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日记

出版时间：1998/9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谭其骧 著,葛剑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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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谭其骧，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本书收录其在土改、文革期间及寓居京华时期日记，行文似流水帐，却最真实地反映出那些特定时代的原声原色。

作者简介

谭其骧(1911.2.25～1992.8.28)
谭其骧，字季龙，笔名禾子。浙江嘉兴人，1911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25年后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参加过五卅运动。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2月任北平图书馆馆员、北京辅仁大学兼职讲师，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33年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师。
1934年谭其骧与顾颉刚等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开展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研究。开设中国边疆沿革史、中国历史地理要籍研究等课程，培养了一批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研究者。还开展中国政治地理、水文历史地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丰硕成果。
1935年秋任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36年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抗战期间任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194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
1950年谭其骧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出任过历史系主任。同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分社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
1955年谭其骧开始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和研究工作。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
1959年创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任主任。
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
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1982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81年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评议组成员。历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地方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历史大辞典》编撰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总编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地理》主编，上海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
1988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共8册)全部出版，这是目前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社会科学成果之一，1983年曾获得上海市政府通令嘉奖。
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专著，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谭其骧还是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代表，上海市八届政协委员、常委。
1992年谭其骧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书籍目录

前  言（葛剑雄）
土改日记
京华日记
文革日记
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史家风范，长水悠悠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此一时期，得益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于其中，史学界更是拔得头筹，经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史学黄金期”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地，追随前辈耕耘种月，乐此不疲。在这群人中，就有谭其骧。这位被后人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名教授，早年并不安分，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再转外文系，旋转历史系，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终成一代大家。
  　　
  　　可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 “推广”。谭其骧先生是幸运的——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先师季龙”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出版不久，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其实，这部日记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心，减少了阅读障碍，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
  　　
  　　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土改日记、文革日记自不待说，此外尚有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当然，亦有1956年短暂的“小阳春”时期，作者赴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日常起居，读来颇有趣味。
  　　
  　　今天，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我们了解到：19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其主旨并不在于均分土地，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熟悉、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巩固其政权；再则是力图打击乡村中存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从这一点来说，这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 年10月27日，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隔不多日又说，开会有如儿戏，“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土改队同事）之意见为转移。”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一叶可知秋，由此便知，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
  　　
  　　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洗澡”或是“洗脑”之开端。的确，在这段手记里，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自我检讨、互相揭发、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那么从这日起，此后近三十年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这本不奇怪，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善待”之抑或是摧残之，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充满功利色彩。今天读这类记录，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度。但我相信，这“虔诚”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纯粹”，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试问：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而这场“领风气之先”的运动，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同时“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陈毅语）。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拉开序幕。
  　　
  　　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长水集”，取“细水长流”之意；葛剑雄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名为《悠悠长水》，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风范。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哪怕是在文革年代，他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
  　　
  　　（谭其骧日记（珍藏版），葛剑雄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   　　 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哪怕是在“文革”年代，谭其骧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此一时期，得益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于其中，史学界更是拔得头筹，经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史学黄金期”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地，追随前辈，乐此不疲。
  　　　　在这群人中，就有谭其骧。这位被后人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名教授，早年并不安分，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再转外文系，旋转历史系，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终成一代大家。
  　　　　可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推广”。谭其骧先生是幸运的——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先师季龙”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谭其骧日记》出版不久，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其实，这部日记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心，减少了阅读障碍，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
  　　　　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土改日记、“文革”日记自不待说，此外尚有上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当然，亦有1956年短暂的“小阳春”时期，作者赴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日常起居，读来颇有趣味。
  　　　　今天，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我们了解到：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其主旨并不在于均分土地，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熟悉、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巩固其政权；再则是颠覆了乡村中存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
  　　　　从这一点来说，这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年10月27日，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隔不多日又说，开会有如儿戏，“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土改队同事）之意见为转移。”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一叶可知秋，由此便知，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
  　　　　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洗澡”或是“洗脑”之开端。的确，在这段手记里，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自我检讨、互相揭发、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那么从这日起，此后近三十年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这本不奇怪，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善待”之抑或是摧残之，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充满功利色彩。今天读这类记录，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度。但我相信，这“虔诚”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纯粹”，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试问：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而这场“领风气之先”的运动，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同时“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陈毅语）。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长水集”，取“细水长流”之意；葛剑雄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命名为《悠悠长水》，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风范。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哪怕是在“文革”年代，他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
  　　
  　　（原载《新京报》2013年7月13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