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汪修荣 页数:300 字数: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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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令人,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堪称民国教授的一个缩影。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同时,还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情感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书籍目录
怪杰辜鸿铭名士刘文典国学狂人黄佩“疯子”章太炎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苏雪林“教授之教授”陈寅恪顾颉刚其人其事书生意气傅斯年钱玄同二三事独立不羁的刘半农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恩怨是非朱自清:最完美的人格台静农的三栖人生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往事知多少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文化殉道者王国维后记
章节摘录
怪杰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人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人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人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陸’,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一一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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