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6-01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清)王晫原著 陈大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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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世说》为清初钱塘(今杭州)王晫所作。王晫,字丹麓,《今世说》卷一“德行”篇中记述了作者自己的事情,并自我作注道:
王名晫,一字木庵,浙江钱塘人。好坐溪上听松,自称松溪子,见者称为松溪主人。喜读书,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遇同好,辄谈论移日,或至信宿不厌;其他虽相对终日,卒不妄交一言,匪类故多恨之。平生重然诺,与人期,或允所请,不爽时刻。性不耐饮,复善愁,凡在六合之内,或有才士塗穷,佳人失所,每闻其事,辄为於邑,甚至累日减食,终身不见有喜色。
王丹麓仿效《世说新语》之体例,采录同时期文人名士之故事,而作《今世说》。在康熙癸亥仲春所作的序中,王晫自我陈述作此书的原因和目的道:
今朝廷右文,名贤辈出,阀阅才华,远胜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胜载。特未有如临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后世,亦谁知此日风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庙缙绅,下及山泽隐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录,率猎收而类纪之;稾凡数易,历久乃成。
据此可知,王晫创作此书的重要动机是为了让同时代的名贤文士、廊庙缙绅、山泽隐逸,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藉此而传。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它仍然有其价值,大家由此可以知道清初掌故与文风。
《今世说》自问世起,得到同时代人物的好评。同郡冯景香远所撰《今世说序》云:“亡何而今世说又成,见其包举群彦,言关至极;简秀韶润,胸无宿物;儁不伤道,而巧不累理。呜呼!直世说耳,何今之见哉!”同邑丁澎药园所撰《今世说序》曰:“几与世说并时矣。”这两位王丹麓的乡贤不约而同地将《今世说》与《世说新语》相提并论,嘉许其可与《世说新语》并驾齐驱。
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于对因文人结社而导致明朝亡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拨,对《今世说》存在不满和非议之处:“其中刻画摹拟,颇嫌太似,所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之声,犹明代诗社余习也。至于载入己事,尤乖体例。”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因为其既定时期的权威性,很是影响了读者对《今世说》的接受。鲁迅对四库全书向来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认识,从不为之所拘束:“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鉴于此,鲁迅对四库馆臣不以为然的《今世说》,反而有其好感存焉。
鲁迅于1933年1月16日购买了《今世说》一部,并在其当日日记中作了明确记载:“下午往蟫隐庐买《花庵词选》《今世说》各一部,共一元六角。”鲁迅虽然于此时才购买《今世说》,但其对这一部书的阅读和使用要在更早之前。鲁迅出版于1923年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为“《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其中就已提起《今世说》:
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至于清,又有……王晫作《今世说》……
此后,鲁迅在给许寿裳之长子许世瑛开列的中国文学系必读书目中,《今世说》赫然名列其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回忆鲁迅道:“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书单列了一些书目,有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丁福保《全上古……隋诗》、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定保《唐摭言》、葛洪《抱朴子外篇》、王充《论衡》,书单最后一项为:“《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鲁迅共开列了十二本书,而王晫《今世说》名列其中,可见鲁迅对之重视的程度,是把它作为中国文学系学生必读书目之一来开列的,正如许寿裳所言:“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可见鲁迅是深得《今世说》其中三昧的。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是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不久便改入中国文学系,由此可知,鲁迅的这份书单当开于1930年。
鲁迅之所以如此看重王晫《今世说》,是与他本人对《世说新语》的喜爱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正是缘于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之情,鲁迅才对《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今世说》产生喜爱之情。因为,《今世说》是《世说新语》之精神在清代的延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激赏《世说新语》道:“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颇为魏晋文章之代表,魏晋风度之体现,而鲁迅对魏晋文章比较钟爱,尤其魏晋通脱、清俊的文风,鲁迅对之更是由衷赞叹。《今世说》作为《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与其他《世说新语》仿效之作相比,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同类作品的通病,即“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并且达到了“文笔亦颇简洁”的艺术水准。无论在体例的分目上,还是在文笔的简洁上,《今世说》是比较接近于《世说新语》之精神和文风的。出于对魏晋文章的欣赏之情,鲁迅自然对之厚爱有加了。
鲁迅在给许寿裳、曹靖华等友人信中多次提及自己“颇欲草中国文学史”之设想,因时间和精力的不够而不了了之。《今世说》对清初文人“德行”、“言语”、“品藻”、“容止”等多有记载,即以“文学”一目而言,对王士禛、毛奇龄、周亮工、钱谦益、邹祗谟、黄宗羲等人之籍贯、性情、交际、诗文多有记录。其中记吴兆骞道:“吴汉槎最耽书,一目数行。然短于视,每鼻端有墨,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同学以此验其勤惰。”吴氏耽溺书籍的形象跃然纸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是撰写文学史至关重要而生动活泼的材料。由《今世说》可以洞悉“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它是我们获得当时历史氛围和历史感受、触摸当时文人心态的直接材料,也是一个文学史家走进历史、还原历史和阐释历史的原始材料;因为“名士习气”是清初时代精神之一种,直接构成了清初作家的精神背景。如若撰写中国文学史或清代文学史而不能够真切地感受和把握此种“名士习气”,是难以做到“知人论世”的,也是难以切近作家与文本之精神本质的。这大概也是鲁迅之所以重视《今世说》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吧!
作者简介
王晫,字木庵,浙江钱塘人,清初布衣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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