增强，而无论其是否愿意，中央统治者都逐渐开始代表一种新的国家。“上帝护佑国王”逐渐成为(如果说有时是象征性的)一个比“上帝保佑乡绅及其亲属，并使我们各就各位”更为有效的政令。有关英国君主制的章节已对这一进程有所阐述，然而人们也期望看到对更为正统主义的王朝所做尝试的研究，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所做的尝试；这些尝试不只是命令它们的人民像臣民一般顺从，而且将他们作为潜在的公民来恢复他们的忠诚。我们都知道它们最终失败了，但是它们的失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吗?　　相反地，在那些全新的国度、统治者不能有效使用已有的政治顺从与忠诚联系纽带的地方、其合法性(或者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已不再被接受的国家中，问题是最为棘手的。1870年至1914年间，正巧“新国家”异乎寻常的少。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与美洲的共和国一样，那时已建立了基本的官僚机构、象征和实践，这些东西在1912年刚从中国独立出来的蒙古看来是新的和必要的。这些国家已有首都、国旗、国歌、军服以及类似的物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英国和法国的，英国国歌(从1740年开始)可能是最早的，而法国的三色旗则被广泛模　　仿。一些新的国家和政权既可能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样转回到较早以前的法国共和象征主义，也可能像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一样，将对较早以前的德意志帝国的渴望与中产阶级中流行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神话和象征以及普鲁士君主制的王朝连续性(到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德国居民中的一半是普鲁士王朝的臣民)结合在一起。在各大国中，只有意大利不得不从起点开始以解决阿泽利奥所概述的问题：“我们已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萨伏伊王国的传统在国家的西北角之外没有政治价值，而教会又反对新的意大利国家。由此可能就不难理解；无论新的意大利王国是怎样势心于“创造意大利人”，它却始终对只给予其中1%或2·以上的人以选举权颇为冷淡，直至这似乎已是不可避免为止。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主编的话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资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巳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违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用户评论 (总计24条)

•   霍布斯鲍姆的结论看似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当然，去伪存真并非目的，发明传统的实践是怎么回应了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这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分有所裨益的。
•   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都是在人的笔墨之间记下，尽管那些口口相传的，也是在人的记忆中。而人所记下的，不正是人发明的吗？黄帝有没有，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一个看到，但千百年来口口相传，就留下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也就有了炎黄的源头。这些记载是真是假，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确改变了国人。
•   有意思的书
•   历史学专业用
•   看了序言和目录，西方学者做学问是没有问题的。
•   历代帝王王位更替
•   刘东主编的这套书有好几本都是很不错的，比如这本《传统的发明》
•   准备慢慢品读。
•   还没看过，翻了目录，感觉不错
•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传统既是人为的，也是历史的。它是一整套人为创造出来与过去存在连续性并被大众所接受和实践的具有一定象征特性的仪式活动、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服饰装束……。“被发明的传统”采取参照旧形式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以取得某种形式上的合法性。
  　　 “被发明的传统”是一种经过模仿、加工、简化、创新的传统，它给人一种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感似乎又总是那么的模糊，以至于我们根本不知其根源于何时、何地，我们只知道它来自于过去，与过去存在联系。鉴于这是一种经由模仿产生的传统，所以且将之称为“伪传统”。
  　　 不知何时起，世界的变化开始逐步加速，旧有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新的需求变得清晰可见，变迁于是就成为了这样一个淘汰“过去”、创建“现在”的过程，但是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现在”的创建一开始总是需要立基于过去——且不论它是否与过去存在联系——通过假借“过去”或是伪造历史来为自己谋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在这样一个变迁加速的时代里，诸如民族国家、权力、殖民统治等现代性话语又总是充斥其间，从而使得在变迁中诞生的“伪传统”的“人为”和“利益”色彩愈加浓厚，此外，通过比较和分析不难发现，新发明的传统在当今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与旧传统在旧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相比是要小的多的。现代社会中，被一群人有意识地创造和发明出来，同时被大部分人下意识地接受和实践起来的“伪传统”溢满四处，从微观到宏观，苏格兰格子呢褶裙和印度权威体系就是典型二例。
  　　 一如书名所指，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多是些历史不够久远的“伪传统”，同时又如霍布斯鲍姆所言，这些“伪传统”多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原因是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加速的时代，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稳定。反观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极其不稳定的转型期，想必也会有诸多的“伪传统”将会被创造出来。
  　　
•   　　一般来说，“传统”一词总是能够激起人们的敬仰，任何事物只要能够用它修饰一番，就能凭空多出一份历史厚重感来。然而自《传统的发明》一书出版以来，怀疑主义蔚然成风，所谓“传统”不但不再神圣，反而变得多少与“欺世盗名”有所关联。即便情况并非如此糟糕，当人们在“传统”前驻足时，虽不具备必要的历史考古知识，却也还是会提醒自己，所面对的极有可能只是被发明出来的人造物。
  　　不过，当此书对被发明的传统加以界定，并以诸多历史事实加以佐证时，是否这些文字也为我们提示了探讨另一些相似物的路径呢？换句话说，这些探讨是否只能局限于“传统”，而不能应用到并非被看做是传统，或者事实上也并不是传统，但却完全适用于这些探讨的事物呢？这些事物又是什么呢？
  　　进入正题前，插几句题外话。虽说就历史研究来看，上述祛魅是必要的，但当知识分子的节制普遍转化为一般人的某种无知之傲时，实在让人很难对那群好事的知识分子做出公允的评价。不过之所以说这些话，既不是要责难知识分子，也不是要责难一般性的爱思考者。毕竟，当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被打破时，进一步思考的诱惑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因而即便有人极不负责地将知识分子们的结论往前推进，这种不负责任也是值得同情的。很明显，我希望下面的文字也能被理解为即便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好吧，进入正题。首先必须说，我想到的是中国。当然，仅只这么说，并没有离开《传统的发明》所举的那些案例。任何像“教会的世俗替代物、公共仪式的发明、公共纪念碑的大规模出现”这样的发明情况，都可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其成立前（比如炎黄崇拜），找到完全一致的对应物。即便我说我想要探讨的是当代中国，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会变得更加无趣，毕竟重复别人举过的例子，并不是我想要做的。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到的是当代中国的某些官方行为。无论这些行为的当时是如何被构想的，其目的何在，在我看来，一方面它们完全适用于对传统的描述，另一方面它们却是相当不幸的仿制品。
  　　从定义来看，“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让我们以时不时可以在新闻联播中看到的国家领导人走进百姓家中为例。试问，此种实践在哪一点上与上述定义相违背呢？首先，说到那些控制规则，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中国人都明白它们是什么；其次，很难认为此种实践除了仪式性或象征性外，还有任何其他意义；再次，如果此种行为不包含道德教化的作用，那么官方是不会去施行的；或许有人说这缺乏与过去的连续性，毕竟要说它是微服私访，实在有点勉强。但这么说的人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当我们今天说过去或者传统时，指的往往是所谓的革命传统，而我们的革命传统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当然，所谓走访百姓人家，只是最为简单寻常的一个例子。比较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是所谓的前往灾区一线之类的行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政治责任的明确性与分散性。对于古代社会来说，当发生天灾之时，像下罪己诏这样的行为包含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是具体救灾行为的一部分，祈求老天宽恕世人，在今后减免灾祸，而另一方面它又是纯伦理性的，一种道德宣化意义上的象征仪式。对于后一部分来说，它与今日国家领导人在灾祸面前所采取行为的意义是相同的，比如流泪、劝慰、鼓励、褒奖等等。至于前一部分的角色，则理应由现代政治中的分责与分工所取代。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很明显，前一部分被无限放大，而后一部分则变得晦暗不清。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却见不到除此仪式外的更多的东西。
  　　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所说的事物只有上述两种，但它们却是最简单易懂的例子。为了避免混淆，我觉得不妨称它们为“亚传统”。当然，《传统的发明》提醒我们，必须注意传统与习俗、传统与惯例之间的分别。虽然我认为这些概念间的明确区分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么说并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想可以用书中的例子来说明亚传统并不意味着某种习俗或惯例。书中提到，法官所做的是习俗，而法官的穿戴则是传统。对此，我们可以模仿说，官员所做的是习俗，官员所表现的则是亚传统。然而问题在于，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只见亚传统而不见习俗。就惯例来说，它是专门针对便利、效率等等而言的，可是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除非这样的惯例是适用于官员自身利益的，否则一般来说当代中国官员的行为标准是怎样最无效最不便利，就怎样行事。相信这样一说，没有人会再认为我所说的亚传统是某种习俗或者惯例。
  　　进一步来说，有趣的是，除了特性相仿外，亚传统与被发明的传统的产生背景也出奇的相像。《传统的发明》提到，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应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能再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对于这里提到的背景的相似性，我认为最可以参考的就是当前的重庆模式中的某些组成部分，例如谁都会想到的，唱红歌与干部下乡。明白了这样的极端例子，自然也就能明白比较温和的例子。
  　　说到重庆模式，与前述两个例子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显的是，重庆模式中的某些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有意识的传统发明，只是以往发明行为的现代翻版而已，但前两个例子却似乎并非如此。很难认为诸如走访和前往一线最初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传统发明行为而被采取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真正是有趣的，即我们看到一种本应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实践，最终变成了纯粹形式化的象征仪式。这里有两个结论。一，后者是一种向亚传统的无意识演变，前者对于设计者来说则实属无奈，而之所以称后者也是亚传统，理由见后。二，在某些场合，内容的消失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上面说的某些场合，内容的消失则或许恰恰反映了残酷的现实。同时，考虑到发明的传统本身的作用，这也是十足的讽刺。
  　　我们可以参考《传统的发明》，把传统的作用界定为：确立社会的凝聚力，使制度、身份或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使信仰与价值体系以及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我很好奇的是，究竟有谁会认为当前中国的这些个亚传统具有上述作用？就我们在新闻联播中所看到那些个亚传统来说，我们所采取的最好的态度也不过是冷漠以对。在第二个例子中，实质性内容的缺失，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性缺失，最终只是积压更多的怨愤，相信情况不会永远是敢怒不敢言。至于所谓的重庆模式，此种靠行政措施强行推进的所谓“传统”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系其传统的身份，是十足可疑的，正如同书中的那个德意志帝国的例子，行政强制并不能替代群众共鸣，因而其演变为亚传统也不会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
  　　按照《传统的发明》的界定，“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这样的界定多要有些抽象。在《国王的演讲》中，乔治五世在一次圣诞广播演讲后对未来的乔治六世说：国王变成了演员。其实这句话就是对传统的最好注脚，所谓传统，不过就是一出戏剧。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担负着传统之演绎的人，都必须是一名优秀的演员。但问题在于，某些人可以只是一名演员，而有些人却不能只是一名演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乔治六世称为影帝，或者把里根称为影帝，我们确实是在称赞他们，可当我们称呼别人为影帝时，却算得上是十足的讥讽。这些人本该相仿里根，结果却像乔治六世一样，只懂得如何演好传统这出戏剧中的角色，而忘了这出戏剧并非全部。更要命的是，按照前面的分析，这出戏剧还算不上是传统，而只是亚传统。至于重庆，好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在看重庆卫视。
  　　这里我想不妨插入一句话。如果上面这些分析是合理的，那么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人至今怀念第三帝国的传统，甚或怀念红色中国的传统，却不太会有人（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不太会有人）怀念今日的亚传统。
  　　我不太知道该如何总结上面的这些论述。我们发现了与传统相仿的某些东西，它们或者是出于有意识的创造却无奈转化而来的，或者是出于无意识的演变而来的。但是，它们的作用与后果却与发明的传统截然相反。无疑，其后果是一种恶，是一种难以承受却不断为我们所承受的重负。虽然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描绘出最终的结局，但问题在于，在这之前呢？
  　　前面我说过，之所以说上面这些话，是因为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因而虽然是无意义的，却是值得同情的。今天，每一个想要真心实意地说点什么的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不过，我想这些话对我而言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再仿效一下《传统的发明》，在我看来，这些思考帮助我辨识那些否则难以辨识的征兆和标识。当然，我希望这一理由也能够为别的什么人所意识到并认同。不过那不是必须的。最终它们什么也不是。
•   　　历史学即使不是人类最早的学科，也可以算作古老的学科之一。希罗多德面对庞培古城的咏叹，孔夫子追述三皇五帝的春秋笔法，给历史学涂抹了无上的光辉。然而步入近现代，历史学的光环渐渐褪去。有了种种视像技术，我们可以眼见的历史可追至百年，而我们能听闻的历史更为久远，似乎不再需要史学家的如椽巨笔来叙述我们可以亲见亲闻的逝去事实。霍布斯鲍恩主编的《传统的发明》却以其独特的视角，平实的述说，确切的史料，拨开了我们眼前为称为常识的迷雾，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学家为了阐明“自己的主体和技艺”的努力。
  　　
  　　 此书基于历史杂志《过去和现在》所组织的研讨会，原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74年，并于1981年再版。时隔三十年后，出版了中文译本。这确是一本让人读后心惊肉跳的书，书中列举了六个个案：苏格兰的民族服装、威尔士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大规模生产的传统。或许对于中国的读者，书中叙述的事实不那么耳熟能详，却已足够让我们心头一震，举个例子，这全书的第一篇个案休·特雷弗-罗珀在《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风笛、格子裙这些依照常识已属苏格兰高地特色标志的东西，居然是18世纪19世纪方才被伪造出来的，其始作俑者甚至根本就不是苏格兰人。
  　　
  　　 编者在序言中便惊世骇俗地宣称：“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当然这种发明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的时期中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霍布斯鲍恩将确立于 1932年的英王圣诞讲话当作前者的例证，而将英国足总杯决赛作为后者的代表。这简简单单的两个例子，包括全文包括的其他个案，一再证实了这个让我们乍一眼实在难以接受的观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追溯出一个有意建构的特定发明人，特别是当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序上被发明，且又一定程序上与私人团体相关联”时。不过哪怕不用读完全书，读者就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到数不胜数的例证：街头触目可见的中国结，APEC上海年会后风行一时的唐装……
  　　
  　　 然而历史学家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地陈述“传统被发明”这一事实，也不仅仅地让我们借助这些事实的陈述来反思我们观察人类与过去关系的视角。《传统的发明》指出，书中列举的种种被发明的传统，相当程茺上是服务于创造和强化“民族-国家”的认同，被发明的传统也“常常成为斗争的真实象征”，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习语“……人民具有革命传统”不也是被发明出来支持自己所倡导的革新？种种被发明的传统，“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关的现象”。有趣的是，虽然，编者认为“在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有可能看到这种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书中的个案要么源自欧洲国家，要么源自前殖民地国家，很明显它们都来自与我们不近相同的体验，自然，这就留给了中国的读者更多的自我反思的空间，反观我们这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那些早已被我们习已为常的传统，其实何尝不是充满新近的发明呢？而如何言说这种种被发明的传统背后的故事，将是研读此书并深有所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手头要务了。
•   这本书被你一介绍，立刻让人想读。书中观点与我们前两天探讨的观点相近，我们聊起现在所谓的中国文化的某些表征，中国人民向来爱好和平，奥运百年梦等迷思，觉得都是与民族国家认同相关的建构而已。
•   我手头有这本书的中文电子版，如果你需要，可以传给你，英文版在英国图书馆很容易借到，如果你们没找到，我有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英文电子版。
•   传来传来～
•   我也想要这本书的电子版，[e-mail]，感激不尽！！！
•   同求英文电子版，[e-mail] ，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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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   用虚构的传统、神话、习俗等文化概念来支持自己宣传的理念。楼主写的好，值得深思。
•   從這本書開始，西方學界這類的研究，已經太多了，嚴重的模式化，連看的興趣都沒有了。
•   2010-04-01 03:52:13 sanbilly　　
  從這本書開始，西方學界這類的研究，已經太多了，嚴重的模式化，連看的興趣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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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感。
•   传统、历史在批判性的文化研究中都被认为是一种叙事而已。　
  PS.章戈浩你还没有毕业吗？是英国太吸引你、还是默多克磨叽啊？你读7年了吧？facebook 非死不可facebook出高徒啊佩服！
•   我已经毕业了，正在四处晃荡中。
•   好极了，期待拜读你的论文啊，改天再次碰到默多克 ，再请教请教，尤其他的宏观大论——政治经济层面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