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出版时间：2000-3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国W.I.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  译者：张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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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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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很久以前，一直都想拜读这本移民经典专注，但直到最近，才有幸触及，真乃惭愧。但通读全书，一直想找“经典”之处，始终未及，而“移民史经典”，更是无从说起。思考之余，笔者以为，此书却为移民经典，但他的经典之处并不在于众多学者所指的“移民史经典”，那经典到底何处，请听笔者细细道来。 在笔者的视域里面，何谓“移民史”经典，应该是在描述移民方面的历史 方面的经典著作（笔者思维界限），而真要说是“移民史......
•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常读常新，经久不衰；我阅读的是译林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张友云翻译的版本。本书作者是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它们选取波兰农民在欧美的生存处境作为研究对象，原著出版于1918-1920年间，分5卷出版，是一个新兴学科--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作者甩开史学界传统上侧重的、围绕领袖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政治、战争等主题，寻求从“普通人”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飘泊等问题入手，“自下而上”的书写历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关于书信的脚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波兰农民的心理及行为变化过程的视角。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独特的亮点。
  　　从研究问题角度来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在移民被不加分辨地批判为“涉嫌犯罪、社会解体、激进主义”的进步时期，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是从波兰或美国民族利益的立脚点而是从一种客观的社会学调查的立脚点去看待美国波兰人。“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欧洲和美国队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它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3页） 其研究对象既包含了从本地礼俗社会到美国城市法理社会的波兰农民，叙述了他们脱离传统社区保护和家庭紧密联系，移居异国的生活状况和心理过程；也包括了迁移到资本主义发展更蓬勃的美国城市的波兰城市居民，在他们经历了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作者认为，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农民来到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以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社会。
  　　在研究方法上，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或提供生活故事的文献资料。这项波兰农民研究称得上是利用信件和自传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杰出的例子了，研究者利用了在美国的波兰人与在波兰国内的波兰人之间的754份私人通信，以及一叫维斯津连斯基的年轻人应研究者的委托要求所写的长达311页自传，主要涉及这位年轻人早期在波兰国内的生活和来美国途中的经历。这754份私人通信是通过在一家美国出版的美籍波兰人杂志上刊登广告得到的，每封信根据质量分别用10美分到20美分的价钱买得；袁方 394。这些信件按照姓名分成50组进行分析，以帮助研究者探讨那种来自特定封建家庭文化的人整合到美国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信件是一种描述时间或者描述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个人感情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传入美国以后，引起了一场从2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而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合写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以及由E.W.伯吉斯和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波兰农民的背景
  　　
  　　托马斯和兹南尼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1880年至1910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
  　　在波兰的传统社区中，宗教与社会舆论是维护道德的主要方式。基督教要求依照教义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加以干涉。通常，个人之见因为利益发生矛盾，神父则在肉体和心灵上拯救他们。尽管宗教的约束是没有强制力的，但不论如何，从长远来看忏悔削弱了坏习惯的力量。毕竟 “醉汉是只身作战或仅有少数几个朋友为盟，但在神父一边则是所有醉汉的家庭成员，不可思议的魔力，妻子儿女们（常常是很崇高）的祈祷和牺牲，教会的惩戒和排斥的权利，还有多数社区居民的意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10页）
  　　除了宗教，舆论，即使是无根据的带有诋毁和迷信色彩的“留言蜚语”也是一种道德纽带。由于家庭和邻居间关系的紧密和极少的居住地迁移，人们极关心他人的评价，因此当村庄的名字以“饮酒者增多”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酒馆老板就对这件事极认真，说“如果我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我的买卖就别做了。”
  　　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传统的波兰社区生活是被“相互帮助”的家庭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个人通过在家庭中的地位来感受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在波兰村庄中，对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像对社会方面的考虑那么重要。然而，市场的扩展和所谓的“进取心态”（climbing mentality）和“不断加强的个性”（growing assertion of the personality）使家庭发生变化，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和经济收入决定个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价值观。
  　　
  　　二. 对农民的信件的分析
  　　
  　　对农民信件的文本分析是本书的经典之处。波兰农民在迁入美国的过程中渐渐减少了与原来大家庭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通过书信与家乡保持着一种联络，并且通过书信体现了他们与国内的家人或家族之间的一种精神的或传统文化的联系。农民的信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艺术的核心部分。本书包含来自五十个家庭的信件，这些信件既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家庭解体，也展示了在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仅仅是这些信件的存在便可以表明移民们使他们的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作者认为，每封信都是一封致意信“bowing letter”,(25页)，是一种团结的表现。表示宗教性敬意的开头“感谢耶稣基督”表明迁出者与仍家庭处于同一个宗教团（religious community），落款的“向全体家庭成员致意”则对所有家庭成员传达了好意。团结作为波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使得波兰农民在移民初期能够很快地适应美国社会及其文化。虽然这种团结只是在感情上维系着与国内家人的联系，但是在移民之初，这对于他们在美国站稳脚跟与继续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其移民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团结给这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国度增添了一份新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其群体感带给了美国。
  　　这四个家庭的信件，分别涉及了波兰移民的传统家庭解体、价值观冲突、子女教育问题和婚姻问题。事实上，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分析出的结论也没必要是必须掌握的知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
  　　
  　　1.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信件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一批信件，说明了由于传统家庭的解体而造成的紧张。父亲一心只想再娶，过不受约束的独立的生活，不愿考虑家族的利益，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在美国工作的，都卷入了这一难题。在这一家族中，身为长子的瓦乐利与他的父亲有分歧，与兄弟们也有分歧。他所代表的是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家庭应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应该为这个整体谋求利益。尽管传统要求父亲应是家庭理念（familial ideas）的承载者，然而在因年高体弱，无法安排经济和一般家庭事务时，为了家庭的最大利益，放弃了对这些事务的控制权，事实上，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妨碍其他人。长子瓦乐利在争取不到遗产之后，希望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一致，那么至少在精神上尽可能紧密团结（本书第42页）。他代表着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
  　　
  　　2.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
  　　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聚焦于两个儿子瓦克劳和马克斯，他们均已移民美国。瓦克劳变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很久都没有提到宗教，他的父母担心，因为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46，但瓦克劳在给表哥的信里说过，自己是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有时间去教堂做礼拜，自己仍信奉者天主教（本书第49页），这也折射出工业生产对宗教的影响：人们已经不再像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那样有闲暇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了。马克斯在写给堂哥瓦克劳的信中，工作问题占主要的位置。在这里，作者利用马克斯的信件很好地展示了波兰移民的心理变化，他认为，对于在欧美的波兰移民，工作是为他人工作，因此仅仅是一种附加的生存手段；他对工作本身并无兴趣，仅仅是出于工资的考虑；金钱才是他获得稳定生活的屏障。“有着工人心态的人，把雇佣或多或少地看成一种永久性状态，努力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获得舒适快活，因为这种雇佣的生活是一种常态。而拥有农民心态的人，把雇佣工作视为一种临时性机会，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降到最低限度，将所有的生活享受都推迟至工作结束的时候，因为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临时的，是不正常的。（50）起初，马克斯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农民，懂得节俭，把钱积蓄起来，时刻不忘回归故里，或许还想在家乡置购财产。而后，他动摇了，对回归故乡的问题犹豫不决，他尚未决定是否永久做工人，但它的消费方式已经是公认的了，只有工人才肯花六十美元买一块手表，并且最后决定将所有的钱花在教育上，去大学读书。作者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对波兰移民的工作心理进行了分析。
  　　
  　　3. 拉克滋考斯基家庭
  　　拉克滋考斯基的家庭信件展示了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关注波兰移民在家庭中的“显要感”来源变化，以及在年幼时移居美国的两个孩子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价值观念的变化。
  　　亚当在移民后，由于收入较高，逐渐超脱于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个人主义风气的影响，他逐渐不再把帮助家庭视为自己的责任，并与他的姐妹相比有较高的地位。作者以这个实例，来说明各种经济条件对个性的丰富和发展的作用。“农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不会通过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进展获得很大的提高，除非他的家庭同时在在经济上获得进展。”（58）这种局限性随着传统的解体而部分消失，在新的社会组织中，经济上的发展是个人重要性的充分体验，金钱作为在家庭中显要感的价值也渗入了农民。同时，利他主义也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个人人格的体现。
  　　在波兰传统社区中，父母的权威存在于家庭的整体组织和社区的社会舆论中，而已婚的海伦娜发觉没有那种在波兰时的由强有力的家庭和社区联系所提供的支持，她很难控制自己的子女。个人同社区相分离，激发了个体主义个性的发展，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在移民目标国，父母除非有个人优势，否则很难获得权威，而通常子女获得了更高的教育、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在海伦娜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出第一代移民与年轻的第二代移民之间的摩擦与磨合。海伦娜由于在中年时期才移居美国，波兰文化已经深深根植，而她在美国的生活和第二次婚姻中又获得了新的感情习惯，这使得旧文化与新文化在她身上共存，她的一些新特征，使孩子们感到陌生；另一方面，孩子们纯朴的心态也消失得异常快，异常彻底，一段时间之后，海伦娜从她旧的感性心态出发，发觉孩子们也变得陌生了。这个例子很好地表现了移民对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的影响。
  　　从海伦娜与妹妹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伦娜的第二任丈夫劝服海伦娜把孩子们接来美国，本质上出于农民的道德义务感。第一，他出于对上帝的虔诚的敬畏而善良地对待孩子，第二，他唯恐因亏待他人而招致谴责和非议。尽管他的生活已经与他的本国亲友、本国社区完全隔离，但他作为农民的道德义务感并未丧失，这是一个由移民或任何社区生活的解体所因为的危机未必会导致道德观念的崩溃的很好的例子。作者也探讨了其原因，作者认为或许是由于社会的评价并不是对农民唯一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程度上也同自我评价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
  　　
  　　4.波尔考夫斯基家庭信件
  　　波尔考夫斯基是城市居民，虽然波尔考夫斯基夫妇在华沙市或在近邻地区内有许多亲戚，但是亲友间休戚与共的观点已经相当淡薄，当他的妻子特奥菲拉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困境时，他的亲戚中没有一个人帮助她。“在城市中没有一种紧密的关系能取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看到的社区关系，城市中没有一点村庄里村民之间的那种持久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舆论也就没有力量，缺少持续性和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变成纯粹的个人私事。尤其对于高文化层次的、移居别国、传统观念已经为现代观念淹没的男性，如果道义感缺乏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不可能形成一种想帮助妻子的强烈冲动。“特奥菲拉是软弱的，因为她是孤立的”。
  　　
  　　三，对“美国社会解体”的分析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以迈耶和米切尔斯基的家庭故事来说明美国社会结构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读过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个人的幸福与大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想“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关系，在一个注重现代性、强调（物质）发展的社会中，家庭也不再是有缺陷的个体温暖的堡垒。从滕尼斯所说的礼俗社会发展到法理社会，社会人看待人际关系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大的转变；似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着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不禁令人思考，我们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是否具有本身的合理性？我们思考时的出发点，大的前提假设，是否真的无偏？
  　　
  　　1. 迈耶家庭的故事
  　　迈耶个人的残疾为社会结构所激化，最终导致偏常行为，这也说明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不管一个人身体残疾到什么地步，在农民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哪怕只是在父母外出时帮制卡男孩子，即使他完全不能工作……但他是家里合法的一员。他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种简单而普通的社会事实，供养他的人不觉得为他牺牲了什么，他也没有丝毫的屈尊感。”然而，美国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已变成同其他利益相脱离的个人化的利益，大家庭的共同荣誉也无需再谈，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大家庭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位，因为其成员已经四处分散，每一个成员都有其自己的行为仿真，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凝聚感，都不足以有十个人或婚姻群体去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向那些残疾的亲戚们提供支持。”（108）残疾人除了慈善收养院之外是没有其他去处的，而在农民的传统意识中，收养院意味着贫穷，所以残疾人只要有一些自尊心，就不会去收养院，因此，作为一种反应，他可能会不再顾及一切准则，去乞讨或偷盗，形成一种消沉沮丧的心态，甚至导致自杀。“一个农妇智力上的缺陷不会把她迫入窘境，他的缺陷并不妨碍她获取与她的家庭地位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各种习性，而且大家听那个还可以帮助他把她得低位调整到与她的个人能力相适合，然而，在美国，是她所面对的新情形把她神智上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导致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108）在美国他的精神异常不仅成为一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在没有社会帮制的情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长久而又适应新环境的经济生活结构；而且，他所遇到的一切超出他早已习惯的传统秩序范围，使他更加无力把握他生活历程中波动起伏的情境，击碎了它身上所剩无几的正常习性，最终使它精神混乱、感情绝望，事实上濒于疯癫。
  　　由此，我开始反思相比现代法理社会，传统的礼俗社会在保护个体、凝聚群体方面的优越性。农民的智慧与文化，是一个背景广阔的视野。一个农民，可能不懂外语、不懂电脑、不懂具体的技术，在革命年代，也不懂主义、启蒙、科学、民主等等；但是，很懂得包容、互助、血亲，很能担起一家人相互扶持的责任，很懂得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生存、生活智慧与态度。
  　　
  　　2. 米切尔斯基家庭故事
  　　米切尔斯基家庭的例子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成分通过国家干预被引入波兰移民的婚姻生活。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种成分不仅包括法院和警察行为，也包括美国的私人与半私人机构的活动。“在对数千个案例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因官方干预而得以巩固的婚姻关系。”（本书第112页）在迁出国，家庭和社区将婚姻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将婚姻视为一个单位，社会环境的作用不是要介入夫妻之间，把他们当做彼此分离的个人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断，而是在婚姻关系受到任何一方行为的威胁时去支持这种关系。与此相反，美国机构的干预意味着在夫妻之间进行仲裁，将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视为相互抗辩的当事人，认为在它们之间，就像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判处个公平来。“由于干预机构是官方的并且来自社区之外，这就强化了斗争的概念。”（113）。法律的结果，是女方倾向于夸大对男方的强制权的感受，是男方在家庭事务被公之于众后的恼凶成怒，这些都无益于婚姻问题的解决。
  　　两位作者对法律之于婚姻影响的判断是发人深省的。法理社会中，法律和契约成为联结个体的纽带，当道德无法给出判定时，我们盼望有一个简单的、普遍使用的方法能斩断乱麻，我们呼吁制定和完善具有操作性的法理，哪怕法制越来越有浸入私人生活领域的倾向。“法治”没有错，我们要思考的是，法律是否在协调人际关系上具有我们猜测它会具有的能力。
  　　在一件、两件事上，法律或许可以公正地使问题得到解决，如负心汉受到惩罚，委屈的妻子得到补偿，但长久以来它对于全社会关于婚姻的理解将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立足当下，如果我们对是否帮助扶起跌倒的老人进行立法，那么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美德将从道德领域内的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变成人人在衡量和算计之后决定是否付诸行动的刚性行为。在“人情”的世界，法律在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有限的问题，但长远看来，它确有一种使人的思维方式变冰冷、变僵硬的倾向。
  　　
  　　四、美国波兰人社区
  　　 本书前三部分分别介绍了研究对象的背景和生活现状；波兰在欧美的移民与国内亲友、同在欧美的本族亲友的通信；美国社会现象。第四部分则聚焦于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社区形态，展现移民群体如何在异乡“抱团儿”、互动，形成某种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协助。
  　　1.互济公会
  　　公会得以建立的首要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实业问题），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公会是旧式波兰农民的社区团结与移民侨居地中兴起的个人主义的结果。一方面，波兰传统的团结互助思想仍在侨民区延续，新的社会环境也要求个人之间加强互助，共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捐赠者变成了陌生人，这种互助关系缺乏传统社区中亲友间互助的必然性，也由于常常处于捐赠一方的富人同样希望自己的投入能够在自己危急时产生回报，因此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共同体。无疑，这种互助的形式，有助于波兰移民背井离乡的情况下解决危机，适应在异地的生活。互济公会这个由一定固定契约组成的合作组织，以理性形式的纽带，促进了波兰移民间情感上的支持。
  　　
  　　2.教区
  　　在侨居区地中建起的波兰人公会不仅把侨居地内散居的成员定期地聚在一起，因此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还成了社区中的社会机关，是产生各种倡议的源泉，也是实施所有计划的工具。公会通过组织舞会、聚餐等活动满足群体的娱乐兴趣，通过举办戏剧演出、邀请演讲、订购期刊来满足群体的求知兴趣，通过从建立时间较长的波兰人侨居地邀请神父主持宗教仪式来满足群体的宗教兴趣。（本书第124页）对新来者、采访者和旅行者来说，公会是一个信息中心：它把有关当地可以为波兰提供的各种机会的信息告诉新闻界。在同美国波兰人社会的各中心机构的往来关系中，它充当侨居地的代表，实际上，也同出于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努力接近波兰社区的美国机构打交道。因此，所有为争取波兰基金和美国自由公债的游说活动都是由这些社团组织在小社区中进行的。小社区公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建立一个教区，通过建立教区，公会确保了侨居地长久的社会凝聚了，为自己活得了极高的威望和保障，但同时也放弃了它独享的领导地位。
  　　一方面，教区的存在与其功用，展示给读者这些移民的波兰人不仅变成了美国人，而且变成了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国人——美国波兰人。波兰人没有简单地“重复”他们在波兰的文化，而是将之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在美国环境下仍然可用的文化。尽管来自波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尽管他们头脑中的对原属国家的回忆并没有完全消失， 尽管他们在这里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机制必定只能是旧有波兰原型的一个很不完善的仿制品，然而无论已经确立了何种新的信念和习惯性行为模式，新的社会条件在普遍性、数量性、稳固性和约束力方面，还是不足以完全取代或者湮没民族的传统。
  　　但另一方面，不仅是在《教区》这一节，本书处处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区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仅仅是为了驻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这些外出上学的大学生，也是移民的一种。在异地，我们会参加高中同学会、老乡会，一方面是在寻求保护和一种身份认同，找寻熟悉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和就业信息，推荐当地有名的家乡菜饭馆，旧相识相聚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融入。移民聚居并不一定是与外界隔绝、构造本民小世界的表现，这样的观点未免片面和狭隘；它也是促进移民融入新生活的方式。正因如此，亲戚的照顾是我们从无所适从到独当一面的缓冲区间，本族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弱关系纽带，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关于更生活化的方面，在异地的重逢，常常让人感到温暖和力量。
  　　
  　　五．本书贡献
  　　
  　　在出版当代，本书对美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洞见。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是他们把群体感带给了美国。“该书于1918年至1920年间分五卷出版，对美国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引言，第7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成就了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有学者称，《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
  　　读完这本书，我的感触是，它不仅是关于移民的著作，也是一本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它对前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心理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解读。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但即使移民不去欧美，资本主义也会逐渐在波兰发展，农民仍会感受到传统社区的瓦解，和宗教聚集公众的能量的衰退。 跨入现代性的门槛，人总要面对面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和冷冰冰的法理成为社会纽带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只不过部分波兰农民直接跨越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资本社会，这个适应的过程缩短了。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作是一项跨文化研究，波兰移民毕竟从一个遵循传统价值的文化中步入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围；而且，毕竟大部分国家文化发展至今，个体主义盛行的程度也没有超过美国，家庭、亲缘、人际和谐等传统价值仍被保存下来。难得的是，通过分析他们与本国亲属、与同在异乡的亲友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仍在波兰的亲友的差异，随时间流逝这些移民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社会学研究资料。
  　　对于本研究的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十分重要。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甚至分析出的结论也不必全部掌握，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传达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即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群体动力学的观点：研究个体时，也要看群体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对群体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结构、关系与行为，缺乏任意一个，对个体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重视个人状态和群体动态，重视中小型的自治组织，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官本位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尤其有启发意义：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和其他社区纽带。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随着个体变化的“涌现”，群体自身亦在改变。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以及超越了核心家庭的、向外延伸的种种关系。
  　　
•   　　很久以前，一直都想拜读这本移民经典专注，但直到最近，才有幸触及，真乃惭愧。但通读全书，一直想找“经典”之处，始终未及，而“移民史经典”，更是无从说起。思考之余，笔者以为，此书却为移民经典，但他的经典之处并不在于众多学者所指的“移民史经典”，那经典到底何处，请听笔者细细道来。
  　　
  　　在笔者的视域里面，何谓“移民史”经典，应该是在描述移民方面的历史 方面的经典著作（笔者思维界限），而真要说是“移民史”经典，应该说他是最早的一本描述移民社会的一部著作。而笔者以为，他开创了历史之先河，另辟研究对象，的确为经典之处，但实质上，本书的经典除了这一方面，还有“经典”之处在于，私人信件作为研究移民社会人心态变化的资料。我们知道，随着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进行，现代化进程接踵而来，而移民则是现代化进程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还有人的现代化，对于农村社会，尤其是书中描绘的波兰农村的现代化，必须由移民进程来进行。这种人的现代化，也只有用传统加以比较进行研究，信件则是比较的最好表现形式，因为信件不仅是联系传统与现代的纽带，也是移民内心现代化如何的一种最佳反映。但是这里面也有一种价值问题，因为信件毕竟是一种私人物品，而将它作为一种学术资料，实乃有问题，但笔者在此不予赘言，只因本文笔者并不讨论这种价值问题。虽然作者认为文章第二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之处，但笔者以为，文章的第四部分，实为精彩之处，当然之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读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从学术的角度，这一部分真乃“经典”。最后，本书读来很流畅，你只可以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了解到欧美早期移民状况。好好读读吧！（时间有限，不想多述）
  　　
  　　
  　　
•   没想到这本久负盛名的书这么薄。为什么不是原著而是波兰人E.扎列茨基的选编本？波兰人根据英文版还是其他版本选编的？选编的标准是什么？书内哪些是原作者的评论，哪些是扎列茨基的附注，不清晰。这些问题都不未作说明。译后记也没有，使读者无法从译者那里了解更多关于此经典作品的信息，很遗憾。
  是一本好书，对于移民书信文本的社会学分析细致，关于移民融入美国、增强凝聚力的措施（包括“互济公会、教区、教区学校”）对于我国当下现实有启发意义。因无论离开原在国去往异国，还是离开故土去往异地，都是与原来“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的切断，而面对“更具竞争性”、更具风险的异己世界，如果缺乏丰富的社会互助网络的情感支持，移民（农民工）情绪问题会引发为失调、失控、自杀，甚至犯罪。
  读完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是感情的动物。
  书中对官方社会机构对移民群体问题的干预之优缺点也进行了分析，也很到位。
•   读这些信还是满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