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乌尔里希·贝克  页数：337  字数：232000  译者：何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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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1944-），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中               　第一章  论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　第二章  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第二部分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         　第三章  超越身份和阶级?　第四章  “我是我”：性别化空间和家庭内外的冲突　第五章  个体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生活境况和生涯模式　第六章  劳动的解标准化第三部分  反思性现代化：论科学和政治的普遍化               　第七章  科学超越了真理和启蒙吗？　第八章  开放政治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用户评论 (总计16条)

•   因为是帮别人买的，所以没有看内容，感觉还可以吧
•   对我有启发
•   　　 危机处理系统跟不上危机爆发脚步
  　　 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
  　　
  　　
  　　
  　　 纵观2013年中国所发生的各类事件，占据新闻舆论头条和引发民众激烈讨论的事件中，危机事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科技化、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越来越符合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所说的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挑战性和的全球性高风险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掌握着别人的命运，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被众多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他人所左右。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现实是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极大挑战。现代社会风险范围是多方面的、传播是全球性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并传播到整个社会甚至是全球；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有政治风险也有生态环境风险和金融风险，甚至是恐怖袭击风险。
  　　　　回过头看即将过去的2013年，年初北京暴雨，五月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九月余姚水灾和潮汕地区严重台风，十月背景天安门事件，十一月青岛爆炸和中国大陆十多个城市的严重雾霾等等。频发的危机事件不得不让人们感叹：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
  　　　　早在1986年，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开始，哲学家就十分关注由现代技术引起的巨大风险。同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教授出版了《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他在书中郑重地告诫: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提醒我们必须注意现代社会的矛盾和风险更具多发性、突发性、扩散性、全局性、复杂性和危害性,具有与以往社会的矛盾和风险显著不同的逻辑和特征。
  　　　　贝克的论断仍在当时是警世之言，而如今却更像是“预言”应验了：从“非典”到“H1N1”疫情；从金融危机到全球气候变暖；从广州大雪到北京暴雨和雾霾；从汶川地震到甘肃泥石流；从温州动车事故到江西校车事故；从山西煤矿爆炸到黄浦江死猪；从厦门PX项目到青岛燃爆事件；从八十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到这次日本遭遇地震、海啸及核泄漏的三重灾难......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无论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还是面对社会系统突发的极端事件，都显得十分脆弱。即便是依靠现代技术构筑的社会网络，如互联网、航空网、电力网、输油管道、海上航运等等，在灾难面前也都无力反抗。
  　　　　“风险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能够控制自然和社会,使人类社会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及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常态”社会已经面目全非,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日益增多,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风险。
  　　　　根据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描述，我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进入“风险社会”。这种“风险”一方面是由科技的发展，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而带来的，譬如核污染，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水土流失造成的沙尘暴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包括人性的贪婪、谋利、自私的本性以及知识上、心理上和应对能力上的不足所加剧的。其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后果更加可怕和不确定。吉登斯的说法是：“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所带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控制，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有些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比如核武器的发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若真的发生核战，地球是否会从此毁灭？这个问题谁也无法给出肯定答案。
  　　　　科技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得现代人面对一些原始自然灾害的时候，反而显得更脆弱和无处可逃。在早期社会，一个小村庄被山洪冲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城市与村庄不一样。以前停电，点上蜡烛就行了，可现在停电就意味着停水、停地铁、停电梯等等。很难想像一个没有电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而人为因素带来的隐患，则更像是一个杀手“潜伏”在你的周围，随时会跳出来要你的命。此次的青岛燃爆事故中，认为原因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当年建设黄岛项目时，已经有许多专家经过科学论证后认为不合适在黄岛建设此项目，对项目提出了反对意见，政府并未采纳；前两年黄岛项目陆续出过大大小小的事故，期间存在的隐患已很明显，当地民众也多次提出意见，有专家建议政府迁移附近居民，或将项目搬迁出离居民区一定距离之外，但依然未被采纳；中石化的相关负责人事后也承认，项目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前就已有端倪，原油泄漏时在凌晨，距离爆炸事故发生尚有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如果当时能及时采取预警措施，是可以避免现在这样惨重的伤亡的。从青岛爆炸事故可以看出，风险是我们人类自身的行动的后果。
  　　　　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社会的风险具有人为风险特征，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现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城市作为人工环境，本身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准备不足，将是最为主要的因素之一”。
  　　 北大社会学教授刘能曾列举过中国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这六大社会安全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很好证明。
  　　　　本人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面对危机的处理应对能力也未跟上危机爆发的速度，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
  　　　　从SARS暴发看，中国城市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础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已经失灵。简单地说，过去的办法不行了，而新办法还没有。这就是中国城市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存在的根本问题。
  　　　　拿北京这次强降雨导致交通瘫痪来说，难道人们不知道要下雨吗？知道。但是，人们事先并不知道雨后是什么样子。一方面，城市既是一个有组织、高效率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社会。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赖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城市各个部门相互紧密联系。假如哪个环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里的很多风险原本就已经存在，但一个成熟的社会，都应有一套相应的应对风险的机制。可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已经失效，而新的控制体系和应对危机的能力都尚未建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比如，在上个世纪的文革、反右运动和大饥荒中，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整个社会仍然能够被有效控制，但21世纪的SARS和频发的地震危机则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失效。
  　　　　在处理危机时，整个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我国负责社会危机处理的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相互之间分割严重，配合生疏，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达到危机处理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程度。这也是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风险社会话题中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大众媒介在“风险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公共风险意识的形成问题。
  　　　　安东尼•吉登斯提到：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有评论家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百年前的首相。增长的风险可以从对西方工业国家人口的比较研究中、从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的相应的新闻和报道中看出来。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的一体化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强,整个社会和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不幸事件一旦发生,都可能对整个社会及世界造成更大的影响,引发广泛的社会不安和动荡。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关心来自全球的风险，或者说，那些风险并没有通过大众媒体为我们所知晓的话，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恐慌。在SARS事件中，国家一度控制媒体。因为他们很清楚大众媒体在这样一个风险时代意味着什么。
  　　　　我们通过报纸了解禽流感，哪怕它远在欧洲和越南，我们也已经做好了面对它的心理准备。至少，我们知道，最近鸡肉还是少吃点好，哪怕离我们最近的病鸡都远在青海和内蒙古。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风险社会”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所谓的“风险”不过是媒体议程设置给我们营造的“拟态环境”，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那么严重。这些所谓的“危机”不过是偌大一个中国，偌大一个地球上发生的概率很低，范围很小的事件，相对于无限的宇宙而言，这些“小灾小难”其实算不上大的风险。
  　　　 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冲突和风险。人类社会正是在化解风险和危机中成熟起来,走到今天。与过去的社会相比，如今人类面对的种种灾难和危机，无疑使我们承认，人类已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是这种“风险”其实并没有媒介所言的那么“可怕”，面对危机事件，在危机预警和危机处理上，人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和提升能力。
  　　　　
•   　　《风险社会》这本书是贝克初涉“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的处女座，思想不成熟、分析不彻底的现象还是十分明显的，但作为最初指出风险作为现代性发展后期阶段中的一个特征，并剖析风险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上的演绎逻辑，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风险社会》成为审视现代性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但国内的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很多语句的翻译没有用心，或者说很多地方有使用翻译软件代劳的嫌疑。
  　　我随便罗列几句，请各位读者来评价一下译者的翻译水准：
  　　
  　　1. 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P.2）
  　　
  　　2.迄今为止，它（工业社会或工业化生产方式）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p.4）
  　　
  　　3.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 （这本书里面出现的“经验”这个词，十有八九可以用“历经着”、“经历”或者“体验”来代替，不知道为什么，译者偏偏喜欢说“经验XX”。刨除这一点，这话依旧看不明白。）(P.9)
  　　
  　　够了，，前言里面就这副惨样。。正文你还敢想象吗，，反正我读了第一章以后，，似懂非懂地理解了一些，但也觉得这本书翻译的水准太差了。。
•   　　难道人来生活不是一直带有偶然性？难道未来不都一直是悬而未决、问题重重的吗？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从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性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式由人类知识的增长创造出来的。
  　　——安东尼•吉登斯
  　　
  　　
  　　一、引言
  　　自2003年12月以来，H5N1亚型禽流感已经在亚洲至少夺取了61人的生命。10月10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接到土耳其的紧急报告，1700只火鸡感染禽流感病毒。紧接着，罗马尼亚、希腊等国家也相继发生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处在紧张状态之中。
  　　禽流感，和两年前的SARS事件一样，禽流感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并且变异出越来越危险的亚型。联合国禽流感和人流感事务的高级协查员纳巴罗博士警告说，如果出现一次流感大爆发，将有500万到1.5亿人丧生。
  　　禽流感，风雨欲来风满楼。那么，作为一场瘟疫，禽流感和我们过去数万年来经历的瘟疫是相同的吗？还是，它的产生和我们应对它的机制和行动都深刻体现着我们时代的不同呢？
  　　
  　　二、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概念
  　　
  　　（一）什么是风险（risk）？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这样写道：“风险可以被解定位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是与现代化的危险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定会受风险的折磨，可以说，风险是文明强加的。”
  　　吉登斯的说法是：“（风险）这个概念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
  　　我们可以看出，风险是我们人类自身的行动的后果。这种后果既是某种迫在眼前的、可感的危机，也是某种现代社会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体验和把握。（这种体验，也许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的经典描述：“一种滑入陷阱的感觉”。）同时，我们对于这种风险的理解，既可以放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理解，也可以通过现实可感的事件来把握它。
  　　
  　　（二）“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管理学的概念范畴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两个概念。风险更强调人为决策带来的隐患，而且，风险一词更多地用来指那些可以计算概率的不确定因素将在多大的可能性上产生多严重的后果；而不确定性，更多是指那些无可预料的因素，更不用说计算概率了。
  　　在社会学这里（至少是在贝克和吉登斯这里）“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并不是因为在他们那时候这两个概念还没有作出区分，而是在他们讨论的问题中，这是不重要的问题。他们关心的问题：对风险（包含了管理学家那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两个概念）的关注如何使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别于以往的古典工业社会。在他们的理论中，无论是可以计算概率的“风险”还是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导致了同样的后果——“风险社会”。
  　　
  　　（三）什么是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写到：“工业社会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在这一阶段里，政治、社会、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在（工业社会时代）第一个阶段，系统地产生了影响和自我威胁，但这些影响和威胁尚未成为大众问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第二个阶段，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 ”
  　　风险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相对于古典工业社会而言，后工业时代的生产者们对通过技术控制世界更有信心，也具有更为科学的手段；但同时，由于人为因素的增加和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我们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遭遇风险的可能，而且这种危险不是来自纯粹的自然的环境，而是人化的环境。吉登斯的这样解释道：“直到最近，威胁人类的还是外部风险……然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
  　　同样，对风险的理解和管理也嵌入了生产和市场，这使得风险社会本身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正如贝克所说：“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 在风险通过反思成为生产和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时，对风险的理解又深刻改变着我们的信任模式，改变着我们对科学的态度，也改变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模式。因此，风险社会也造就了我们的全球风险意识。
  　　
  　　三、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禽流感
  　　从禽流感事件出发，可以归纳出七点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 风险的全球化
  　　二） 风险环境——人化环境与社会化自然的风险；
  　　三） 风险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四） 风险社会中的责任与信任；
  　　五） 风险社会与科学——科学的普遍化与解神秘化；
  　　六） 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以及在自反中产生的风险；
  　　七） 风险社会与公共风险意识——大众媒体的作用。
  　　
  　　（一）风险的全球化
  　　作为全球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吉登斯是这样定义它的：“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经彼此相距遥远的距离连接起来……因此，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社区问题，他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社区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世界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
  　　不可能脱离全球化来理解风险社会。一方面，风险社会的形成是和经济全球化同步的，同时，风险社会的来临也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
  　　
  　　1．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
  　　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危险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
  　　在此次禽流感的流行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认为，传播的禽流感的可能并不是候鸟，而是家禽贸易的活动。2004年的拉萨禽流感疫情，根源就在于来自兰州的养殖场的鸡。
  　　去年十月，一名走私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机场被查获窝藏两只来自曼谷的凤头雕，而这两只凤头雕已经带有H5N1的病毒。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布鲁塞尔的海关，欧洲在去年就已经被禽流感病毒攻破了。
  　　在普遍的全球化开始之前，类似的瘟疫从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全球后果。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从不知道何为流感。而西班牙人把一大堆欧洲的传染病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即使是那个时候，流行性的疾病仍然不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恐慌。因为全球性的交往是如此之少，以至于疾病像禽流感这样快速传遍世界的概率是如此之小。
  　　中世纪的蒙古人把鼠疫带给了欧洲，但不要忘了，蒙古人只去了欧洲一次，而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今天，频繁的全球交往使得疾病的传播不再是邻居们发生的事情。今天在亚洲某个小的养鸡场发现的禽流感变异明天就可能出现在欧洲人的家禽身上。
  　　
  　　2．全球风险社会与传统行为模式的改变
  　　全球化不仅改变了我们与其他地区的接触方式，也深刻改变着我们的传统。吉登斯的解释是：全球化和最传统的行动情境的撤离的双重过程是“自反性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这个阶段改变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 从一个小的方面来说，我们几乎只是以一种模式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
  　　在风险社会来临之前，面对瘟疫我们有各种处理的方式，而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坐在一起讨论对策，共享他们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以期解决危及我们所有人的禽流感。而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只有一种模式：在科学实验室中寻找疫苗和解药。
  　　
  　　3．不再有任何旁观者
  　　对于全球化和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有这样的描述：“不再有任何旁观者……处在这种威胁下的所有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
  　　全球风险社会的两个关系范畴：一是：“享有特权的任何无特权的人的分界线的消失；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的差别”。二是：“风险的环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在禽流感来临的时候，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我们都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之中，没有人可以幸免。在这样的时刻，禽流感本身似乎就成了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事物。
  　　西方的学者不无调侃地说：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 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来去器效应”，即使是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
  　　
  　　（二）风险环境——人化环境与社会化自然的风险
  　　作为风险社会的主要象征，风险环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人化环境——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和性质；社会化自然——严重风险的绝对数量令人生畏，如核电站事故、污染的后果等等。
  　　
  　　1．我们自己就是加害者之一
  　　很显然，风险社会中我们理解的风险之所以有别于过去，根源在于：我们自身也是导致风险的环境的制造者之一。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去年，南极的罗斯海发生陆缘冰断裂的事件，导致数以万计的企鹅被困，忍受冻饿。按照科学家们以往的逻辑，这是发生在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但今天，陆缘冰的断裂多大程度上是我过度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后果呢？
  　　人们对两年前的SARS记忆犹新。病毒之所以感染到人，是因为有人吃了果子狸。我们自己成了自己的加害者之一。同样，今年的禽流感，众多科学家指出：亚洲的饲养方式是导致禽流感的重要因素：亚洲大型养鸡场中鸡的密度大，鸡笼环境狭窄，加上传统的活禽市场，都是禽流感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导致鸡的生长环境不卫生，而且禽流感病毒能迅速改变基因结构，助长了病毒基因的“重组”，使得禽流感可能迅速变异，引起现在禽流感的H5N1病毒。这种生产环境下，H5N1病毒与人类流感病毒混合以致具备人传人的风险急剧增加。
  　　
  　　2．作为问题源泉的科学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过去的科学结论是引导我们制造这些导致风险的环境中（不管是人化环境还是社会化的自然）的重要原因。
  　　贝克指出：“曾经被高度赞扬的财富源泉（原子能、化学、基因技术等等）都转变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
  　　科学不仅被当成一种处理问题的源泉，而且是一种造成问题的原因。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反思性的，那些造成风险的问题无一不受到科学的关注。但那些给我们带来巨大风险的成就哪些不是科学的产物呢？
  　　禽流感带给我们的思考也包含了这一点。至少，亚洲的大规模养殖场也是处在科学化的管理之中的。如果类似禽流感的瘟疫不爆发，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科学家批评亚洲的养殖模式。今天，西方的科学家批评亚洲的养殖模式和他们批评核能、基因技术其实是基于同一个理由：科学的生产方式本身并不能彻底规避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只能说某种生产方式比另一种“更科学”。（这一点，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自反性。）
  　　贝克的批评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中，相伴随的风险总是受到而且还在受到忽略。科技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对生产力有用，而与之相联系的危险总是被推后考虑或者完全不加考虑。”
  　　当然，就科学本身造成风险，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风险环境的制造者。科学在整个政治中的角色，在风险社会的信任体制中的作用以及它理解风险的方式都是值得探讨的，在以下几点中不可避免地将谈到这个问题。
  　　
  　　（三）风险社会的政治与社会
  　　
  　　1．风险社会导致的政治真空
  　　显而易见的是：风险社会的作用削弱了民族国家。仅仅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使得每个国家都面临风险这一点就足以体现这一点。
  　　贝克指出：“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危险。” 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是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是高强度和威胁生命的。
  　　
  　　2．作为社会行动逻辑的风险意识
  　　在更深刻的社会意识层面上，风险社会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行动的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政治模式。
  　　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这种关系就颠倒过来了。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一种缺乏：外在危险归因的不可能性。换而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化的方式被生产。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对风险的评估和理解在决策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同样，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迫使我们用一种新的逻辑来决策——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模式下考虑问题。与此同时，这种新的逻辑也深刻改变着我们行动的模式，尤其是政治模式。
  　　在禽流感爆发之后，各国政府在第一时间组织了科学家和外交家们商讨他们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注意一下在过去各国政要们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大萧条发生时，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建立贸易壁垒，这使得全球的贸易环境恶化，加剧了萧条（大萧条也可以看作是某种风险）。而今天，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解决禽流感的对策，而不是简单的互闭国门。因为风险的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超脱世外。
  　　与此同时，禽流感的发生无可避免地影响着从事家禽生意的公司们。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禽流感带来的风险更能影响他们的决策了。哪怕禽流感还远在越南，远在欧洲。
  　　
  　　3．替罪羊社会。
  　　替罪羊社会，乌尔里希使用这个概念时，指的是发达国家中的风险如何通过“错位的社会冲突”把某些族群作为替罪羊。“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
  　　同样，我们化用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描述在禽流感爆发中，亚洲国家是如何成了替罪羊的。
  　　SARS刚爆发的时候，中国国家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这一点后来备受国际社会谴责。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的苦衷：第一个指出危险的国家也将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国家。SARS的流行一旦被披露对于整个国家在对外贸易和交往中的损失是巨大的。
  　　今天禽流感的爆发首先损害的是亚洲的家禽生产者们。欧洲部分国家指责亚洲生产方式本身就隐含着这样的含义：你们应当对禽流感事件负责。
  　　而风险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加害者，也都是受害者，不再有什么“旁观者”了。
  　　贝克同时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平等的风险状况不会掩盖那些在风险造成的痛苦中的新的社会不平等。”
  　　风险社会的确使得不论东西方、不论贫富都面临着风险。但在某些问题上还是通过嵌入在新模式中的旧模式体现出差异和不平等。亚洲的家禽生产者之所以采用密集的生产方式和他们的经济环境有着根本的联系。割裂这种关系来谈亚洲生产方式的缺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过分强调这种缺陷，就是无视这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平等。
  　　
  　　（四）风险社会中的信任机制——组织化的专家系统
  　　
  　　工业社会的信任模式是和科学分不开的。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了“脱域”这个概念：
  　　脱域分为两种机制类型：一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我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体，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 ；二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
  　　 吉登斯写道：“我们在象征标志或者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并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之上的。”
  　　“精确的风险管理工具正被磨得锋利……祈求对科学和研究的信任。他们说他们的理性迄今为止找到了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对科学的批判和未来的焦虑被诬蔑为‘非理性主义’。”
  　　在禽流感的爆发中，我们在听取谁的意见？报纸是这样说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的主任朱丽•戈尔贝丁……告诉媒体，国际社会对禽流感做出了过度反应。”
  　　我们听取的是一个叫朱丽•戈尔贝丁的人的意见？去掉“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的主任”这几个字，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的意见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认识她。我们听取的某个非人格性的组织的意见。这种组织通过精确的科学方法测量我们面临的风险并给我们提供“权威”的结论。对这种组织化的专家系统的信任是风险社会最大的特征之一。
  　　
  　　（五）风险社会与科学——科学的普遍化和解神秘化
  　　贝克说：“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了。”
  　　对于风险社会中科学的普遍化，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就已经指出来了——组织化的专家系统正是我们在风险社会的信任机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是，为什么说科学被解神秘化了？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指出，科学在解释风险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时它采用了与过去不同的方式。
  　　
  　　1．作为现代性自反对象的科学
  　　按照贝克的说法，“暗含的因果关系常常维持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我们甚至在风险的日常意识中，都是在处理一种理论的进而是科学化的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揭示了与其基础和后果有关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只会被它所揭示的风险和发展前景的潜在可能性所超过。以这种方式，（对科学的）解神秘化开始了。……科学变得越来越必须，但同时，它对于社会所遵行的真理的定义变得越来越不够。”
  　　在过去，新的科学结论不断反思旧的结论，如同我们在应用核技术的时候。而今天，对于科学本身的自反，不仅体现在新旧结论的更替上，更体现在不同结论的出现中。
  　　在禽流感爆发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发现，科学家们还在为究竟是候鸟在传播禽流感还是禽畜贸易在传播争执不休。一方面，我们的信任机制决定了我们必须相信来自专家体系的结论；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又不总是能给我们明确的答案。
  　　
  　　2．关于“容许”风险程度的问题
  　　贝克写道：“问题就在于容许，在于道德的双重标准，在于最大浓度判断的是或否上。人们不再去关心伦理的问题，而是关心社会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规则——不相毒害——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违背。”
  　　我想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词：“超标”。在我们的监测部门那里，安全和不安全只是一个容许程度的问题——危害在多大程度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禽流感看起来也许是个例外，因为对待病毒只有“隔离”没有“最低限度”。但在科学家们那里，肯定会有这样一个标准——哪些地区可以算是疫区，哪些地区是深受禽流感威胁的，哪些是安全的。这种划线其实是另一种“容许”范围，对于不同范围内的地区，专家们主张不同的政策。
  　　贝克写道：“结果科学的特许暗中允许风险的增加。在严格的科学事件与其主张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共谋。”
  　　
  　　（六）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
  　　
  　　1．风险社会是自反性现代化的社会
  　　首先，什么是风险社会的自反性？
  　　贝克写道：“风险社会……出现在对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性中。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过程称为自反性（selflexivity）。”
  　　吉登斯也指出：“人们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覆盖作为它的服务对象的所有情况，即使这些知识完全源自于它所运用的环境。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仅仅是越来越完善，未预期后果就会越来越被限制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就会越来越少。可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思阻断了这种可能性，反思本身就构成了第四类因素。”
  　　上文所举的例子：我们如何通过禽流感反思亚洲家禽饲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正体现了这种自反性。
  　　
  　　2．在自反中产生的风险
  　　如果我们要问：我们通过何种途径从古典工业社会走向风险社会？回答是：“自反性的现代化”。
  　　我们通过反思风险对我们决策的意义，重新组织了我们应对风险社会的逻辑；我们通过科学的自反，建立了新的信任模式和科学地理解现代社会的模式；我们也通过自反，改变了整个世界，不论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还是我们的意识。
  　　而风险社会的自反导致了风险的无限再生：“风险具有无限可再生性，因为在多元社会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根据某些决策和观点对决策做出评价，而风险社会则随着这些决策和观点而自我繁衍。 ”
  　　禽流感的爆发如何体现这种由自反产生的风险？暂时还想不出。但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我们强制改变亚洲的家禽饲养模式，控制了禽流感的发生，但提高了饲养家禽的成本。对饲养家禽成本的提高无疑将波及国际家禽的价格，这种对旧的生产模式的反思，将产生了新的风险。
  　　我们都还记得SARS事件中，北京封锁了城市。这种封锁本身是对风险后果做出的反应，是一种自反，但封锁城市本身无疑增加了新的风险。（例如城市动乱和贸易受损的风险。）
  　　
  　　（七）风险社会与公共风险意识——大众媒体的作用
  　　安东尼•吉登斯提到：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有评论家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百年前的首相。
  　　增长的风险可以从对西方工业国家人口的比较研究中、从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的相应的新闻和报道中看出来。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关心来自全球的风险，或者说，那些风险并没有通过大众媒体为我们所知晓的话，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恐慌。在SARS事件中，国家一度控制媒体。因为他们很清楚大众媒体在这样一个风险时代意味着什么。
  　　我们通过报纸了解禽流感，哪怕它远在欧洲和越南，我们也已经做好了面对它的心理准备。至少，我们知道，最近鸡肉还是少吃点好，哪怕离我们最近的病鸡都远在青海和内蒙古。
  　　四、本文可能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还想指出本文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对他们许多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其次，在运用它们分析禽流感问题中难免牵强附会。而且，必须指出，作为某种宏观理论用来解释禽流感本来就是不适合的，我们只能说，禽流感在哪些方面体现着风险社会的特征。
  　　
  　　参考：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
  　　
  　　*新闻材料主要来源于：《南方周末》2005年10月27日，《禽流感迅速扩张之谜》
  　　
•   　　摘自《读品》 作者：贾 敏
  　　
  　　 风险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表现形式，已经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民如何正确地理解和看待风险，并以此降低自身和社群与风险发生的“交易成本”，已然是个迫切的话题。
  　　　　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为我们详细勾勒现代社会中风险模式的诸多层面：伴随科学技术的昌明发展，不可测性、不可估算性以及不可感知性的特征正在取代原有自然风险赋予的灾害场景。不妨想象一下，一个静默的核电站废墟的场景给予现代人的心灵震撼有多么大。
  　　　　就所影响的地域范围而言，借助新媒体技术呈现的现代风险极为容易传播，所带来的针对个人和社会的恐惧感也就更容易复制。因此现代风险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并借助资本的流动实现了风险的转移。
  　　　　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于风险的认识仍然是残缺或是片面的，尤其是对以自然科技为代表的现代风险缺乏必要的重视。法学家桑斯坦在其近著《谣言》中，较为透彻地分析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为何依然受到谣言的蛊惑。
  　　　　桑斯坦认为，事实经验的缺乏，情感与偏见滋生了谣言的温床；加之现代传媒手段的催化，乃造成风险事件的复杂化。只有摸清了谣言散布者背后的心理动机和传播图景，才能在源头上减弱谣言对于风险事件成本的负荷。这样看来，“无盐以对”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中公民间无言以对的产物。
  　　　　回到公民如何应对风险的轨道上。就个体而言，很少有人能够面对迫在眉睫的风险而不感到焦虑，但追寻一种与焦虑同行的处事原则并不见得困难。罗洛•梅的《焦虑的意义》对那些无视风险存在而选择逃避的现代人提出了忠告：表象的舒缓方式、物质的堆砌、以及情感的泛滥不过是大众传媒误导民众的惯用方式；只有在名为“焦虑”学院受过教育的学生，才能够面对当下乃至未来的焦虑经验，而不至于被吞没。风险社会的存在不啻是对公民心理素养的一种锤炼。
  　　　　个体的涓涓溪流终究要回归社会之中。社会以怎样的方式接受个体，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体质和其未来。在一个以“合情合理的自利”（托克维尔语）为典范的社会里，规避风险的最佳方式就是构建一种黏合性的社会资本，哈佛教授普特南如是说。《独自打保龄》是一份诊断美国社区凝聚力日益衰退的社会学报告，作者试图说明，一个积极而常态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社会面临重大风险考验之时，其情景也就显得愈发的清晰。
  　　
  　　
  　　
  　　
  　　
•   　　看完这本书已经好久了，翻开之前记得一些笔记然后凌乱的想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时，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张弛？第二个就是，风险社会的问题在于风险，但是常常会为了能够处理各种风险，而作为风险政治合法性存在的理由。如果你问我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贝克同学的归宿是技术性的还是宗教性的呢？当然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们能做的就是疯狂的去爱吧！吼吼。
•   　　一、 引子：列奥•施特劳斯的问题
  　　列奥•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始于一个假定，即哲学和政治领域或施特劳斯所说的‘城邦’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他曾经提出过一个与社会学有关的术语：哲学社会学，也就是对这个假定的进一步发展。在他看来，“哲学或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对立。” 因为哲学 是反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哲学家的意见挑战了公民群体的意见，威胁到了城邦稳定的根基。“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个冲突不只适用与那些不能容忍自由地持有不同政见的社会。施特劳斯极为认真地认为，这一冲突是普遍而永久的。” 这里暗含的前提是，作为最为伟大的事业，哲学和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大众是不可能被教导来掌握这些知识的——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一点是如何在我们的风险观中被制造出来的。而发生冲突的，不一定是科学和公众，而可能是深藏在知识生产后的利益与公众最基本的权利。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似乎并不起眼，他自己也申明这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来自于犹太——伊斯兰哲学传统。但是当代大量的右派政治家都与列奥•施特劳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现实提醒了我们检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而这篇文章回顾的风险问题实际上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检视的视角。
  　　
  　　二、 什么是风险
  　　回顾贝克所界定的风险社会之前时期的风险观对我们了解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有很大的帮助。这种风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学上的观念，它大可以等同与人们无法控制的残暴的自然和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风险在西方政治学的观念中经历了从自然到人为的转换。在古希腊时期，人虽然生活在城邦之中，有了自己的栖身之所，却依然要承受喜怒不定的诸神带来的种种未知的命运。而到了马基雅维利，人已经被赋予了能征服自然的强力，上帝/自然开始逐渐远离政治生活。到了霍布斯，人们更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政治设计来制造利维坦这样一个第二自然来保障自身的幸福。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之中，自然的风险被控制住——如果说单个的人在自然的面前是软弱的，那么利维坦则是可以征服自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由自然地被转化成了人为的/政治的，被集中在利维坦的首领之上。而之后民主政治的发展，则是为了限制和控制作为风险之源的政府。在这种图景之下，自然成为了社会之外的某种存在，而这个时期的风险多是可见的。
  　　现代风险在这几个方面显著地区别于先前的自然风险。首先，现代风险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与工业发展同时出现的。如果我们将现代工业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以科学理性来应对自然风险的话，那么处理现代风险就是处理这些科学所造成的后果，其本身就已经带有了一种反思性。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科学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其后果具有显著的不可计算性。与之相应地，伴随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是越来越多的潜在的威胁。这与工业社会之前的自然风险是不同的。
  　　其次，与过去的自然风险相区分的是，现代风险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自然风险是可以被感知的，它造成破坏的形式是人们可以直观察觉的。因此很容易便能在损失和自然灾害之间建立其因果关系。但是现代风险不能，现代风险更加的隐蔽：“首先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 下文将详述，这个特点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在地域范围上，现代风险不同于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在哪而发生，便在哪儿造成伤害——而现代风险“在它们所生产的苦难中，它们不再与它们起源的地方，即工业工厂相联系。” 因为于采取了新的风险形式，现代风险变得极容易在极大的范围内传播。因此现代的风险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而风险社会的形式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在整个世界的铺开也扩展了出去 ，并借助资本的流动实现了风险的转移。因此现代风险一方面可以成为全球议题，一方面又在轻重程度上有差别。随着近年来对现代的风险问题的讨论增多，这个议题正慢慢地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现代社会的风险不同于自然的风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现代风险的语境之下，自然不能再被看作一个待由社会去征服的事物。现代风险虽然有别与自然风险，不是说现代风险脱离了自然风险的形式，而是因为现代风险的根源是不同的。现代的风险也必然地采用自然风险的形式。这意味这，自然实际上已经内化成为了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其待征服的对立面。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感知现代风险，所以现代风险虽然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存在的，但在社会中，风险是知识的形式而存在——存在即是被（科学地）感知。这意味着“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 因此，“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相应地，“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因此，我们将会看到，风险的这种形式，让精英与大众之处于类似同我们开头提到的列奥•施特劳斯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因为只有精英可以向大众揭示出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我们将会发现，风险确实是像贝克所描述的那样，是向着底层聚集的。而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列奥•施特劳斯的问题在智识上确实有意义，但在现实上不过是用一种精英的崇拜来掩盖利益的冲突罢了。
  　　
  　　三、科学的作用
  　　那么，科学在现代的风险社会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又是如何获得自己对社会的权力的呢？
  　　首先，因为不能直接感知，现代的风险必须首先由科学作出界定——唯有科学的手段才能向我们揭示出什么有风险而什么没有，虽然它们可能无处不在。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比如说污染——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由科学界定和分配的数字组成的。它们往往以平均值的形式出现，低于某一个值将被认为对人体是无害的。这种“可接受水平”构成了一种对风险的合法化。我们不需要问可能构成风险的物质该不该存在——因为这不是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在某个值以下它对人或者环境“没有”伤害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风险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它最终归结为这样的问题：毒害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不被称作毒害，什么时候它开始被称作毒害。”
  　　其次，对于现代风险造成的苦难而言，其原因（风险生产者）和影响在时空上是分离的。实际上的联系人们也只能通过科学来确立因果关系。来界定责任，确定受害者与风险生产者之间的义务关系。这样，科学拥有了构筑两个主体之间联系的能力。
  　　然而科学自然无法解决作为其自身产物而诞生的现代风险。这是因为科学显著地具有以下的数个特征：首先科学是待否定的，它本身并不提供什么被固定的确定性，今天认为某种物质没有危害，可能明天便被否定了。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解决”一个风险的时候，它正在继续生产新的没有被感知的风险，贝克严厉地批评“可接受水平”事实上是一种不可能拥有的“知识”。其次科学是不完备的，科学研究中极有可能遗漏各种因素，在应用技术的时候，我们不会所有的后果的可能性都加以考虑再将其推广，但科学可能会不停地在它之上发现新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虽然为一种化学制剂制定了安全标准，但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化学制剂相当的稳定，并可以积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便有能突破我们之前制定的标准——于是我们“安全”地制造出了这些风险。又，因为风险的社会存在需要由科学作出认定，因此在大多数时候，风险先有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继而才拥有社会存在。这之间的时间差往往导致风险已经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虽然“一种检视的科学信仰背景是现代化批判的悖论基础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风险已经存在，对科学的方法论批判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认识现代风险 。与之相比，我们更加要紧的任务是来考察是什么其他的因素阻碍了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改进或是将这些缺点放大了。
  　　
  　　四、科学背后是什么？
  　　如果说风险的长期影响实际上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话，那么风险的短期影响则是可以被分配的。首先，因为现代的风险需要被界定，应此拥有专业的知识从而知晓风险的人往往可以更方便地规避这些风险对自身的短期影响 ,并且可以刻意向其他人隐藏这种风险的存在。这个时候，风险的社会存在只是部分的，有关风险的知识是被管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被知情者规避的风险便可以转移或者转化为知情者的利益。比如说苹果公司的代工厂换用一种用于元件擦拭的更加廉价，挥发速度更快的化学试剂正已烷进行屏幕的擦拭而没有相应地告知工人这种化学试剂对人体存在这更大的毒性并提供更有效的防护措施，导致了车间工人的集体中毒 ，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更常见的形式则是进行风险的跨国转移，将已有的造成大量环境危害的工业转移而不是试图去解决其污染问题。
  　　科学背后的利益因素也控制着风险合法化的过程。风险的生产者通过风险合法化的过程可以减少自己的生产成本，不用考虑一定要投入资金进行工艺创新而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工业生产，并减少了自己的治理费用。
  　　由于现代风险的原因后果的时空分离的性质，需要科学来界定风险生产者和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一点。因为这种界定是非常困难，甚至说在严格意义上更本不可能。但是现代的法律制度在责任认定上要求提供的是有统计显著性的证据。只要在科学的界定过程中，在统计上做各种各样的手脚，便可以掩饰这种因果关系 ，以来规避自己的责任。比如说台湾桃源RCA工厂的污染索赔中遇到的问题 。
  　　现代风险的界定的改变意味着现代风险的治理也与之前的自然风险的治理大不一样了。什么时候进入治理什么时候结束治理都要由科学时段进行界定。这意味着现代风险治理也可以成为一个不可饱和的市场 。而这个市场中的主力毫无疑问地落到了占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人手上。在无法确定单一的风险制造者的情况下，风险治理的费用被所有人均摊了。而决定这个市场兴起和结束的，都是科学。
  　　在这些情况下，科学并不完全是中立的，即是是中立的，也因为之上所提到的科学知识的种种性质被其他的利益集团所影响和控制，从而实现了社会的风险控制和分配。而这些利益集团，对于普通的社会群体而言是处于强势的地位的。风险的分配权力掌握在社会的上层，风险则向社会下层所聚集。
  　　
  　　五、大众的反应
  　　可大众并没有因此对已经合法化的风险而感到放心，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对科学共同体的怀疑态度。首先是来自多来以来的“技术恐惧症”的传统——因为专业的分工实际上必须伴随着知识的分配。贝克指出，“公众的批评和焦虑主要来自于对专家和反专家的辩证法。”而“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但是科学确实存在自己问题——因为它与其表述风险以及所伴随着的不同的利益有着如此明显的关联，以至于大众几乎不可能忽视它。
  　　更详细的说，存在着这样几个矛盾：人们会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对生活的过度介入已经大大地挥霍了科学共同体的信誉——比如我们常见的各种由专家代言的广告，社会对科学名义上的滥用造成了这一恶劣的后果。这只是科学共同体遭到怀疑的一个原因，更根本的在于：公众处理的是“二手的非经验” ——这意味着他们得不到本体论上安全感而要完全地去信赖科学共同体。但是科学共同体对于某一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而自身也在争执之中。这时候的议题是模糊的，而如果风险的分配尚未被法律所规定下来，风险的界定就从科学共同体中单纯的真理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模糊的议题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大众。其中最明显的为以下的三个议题：环保、全球变暖以及转基因。但鉴于篇幅便相应地不展开了。
  　　随着公众对风险的恐惧，导致众多的行为“都要在科学和科层制的庇护之下” ，以防止已知的风险被继续制造出来。“随着危险的增长，在风险社会中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对民主的挑战。它包含了一种使预防为先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这种极权拥有预防最坏情况的权利……”
  　　
  　　六、风险与政治
  　　我们现在所有的陈述似乎有些印证了列奥•施特劳斯的陈述，特别是面对风险，社会理性表现出来的缺乏科学理性的一面。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我们更本上并不认同列奥•施特劳斯的判断。风险社会像我们揭示的是，科学和哲学的真理都不是确定的——而列奥•施特劳斯的论述暗含的是哲学和科学是已经获得的。因此相应的，科学也缺少社会理性。这两点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再者，由于现代分工的加剧，伴随着明显的知识的分配，每个人都只是部分的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从而每个人的意见都在反对其他人，列奥•施特劳斯的论断并不在事实上存在。
  　　而在政治实践中，列奥•施特劳斯的众多学生正在毫不犹豫地实践着这一点，其表现便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但是他们自己已经丧失了反思性，从来不质疑自己的知识。不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成了他们经常引用的苏格拉底所最为惧怕的伪哲学王。
  　　
  　　——————————————————
  　　瞎写的，贝克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很多，由于本文曾是作业，引用，注释已去。
•   　　吉登斯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多启发，我不得不承认用哲学化的语言写作是一件只有天才和最勤奋的人的工作， 当我在每个看似简单的局子里绕的时候我明白了哲学可以在拷问句子的过程拷问思想，就像我想象中的海德格尔，语言成了锤子，它失去了简单的表意功能，它沉醉与语言的征战，它不在是游戏，它让没有经过哲学训练者望而却步，显然这不是一个外行人应该去挑战的历险。
•   很好的文章概括。谢谢。
•   你这个中间缺少对于阶级、劳动、性别三个方面的相关论述，这一点是贝克论述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啊。但是，这一部分中文版的翻译或许还有待于商榷。
•   想看~
•   say得真好。。。
•   说得我更想看了
•   读哲学时真真切切的感觉啊“哲学可以在拷问句子的过程拷问思想”
•   其实，看得非常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