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东外史

出版时间：1988 出版社：岳麓书社作者：不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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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书~奇书~
　　内容虽是嫖经之谈，然里面那见解不知比民国时期的某些留日文人不知又高出多少！
　　周树人，作人之流等读之皆骂，实是戳中其要害而已，看看民国时期的留日学生有几个没淫过东瀛下女，艺伎？上到孙中山，蒋介石，下到周作人，周建人等，我虽喜周树人的文章，然则看不惯其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前有平江不肖生做留学东瀛外史，后又长沙李小牧做歌舞伎町案内人，壮哉！留学东瀛之湘才何其多哉，望其后去之才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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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的开山之作，《留东外史》的问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一个极大的尴尬。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巨著”，在对日本的不可救药的误读中，凸现了中国人精神的负面与深刻的道德危机，还有恶劣的中日关系下两种文化令人遗憾的“互动”。这部以东京为舞台、以中国留学生和海外亡命客为暴露对象的异域小说，主要写了两件事：“嫖”与“侠”；共同的寓意不外乎：“大中华”摆平“小日本”。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所遭受的种种耻辱，由不肖生的如椽之笔，得到了想象性的洗刷。
　　整部《留东外史》不遗余力演绎的，是“日本是个卖淫国”这个神话，翻来覆去捣鼓的，就是“嫖界指南”的那些劳什子。号称“南周北黄”的嫖界领军人物周撰与黄文汉，一个仗着“顾盼多姿”的容貌，随心所欲地玩弄日本女子，自吹“除了皇宫里没有去嫖过，其余都领略过了”；另一个嫖侠结合，将痞子精神引入风流情事，发明了“吹要警拉强”五字嫖经，仗着一身蛮力和“日本通”的优势，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如鱼得水。
　　在中国浪子的眼里，日本女子的“淫”，总是与“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在郁达夫、陶晶孙笔下常出现的“淫”而“高贵”的东瀛丽人，在《留东外史》里一个也找不到，即使是偶尔写到一两件“清雅”的艳事，也显得十分勉强，压不住底子的恶俗。这个差异，显示了西风东渐历史潮流下留日学子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思想先进的“创造社”作家的眼里，日本女人已被赋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类似西方的“女神”而不能亵渎，而在思想陈腐、受道学毒害的中国浪子的眼里，日本女人终究不过是泄欲的工具。第九章，粗鲁无文、品位低劣的郑绍畋这样贬低日本女子：“日本不是世界公认的卖淫国吗？日本女子除卖淫而外，有什么教育？你到日本这多年，你见日本女子除了卖淫、当下女、充艺妓、做苦工几种，有几个能谋高尚的生活的？”——事实上，中国浪子的“嫖经”，大半与日本女人的“贱”有关，周撰声称：“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是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第二章）作者甚至这样一口咬定：“日本人有一种特性，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给他，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都可介绍给人家睡的。”（第三十七章）
　　在近代以降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大中华”意识面临危机，变形为鸵鸟式的自我陶醉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具体到后起之秀的“小日本”，更添一层复杂的况味。黄文汉大白天带人去嫖娼，在那里遇上日本兵士，兵士问他：“大远的到敝国来求学，为何礼拜一的不去上课，却来这里胡闹？”黄文汉悖然作色道：“这话是谁教你说的？你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吗？我说句失礼的话你听，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贵国美人最多，最易勾搭。我家中祖遗了几十万财产，在中国嫖厌了，特来贵国研究嫖的。今日就算是我上课的时间，难道你可说我来坏了吗？”完全是一副无赖的派头。（第四章）胡庄等聚集赌博，被警察当场拿住，捉去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板着脸教训了他们，对中国留学生的“过于不自爱”和“柔和的性情”作了一番揶揄，不料遭来一大篇理直气壮的反驳。胡庄的嫖家赌客理论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这赌博的事，在世界各国，也就止贵国禁得不近情理。至于一个月有二十多件嫖淫卖妇案，更不能专怪敝国人不自爱。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国的人，越发达。敝国国人到贵国来求学，远的万余里，近的也有数千里，至多也须一年方能回去一趟，况都在壮年，此事何能得免？”然后对日本的公娼制度、艺妓和铭酒屋进行一番抨击，强调中国留学生嫖淫卖妇的理由，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这样看来，贵国的淫卖妇，也就未免太多，贵国的人也就未免太不自爱。敝国人性情柔和，诚如尊言。大国民气象，自是如此。敝国虽弱，只要贵国少怀点侵略主义，则东亚和平，想不得由西洋破坏。”（第十一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汹汹叫嚷“日本女子贱”的中国浪子，偏偏在东瀛女子身上尝到了在自家不曾尝过的甜头，犹如老鼠掉进白米缸，大有乐不思蜀的劲头儿，正如书中一位小亡命客说的那样：“几多伟人学士，和下女发生了关系，还公然正式结婚，大开贺宴。”
　　平心而论，比之于“嫖”，《留东外史》在“侠”的描写上更有独到之处。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始祖，平江不肖生此时显示了自己的真正绝活。
　　可惜的是，这种品位纯正的描写在《留东外史》里只是偶尔一闪的火花。其实，依不肖生对武术的精通程度，如果能有一副正常的心态，是不难写出一部表现中日武术对话的精彩之作的。
　　 “大中华”的优越感在“爱国心”推动下，必然导致浅薄的夜郎自大，派生出敌劣我优、敌愚我智、敌魔我神的一厢情愿的想象。《留东外史》在这方面，可以说走到了极致。黄文汉在与日本武士的交手中，总是占上风，永立不败之地，他先是挫败身强力壮、号称四段的柔道手今井，又徒手击倒手握长刀的剑术手吉川龟次，后又施巧计，连续掀翻三名相扑巨无霸，还在最后一位大力士屁股上踢一脚。萧熙寿打擂台，向顶尖级的日本柔道高手发起挑战，却被作了这样的限定：“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头锋，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到真的比赛时，萧果然动辄得咎，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只好退出比赛。日本的一流柔道手被形容得獐头鼠眼，萎琐不堪，还没有交手，就连连退缩，一副胆小懦弱的样子，甚至以下阴被捏相诬。大和民族一向引以自豪的国粹、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中国浪子颠覆。
　　的确，比之于“嫖”，中国浪子在“侠”方面的优胜简单明快，没有半点的含糊和自相矛盾，遇上无礼的日本兵士，该出手就出手；碰上爱管闲事的日本警察，想捉弄就捉弄，完全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根本没有一点“弱国子民”的味道。然而这种优胜，多半借助流氓手段。
　　如果说黄文汉们的行为有可理解的地方，那就是“小日本”对中国的忘恩负义及其狼子野心。在去箱根徒步游历、寻花问柳的途中，黄文汉遇上颟顸无礼、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中村名为拜访，实际上是来炫耀“大日本”武力，鼓吹“日支共荣”（就是日本吞并中国）。中村的狂妄与傲慢，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居然说出这样的大话：“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第十四章）面对日本军官的挑衅，黄文汉不急不躁，先是装孙子，引其入彀，俟其马脚全部暴露后，突然翻脸，一篇长长的、理据充足的痛斥，把中村驳得哑口无言，尔后，黄文汉猛地跳起身，伸出手臂，横眉怒目，要与中村决斗。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学子，中村只好赔礼道歉，无趣而退。
　　这是黄文汉惟一的一次真正体现人格尊严、值得称赞的行为。然而在令人振奋之余，不免使人感到另一种悲哀：留日文学中如此有力度的“抗日”表现，并不是出自以进步自命的“创造社”诸公——他们都沉湎于苦闷虚无的自我表现，而是出自不肖生这样的思想陈旧、游民气息浓重的文人！
　　然而，像黄文汉那样嫖侠双全、能文能武的“游民知识分子”，就能担当起抵御外侮、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吗？尽管不肖生以如椽之笔，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舒了一口恶气，毕竟不是中锋用笔，着了他的道，中国人看日本的眼光只会更加歪曲、更加片面、更加离奇。既然作为大和民族勇敢与正义象征的武士都是如此不堪，那么一般的日本人，就无须多说了。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小说里，有点人样的日本人几乎找不出几个，他们个个萎琐、小气、贪婪、顽直、死要面子、装模作样，甚至心术不正，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蔑视，抨击之语比比皆是。
　　《留东外史》产生于中日关系最恶劣、中国人的精神最昏黑、最绝望的时期——这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务必记住的一点。作者在东京旅馆的“阴霾一室”起草这部小说时，是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1914年的岁末，而小说第一部以“不肖生”的笔名由民权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时，是1916年5月。这正是日本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企图吞并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道德最堕落、“厚黑学”最猖獗的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7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七十年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这样写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2〕《留东外史》以非常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立此存照”。就像作者以“不肖生”自命的那样，小说一上来就坦称“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将道德姿态尽量放底，既给自己的堕落铺好了台阶，又顺理成章地迎合了时风。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作者的“留学”经验。包天笑在为向恺然（即不肖生）作的传中这样写道：“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3〕这段话可以与小说开宗明义的自我陈述互相印证：“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归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部现炒现卖的东瀛异域小说能够如此长久地畅销，显示着大众期待的满足程度，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小市民琐屑的欲望与市场机制，左右着不肖生的如椽之笔；中国民众对“小日本”的奇异想象和激愤之情，通过《留东外史》得到了表达和宣泄，或者说，《留东外史》写出了中国民众希望看到的日本。
　　《留东外史》问世后，不仅在世俗社会，同样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甚至连刚出炉的新文学家、“创造社”的张资平，对不肖生的“写实”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将此书当作箧中宝，时时观摹。〔6〕此后的滕固、崔万秋、刘呐欧、叶灵凤等人的作品，都有与《留东外史》一脉相承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留法学子陈登恪竟然模仿《留东外史》，写了一部《留西外史》，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而老舍写《二马》时，则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弄成《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7〕，这从反面证明了《留东外史》的影响力。半个世纪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留日狂潮再度兴起，格调类似的《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东京有个绿太阳》（蒋濮）相继出现，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历史似乎又开始了新一圈的轮回。看来，只要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真正的正常化，这种非良性的文化互动大概永远不会结束。
　　注释：
　　〔1〕《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4～105页。
　　〔3〕〔4〕引自范伯群文《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武侠鼻祖向恺然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5〕仲密：《〈沉沦〉》，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6〕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这样记述：1918年夏天张资平到福冈海滨度假，郭沫若当时正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读书。在松林里散步时，郭与张意外相遇，两人聊了一通后，郭就随张到他的寓所。郭发现，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几本书。他顺手拿了一本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就问张：“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张回答：“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的手腕不坏啦。”郭不再说什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章回体，就把书放回原处。
　　〔7〕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一文里写到：“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地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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