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1-11 出版社:百花洲 作者:陈良运 页数: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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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文质彬彬》总题之下,以《文与质》、《艺与道》为上、下编,分别对“文”、“质”、“艺”、“道”四个观念及形成中国美学中两对最基本的审美范畴,从发生、发展、传承、演变的全过程,进行由微而宏地全面、系统的观照,又从美学、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以及哲学、心理学、伦理观念、社会政治理想等方面。进行论述和评价。在论述时又注重两对审美范畴间交错互动的关系。后者的“艺术”行为如何时时处处使前者的观念内涵与外延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前者如何时时处处对后者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后者如何在前者已界定的正统观念范围内突破和升华。……它们互相生成又互相互补,构成了中国美学与文学、艺术学理论的大框架,至今对这几个领域内的理论建设还有深刻的影响。
作者简介
陈良运,1940年生,江西萍乡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批评史》、《周易与中国文学》、《焦氏易林诗学阐释》、《新诗哲学与美学》、《论诗与品诗》、《诗学·诗观·诗美》、《文与质·艺与道》、“文质彬彬》等著作,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读》、《中国历代文学论著丛书》等。
书籍目录
《文质彬彬(上册)》目录:
总序(蔡锺翔陈良运)
小引
上编 文与质
第一章 审美视野中的“质”与“文”
第一节 对于“质”的基本审美观
第二节 “文”的观念发生与“人文”种种
第二章 “文质彬彬
第一节 儒家“文”、“质”统一观的确立
第二节 “文质”理论在两汉的发展
第三节 道、儒“文质”观之差异与《淮南子》的糅合
第三章 中国文学的奠墓理论
第一节 文?文章?文学
第二节 诗、骚、赋之“文”、“质”关系
第三节 王充的“文章”学说
第四章 “文质彬彬”美学意义的延伸
第一节 人物品评:理性审视的深化
第二节 人物品藻:“风骨”的审美观照
第三节 书画之品:艺术理论的发展
第五章 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质”观
第一节 由文体分类产生不同的“文质”标准
第二节 “质”的观念的演化
第三节 形文?声文?情文
第四节 “文”、“质”结合的新范畴
第六章 “文质”论在诗、文领域之分途
第一节 文:以“道”为“质”的回归
第二节 诗:以“意境”为核心的审美创造
第三节 “文”与“质”:历史、美学的评价
附录“风骨”新论
第一节 “风”是一个审美观念
第二节 “骨”是“质”的概念具象化
第三节 从品人之“风骨”到品文之“风骨”
第四节 “风骨”论发明和运用的重要意义
《文质彬彬(下册)》目录:
下编艺与道
第一章 “艺”与“道”的观念发生
第一节 艺?技?艺术
第二节 道?天道?人道?艺道
第二章 两种“道”的美学内涵
第一节 道法自然
第二节 人性至诚
第三章 三种“艺”的态度与行为
第一节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
第二节 “疑神”之技通于“道”
第三节 “下学”之艺致其“道”
第四章 “原道”种种及其效应
第一节 “神制则形从”——《淮南子》之术
第二节 “雕琢情性”——“文心”之术
第三节 “文以明道”——“古文”之术
第五章 造型艺术领域之“道”与“艺”
第一节 “以形媚道”,“与神为徒
第二节 “游于物之内”之技与“游于物之外”之艺
第三节 “画之理,笔之法
第六章 走向审美自由王国的诗歌艺术
第一节 从“返自然”到“妙造自然”
第二节 由“境生象外”到“诗而入神”
第七章 “文”、“道”矛盾的发展形态
第一节 “文以明道”的发展
第二节 “文以载道”的反动
第三节 “道”向叙事文学的投影
第八章 “道”与“艺”:正统观念的突破与升华
第一节 “道”、“理”观念的突破
第二节 “艺”、“文”观念的升华
第三节 “艺与道合”——“堪留百代之奇
跋
章节摘录
当作家要将内质尽情地表露出来,犹如“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因此,作家使用语言“达意”,就不应该再示人以“玉隐石间,珠藏鱼腹”,而是“玉剖珠出”。由于言语的明晰,“质”、“文”毕现,“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言语辞令真正的文采。王充进一步指出:“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口与笔都贵在尽传胸中之意。如果语言文字隐晦曲折,“观读之者”犹似“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这样的文章即使自认为很有文采,却唤不起读者的审美愉悦之感。由此,王充在“文犹语也”、“文字与言同趋”的前提下,提出文章也必须“形露易观”、“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他反对刻意求文而造成以“文”隐“质”的不良倾向。汉代的辞赋,在语言形式上堆砌古文奇字,崇尚对偶,离开口头自然语言越来越远,王充认为它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所引均见《论衡·自纪》)。文字游戏并不等于文采斐然。 3.反对“虚妄之言”。王充一方面“尚文”,甚至说“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论衡·超奇》),另一方面反对因刻意求美而造虚妄之言,他认为作者“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见以正邪”(《论衡·佚文》),所以容不得笔下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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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互相生成又互相互补,构成了中国美学与文学、艺术学理论的大框架。至今对这几个领域内的理论建设还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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