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

出版时间：2003-01-0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法）雷蒙·阿隆  页数：251  译者：周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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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是雷蒙·阿隆的一部重要论著。作者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的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的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对抗暴君的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民主与极权》、《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等。本书是作者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所著的重要论著。

书籍目录

前　言第一讲 回顾与展望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第三讲 阶级的两个定义第四讲 定义、调查、问题第五讲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第六讲 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第七讲 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第八讲 从社会阶级到政权第九讲 分离的领导者和统一的领导者第十讲 对领导阶级的比较第十一讲 社会发展趋向第十二讲 从阶级斗争到既满意又争论第十三讲 客观区分、社会差别、阶级意识第十四讲 阶级和社会流动第十五讲 从社会流动到人才流动第十六讲 展望西方各类领导第十七讲 评苏联式制度的变化第十八讲 展望苏联各类领导第十九讲 结论附　录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敬告，本文主要是书籍的总结整理，请勿引用）
  　　
  　　
  　　一 前言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攻读哲学。1930年，阿隆来到德国，在科隆大学教书和学习，1931-1933年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同时在法语系从事教学。在德国期间，阿隆潜心研究德国哲学和社会学，阅读了马克斯•韦伯、斯梅尔、曼海姆、胡塞尔和舒茨等人的大量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阿隆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2)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这本书来自于阿隆1956年至1957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这本书的内容承上启下，分析阶级斗争是承接他对工业社会的分析之后进行，而下一阶段的内容则是分析政治制度，也就是另一本《民主与极权》的内容。
  　　整本书构成了一门课程的完整内容，既有对工业社会和阶级的概念辨析，也有对具体阶级研究的实例和数据分析，而后进入到社会流动，对西方各类社会领导的展望，以及对苏联制度的评价。
  　　虽然课程内容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看来仍旧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和值得一再咀嚼的观念。更重要的是，站在历史这端回望充满复杂可能性的当时形势，雷蒙•阿隆对未来的判断得到验证，在风起云涌的意识形态对立时代，阿隆保持着谨慎与清醒，以其深厚的学养与可贵的独立精神推动着对话与反思的深化。
  　　
  　　二 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阿蒙分析阶级斗争与制度差异的社会背景。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人数日益增多的劳动力被工厂和服务部门雇佣，现代社会对劳动生产率非常关注，因为只有单位劳动力的产量提高了，才能为工业社会的存在提供基础。技术的不断进步是惟一的途径，实际上表达了人们要创造越来越廉价的产品的愿望。
  　　 面对二十世纪的工业社会，可以看到两种发展经验，也就是两种模式：西方世界的即美国和西欧的经验，以及人们不加区分地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制度的经验。由此，中心问题就变成，“在这一种或那一种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在什么程度上会诱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3)P3
  　　 如果承认这两种模式同属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一些问题比如资本积累现象或“剥削”现象就是两类工业社会所共有的。因为为了扩大生产，就不得不日益扩大资本投入量，增加机器设备。
  　　
  　　 阿隆指出，工业社会对苦行主义不感兴趣，它们在本质上是享乐主义的，对财富的欲望，也许还有对权势和荣耀的欲望激励着它们。人们不承认刻苦所固有的长处，因此公民们为了更公平地分配集体财富而争论。在这样的社会中，试图通过一次革命，改变法律上的所有制形式，来结束企业内在的紧张关系是不现实的。即使生产资料全部归于国家所有，工业社会中不同社会集团的竞争仍是合理与必然的，工业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理由认为以前竞争的焦点问题在一次革命后就销声匿迹。(3)P13
  　　
  　　
  　　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辨析
  　　
  　　 在阿隆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阶级的概念充满了感情色彩，并且模棱两可，很难对这个问题澄清到毫无偏见的程度。在书中，他试图对这个概念进行词汇的理论分析，并且解释这个概念背后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接下来的章节则用来呈现经验性研究的结果。
  　　
  　　 在《共产党宣言》的对一切社会历史进行概括的著名段落中，阶级这个词适用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对立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中，对资本主义三个社会阶级下定义是根据他们收入的来源（工资、利润、地租），实际就是，社会阶级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描述里，社会阶级的出现，不仅应该有数量众多的一群人以近乎相同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他们之间还应该有永久的关系，他们既具有共同性又与其他集团相对立，从而构成一个集体。(3)P16-17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能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在不同的书中进行的具体的阶级划分是不同的，例如，有些时候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区分，有些时候则继续区分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另外，按照马克思的著作，也不能严格讲清是农民共同构成了一个阶级，还是更加恰当地说贫农与中农是对立的(3)P18。像这样的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都因其模棱两可导向不同的路线、政策与结果。
  　　 阿隆继续讲到，列宁、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者把某个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作为确定社会阶级的标准。也就是，“阶级是个大集团，由其在生产制度中的地位确定其特征，特别是它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确定了这种地位本身。”(3)P18
  　　 阿隆认为，这样的阶级概念至少包含两种含义。一种从法律-社会的角度来定义：雇佣劳动者不拥有生产资料，并领取工资，在这个限定范围内，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担当着一个确定的角色；另一种则是技术含义：不管产业工人的财产地位如何，他们担当着一个确定的角色，即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在机器上从事劳动。法律-社会含义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连，技术含义同生产的组织相连。这样的双重含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生产资料变成国家所有可以改变工人同生产资料的法律关系，但改变不了工人同劳动的集体组织在技术上的关系。如果只因无产阶级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服务而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那么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只可以从此定义上消灭无产阶级。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作为工业社会的现象并不会消除。(3)P19
  　　
  　　
  　　 不过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哲学来说，阶级定义的细节就成为次要的了。重要的是，懂得阶级的对抗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组织这场斗争。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创建一个政党，它将成为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由此，人们就从对阶级的社会学分析过渡到一种革命斗争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是“无产阶级要么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解释而言，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时，它就是倾向于革命的，如果它不革命，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斗争，它就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3)P23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借以行使权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是唯一可能推翻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在苏联制度下，这样的统治得以实现。但是在阿隆看来，不排除少数人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或者以其代表行使权力的情况，但不可能说无产阶级本身在行使权力。几百万的工人仍旧在工厂里面劳动，行使权力的是少数政治家，他们的位置离工人的工厂很远。
  　　“通过一次革命，除了那些将变成政委的人，产业工人仍是工人，依赖于他们的制度对他们只有好处并不是明摆的事实”。 因此，如果消除了把大量工人和少数掌权者神话般地混为一谈的说法，人们就回到了历史现实中，才能够思索不同制度的利弊和功过。(3)P25
  　　
  　　
  　　四 苏联的制度、政权与领导
  　　
  　　 雷蒙•阿隆的这本《阶级斗争》一直把比较（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与（苏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当作线索，在辨析完阶级概念并且呈现了阶级的几个定义与经验研究后，阿隆开始用很大的篇幅描述他所理解的苏联的特点。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都是造成竞争的原因，在社会的不同集团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与矛盾。阿隆归纳，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是复杂的，因为国家财政不可捉摸，各集团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达到它们的目的，因为变化并不是任何人有意所为，而遭遇不幸的人又不得不找到承担责任者。
  　　 与此对比，在苏联，国家有意识地为最重要的决定承担责任，是它决定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和消费的部分，是它大致确定集体财富怎样在各集团中分配。左右所有人和每个人生活的决定由国家做出，这样的体制很难接受个人对集体意志（或所谓的集体意志）提出异议。关于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分配问题，在公众对此展开讨论的做法直至那时都没有被接受过。人们不能指责计划经济的重大方针，因此人们只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3)P89
  　　 这里也显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特点的一个差异，在法国，人们不仅对雷诺公司或雪铁龙公司的管理，而且对私有制的原则展开争论；在苏联的情况是，人们不允许对根本原则提出异议，因为原则是确定社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官方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P90
  　　 阿隆指出，在一个苏联式社会里，各集团为争取尽可能高的收入而进行斗争是正式被禁止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都无权结社和请愿。更不必说把为最大限度提高收入而展开的竞争同为改变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混同起来，这种阶级斗争从理论上不可能出现于苏联。
  　　 不过，一个实际问题却显现出来：现实的制度在什么程度上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阿隆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小问题：
  　　一， 群众在什么程度上把统治他们的人视为他们的代表？
  　　二， 各集团在什么程度上甘愿同意计划部门在集体财富分配上武断做出的决定？
  　　三， 在什么情况下存在经济请愿和对制度质疑之间的混同？
  　　 但是，要明确地解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苏联，人们不能调查，询问苏联工人是不是认为自己就是制度的主人，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属于异端。不过通过考察波兰和匈牙利城市抗议的一些情况，可以发现，在苏东制度下，当人们从经济不满过渡到政治请愿的时候，就指责不平等现象或领导的特权，而不针对制度本身的原则。此外，农民的请愿则主要针对集体劳动组织或集体所有制普遍化的威胁，因为农民从本能上是反对集体化的。整体上说，苏联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消除经济请愿和对社会组织结构提出异议的混同，但苏联的政治制度则排斥这种混同。(3)P94-95
  　　
  　　 阿隆讲到，人们有理由把苏联制度看做在某些方面等同于或者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有好几条理由可以将工业社会的两种发展模式进行对比。苏联在工业领域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集体所有制消灭了引起冲突的精神因素，并且对计划经济十分有利，当国家变成生产资料的绝对主人时，它就有能力确定优先发展什么。一个集体化的社会允许领导者制定总体计划、确定发展速度，更迅速地发展被视为对集体的强盛必不可少的产业部门。苏联式制度的另一个重大优点是社会税务制度具有透明度，大家都明白制度运作的情况、分配和目的。(3)P98
  　　但是，苏联制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苏联政权不满意合乎情理的论证，不接受对两种制度的利弊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辩论。通情达理地、诚心诚意地比较每种制度的成本和利润，这样的讨论、分析方法和论证方法对于苏联理论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为什么呢？
  　　阿隆分析到，这是因为一个对于苏联式制度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他们早有答复。苏联式制度赋予自己某种万能的使命，它期望成为人类的最终制度或至少是通往最终制度的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阶段。如果试图把它当作许多工业社会制度的一种，与其他制度相提并论，显然就是对斯大林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论断的驳斥，这个论断认为苏联式制度是通向最终制度的唯一道路，（苏联式）社会主义是未来的现实。(3)P99
  　　继而，阿隆指出，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与欧美式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重大的论战，永远是思想观点的冲突。分歧的根本在于苏联希望自己的制度具有普遍价值，并且是未来的现实，而西方至多同意它是多种可能存在的制度中的一种。讨论不同制度各自的优点，从莫斯科的角度看已经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了。但是从巴黎的角度看，企图把一种制度定为普遍有效的制度和通向人类未来的惟一道路，这是荒唐的狂热崇拜。对话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但缓和的条件是对话者接受大家处于同一水平上，并放弃他们追求的绝对特权。(3)P100
  　　
  　　 接下来，阿隆继续深入分析工业社会政权的领导层，他总结了阶级斗争、经验社会学和精英统治三种从阶级到政权的理论，认为在工业社会主要有四种类型的领导在发挥作用：
  　　一， 拥有精神权力的教士（或传统宗教的代表）和作为世俗思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或科学家。
  　　二， 政治领导，包括官员和军队或警察的领导。
  　　三， 集体劳动的管理者，可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可能是“经理”阶层。
  　　四， 群众领袖，他们主要表达和引导社会内部工人要求，往往同时还祈求政权，甚至拥有精神权力。
  　　
  　　
  　　 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统治的领导权呈现出分离的特点：
  　　一， 精神权力的多元性。同一集体的成员对最高真理的看法有分歧，不抱有某种共同的价值等级观，甚至对生命的深刻含义理解不一。
  　　二， 彻底的平民权力，掌权者对执政的暂时性表示接受。在民主制下的统治者明白，他们的地位全靠选举，他们事先就心甘情愿地同意，如果下次投票结局对他们不利，就放弃他们的职位。
  　　三， 以请愿为目的的非特权者的永久组织。独立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国家之外的工会是民主工业社会最具特征的社会现象。这些非特权者组织的存在也许是对工业时代民主社会最适当的定义。(3)P108-109
  　　而苏联政权的情况则可比照以上的参考标准加以分析。阿隆认为，在苏联联，群众领袖得到了权力，他们是国家的体现。与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同，苏联统治者不接受自己是“有偏向的”，他们代表全体国民，因此也不会允许代表另一些国民的代表有可能在以后的选举中取代他们。革命者一旦掌握政权，则要求消灭社会阶级，实现这样的统一，以消灭政党多元化开始。当选的领导和官员不存在区分，企业在革命中失去自主性，劳动由国家任命的官员来管理，所有不再存在社会和国家的分离。
  　　
  　　在苏联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工业社会的群众领袖，在得到权力的同时，还想成为最高真理的表达者、政治领导、集体劳动管理者，他们不可能不想身兼三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高于传统宗教，表述了科学真理，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自身是借助他们在进行统治。
  　　二十世纪的苏联权力革命似乎试图重建统一性：“最高真理的统一性、变成惟一政党的社会阶级的统一性、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性。”
  　　阿隆概括到，如果这个分析恰如其分地话，两种工业社会的根本对立来自于在一种社会中有不同类型的领导，而在另一种社会中人们试图使领导统一化。(3)P110-111
  　　
  　　 阿隆不仅对苏联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类型分析与思想观念的对比，他也引用了苏联社会学家的研究，从经验上讨论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内部阶级结构。在苏联，重工业通过计划经济以及固定投资比例获得快速发展，但这样的发展是以农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牺牲为代价的。苏联社会仍旧是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在他的预见中，在一个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里，是否还能保持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僵化是一个疑问。假定苏联模式在未来的发展必须改变，要改变的原因不是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恰恰相反，是经济和生活得到了持续的改善。(3)P217
  　　
  　　
  　　五 结语
  　　
  　　 在本篇评论中，我重点整合与梳理了雷蒙•阿隆对工业社会、阶级概念和苏联的描述、分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隆，对不同工业社会制度的评价不可不谓深刻与精辟。在整本书中，阿隆所提出观点一般而言都非常审慎，这也是他对自己提出的希望。当时的世界是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面对着这样的冲突，他的视角也始终在两个世界中切换，寻找它们共同的基础、价值的一致性，继而分析不同制度产生的阶级背景、结果，与根本分歧之所在。应该说，正因为他的分析完整、清醒，才使他免于了被表面的宣传和数字迷惑，得以对现象的逻辑进行检验与考证。在当时，文学和哲学的观念主导着时代的心灵，而读哲学出身的雷蒙•阿隆，却将阅读与思索的重心放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用初步的经验研究和实证方法，结合他对历史与哲学的思索，打破了人们浪漫化的幻想与虚无化的偏见。
  　　
  　　 阿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非常现实地指出，即使在非常顺利的情况下，认为工业社会是平等的社会也是错误的。当前的集体财富不允许在某一个社会中，严格平等的分配所给予特权者的生活水准是他们可接受的。工业集体中的劳动组织是有等级的，职业在资格上有差别，很难设想职位等级不意味着收入等级。此外，市场体制和私有资本体制中，资本拥有者也不可避免地积累利润。而与此对比，在一个全盘计划的体制中，虽然可能想象一种平等的分配制度，但是也有不可能达到的条件：一是计划者自己必须有苦行的意愿；二是他们必须认为，即使工作性质有差异，收入均等也是可能的，并且与之相容。这事实上遇到经济与社会的阻力。(3)P234
  　　 阿隆认为恰当的考虑方法是既区分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又区分各种工业化模式。考虑每个阶段提出的问题、出现的矛盾，以及有助于解决问题和矛盾的经济方法或统治方式。比如在原始积累阶段，强有力的权威对于促使人民充分节俭和快速投资确实是必要的，以适应工业化初期的需要。但随着经济发展，专制制度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而不是增加。不过以经济和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对工业社会所作的描述留给政治方面多种选择的可能(3)P241。在这里，阿隆没有给出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他考虑的经济发展的因素比较少，而且对于政治经济互动的模式也没有给出基本类型的区分，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去论证具体的权力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对着许多的可能保持开放态度。
  　　
  　　 有许多可能的模式值得分析和探讨，它们处于竞争之中，也各有优劣，并且长期前景难以预测。
  　　
  　　 但是，正如阿隆对两类社会模式根本分歧的分析所预示的那样，阿隆坦白地说，在当选者和辩证学家（黑格尔式，马克思式）之间，他选择站在当选者一边。原因就在本书最后一段经典的话：
  　　 “所有工业社会都不是清一色的，假设有朝一日差异会消失，只可能发生在今后某一个阶段，那时的集体财富允许达到一种经济平等继而是社会均等。在此之前，交流、协调、竞争或冲突是这个社会中人类的真理。而为了使存在差异的社会接受集团之间、选民之间和当选者之间、政府之间的对话，任何集团都不应声称掌握最高真理，至少任何集团都应不拥有足够的权力以武力强制他人服从被它视为最高的真理。如果谁都不再追求真理，对话就将中止。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使所有人不得不遵循其对真理的特定表述时，对话也将被中止。”(3)P244
  　　
  　　
  　　 我想雷蒙•阿隆给我们的告诫是始终认清现实的可能，不仅在我们觉得自己无知时对真理保持谦虚，当我们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时，更要如此。让观念回归清醒对话的界限，观念的力量才能够在继续对话中造福我们。
  　　
  　　
  　　
  　　
  　　
  　　
  　　
  　　
  　　
  　　参考资料
  　　(1) 天睿网，雷蒙•阿隆介绍
  　　http://www.tianroo.com/a/special/people/2010/0523/aaron.html
  　　(2) 天睿网，冯克利，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http://www.tianroo.com/a/reading/2010/0516/1116.html
  　　(3) 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译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