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出版时间：2002-7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作者：董继斌，景占魁 著  页数：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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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发迹于15世纪末的晋商，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从19世纪80年代全国性金融风潮起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随着票号的消亡，晋商也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由兴到盛，盛极而衰，晋商纵横捭阖，称雄华夏商界近500年。在中国商贸金融史上涂下重重的一笔！　　19世纪以前，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堪称世界经济的中心。繁荣发达的经济使封建皇权制得以巩固和延续。在西方产业革命先后开始、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1700—1820年的120年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1%上升到32．4%，GDP年增长率是欧洲的4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而且在增长幅度上，仍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西方世界处处涌动着产业革命的浪潮，世界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古老的华夏大地回光返照，呈现一派“落日的辉煌”，但紧接着就走向黑暗，长夜无歌而一蹶不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清王朝的迅速瓦解，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　　17世纪中叶后，西方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历史的车轮突然间加速前进。而处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此时正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古老文明之中。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封建统治者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封建君主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最终使中华民族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由世界经济中心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　　广阔的中国市场和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使中国成为贪婪的西方列强的必夺之地。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清王朝毕竟抵挡不住先进大工业生产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两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夺走了中国市场，也夺去了中国人的尊严，使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社会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中国近代金融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下的中国近代金融，它不仅屈从于封建势力的统治和盘剥，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的挤压和掠夺。　　中国近代金融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外化，从金融组织到货币制度都标识出它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金融组织上，中国银行业起步很晚，如果将具备现代银行要素的票号作为中国早期的银行业，那么，它的诞生虽然比中国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早70多年，也比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早20多年，但是，它比西方的威尼斯银行晚了240多年，比世界上首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晚120多年。　　多年，比世界上首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晚120多年。在货币制度和形态上，中国长期实行银两和制钱并用的复本位币制，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19世纪中叶前，世界各国先后都放弃根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只有中国、西班牙、墨西哥实行银本位制。本位币制直接影响到商品贸易，落后的本位币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落后的银本位制下，流通中的货币也十分混乱，有制钱、银两、自铸银元、外国银元，还有纸元（钞票），既有钱庄、银号发行的钱票、银票，又有清政府一度发行的官票和宝钞，以及在华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1900年起，又流通铜元。币制及货币发行的落后与混乱加上金融管理的无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世纪中叶震动全国的金融风潮。在近代，晋商作为兼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群体，面对如此芜杂的金融环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恶劣社会环境，能够顽强生存还有所发展，甚至将500年晋商的辉煌发挥到极致。简直匪夷所思。　　（二）　　“大清帝国”在嘉庆以后就渐显衰象，到道光年间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便江河日下，气数殆尽。　　然而，晋商这支活跃于明清两代的强劲商旅却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衰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道光初年创建了票亏，井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奇迹般地创建出晋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IIl盛时期。　　票号诞生后，特别到咸丰以后，晋商（贸易商和票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遥达数万里，款项汇通天下。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晋商的踪迹。在国内，虽然外国银行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建立，且规模和覆盖面在不断扩展，但一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山西票号仍稳固地占据着中国金融市场。

内容概要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的着力点是探索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对晋商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第一节 晋商崛起的历史背景第二节 晋商及其经营特点第二章 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雏形--账局与票号第一节 近代中国金融组织的历史沿革与基本状况第二节 晋商与账局第三节 晋商与票号第三章 票号制度第一节 票号组织方式第二节 员工的管理第三节 票号的经营与管理第四章 晋商在金融上的创新第一节 晋商实行的股份制第二节 两权分离制的建立第三节 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第四节 拓展金融业务的创举第五章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侵人第一节 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新特点第二节 外国金融机构在华的设立与扩张第三节 清政府在金融上的举措与对外借款第六章 票号在国家财政金融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节 票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命运的改变第二节 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加深第三节 票号与封建官僚的相互支持第四节 票号充当了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工具第七章 票号在内外夹击中的惨淡经营第一节 内外战争对票号的损害第二节 中外银行对票号的挤压第三节 恶劣的金融环境和形势对票号的影响第八章 票号在逆境中的顽强挣扎第一节 采取灵活手段，增加竞争能力第二节 改组银行的坎坷曲折第三节 凄风苦雨中的挣扎第九章 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中的作用和影响第一节 晋商促成了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形第二节 票号在中国近代财政金融中的重要地位第三节 票号在清末民初中国金融业发展变化中的处境第十章 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第一节 国运日衰，山河破碎，使晋商陷入困境第二节 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使晋商失去竞争的物质基础第三节 晋商与清政府的结托，给自己种下了苦果第四节 晋商自身的局限，导致了它的衰落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票号产生之后，曾称雄中国经济社会半个多世纪，持续存在达100年之久，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运行发生过重要影响。但关于它的起源，却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将这些不同的说法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隋末唐初起源说。这种说法将票号的产生，与晋商的盐铁经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盐铁经营的发展需要，促进了票号的产生。这一说法，由一位英国传教士首先提出于20世纪初年，他的具体说辞是：“山西票号的命运基础是盐和铁，这两种有价值的产品大量从山西输出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山西商人要到所有远远近近的城市去接受订货，他们就从这样的交易中发展成为票号……一直到公元600年唐朝的时候，由于山西商人的财富增多和纸张用处的扩大，才使他们发展为票号。”也就是说，将唐代的飞钱当做了票号的发明。　　其附和者甚而进一步发挥说：“到十一世纪，山西票庄从实际上看来，很像国家银行了这显然是把宋代的官营会子，视为票号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该说实际是将山西票号看做唐代飞钱，宋代交子、会子的一脉相承，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但历史事实是，唐代的飞钱固然是一种汇兑，却只是商家的兼营，与票号专门经营汇兑，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飞钱、会子、票号三者，也无任何史实能证明其相互间的继承关系。所以，这一说法，只是一种武断的推演，缺乏任何有力的科学论证。　　另一种为明末清初起源说。该说同样起源于20世纪初年，较前说流传更为广泛，也正因为如此，被掺杂进不少传奇的色彩，成为一篇情节生动的故事。该说认为，当明末清初，闯王李自成被清军击败，在败走山西途中，为减轻行军负担，将所携金银掩埋于一康姓院内。闯王大军走后，康氏便用这笔财富创办了票号。而票号的规则，则是出于反清志士顾炎武之手，故极为严密，是为反清复明预做经济与联络方面的准备。经过多位专家考证。此说存在重大漏洞：首先，经营山西票号者，并无康姓富豪，即使票号同仁中，也从无康氏创办票号的传说；其次，关于顾炎武制订票号规则，至今未曾发现证据，虽遍查顾氏著作，却无丝毫踪迹可寻；再次，如果票号创建于清初，经康、雍、乾数朝之发展，不会毫无痕迹可寻。而事实却是，直到清代中期，历史记载中并无票号的踪影。因此，此说仍是一种臆说，于史无凭，于实无据，只是当时社会情绪的一种反映。　　再一种为平遥人雷履泰首创票号说。随着研究与调查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发现，平遥人雷履泰为票号的首创者。这一结论的得出，大多得益于实地调查。但是，以这一结论为依据，却又有乾隆年间（1736—1796年）、嘉庆年间，（1796—1829年）以及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几种起源说，孰是孰非，仍然莫衷一是。1992年8月，黄鉴晖先生在其《山西票号史》一书中以专门的章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研究，该研究在雷履泰创办票号说的基础上，详细考证了相关记载，确认了山西票号起源于道光初年的说法。该研究的理由大致如下：　　第一，汇票的专营，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即通信系统的出现。中国的驿递制度虽早已产生。但一直只被官方专有，民间无法利用。直到嘉庆年间，民间通信系统，即民信局才开始出现．才可能被汇兑业利用。因此，票号的产生，不会早于嘉庆年间。　　第二，根据当时记载，道光七年（1827），苏州市场已出现大量现，说明汇兑机构已不是一家，也就是说，此时距其最初的创立。_码已有几年时间。故票号的首创，必然早于道光七年（1827）数年。　　第三，雷履泰所创票号日升昌，是由颜料庄西裕成改组而来从碑刻记载可知，嘉庆二十四年（1819），西裕成仍作为颜料庄出现在同业碑刻上，那么，其改组为日升昌的时间，只能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后。　　第四，从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岁的年龄来看氏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道光元年（1821）为5l岁；毛氏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道光元年（1821）为34岁。当道光年，一位正当壮年，另一位初人中年，正是既有阅历，又年富力开创事业之时。　　_　　因此，黄先生将山西票号的创立时间，确定为道光三年（1823）前后，我们认为这一结论的得出，有着科学的根据，是值得采信二、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　专营汇兑的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如果仅就汇兑而言，在中国则早已出现。　　早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国的一些商人曾使用过一种被称为飞钱的票据，这就是最早的汇票。当时市场上铜贵钱贱，同样重量的钱币，铸为铜器拿来销售，可获得3倍于钱币的价值。　　因此，大量钱币被用来铸造铜器，造成严重的钱币短缺。这种情况下，各地或禁止钱币出境，或以铁币代替铜币，来维持着货币的流通。铜币禁止出境，铁币则质重值轻，遂给长途贩运的商人带来不便，于是，一些商人便与地方派驻京城的机构，或家在京城的地方大员相联系，将购货之钱交给这些机构或大员家中，用做机构的经费，或大员家人的消费及积蓄，只身前往机构或大员所在之地，凭所签票券就地取钱，用来采购货物，转贩销售。这种票券，就是所谓的飞钱。《新唐书》中那段著名的记载，即“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飞钱，是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而不是正常经济运行的结果，因此，只断续地存在了十余年而已。之后，宋王朝效仿飞钱之法，“置便钱务，令商人人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①。　　即是说，宋廷要求人京贸易的商人，将售货之钱交付京城便钱务，由便钱务出给凭券，然后以凭券回各州取钱。宋王朝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是为了满足京师供给，实际是以商人输钱，来代替地方政府上缴税收，省去了地方政府向京师运输钱币的劳务，也省去了商人携带现钱往来的麻烦。但这纯属政府行为，缺乏自然成长的基础，故虽然实行达100余年，却并未真正促进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