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

出版时间：2001-10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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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安石传》约16万字，详尽编述了荆公的时代、荆公的传略、执政前的荆公、荆公与神宗、荆公的政事，分民政财政军事教育选举等；荆公之武功、罢政后的荆公、新政的成绩、新政的阻挠与破坏，荆公之用人与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与文学等。书后附有王安石年表和王世系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叙论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
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第八章 荆公与神宗
第九章 荆公之政术（一）总论
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
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第十二章 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第十三章 荆公之武功
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第十五章 新政之成绩

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从宋史给王安石盖棺定论后，梁任公这篇文章算是最著名的翻案文章了罢。
  　　现代人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和国际视野，是读史书时常常沾沾自喜的地方。然而读任公的书，却总令我惭愧，虽然晚生百年，国学固然望尘莫及，西方人文科学的基本概念，任公也是深得精义。看看这本书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论述，恐怕自己仍然说不出更多。
  　　不过，对任公的学识敬仰，但全文开篇就自称荆公粉丝，文中的根本论点却不敢苟同。
  　　基本上，由于史书否定的太彻底，任公则针锋相对地一条条全部翻案。从为人，为学，施政，进退，交友用人，家人，诗文各个方面逐个击破。可惜立场太强，如同史书本身全部否定失之偏颇一样，全部肯定同样难免过于武断。
  　　有说服力的部分：
  　　1、除了君实介甫的交谊名留后世，老泉的辨奸论是伪托之作的论证是可信的。同时王安石人品至少同时风评甚好，应该无可置疑。关于自己，甚至儿子的人格攻击立不住脚。
  　　2、新法本意深远，改革是必要的。这点看当时内外形势也洞若观火。特别是青苗，募役法，利远大于弊。
  　　3、边疆政策上取得了较大成功。远胜于后世如司马光，蔡京辈。
  　　当然，任公对王安石如此偏爱，无疑是有自己的寄托在里面，不过除了上面几点，连任公也只能把新法得罪尽天下名臣归结于党争和名士的迂腐，荆公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用吕惠卿辈。然而前如韩，富，后如文彦博，司马光，二苏，范纯仁，都是著名君子。任公选用的史料也都是加以攻击，回避了很多问题。
  　　例如，对文彦博攻击募役法，说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百姓。当然任公的攻击入木三分，但回头想，自魏晋来的世族经唐末五代动乱，宋代的士大夫实继承了其精神，这个阶层的利益被如此直接有力的动摇，政治反弹的力量不是靠民意两字就能化解的了的。几百年后张居正的权力远甚于王安石当年，真真正正的权倾朝野，推行一条鞭法还有那么大阻力。王安石的政治手腕不足，才是新法的最大问题所在。
  　　读宋史时，印象最深的是官和吏的分离，制定法律的固然是少数精英，道德，学问，思虑都是一时之选，然而真正去田间地头收税的，却是募役法都深恶痛绝的那些衙役之流，韩，富等名臣反对新法，或许正是出于这个“任凭官清如水，奈何吏滑如油”的心态，这些需要政府收钱的政策，到下面会给百姓造成多大损害，庙堂之上恐怕鞭长莫及。王安石身为宰相，家都让县里来上访的老百姓烧了，任公整本书二十多章只字未提，多少也有些春秋笔法。
  　　总而言之，翻案固然有收获，中国的史书过于在意“盖棺定论”，而很少总结经验教训。即如此书而言，如果任公能多谈谈王安石改革何以失败，后来者欲改革须行何种手段，恐怕全文价值会更上层楼。
•   　　 吾尝读《苏东坡传》，林语堂谓其仰子瞻之才，由是知先生易右苏而左王。然先生咎王之误宋甚矣，吾每读至此，则以为其事甚怪，未敢因之而谬荆公之武功。夫王公安石者，北宋之名相也，其所行之变法岂曰一无是处哉？然余于荆公之事迹所知甚少，是而终不敢妄言也。及见梁公之《王安石传》，大抵知其生平。任公以安石负盖世之才而又见用于圣主，然其新法卒毁于私党之手，不亦惜哉！余固敬任公之才学，又存疑焉：奈何任公所传之安石与林语堂所述大相径庭，而又见异于诸史乎？任公谓其不敢因私而妄语，然其之誉荆公者溢于言表终有所倚。殆荆公变革家也，而任公亦变革家也，古之谓“惺惺相惜”，其言是也。吾遂取诸史而鉴之，有所得焉，诚非识者之论，唯承诸君之言语而复记于此耳，亦为我所识之荆公。
  　　
  　　 宋人承盛唐之光辉，固当慑威于远国，然赵宋之不竞，举世皆知。何去之远矣！谓太祖之猜忌使然。方唐祚中缺而彼宋未兴，群雄竞逐，兵革四海，天下能者居之。梁帝篡唐，敬瑭弑主，此皆一时权臣也，而太祖起于微末乃以一区区殿前都检点取周而代之，陈桥之事，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帝以其取天下之易而犹惧后世诸将效之，遂尽释其兵权。已而又行更戍之制，于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故宋之禁军外不足以御寇而内不足以平匪，此宋所以不竞者一也。方陈桥事变，宋祖揽兵权于己身，其不思北图契丹乃南下诸国，待以疲惫之众而入虎狼之辽焉得不败之理？太祖亡于流矢未已，而太宗又兵败幽州，君臣相顾无策遂罢兵乞和，由是宋人养兵而不用，役员日冗而财政难支，卒危宋之社稷，此宋所以不竞者二也。北方作战犹重骑兵，欲强骑兵则在强马，燕赵自古多产良马之地，奈何后晋之主石敬瑭拱手燕云十六州，以至后世制于夷狄数百年，此宋所以不竞者三。
  　　
  　　 荆公值此多事之秋，受命于明主，欲施图强变法之事，诚非苟且之徒，而世之诟之者也甚，荆公能不避其险慎终如始，安不称一世之人杰耶？余观荆公之新法，所行者大抵曰：青苗、市易、募役、保甲、保马诸法。青苗、市易二法皆自荆公惠民之本意；募役则欲改病民之差役制以利万世；又以宋冗役之多乃行省兵之策而复以保甲法强民去盗，度之似无不妥；保马法则曰无奈何之举，盖欲求良马于垄亩。余自知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惶恐之间实难谓新政之良恶，而仰观历史，诸史评熙宁新法亦多分歧，清末之前论者多有微词，及至任公为之立传而翻历史一公案，后世敬之者多矣，此诚亘古未有也。殆人之见识有短长，昔时众人难识此法之妙而今者知而誉之。然荆公主新法多年而其功难奏，何也？
  　　
  　　 故吾评新法曰不适其时，评安石曰不学无术。一者吾固不知新法适于当时之体制否，再者夫宋之积弱非一日之久，荆公果欲行强国之策当知其事固难一日而就也，然政令初行，朝野哗然，荆公虑其胎死，终求之甚切，故曰乏时。既受肘掣，而荆公又未能因势利导乃罢黜良吏，奋其私智，为天下议，是评无术。虽然，吾实非责其所事。古有萧规曹随，史家美之，使易宋而处，则难矣。当宋之世，夷患不除而草寇难绝，朝廷岁输万贯入西夏、契丹，若因袭旧法，亡国只在时日之久长。不变法，后事可料；变法，则孰强孰亡犹未可知也。故吾善其事而不善其法。
  　　
  　　 我评王安石及其变法大抵如是。
•   　　荆公与任公都是我极佩服的人物。
  　　任公为荆公作的此篇传记，全不以记叙其生平琐事，而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通其精神思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也并没有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丰满的王荆公，笔墨集于荆公的政术思想，使得荆公改革之勇气，坚韧之性格，虽立于风口浪尖，兀自屹立不倒的形象跃然而纸上。
  　　在自序中，任公言“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启超先生当年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随康南海“公车上书、变法维新”，欲立国以自强，革旧以自新，其之思想精神，追至溯源，当是自于荆公。
  　　荆公所处的时代，仁宗当世，莫不称有宋全盛之时代也，其实不然，民困病弱，外不能御敌夷，辽、西夏之岁币增而复增，至真宗有“澶渊之盟”，实是辱国之盟，才又享百余年安乐世；内不能富其民，百姓聊困，不能安生，荆公以前，掌国者以韩琦、富弼、司马光而论，莫不称其为君子，然何以至此？
  　　任公所处的时代，较荆公更险恶，英、法、美、日等列强之强取豪夺，从鸦片战争之《南京条约》之后，所签丧权辱国之条约不计其数，政府之贪腐无能，人民“莫谈国事”，安心做这个腐朽的老帝国的最后的陪葬品， 这个曾经有过“康乾盛世”的帝国，如何变得如此死气沉沉？
  　　曰：中国历代之恶习，在守旧，在懒惰，在“因循苟且”。
  　　中国最大之弊病，这个国家太过庞大，组织体系制度太过严密，哪怕是大家开始懒惰了，开始“因循苟且”了，国家也依然能够靠着惯性继续的运转下去，甚至说，在刚开始的那些年里，看上去还是一副国泰民安的样子，于是大家也就越发的懒惰了。
  　　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不这样，他们骨子里没有懒惰的基因，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革新的血液，他们不能安于这样的不思进取的社会。
  　　所以才有荆、任两公，起于危难之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以一己之勇气与魄力，扭转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
  　　荆公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任公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这两个相隔千年的奇男子，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把民族的希望和进步挑在自己的肩上，从没有一刻敢于懈怠。
  　　他们铮铮的声音，相隔千年，来回的激荡而变得愈发的响亮。
  　　启超先生这样评价这位千年前的知音：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之日莫之能废。”
  　　所以我相信，任公写下《王安石传》中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是血脉贲张的，一定是在怒吼的，他向上历千余年而终有知音，所有蕴含的理想、信念与志向，全在这薄薄一册小册子中。
  　　当年林语堂先生为苏东坡作传，纯是文人相重；而任公为荆公作传，二十二章中约有一十六章为时世、变法、政术，所述文学者不过最末区区两章，任公之为荆公作传，所重者为荆公之改革之思想，进取之雄心，学术文章，不过末流尔尔。此二者皆欲以政治为第一要务，以改革家为第一身份，实与彼二文人不可同而语也。而当今之世所以称二公者，竟在文章学术，而二公之改革之思想、不苟且之精神，竟似末流，每念及与此，未尝不痛心苦泣，哀世之谬误也。
  　　启超先生曾做“少年中国说”，只因为少年、青年是这个社会最不能懒惰的一些人，他们不过二三十岁，有着冲天的雄心，有着逆天的勇气，他们最不能安于这个社会的不思进取，他们最怨恨这个民族的暮气沉沉，他们是最具有创造力和改革精神的一批人，因此任公才有此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每当我读到这一段雄奇壮丽的文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任公在《王安石传》的自序中惟愿“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你我之人，都是少年，所担当的都是国家民族的将来和希望，自当有锐意进取之心，改革创新之胆，永远不要懒惰，不要守旧，不要“因循苟且”。
  　　最后，我当以荆公之一句诗作结：
  　　“男儿少壮不努力，挟此穷老将安归？”
  　　
•   　　此书为梁启超为王安石所作之传。梁启超可谓学问渊博、识见深远、文才汪恣者，以此学问、识见、文才而为改革家王安石作传，无怪乎此传详于考异，精于议论，善于比较，不惟细论王荆公之政术、武功、学术，亦涉及当时之时代、当时之君臣，并论及古今、中西之异同。盖梁启超身处变革之时代，而尤服膺于王荆公之“法先王者法其意”之旨，以为“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坦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p.81）。读之，乃叹张太岳终不及王半山。
  　　
  　　一个问题是：中国果儒法国家乎？ 何法家如此之不昌也。又，儒家学说重稳定，故我两千年来社会难以变迁。然观宋代朋党之争，可知儒家意识形态阻碍改革之力度也何其大（如司马温公）。如此，则我今日儒学可复兴乎，可有益于中国而使中国兴盛乎？
•   　　11.21.小雪前夜
  　　
  　　
  　　
  　　王安石
  　　
  　　
  　　
  　　任他风吹浪打
  　　
  　　一生波澜不惊
  　　
  　　自在风光颠峰
  　　
  　　胜似信步闲庭
  　　
  　　
  　　
  　　大道终归尘土
  　　
  　　去留谁主沉浮
  　　
  　　熙熙攘攘寂寂
  　　
  　　半山安然石如。
  　　
  　　
•   　　 超越时代的人要不为这个时代所不知道而漠然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便是往往会作出些或大或小的事迹来，而他们的行迹方式、功过是非也往往难以定论，并且往往是贬多于褒，王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任公对他的评价很高，这一方面得意于任公的眼界，另一方面安石却有穿越千古之魅力，一个在前年前就准备施行近代商品制度的中国人，你说他能不招人非议或者招人无限景慕吗？
  　　 世上唯无誉无咎者无名，安石当然知晓这个道理，他是不愿也做不了一介凡夫的，“安石不出，奈苍生何？”极具忍耐力和抱负的他必定要创一番千古之业乃罢...
  　　 可是他出身的时代根本就无法把他的一套思想执行下去，而他依然和神宗硬是推行了十九年之久，其毅力不得不叫人佩服...
  　　 安石的意义不尽在于他的思想，他的诗文，更在于他的坚韧人格和积极勇进的人生态度...
  　　 安石曰：“男儿少壮不努力，挟此穷老将安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