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华艺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页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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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是近几年来成长起来的历史作家。他的本职是金融事业,写作全在业余时间。每当一天劳累之后,他便浸沉在浩汗的史书堆里,勾稽爬梳,探秘索隐。久而久之,积掖成裘,悟性得道,便敲击键盘,一字字地打出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朝代更迭、人亡政息的叹谓,于是,一部部著作便在网络中出现。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网络江湖,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出版商,一时间洛阳纸贵,争相出版纸质文本,不几年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众历史作家。我对他的作品,按出版时序排列了一下,从2005年到现在,短短的四年内,他埋头创作,出书十种,总字数超过500万,确实算得上是个高产作家了。一个年轻人,有此成绩,值得赞许。他的成功,当然与改革开放、时代进步有关。梅毅赶上了好时代,他是幸运的。但是,再好的时代,若不勤奋努力,也难以脱颖而出。“天道酬勤”!时代,总是拥抱那些勤奋者,成功的大门,专为不懈追求的人敞开着。梅毅的经历,印证了这个人所熟知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天理。梅毅写的都是历史。除了几部历史大视野的作品,如《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等等之外,最受世人注目的是一批类似历史演义体的断代史作品,起始于两晋南北朝,中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包括南明小朝廷)下迄太平天国,几乎代代赓续,组合成一个中国历史的系列。虽然梅毅的这套历史文集首缺秦汉,尾阙清史,但从中仍可清晰地体察出兴亡继绝、人事代谢的历史脉络。在近代中国,写历史演义最出名的,是浙人蔡东藩先生。蔡先生于光绪初年,幼而笃学。少长,精于治史。辛亥以后,他侨寓上海,为会文堂书局编写历代通俗演义,自前汉迄于清代,共11部,于1916年起陆续出书。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虽难称洛阳纸贵,但可说名噪一时。1945年蔡先生走后,时至今日,久不见有此壮举,不免令人惆怅。现在,欣喜地发现,大陆学界出了个梅毅,他以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业余历史作家,用七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断代史,前后赓续地组成一套中国历史大系。
内容概要
1911年的晚秋发生的辛亥革命,为什么成功于一次偶然事件? 辛亥革命前,为什么产生众多革命志士自杀式的暗杀? 一生戎马倥偬、反藏独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是在何种情况下,变成了成都“赵屠户”? 所谓的袁世凯、黎元洪“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知与不知,在让后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齿之余,我们扪心自问:这种结果,是历史的荒唐,是大势所趋,还是孙中山等党人的无奈?
作者简介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致力于资本市场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内,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还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曾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
2004年起,以“赫连勃勃大王”为笔名,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相继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刀锋上的文明》《帝国如风》、《大明朝的另类史》,《亡天下》、《极乐诱惑》、《铁血华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有《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繁体字版。上述诸种著作的台湾繁体字版和韩文版也陆续面世。
赫连勃勃大王的历史作品,不仅仅在国内诸多大型门户、社区网站受到数千万读者热捧,著名作家李国文、雷达,高洪波、蒋子龙、梁晓声、肖复兴、舒婷、叶延滨、林希等人,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沈渭滨、雷颐、王学泰、杨念群、钱文忠等入,也对其作品大加推崇。可称是国内极少同时受主流文学界、历史学界承认而又被大众读者认可的历史散文作家。
书籍目录
总序言自序:早产的革命暗夜沉沉血作灯——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赤血横流沈乾坤——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大好头颅何轻掷——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暗杀多 百粤山河照眼雄——史坚如刺德寿 百烈刚肠如火热——吴樾刺五大臣 誓灭胡奴出玉关——徐锡麟刺恩铭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韶华时光汪精卫 当时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惟有实践出真知——南洋的鼓动 拼却头颅刺虏酋——暗杀摄政王载沣 血泪已枯心尚赤——多余的感怀夕阳回射照龙旗——“君主立宪”:清朝政府最后的稻草 端方的迫切——清朝权贵心目中的“立宪” 满汉畛域——不能回避的问题 又一批人的利益受损——各省咨议局、督抚们在“立宪”中的角色 没有“回光返照”经历的死亡——清廷“立宪”的最终失败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尽是人民血汗钱——四川路权纷争的由来 让洋人来“抄底”——川汉铁路矛盾的加剧 热釜泼油激民愤——从“文明争路”到武装抗暴 仇恨怒火势燎原——保路同志会大起义 两个“能臣”的悲剧——赵尔丰与端方 可惜白首悬朱门——赵尔丰 万古同悲蜀道难——端方一夫鸣枪三军皆反——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新军? 作为革命的催化剂的政治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 “八月十五杀鞑子” 忙中添乱的烟灰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被谣言激促的革命 摧枯拉朽树大旗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辛亥革命长镜头 纸人傀儡高高挂——作为“幌子”的黎元洪 班子虽草亦搭台——湖北军政府的新气象 辛亥革命长镜头——风起云涌独立潮 八日都督说焦、陈——湖南起义 五千旗卒尽被戕——西安起义 兵不血刃定九江——江西(九江)起义及清朝海军起义 千年之醉梦惊回——山西起义 彩云之南响震雷——云南重九起义天降大任于斯人——袁世凯出山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北洋系的兴起以及袁世凯的“开缺回籍” 静观天下“抱膝吟”——袁世凯洹水“钓鱼” 坐看中原鹿正肥——袁世凯出山 革命抛与鄂江潮——革命军在阳夏战争中的重挫 养敌自重观形势——袁世凯按兵不动过把瘾就走——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 水陆并发下雄城——南京的光复 锣鼓声声催人忙——和战皆是戏 别人洒血我摘“桃”——孙中山归来 倾心真悦惟东瀛——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 任他白云来去飞——南北和谈第一阶段“搁浅”百劫山河乱愁叠——清朝的覆亡及辛亥诸人惨淡的结局 世运因人常转旋——袁世凯的利用与反利用 孤儿寡母履冰薄——清廷那些惊悚的日子 “大清”未救身先死——良弼被刺 天道好还终归汉——清帝逊位后的时局 风云满地起龙蛇——大总统职位变数交接 国殇为鬼无新旧——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章节摘录
暗夜沉沉血作灯——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戴着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这个人,就是清朝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尔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凶残嗜血的清朝政府,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绝命诗。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朝政府负屈妒忍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悲愤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19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仓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朝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洴澼子”。这位爷,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概。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师求学,时称“浏阳二杰”。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最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拔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2.3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4.5倍。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阴毒老妇人慈禧杀于北京。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辨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清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明君”。与此同时,反清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相对而言,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块“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清朝中央大员的支持。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一方面,唐才常有康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遁,又去“狩猎”了。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兵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但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当时,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康、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它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英日之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油子,随世摇摆,劲断利弊。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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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华年》主要介绍了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背后故事。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这一枪,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葬清朝267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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