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

出版时间：2002-4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朋园  页数：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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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1960年美国科学院学术季刊Daedalus出版一期以“俄国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专号，指出由于帝俄落后于西方国家，其知识分子忧心如焚，亟起鼓吹现代化运动，所以俄国才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巨大变迁。中国同一时期的贫弱处境，如与俄国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同样的觉醒吗?在台湾的少数历史学家受此一思考方向的影响，激起了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我有幸生逢其时，追随先进，以梁启超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1960年代同时盛行着“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思潮。一个国家要现代化，必须有经济成长、社会繁荣、政治民主。这原是用以观察第三世界未能及时发展的三大函数，借用过来观察19、20世纪中国衰弱的究竟，再好不过。1972年我与一群理念相近的学者承担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担任计划主持人之一，自此我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从思想史开始转向政治社会经济史。虽然经济史是我的弱点，着墨不多，但在政治社会史方面则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一朝投身进去，如行山阴道上，趣味无穷，有应接不暇之感。我对此两个主题有些许认识，是在学习中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早期为了知　　识分子的定义，我在一种辞书中查得，他们是“关心社会荣枯的人”，这是从责任感或角色关系去下定义。四五十年来为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著作不胜枚举。在专业化分门别类的今天，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可以称作知识分子，Edward shils就是从这个宽广的视野去看知识分子的。他说，凡是有专精学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ChAles~dushin所下的定义则较为严格。他　　说一个行道中的专业人员，如果整天关在研究室中读资料、搞实验，他只是一个专家；惟有他同时关心社会的荣枯，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举例而言，研究核子的专家走出了实验室去参加反核运动，即可称之为知识分子。　　探讨知识分子，许多学者都有一套理论。最常见的是“启蒙”说。中外古今的启蒙运动大半皆为知识分子所倡道，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恐怕人们今天仍是懵懵懂懂的。以梁启超（1873　　~929）为例，他是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者，我的三本相关著作，似皆可用启蒙主义涵盖贯穿。　　再举一个例子。严复（1854~1921）与梁启超一再反复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一个铁 律，是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动力与口实，所以中国才受到列强的欺侮而濒于被瓜分的边缘。但国人不必因此而恐惧自卑，亦惟有接受进化论，自强图存，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举证进化论一体的两面：帝国主义者以之向外侵略，吾人得之奋袂而起。严复、梁启超鼓励国人奋发图强，力挽狂谰，其用意在此。　　“疏离”说是1960年代最流行的理论，尤其是研究帝俄晚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运用“疏离”观念去观察，将难以说明19世纪俄国三代知识分子的转折历程。著名的俄国史学家RichardPipes说，帝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后三代，第一代鼓吹现代化，要求改革农奴制度；第二代不满沙皇的无动于衷，走上了疏离的道路；第三代则掀起革命，俄国因之大变。①　　改革、疏离与革命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三部曲。世界各国的革命几无役不有知识分子参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疏离感，本书有一篇短论，略窥其概。　　我的早期研究，几乎完全接受了“启蒙——疏离——革命”三阶段说。梁启超三十一岁之前的言行就是如此的。起先，他那“常带感情之笔”，一面倡言权利及自由思想，一面要求清廷维新，图存图强。及至要求得不到预期的回应，梁氏痛斥清廷颟顸无能，疏离感由然而生，他要革命。但三十一岁以后的梁启超又退回到改良式启蒙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只宜于按部就班的变革，而非激烈的流血革命。他从激进回归温和，改而倡言现代化，认为惟有现代化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

内容概要

本书分“知识分子”，“识字率、人才、现代化的助力与阻力”，“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三个部分，对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书籍目录

目  序第一辑　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以胡适与梁启超为例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严复、梁启超的进化观　梁启超的两性观——论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约束　梁启超的家庭生活第二辑　识字率、人才、现代化的助力与阻力　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　识字率与现代化——读《清代教育与大众识字能力》　发动现代化的主要条件——以云贵地区识字率的增进(1902-1949)为例  人才培植：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以云贵地区为例第三辑　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  预备立宪的现代性  近代中国的政治领导阶层　从民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政治精英分子　梁启超的精英主义和议会政治  言论界的骄子——从报章发售看梁启超言论的时代性影响附录　张朋园著述要目

章节摘录

　　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单打独斗发生不了多大的力量。或许这一次的经验刺激了北大教授们感到有结合的必要。但知识分子观点的分歧，无论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要组合是十分不易的。所以北大并没有直接发展出近于政党的组织。但是退而求其次，大家在一起谈谈总是可以的，一个谈话会的形式终于出现了。　　谈话会的发动大约在民国10年（1921）。目前可根据的材料是胡适的日记，但由于胡适日记残缺不整，我们只知道民国10年5月21日胡氏首次提及他和王徵、丁文江、蒋梦麟聚谈，决定组织一个小会，胡适起草一个组织大纲，但内容如何，胡适并没有记下。6月6日，胡适又说在任鸿隽家与丁文江、王徵等再谈组会的事，不知何故，一直拖着未能实现。但北京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非正式的聚会很多。聚在一起就谈国家大事，极属平常。在这些场合中，胡适经常被邀参加。民国11年5月21日的一次聚会，胡适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说，那天是王宠惠邀在法学会吃饭，在座的有蔡元培、罗文干、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一时名流，新旧杂糅。胡适说：“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这几句话点出了组会的本意是要大家有机会沟通，可以找到“共同进行的方向”。　　正式发起的是一种谈话会，发起人是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据胡适的日记，民国11年6月20日这天，蔡元培等“邀了二十多位欧美问学在颜（惠庆）宅谈话，讨论今日迫切问题”，有丁文江、张嘉森、周诒春、蒋方震、林长民、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一班名流。胡适觉得这个意思很好，认为以后可以定期开会，“每次由四五个人作主人”，不会中断。因此他与罗文干提议，立即得到大家通过。胡适、张嘉森、高鲁等是第二次谈话会的主人。开会日期是6月27日，借用顾维钧家为会场，到会的人比上次还要多。王世杰提出中国当实行邦联制（ConFemtion）的说法，谓之为“分治的统一”，胡适不以为然，与之争论，甚为热烈。第三次谈话会于民国11年7月14日举行，主人是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胡适说这次谈话的内容以联省自治为重心。　　从三次谈话会的形式和内容来看，没有党派的关系，却有一些学术性的气氛。但梁派的人物颇有意拉拢北大人物，组织一个新政党。梁启超等于民国2年组织进步党，不久国会被袁世凯解散，进步党无形中停顿。民国6年国会重开，进步党以宪政研究会的姿态出现，人称研究系。然而民国7年的新国会为安福系所把持，梁启超等被逼退出政坛，传统的立宪派自此失势。然而梁启超、林长民等方当壮盛之年，并不甘心就此退隐。梁氏于民国9年欧游归来，雄心再起，想要重新组党，从办学讲学方式着手，计划培植和拉拢新兴的知识分子，再组一个有实力的政党。梁启超、林长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大的一批知识分子。自从民国7年梁与胡适结识，研究系人物便与北大人物开始接近，教育与学术的接触最多，例如民国9年以后之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罗素、杜威、泰戈尔等访问中国，便是梁派的共学社与北大学界共同发起的。　　双方的往还时间愈久，愈为密切，林长民终于提出了组党的意见。　　民国10年前后的政局，最使人心焦不安的是军阀政治，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认为军国为祸，主要是他们有军队和枪杆子。民国元年时，全国军队不过五十万人，以后各自扩张，民国7年时已超过了一百万人，民国13年时已超过了一百五十万人。如果能将这些军队裁去，军阀便就失了凭藉。当时想到的办法是联邦自治及裁兵两个办法，希望各省实行自治，控制预算，军阀拿不到钱，军队便不得不缩减。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有了省宪，实行自治，便可控制财政。岂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军阀哪会束手就擒。他们反过来利用自治运动，固守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内为所欲为，省宪对他们一无拘束力。①然而一般知识分子以为找到了解决军阀为害的无上策略，一面支持省宪运动，一面大倡裁兵主张，轰轰烈烈，热闹非常。②　　梁启超、林长民等似乎就是利用省宪运动及裁兵主张这两个题目与北大人士往还的。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林长民的行动。林氏在进步党中与梁启超及汤化龙同为三位主要领袖。汤化龙于民国5年被刺身死，进步党中只有梁、林支撑。林氏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等职，与梁启超为至交，且进而结为儿女亲家。梁启超退隐津门，仰赖林长民周旋于北京政学两界。林长民以胡适为接触对象，是否受梁启超的指示，不得而知，在胡适的日记中，林长民频频出现。民国11年4月间林氏便向胡氏游说组织团体，胡适一时不知如何决定，立即以信函向蔡元培请示，他给蔡的信说：　　林宗孟（引者按：林长民）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引者按：王宠惠）、钧任（罗文干）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先生一谈再说。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故乘便一问。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①。蔡元培给胡适作复，原信说：　　知林宗孟忽有组织团体之提议，请以弟所知奉告。弟与罗钧任在欧洲时，钧任曾先到英国，回法后见告，谓林宗孟深以亮畴及弟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有一日，在顾少川（引者按：顾维钧）所邀晚餐会上，林又以此语顾，劝顾发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　　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彼提出蒋百里（引者按：蒋方震），弟以百里颇有研究（系）色彩，不甚满意；然以军事家不易得，亦以为可。其后彼又提出先生及梦麟，又曾提及顾少川，弟当然赞成。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彼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今宗孟又来拉公，可知主动者全是宗孟。亮畴是好好先生。钧任年少而颇热中，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①　　从蔡元培的信，可以知道林长民的联络及组织团体的意思年前就已经有了。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自始就是反对与研究系联合的。　　虽然如此，梁启超、林长民并不了解这种情形，还是锲而不舍地来拉好。11年4月27日胡适的日记说：　　蔡（元培）先生昨夜打电话来，说宗孟、亮畴、钧任去看过他，谈过前次商议的事；蔡先生主张不组织团体，但赞成发表意见，并由一班人出来主持裁兵的事。他们要我起草作宣言，我不愿作；宗孟今天要来看我，我不能在家，故乘便去看他。我说明不作宣言之故，劝他自己起草。此事终宜慎重。……②　　5月27日胡适再记：　　宗孟邀吃午饭，同坐有孑民、汪伯唐、任公、钧任、唐天如、张公权等。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语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　　……

用户评论 (总计10条)

•   专业性很强，但里面涉及的人物太少，而且这几个人物也不够典型，包装被拆了啊
•   好书加便宜，就是更好的书。
  不知出版社为何出了几本就断线了。
•   急切想了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   这是一本04年印刷的书，质地很好，内容丰富，定价还很低，哈，涉及近代历史上中国几乎大半有头脸的知识分子。最近收集张朋园的著作，这本是物超所值。
•   之前看一些关于作者其他作品的评论
  都说作者的风格很生涩和过于学术化
  但是阅读这本之后，
  觉得还真不错
  写的很深刻
  虽然确实有些过重的学术风格和气息
  但是确实是不失为一本好书
  
  且这本书是做活动时低价购买的，性价比很高
  值得一看
•   点出了不少黄对梁的影响
•   版本质量不错了，内容有借鉴意义
•   张先生的书应该在大陆多出版一些
•   书本身是很好的，这个破损页应该是个别现象，大概是急着看，没换货。
•   就是一本资料的拼图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