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史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作者：[法] 弗朗索瓦·多斯  页数：482  字数：540000  译者：季广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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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构主义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成功是如此辉煌，以至于人们把它与1945年以来的法国知识史视为一体。它是国际性的惊人成功。在那些年代里，参与者把它视为一种世界观，视为一种人文文化，并为此弹冠相庆。那是孕育批判性思想的伟大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正在寻求知识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的朝气蓬勃的社会科学表达了自己的解放性意愿（volonte emancipatrice）。在那个年代里，结构主义在至少20年的时间内，激发起大西洋两岸所有知识分子的真正的集体热忱，使之共襄大业。　　不过，在即将步入1980年代的时候，似乎所有这些成就都在很短的时间内灰飞烟灭：多数曾经从事这项知识探险的法国英雄销声匿迹了；与他们同时销声匿迹的，还有他们的著作。新的时代急于埋葬这些著作。这强化了人们的一个印象：那个时代真的已经寿终正寝。我们回避了一项必要的工作：哀悼并正确评价这个法国知识史上最多产的时期。结构主义给我们留下些了什么？结构主义的某些取向（certaines orientations）和结构主义的某些主要否定（negations principielles）的破坏性品格，一度使它陷入僵局。尽管如此，结构主义还是提供了众多的结构性教益。其中之一就是，交流（communication）从来都不是透明的。　　结构主义的定义甚是宽泛。它被界定为一场历史运动。它是围绕着“真正的密码”（veritable mot de passe）和“边境的走私”（passeur de frontières）来界定的。对于全部人文科学来说，它是不可分割、完整统一的事业。米歇尔•福柯认为，“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而是被唤醒的杂乱无章的现代思想意识”。雅克•德里达把结构主义界定为“观点的探险”（aventure du regard）。罗兰•巴特把结构主义视为从符号意识（conscience symbolique）向范式意识（conscience paradigmatique）的转换。也就是说，结构主义的形成，意味着悖论意识（conscience du paradoxe）的到来。由此可见，结构主义是一场思想运动，它与世界结成的关系极其丰富，简单的二元方法论（methodologie binaire）不足于概括这种关系。简单的二元方法论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研究领域。这种具有指导意义的分析方法试图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并把符号置于意义之上，把空间置于时间之上，把客体置于主体之上，把关系置于内容之上，把文化置于自然之上，并为前者牺牲后者。   首先，结构主义是一种范式。这个范式的核心是怀疑哲学（philosophie du soupon）。当时的知识分子赋予了自己一项使命，即撕下众多“庸见”（doxa）的面纱，消除意义（sense）的自然性，破坏意义的稳定性，并挖掘隐藏在词语之后的奸诈之术（l’expression de la mauvaise foi）。知识分子采取的立场就是揭露。这一立场与法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传统（tradition epistemologique）有关。法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传统总是采取“悬疑”（surplomb）的立场，总是把科学能力（competence scientifique）与常识（sens commun）分而治之，同时认为常识与幻觉乃难兄难弟。我们揭露对肉体的规训，揭露社会性群体的孤独。对肉体的规训和社会性群体的孤独，都遵循着特定的知识逻辑和权力逻辑，都隐藏在启蒙运动的解放性话语之后。罗兰•巴特说过：“我彻底拒绝我的文明，它令人生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裸人》的最后一语是大写的“一无所有”（RIEN），仿佛安魂曲，俨然人的黄昏已经降临。结构主义推崇“悬置意义”的做法，把它当成对抗欧洲中心中文版前言◆◆结构主义史主义的工具，当成对抗形形色色的目的论的工具。形形色色的目的论就处于五花八门的思想潮流的核心地带。   结构主义范式的第二个维度，与处于解放过程中的三门人文科学——普通语言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面临的哲学密切相关。这三门人文科学一起强调，无意识作为实在界的容身之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初出茅庐的社会科学还要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寻找成长的土壤，还要对抗古典人文学科（Humanites）的威胁，对抗传统，对抗索尔邦的保守主义。   在这个层面上，结构主义代表着介于文学与精确科学之间的第三种话语形式。它要使自己社会化，进而使自己制度化；它要进入边缘性的大学，要出版著作，要制造新闻，甚至要借助于一个神圣机构，逃离索尔邦这个中心。这个神圣的机构便是法兰西学院，当时它是最先进的学术研究的避难所。因此难免形成“古今之争”。在“古今之争”中，分歧和决裂的主题呈现于若干层面之上。社会科学试图通过确立科学方法的有效性，解放自己，切断把它与传统哲学连为一体的脐带。从传统哲学的角度看，某些哲学家理解了这些著作的重要性，开始重新界定哲学的功能：把哲学界定为概念的哲学（philosophie du concept）。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效果学”（leffet-logie）。哲学同时瓦解了人文科学的分类。通过宣示自己的目的，哲学保留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在这方面，哲学家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保持能量，使没有分化、完整统一的事业在1960年大获成功。结构主义的作用就是成为重整旗鼓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吉勒•德勒兹曾在1972年身手不凡地界定过结构主义的范式。他强调若干共同标准的重要性。这些标准是我们在人文科学之外觅得的。第一是特别重视符号界之维（dimension du symbolique），而符号界是介乎实在界（le reel）和想象界（l’imaginaire）之间的第三个因素。第二是特别器重位置、场地遵循的拓扑学逻辑（logiques topologiques）。第三个是使我们认识到，结构主义范式是针对差异和单一建立起来的。我们终于在结构的中间发现了空位，发现了缺席。正是这些空位或缺席，使多重的替换成为可能。空位或缺席是零度，它能使一切成为可能。   这种结构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密集的多学科交流。多学科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众多概念从一个知识领域流入另一个知识领域，从一个作者走奔向另一个作者，并形成了知识交流的机制。结构主义者借用、翻译、转化诸种概念，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   索绪尔以数学运算的方式界定普通语言学遵循的规则。他把记号界定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记号这一概念，但又对它做了改造：在索绪尔那里，它是概念（即所指）与声音形象（即所指）的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它是意义（即所指）和结构（即能指）的关系。在精神分析领域，雅克•拉康重新拾起了索绪尔的理论，对之做了一系列的改进，使之展示拉康本人的洞察力：他把能指置于所指（即词的意义）之上。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条“斜线”（即“所指/能指”），“斜线”的意义是把能指与所指关联起来。但在拉康那里，“斜线”意味着所指对能指的抗拒。因此，所指处于能指链（chane signifiante）之下，一直处于滑动的状态，一直到找到一个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这种滑动才告终止。也正是在这里，精神分析师的阐释才会结束。   拉康之后，雅克•达里达和罗兰•巴特接受了拉康的“能指链”概念，但又一直使之处于模糊不清的朦胧状态：在他们那里，只有“能指链”，所指和缝合点是根本不存在的。路易•阿尔都塞在回归马克思时，从征兆性解读（lecture symptmale）的角度，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他的“征兆性解读”概念主要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具体些说，他的“征兆性解读”概念主要来自精神分析中的“转换”（deplacement）和“浓缩”（condensation）概念。甚至阿尔都塞晚年提出的“结构因果性”（causalite structurale）和“多元决定”（surdetermination）概念也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过，说到拉康，他的话语概念得自福柯。他运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描述他所谓的四种话语。此外，拉康借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对无意识的界定。   结构主义时期是由两个大相径庭的两个阶段组成的：一个是结构的阶段，它拥有完整统一的事业；一个是累进性的解构阶段。法国人文科学的机构建设一直困难重重，但它强劲有力地推动了综合性研究。综合性研究是围绕着某个事业完成的。这项事业渴望成为科学，并把古典人文学科（humanites classiques）与精确科学（sciences exactes）区分开来。   因为有了列维－斯特劳斯，社会人类学（anthropologie sociale）开始与体质人类学（anthropologie physique）分道扬镳，并把社会作为交流现象来研究。法国的涂尔干一脉深受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和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等德国相对主义者的影响，而列维－斯特劳斯又受涂尔干一脉的左右。他抛弃了历史学研究常常采用的民族志方法（approche ethnologique），即抛弃了传播学派（ecole diffusionniste）。此外，他还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敬而远之，认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只是民族志研究之一种。他要关注的是关系现象（phenomène de parente）。但他所谓的关系现象不再是血亲现象，而是一个同盟系统，一个必不可少的交流系统。这个系统对乱伦禁令进行了新的透视。新的透视不仅注意到了乱伦禁令的消极性，而且注意到了它的社会积极性。此外，列维－斯特劳斯还通过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音学，受到了语言学的浸染。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二战期间的纽约听过雅各布森的课。在此期间，他得出结论：“血亲系统是一种语言。”语言学允许他接受“代码”概念，允许他以现代数学般的形式语言学为模型研究社会，允许他从符号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学。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只有对语言的规则了然于心，才能对社会实践的无意识展开研究。   如果说结构主义基本上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相互孕育的产物，那么，语言学则在这个时期发挥着领航科学的作用。在法国，索绪尔的学说姗姗来迟。于是我们侃侃而谈，要“回到……索绪尔”。我们把握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涉及的三个基本因素：一是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分离，二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离，三是记号的任意性特征。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缓慢地影响了法国。直至1956年，格雷马斯还在其论述“索绪尔主义的现状”（l'actualite du saussurisme）的论文中对索绪尔研究的多产性感到惊讶，因为索绪尔的研究已在众多社会科学中开花结果。索绪尔理论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符号学发展的根基，并在斯特拉斯堡、贝桑松、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二区以及法兰西学院壮大起来。   语言学模型对精神分析可能带来的益处，拉康当然不会小觑。拉康竭力以此避免精神分析的两大趋势：其一是医学化，其二是心理学化。早在1949年，他就借助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观念，重新审视了他在1936年设计的镜像阶段理论。那时他受到了两个人类学文本的影响：一个是《女巫与魔术》（“Le Sorcier et la magie”），一个是《符号的功效》（“Lefficacite symbolique”）。这使他把无意识界定为纯粹的符号空间（purement symbolique），界定为交流的符号功能（fonction symbolique d’echange）。1953年，拉康被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拒之门外，他当即创办了法国精神分析学会。那时，他要仰仗结构主义，以便为精神分析奠基科学的根基。在1953年的《罗马报告》中，他提出“回归弗洛伊德”，并以语言学和索绪尔为“指导”。1957年，在《字符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中，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了索绪尔语言学的运演规则。无意识成了语言的效果，它永远是处于分裂状态，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说，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血亲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那么，在拉康那里，“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具体说，无意识是围绕着两个譬喻，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一个譬喻是隐喻，它代表的是浓缩；一个譬喻是转喻，它允许能指不断替换，并形成所谓的“能指链”。   1964年还出现了几个突破。它为结构主义提供了使之成为各学科的共同事业的机遇。就在这一年，巴黎第十大学成立了。它为当时的文学家们提供了展示现代性的场所。在罗兰•巴特的主持下，《交流》出版了一个专号，致力于符号学问题。在那里，巴特把“结构主义活动”界定为悖论的意识（conscience du paradoxe）和意义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 du sens）。拉康同年被国际弗洛伊德主义学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Freudisme）除名，但很快创办了弗洛伊德事业学派（l'e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他的讲座也从圣安娜医院搬到了高师乌尔姆校区，这推动了古典人文学科前进的步伐。在阿尔都塞的支持下，他的科学主义和认识论热忱进一步被强化。阿尔都塞在高师乌尔姆校区迎接拉康，并在《拉康与弗洛伊德》一文中为拉康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发展的空间。在这篇论文中，他描述了拉康领导的精神分析的新走向，并在拉康向弗洛伊德的回归中，看到了拉康向马克思回归的足迹。还在是这一年，列维－斯特劳斯开始撰写他的巨著，即有关神话的四部曲《神话学》。那时他已经出版了著作《生与熟》。他在《生与熟》中证明，神话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   在哲学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球性事业的形成。这项事业超越了人文科学的学科性限制。高师乌尔姆校区是古典索尔邦的辐射之地，也是结构主义极力争夺的宝地，拉康和德里达都曾经受益于此。在那里，围绕着路易•阿尔都塞，哲学变成了“理论实践的理论”（Theorie des pratiques theoriques），因而占有了新兴社会科学及其内部颠覆活动的成果。阿尔都塞1960年代开办讲座时，主张重返马克思。正是通过重返马克思，他才开始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并发现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形成了认识论分裂。因此，他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他坚守第二个马克思，即科学的马克思，主张结果因果性的马克思，主张多元决定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在那里举办了有关马克思的讲座，并称之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讲座，称之为“没有主体或客体的进程”的讲座。   结构主义事业全球化的另一个伟大实验是由米歇尔•福柯引领的。他1966年出版了《词与物》，宣告了哲学的死亡，并以行动思想取而代之。这要多亏了逻辑学和语言学。福利赋予两门社会科学以优先权：其一是精神分析，其二是民族学。他认为，它们都是“反科学的”，它们同时消解了历史与主体的稳定性。福柯认为人道主义就是我们的“中世纪”，人只是过客，他即将消失。   对我而言，中国是个陌生的国度，但它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我相信中国的观念发展会与它的经济发展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或许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在很多人的眼中，曾经辉煌灿烂的结构主义似乎已经寿终正寝，本书则是结构主义的纪念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忆，死去的只是结构主义的躯体，而不是它的灵魂：它已经渗透至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即使那些自称与它无关的学科，也在悄悄地受益于它。 但愿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内容概要

　　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时代，是法国知识界激情燃烧的岁月。法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和磨难。他们曾经喜怒哀乐，他们曾经悲欢离合，他们曾经为卑贱鸣冤叫屈，他们曾经为侩子手高唱赞歌……总之是有血有肉的人生，总之是曲折动人的感情，总之是惊涛骇浪的思想，总之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强烈共鸣。思想的波折坎坷……尽在《结构主义史(修订版)》矣。他们最终创造另外一个崭新的知识王国，重绘了人类的知识地图，改变了世界的走向，成为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弗朗索瓦•多斯 译者：季广茂弗朗索瓦•多斯，1972年在巴黎第八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1973年通过了声望极高的教师资格考试。1974年在图瓦斯高中任教。五年之后，在让•斯诺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是1968年以来的“年鉴学派”与媒体问题。任教于巴黎第十大学，著有《破碎的历史：走向”新史学”的“年鉴派”》和《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文化》等著作，为许多文化名流撰写过知识传记。

书籍目录

鸣谢
中文版前言
导论
第一部 50年代：史诗新纪元
第二部 60年代：1963～1966，美好年代
第三部 六边形狂热

章节摘录

插图： 二英雄出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们很快在结构主义与一个人之间画上了等号，这个人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脑力劳动的精细分工，把研究者束缚在日益破碎的知识框架之中。因此，他试图在物质与智力之间达致平衡。他一方面想恢复物质现实的内部逻辑，另一方面要保持诗人一般的感受力（正是这感受力把他与自然世界绑在一起），他深为之苦。基于此，他把各种知识熔为一炉，那方式，就像一个人记录乐谱。列维-斯特劳斯生于1908年，从此沐浴在他的家族特有的艺术氛围之中：他的曾祖父是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父辈全是丹青妙手。年轻时他生活在都市里，把自己的休闲时间都花在了古玩上。后来父母在法国东南部塞文山脉买下了一幢房子，他这才发现，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自然风光会给他带来多么巨大的乐趣。在那里，他通常每天都在乡下漫步，时间长达10至15小时。艺术和自然是他的两大爱好，当他跨越这两个世界时，它们都在他身上打下了标记：他的思想打破了传统，但他的著作依然保持着基本的美学特质，显示出作者的勃勃野心。列维-斯特劳斯拒绝了自己感受力的诱惑，当然也没有完全与其割断联系，而是试图通过建构广泛的逻辑体系来制约它。他坚持自己初创的结构纲要，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风格上有所变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列维-斯特劳斯就对社会事务兴趣盎然。一进入高中，他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17岁时，在阿图尔•万塔斯的指导下，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阿图尔•万塔斯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有一年的夏季，他应邀来这个家庭度假。"马克思立即令我神魂颠倒起来。……我很快读完了《资本论》。"〔1〕但只是在文科预备班期间，在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中，在乔治•勒弗朗特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才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曝光率日见其高，他不断地发表演讲和谈话，以至于到了1928年，他被推选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秘书长。在这期间，他还当上了社会党副主席乔治•莫内的秘书。不过，两年之后，他放弃了这些耗时的职位，以便为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做准备。当时他对通过考试信心不足。他的教授（莱昂•布龙斯维格、阿尔贝•里沃、让•拉波特、路易•布雷耶）都不能令人满意。"我像一具僵尸，度过了那一时期。"〔2〕尽管如此，1930年，他以全班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主义活动很快走向了终结，这仅仅是因为一次小小的偶然事件，因为一封翘首以待而从未收到的信件。尽管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怪战"〔3〕--马克•布洛克是这样称呼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它的--初期法国战败造成的创伤，很快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结论是，"把政治现实圈入形式概念的框架之内"〔4〕，是很危险的。从此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再也没有从这次失望中缓过神来，也不再以任何方式卷入任何政治纷争，尽管除了他支持的东西，他作为一个民族学家所坚守的立场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内涵。但是这次转折至关重要：列维-斯特劳斯不再面向世界的未来，而是满怀思古之幽情，冒着犯下时代错误的危险，转向了遥远的过去。这与他童年时的偶像堂吉诃德，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二英雄出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史海洋在呼唤列维-斯特劳斯作为民族学家的生涯开始了。他在《忧郁的热带》中告诉读者，1934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高师的主管塞莱斯坦•布格莱找到他，建议他去申请圣保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塞莱斯坦•布格莱天真地认为，圣保罗的市郊到处都是印第安人，因此他建议列维-斯特劳斯去那里度周末。于是列维-斯特劳斯动身前往巴西，目的并不在于享受异国情调（"我讨厌旅行，我憎恨探险家"〔5〕），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947），原名Lvovich Kibalchich，俄国的法语作家。原是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参加革命后，成为共产国际的记者、编辑和翻译。曾经公开批评苏联政体，但至死忠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要放弃思辨哲学，并最终转向那个崭新的、至今尚处在边缘的学科，即人类学。他已经在雅克•苏斯戴尔身上找到了榜样的力量。从巴西归来后，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展览，展出的全是他在这两年搜集的收藏品。展览的目的在于募集足够的资金，以组织一次对南比夸拉印第安人（Nambikwara）的考察。他的著作开始引起小圈子里的专家们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罗贝尔•洛维和阿尔弗雷德•梅特罗的注意。1939年，他因为德军入侵而寻求避难，被迫离开了法国。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拯救欧洲学者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邀请他来纽约。于是他登上了保罗-勒梅勒船长号（Captain Paul Lemerle），开始了横跨大西洋的希望之旅。在安娜•塞格斯（Ana Seghers，1900～1983），德国作家，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船上，与他做伴的还有警察眼中的社会渣子，他们是：安德烈•布雷东、维克托•塞尔日、安娜•塞格斯。在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校里，他发现自己必须更改姓名，因为一种牛仔裤的品牌与他重名〔6〕。从此之后，他便成了大名鼎鼎的克洛德•斯特劳斯（Claude L.Strauss）："不向Levi s公司订购牛仔裤（订单通常来自非洲），这一年是过不去的。"〔7〕除了这些有趣的问题，纽约成了结构人类学脱颖而出的最后一站。这多亏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邂逅：在新校，他遇见了讲授语言学的同事罗曼•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雅各布森也是一个流亡者，他曾经在法国讲授过结构语音学。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从智力的角度看，还是从情感的角度看，他们的碰面都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他们的友好合作自始至终都丝毫没有动摇过。雅各布森聆听列维-斯特劳斯讲授血族关系，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学习雅各布森有关语音和意义的课程："他的课程熠熠生辉。"〔8〕他们的研究是互不相干的，但形成了共生现象，这催生了结构人类学。此外，1943年，敦促列维-斯特劳斯著书立说的，也正是雅各布森。这便是后来的《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1948年，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做了许多临时性的差事。他先是做了CNRS（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担当了人类博物馆（Musee de l Homme）的副馆长，最终在乔治•迪梅齐的影响下，被推选为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五区的"野蛮人的宗教"（Religions des peuples non civilises）讲座的主讲人。在与黑人学生做了一番讨论之后，他很快把这个讲座更名为"尚无书写系统的人类的宗教"（Religions des peuples sans ecriture）。"来索尔邦找你谈话的人，是不能称为野蛮人的！"〔9〕雄心勃勃的科学不过，结构主义人类学并不是在哪个博学的头脑中自发形成的。它是初试啼声的人类学这一特定情形的产物，或者广而言之，它是科学概念在社会研究领域崛起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就算列维-斯特劳斯袖手旁观、不置一词，结构主义照样也会在奥古斯特•孔德及其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下应运而生。这倒并不是说，结构主义也具有孔德式的乐观见解：人类历史是分阶段前进的，最终走向实证阶段。不过，孔德的观念的确打了前锋，因为他认为，只有来自某种科学模型的知识，或者只有打算把自己转化成一种科学或一种理论的知识，才是有趣的。"在这方面，传统哲学被废黜了"〔10〕，而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观念的一大特征。孔德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诸如他对"整体主义"〔11〕的渴望，对整体化的欲望。孔德谴责心理学，这与列维-斯特劳斯后来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初，在当时的社会学中，涂尔干继承了孔德对整体化的渴求，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即使列维-斯特劳斯转向了民族学，并对涂尔干进行反抗（因为涂尔干不做田野作业），但他无法逃避涂尔干在30年代的影响力。雷蒙•布当说得对："人类学家伴着母乳喝下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整体论。"〔12〕社会是一个整体，不能把整体等同于部分之和。对于孔德而言，是这样的；对于涂尔干来说，也是这样的。社会学的建构必须以此为基础。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转折点上，日益风靡的系统论、结构观与语言学、经济学、生物学内发生的科学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当这些学科能够解释，何以构成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诸种因素是相互依赖的时候，尤其如此。因而，列维-斯特劳斯无法不置身于涂尔干的世系之中。1949年，他不是明确重申弗朗索瓦•西米安在1903年对历史学家发起的挑战吗？尽管如此，列维-斯特劳斯与涂尔干却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在撰写《方法的规则》（Les Regles de methode）时，涂尔干赞赏书面资料这个历史学家的工具，不信任由民族志学家（ethnographe）亲自动手收集起来的信息。当时，历史实证主义如日中天。只是在此之后，大约是在1912年前后，涂尔干才把历史学与民族志（ethnographie）熔为一炉。这是一次方向性的变革，它是在创办《社会学年报》（L Annee sociologique）的激励下发生的。相反，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那时已经在巴西开始了辛勤的野地作业），观察先于任何逻辑建构和理论概括。民族学首先是民族志。"人类学首先是一门经验科学。……经验研究决定能否总结、概括出结构来。"〔13〕当然，观察本身不是目的。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与经验主义交锋，但它只是第一个阶段，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反对功能主义和经验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乱伦禁忌（la prohibition de l inceste）。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遇，以抛弃涂尔干在同一课题上的立场。〔14〕以前的做法是，把乱伦禁忌归之于古老的心理，归之于对经血的恐惧，归之于过时的信仰，归之于与现代迥异的人际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拒绝这样的定义，因为其答案总是限于一时一地。他寻求的是这一禁忌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普遍根源，以说明其永久性。列维-斯特劳斯的知识先驱是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不能忘记的。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早年对马克思的深刻理解影响了他整个好战时期；马克思是他所谓的"三个女主人"（trois ma trsses）〔15〕之一，另两位"女主人"分别是弗洛伊德和地质学。从马克思那里，列维-斯特劳斯学到了一个原则：表层现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必须建构一个模型，以超越物质表象，深入现实的根基："马克思认定，社会科学不再以事件为基础，正像物理学不再以感觉材料为基础一样。"〔16〕因为忠于马克思，忠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正统的学说，列维-斯特劳斯清楚地表明，他拒绝掩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即使他的真正意图在于建立一套上层建筑理论。"我们决不想暗示说，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变化，只有反过来说才是对的。"〔17〕当然，没过几年，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与恩格斯的潜在对话，就彻底销声匿迹了。但是刚到巴西时，列维-斯特劳斯似乎首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他曾经对迪迪埃•埃里邦说过，巴西人看到他不是涂尔干式的社会学家，大失所望。那时候，你不是涂尔干式的社会学家，你能是什么？"我敢打赌，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正在变成SFIO（Section Franaise de l Internationale Ouvriere，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8〕）的官方哲学家。"……很显然，在巴西，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意味着，他刚到那里时的角色与后来的角色并不相同；一定是他与那片土地的遭遇使他有所改变，但肯定还有别的原因。〔19〕面对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拒绝这个领域中仅有的两种研究方向，一种是进化主义或称传播主义（l evolutionisme ou le diffusionisme），一种是功能主义（functionnalisme）。当然，他钦佩马林诺夫斯基的野地作业所具有的高品质，钦佩他对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e）和南海舡人（Argonauts）的性生活所做的研究，但他又谴责马林诺夫斯基对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崇拜：认为只要观察一个社会就能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这样的观念在他的著述中再三出现，这削弱了数据资料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这些数据资料是栩栩如生和丰富多彩的。〔20〕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生于波兰，在英国成为著名人类学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眼中，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落入了非连续性和单一性的陷阱。社会结构和看得见的社会关系被混为一谈了，因此所做的分析依然是肤浅的，丧失了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东西。至于乱伦禁忌，马林诺夫斯基的考察从来都没有超出过生物学的范畴，他总是认为乱伦禁忌的成因在于，父母之情与爱情之焰不共戴天。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分析则稍微接近于结构主义方法，在研究澳大利亚形形色色的血族关系系统时，他已经运用了社会结构的观念，寻找一种系统的方式，以便对每个系统予以分类，然后使之成为有效的概括方式，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这种分析试图把多样性（两三百个血族关系系统）简化为单一的序列，且不论这种单一的序列是什么。"〔21〕但是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方法论具有过强的描述性和经验性，而且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阐释不乏共同之处，只停留在社会系统的表面，无法深入下去。弗朗茨•鲍阿斯（Franz Boas，1858～1942），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美国人类学之父。甩开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在德国历史学派的传人中，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倡导者中，找到了人类学领域中的大师。他们是洛伊、克罗伯、鲍阿斯，"我要说，我蒙恩于这些作者。"〔22〕他把罗伯特•洛伊视为创始人，因为他早在1915年，就为血族关系系统的研究开辟了充满希望的道路。"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有时可以被严格地视作双亲与联姻的分类模型的功能。"〔23〕一到纽约，列维-斯特劳斯就立刻找出了弗朗茨•鲍阿斯的著作，那时鲍阿斯正支配着整个美国人类学界。鲍阿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的研究无所不包。列维-斯特劳斯甚至还亲眼目睹了这位大师之死，那是在鲍阿斯为了纪念里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而举办的午餐会上。鲍阿斯兴高采烈。谈话中，他突然由餐桌向后倒去，后脑重重地摔在地上。我就坐在他的旁边，匆忙将他扶起。鲍阿斯死了。〔24〕鲍阿斯最主要的贡献，他对列维-斯特劳斯最大的影响，在于他强调文化现象的无意识本质，在于他认为，对于理解这一无意识的结构而言，语言法则是核心。这就是1911年前后，来自人类学的语言冲击力。对于列维-斯特劳斯与雅各布森之间富有成效的相遇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引进语言学模型列维-斯特劳斯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为他把语言学模型引进到人类学中。在此之前，在法国，人类学总是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19世纪，物理人类学（l anthropologie physique）一直占统治地位。列维-斯特劳斯很容易接近这些自然科学模型。1948年回到法国后，他当上了人类博物馆的副馆长。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相反，他要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语言学中，寻找科学性之模型（modele de scientificite）。这显然是舍近求远地绕道而行，而历史证明这又非常重要，何以如此？这个问题我几乎无法回答，但还是说一说吧。生物性的和物理性的人类学一直被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所苦，以至于很难从这一个学科中有所斩获，以建立某种总体性科学，即能把物理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总体人类学。对物理人类学展开的清算，已经使得理论辨论不再必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来到现场，在那里，历史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25〕考虑到法国人类学中自然主义与生物主义的关系广受欢迎，我们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代表的突破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宏伟壮观。在此之前，人类学一直是研究人类的自然基础的，它基本上建立在生物学决定论的基础上。不过，二战把一切都荡涤得一干二净，列维-斯特劳斯可以重新使用"人类学"一词而不必冒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他把人类学建立在语言学这门领先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把法国人类学提升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的语义学层面上。〔26〕注释〔1〕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第15页。〔2〕同上，第19页。〔3〕怪战（Drle de guerre），指1939年9月开始到1940年4月之间，英法虽然因为德国入侵波兰而与德国宣战，却只有极轻微的军事冲突，因为被称为"怪战"。英国称之为假战（Phoney War），德国称之为静坐战（Sitzkrieg）。〔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世界报》，接受让-马里•伯努瓦访谈时所言，1979年1月21日。〔5〕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1955，第3页。--作者注。列维 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第3页。--译者注〔6〕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中的列维（Levi）与美国著名的牛仔裤公司（Levi s）读音相似，故有此说。--译者注〔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第47页。〔8〕同上，第64页。〔9〕同上，第81页。--作者注。巴黎大学的前身是索尔邦神学院（Sorbonne）。1250年前后，一位名叫罗贝尔•索尔邦的教师在法国国王的帮助下，开办了这所神学院，供穷学生研究神学。到了14世纪，该学院不仅成为神学研究中心，还对医学和人文科学展开研究。到了17世纪，枢机主教黎世留重修了被毁的学院（包括教堂），形成了大致相当于今天规模的建筑群落，学院也从单纯的神学院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根据197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法，巴黎大学分成13个分校。原来的索尔邦建筑群只保留了巴黎大学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部分院系。索尔邦是巴黎诸大学的统称，故有时笼统地称之为巴黎大学。--译者注〔10〕弗朗辛•勒布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11〕雷蒙•布当，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12〕同上。〔1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远眺》（Le Regard eloigne），1983，第145页。〔14〕埃米尔•涂尔干，"乱伦禁忌"（"La prohibition de l inceste"），《社会学年报》（L Annee sociologique），1898年第1卷。〔15〕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第44页。〔16〕同上，第49页。--作者注。"马克思证明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各类事件之上，正如物理学的基础并非建立在感官所能觉察到的材料上一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中文版，第58页。--译者注〔1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蛮人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Plon，1962，第155页。--作者注。"我根本不是想暗示，意识形态的变换导致社会的变换。"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133页。--译者注〔18〕"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乃法国社会党的前身。--译者注〔19〕菲利普•德科拉，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20〕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lon，1958，第14页。--作者注。马林诺夫斯基曾有专著研究南海舡人，B.Malinowski, 1961.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 E.P.Dutton.--译者注〔21〕拉德克利夫-布朗，"血族关系系统研究"（"The Study of Kinship Systems"），《皇家人类学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te），1941，第17页。〔2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第52页。--作者注。"另外，我自动自发地宣扬对我有影响的美学学者是：罗维、克鲁伯和鲍亚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中文版，第61页。--译者注〔23〕罗伯特•洛伊，"异族通婚与亲戚关系的分类系统"（"Exogamy and the Classificatory Systems of Relationship"），《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17卷（1915年4月～6月）。〔2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第58页。〔25〕让•雅曼，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26〕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L 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et en anthropologie"），《词语》（Word），第1卷，第2册（1945），第1～21页；收入《结构人类学》。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与人类学"（"Linguistique et anthropologie"），《美国语言学国际版增刊》（Supple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第19卷，第2册，1953年4月；收入《结构人类学》。三天性与文化相遇：乱伦1948年回到法国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一个评审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著作《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及补充性著作《南比夸拉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Nambikwara），进行答辩。评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乔治•达维、马塞尔•格里亚莱、埃米尔•邦弗尼斯特、阿尔贝•巴耶、让•埃斯卡拉。第二年，他的著作出版了，这是二战后知识分子史上一件大事。对于结构主义事业的确立来说，它是试金石。〔1〕40年之后，一位人类学家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事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它把寻求科学性的强烈意志，引入了对社会多样性的分析；它追求最具包容性的模型，以阐发最初深藏不露的现象，使之成为共同分析范畴的一部分；它已从并列的分支转为联盟的关系。〔2〕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出版，使法国的人类学学派经历了一场实实在在的认识论革命。当然，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其他团体也被它刺得眼花缭乱。年轻的哲学教师奥利维耶•勒沃•达隆内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时刻。1948年，我刚刚获得哲学教师资格文凭，被分配到里尔的一所高中任教。它基本上是一本启蒙性著作。那时候，我在《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看到了对马克思的首肯。〔3〕这样的冲击波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人类学家的圈子，影响还在继续着。在它出版10年之后，一个年轻的高师学生发现，《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同样的震撼力令他手足无措，那是1957年，他刚刚进入高师。伊曼纽尔•泰雷是一位哲学家，他深深迷恋着人类学，但又需要离开那个全面卷入殖民战争的法国。他反对这场战争，并它产生了影响。那时候，他的朋友阿兰•巴迪乌把《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借给了他，当时这本书还很难找到。三天性与文化相遇：乱伦◆◆结构主义史阿兰借我那本书，我亲自动手抄写了其中的100页，这文字我至今依然保存着。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当我抄完之后，阿兰别无选择，只能把这本书送给我。就这样，我得到了它的第一版。当时我认为，这本书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弗洛伊德的《释梦》相媲美。我现在依然这么看。〔4〕我们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再次受到下列做法的诱惑：赋予某个领域以秩序。那个领域缺乏一致性，经验主义在那里一统天下。他的羡慕确定了他对职业的选择，他在人类学中找到了人生之路。普适常数在寻找能把一切社会实践纳入视野的常数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乱伦禁忌是亘古不变的，而且它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民族学家，专攻原始社会的历史学家。超越了人类社会的千变万化。在传统的研究中，他推动了一场变革。传统的研究通常依据道德禁令考虑乱伦，而没有顾及它的社会积极性。例如，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就把乱伦禁忌视为物种保护自己免于近亲结婚之苦的手段。而对爱德华•魏斯特马克来说，乱伦禁忌可以通过常规生活对性欲的磨损效果予以解释。这个观点遭到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论的全面批驳。列维-斯特劳斯发动的革命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它对现象做了非生物化的处理，并把它从简单的血亲结构中，从种族中心论的道德考虑中驱逐了出去。结构主义的假说影响了这次转型，也多亏了这场变革，禁忌的交换特性，或者由婚姻同盟确立的交流，才得以再次强调。列维-斯特劳斯把血族关系看成社会再生产的首要根基。爱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1962～1939），芬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为了不迷失在众多婚姻实践的迷宫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做了一番真正数学意义上的化约，他把基本的血族关系结构限制在有限的几种可能性之内：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是指……这样一些系统，它规定可以与某种类型的亲戚结为姻亲。结果，这些系统一边把社会的全部成员界定为亲戚，一边把他们划分为两个范畴，即可以与之结婚的与不可以与之结婚的。〔5〕以此命名法为基础，这些基本结构试图确定，是否可以通过联姻形成亲戚或亲属圈。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结构中，兄弟姐妹以及第一代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是禁止结婚的，即使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可以结为姻亲，也仅限于表兄弟姐妹等母系方面的亲戚。因此，社会被划分成两个团体，一个是可以与之结婚的，一个是不可以与之结婚的。在澳大利亚的卡列拉人（kariera）系统和阿隆塔人（aranda）系统那里找到了同样的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过的。在卡列拉人系统中，部落被划分成两个局部团体，每一个团体又分成两部分；局部团体中成员是按父系遗传的，但是孩子属于另一部分。因此，生育选择与婚姻系统是由女方双边交叉堂表姊妹所决定的（她之所以是双边的，是因为她既是姑姑的女儿，又是舅舅的女儿）。阿隆塔人系统与此类似，但相似性只限于婚姻团体中。列维-斯特劳斯在此把对称婚姻放在一处，将其视为受限制的交换。这也是最为基本的，但也存在一个数目不定的团体和单边婚姻，即使如此，也可以把它视为广义的交换：双边婚姻沿着两条遗传线形成，但是一个单边联姻系统要想运作起来，至少需要三方的存在。如果甲方从乙方那里娶到了妻子，那他就必须把姑娘嫁给丙方，而丙方又要把姑娘嫁给乙方，以此循环往复。〔6〕基本的血族系统总是试图把婚姻维持在家族框架之内。与此不同，半交叉结构总是试图把婚姻和家族关系与其他血统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部落内部通婚，别的部落就不会与它发生婚姻关系，除非别的部落忘记了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放弃了根据同源衍生（filiation）或血缘关系做出的分析，目的在于证明：性的结合是受社会调节的交换的对象，而交换是一个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因此，乱伦禁忌不再被设想为一个纯然消极的事实；恰恰相反，它被设想为产生社会关联的积极事实。可以把血族关系系统视为一个任意的再现系统（system arbitraire de representation），就像索绪尔的任意记号一样。通过与以乱伦禁忌观念为核心的自然主义决裂，通过把乱伦观念视为从自然转向文化的参照物，列维-斯特劳斯推动了一次重要的转型。社会秩序脱胎于以乱伦禁忌为核心的交换组织，因此乱伦禁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从最一般的观点看，禁止乱伦表现了从自然的血亲事实向文化的联姻事实的转变。"〔7〕在社会秩序的诞生中，乱伦禁忌是决定性的干预因素。虽然它身处核心，虽然它身为基本原则的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将其仅仅视为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即使它具有普遍性和自发性的特质，也是如此；也不能把它仅仅当成文化秩序的组成部分，文化秩序的特征是具有特定的规范、法则和限定性质素。乱伦禁忌同时属于这两个领域，它是自然与文化的交汇点，它是人类取代自然秩序的不可或缺的任意法则。在乱伦禁忌中，既存在特定的规则，也存在规范的语码（文化）和普遍的品质（自然）。"禁止乱伦处于文化之始，也处于文化之内，正如我们将要表明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禁止乱伦本身就是文化。"〔8〕不能把来自这一禁令的基本结构视为可以观察的自然事实，而是要把它视为"破译的座标（grille），或者用康德的话说，一个图式（scheme），为了平稳地运作，所有的术语或所有的方面，都需要呈现在它面前。"〔9〕借助于这一范例性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使人类学摆脱了自然科学，并直接、专门地将人类学置于文化的根基上。邂逅雅各布森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使得这次转型成为可能的模型，来自结构语言学。在这方面，语音学的诞生与发展，使社会科学中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而言，从语音学中借用模型，代表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伽利略式的革命。"语音学不得不在社会科学中扮演这一革命性的角色，恰如核物理学不得不在所有硬科学中扮演这样的角色一样。"〔10〕语音学方法的日益成功证明，存在着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人类学应该从中抽取某些基本原则，然后再把它们应用于复杂的社会领域。列维-斯特劳斯因此采用了基础性范式，这实际是建立在为了术语而术语的基础上的。语音学竭力超越意识层面上的语言学现象的阶段。仅仅考察术语的特殊性是不够的，目的在于根据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这些术语，语音学因此在努力建构一般规则时引进了系统观念。整个结构主义方法都体现在这一事业之中。列维-斯特劳斯与罗曼•雅各布森在纽约的相遇和相知，无疑是这个贡献的一大源泉。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朴素的结构主义者。我正在搞结构主义，但对其一无所知。雅各布森向我展示了包含着一种学说的著作，这种学说已经融入语言学中，而我却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启蒙。〔11〕不过，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这样的范围内，即只给自己的研究增添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而是将其熔铸成属于自己的一种方法，结果，他的总体视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音素（phonemes）一样，血族关系术语都是符指因素（elements de signification）；和音素一样，只有把这些血族关系术语综合成一个系统，它们才能获得意义。〔12〕列维-斯特劳斯参加了雅各布森在纽约的研讨班，并为其1976年出版的文集撰写了序言。〔13〕列维-斯特劳斯为人类学留下了两条重要的教益。一条是，要超越众多可以识别的变量而寻求恒量；另一条是，要避免诉诸言说主体的意识（conscience du sujet parlant），只有这样才能普及结构的无意识现象。在他看来，无论对于语音学还是对于人类学来说，这两条原则是同等重要的。不过，尽管如此，这两个学科也没有抛弃具体的现实，只是一味地投入系统形式主义的怀抱。列维-斯特劳斯引用俄国语音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的话说："当代语音学并没有作茧自缚，只是大声宣布，音素总是系统的构成因素。它展示具体的语音学系统，并把其结构赋予语音学系统。"〔14〕因而，结构人类学家必须沿着结构语言学开辟的道路，追随语言学家的脚步。结构语言学已经不再对语言进化作历时性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总是在识别语言间的不同变体。它把一种语言的复杂材料分解成有限的几种音素，这有助于人类学家处理仍在原始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系统；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解构、削减可以观测到的现实，其方式就是留心变量，而变量也是有限的。对于那些围绕着同源衍生（filiation）法则和居住法则之间的关系组成的婚姻系统来说，情形就是如此。同源衍生法则和居住法则之间的关系，每一点都是任意的，其任意性不亚于索绪尔的记号。通过把雅各布森当成自己灵感的源泉，列维-斯特劳斯把索绪尔的突变转化成了他自己的突变。列维-斯特劳斯多次提及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所做的著名区分，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索绪尔反对在语音与意义之间做出区分，但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结构成了能指，意义成了所指。在这一方面，此一模型被修改了。当它进入语言学的视野时，当它展示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时，列维-斯特劳斯坚持索绪尔的观点，即共时性具有优先性。这一步预示了未来的反历史之争。在选用了语音学的模型之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开始批评历史研究的低效力，或意识的低效力，因为它们无力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15〕。因为被这些模型的成功搞得神魂颠倒，列维-斯特劳斯也加入了语言学家的行列：我们应该向语言学家学习，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在自己的领域使用同样严密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方法在语言学领域是相当有效的。我们的领域十分复杂，它包括血族关系领域，社会组织领域，宗教、民俗、艺术领域，等等。〔16〕但是如果作此设想，即一旦人类学家发现他们的大师都是语言学家就会立即缴械投降，那就根本不了解列维-斯特劳斯。恰恰相反，必须透过一个更加宽泛的视角审视他的一举一动。他要把语言学融入更加广阔的领域，人类学会在这个领域中成为原初动力。对社会结构的阐释将是三重"交流理论"〔17〕的产物：不同团体中的女人的交流，它符合血族关系的规则；商品和服务的交流，它符合经济的规则；信息的交流，它符合语言学的规则。这三个层面都已融入列维-斯特劳斯全面广泛的人类学事业，在那里，两种方法之间的类比依然是一个常数。"血族关系系统是一种语言。"〔18〕如果在语言结构与血族关系系统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一致，那么就会在后一个世界领域中发现语言的影子，语言的结构是一种可与血族关系系统相媲美的结构。〔19〕于是，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提升到了领航科学和原创模型的高度，把人类学建立在结构与文化而不是自然之上。多亏了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很早就理解了此举的战略意义，正因此故，我们必须反对让•普永的看法。普永认为语言学对列维-斯特劳斯的重要性并不大，它仅限于一种简单的想法："意义总是立场性的意义（sens de position）。"〔20〕结构主义范式的两大冲击力，早就在《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中展现出来。两种冲击力分别来自语言学和数学，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数学，根据定义，都是形式化的语言。列维-斯特劳斯从布尔巴基小组（group Bourbaki）〔21〕的结构数学中获益匪浅，此前他认识了西蒙娜•魏尔的兄弟安德烈•魏尔，他曾经为那部著作写过一个数学性的附录。在这个事关他的科学发现的数学抄本中，列维-斯特劳斯看到了连绵不断的改朝换代，它类似于雅各布森推动的转型：把人们对关系术语的关注，转向对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本身的重要性的关注，而这些术语完全独立于它们的内容。带给尚处于婴儿期的社会科学的，是双倍的能产性、严密性、科学性，它们用来满足这样一个梦想，即至少要抵达科学性之至境，而这里所谓的科学性与硬科学的科学性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社会科学将会成为羽翼丰满的科学，就像牛顿物理学一样。因为语言学似乎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之类的东西，而这里的科学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说的。……这才是成功的关键之所在。〔22〕当然，20年来，寻找一条通途，同时实现一个梦想，这样的欲望一直萦绕在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心头。轰动性事件《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一出版，就立刻造成了轰动性效应。西蒙娜•波伏瓦拿起笔来撰写了书评，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因为该杂志的读者一般都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文章一经发表就会立即引发众多话题，即使在人类学家的小圈子之外，即使谁也没有读过那部著作，这些话题也会广为人知。例如，让•普永当时就只读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萨特的伴侣。《忧郁的热带》。让人觉得荒谬的是，最早注意《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这部高度结构主义的著作，并为之撰写书评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喉舌。当时，西蒙娜•波伏瓦撰写的《第二性》（La Deuxieme sexe）已经接近尾声。她和列维-斯特劳斯年龄相仿，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认识，那时他们是教师资格考试培训班的同学。西蒙娜•波伏瓦从米歇尔•莱里斯那里听说，列维-斯特劳斯就要出版他有关血族关系系统的论著了。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想了解人类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要莱里斯以她的名义与列维-斯特劳斯取得联系，请求列维-斯特劳斯在她完成《第二性》之前，把他著作的校样寄给她。"为了感谢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她撰写一篇长长的书评，发表在《现代》杂志上。"〔23〕这篇文章对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价值，做了特别积极的肯定。"在此之前，法国的社会学家一直都在休眠。"〔24〕波伏瓦赞成列维-斯特劳斯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她鼓励读者阅读他的著作，但与此同时，她又把他的著作拉入了萨特的王国，赋予它存在主义的冲击力。很显然，要么是她误读了这部著作，要么是她想对列维-斯特劳斯实行招安政策。她注意到，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提及，结构究竟来自何处，尽管他已经描述了结构的逻辑。对此，她提供了萨特式的回答：列维-斯特劳斯不允许自己在哲学根基的问题上稍有闪失，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严密的科学客观性；但是显而易见，他的思想铭刻在广泛的人本主义的纪念碑上，根据人本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存在就是对自身存在的最好的辩护。〔25〕1951年初，同样是在《现代》杂志上（它为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声名远播立下了汗马功劳），克洛德•勒福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列维-斯特劳斯，说他把经验的意义置于经验之外，说他赋予数学模型以优先权，因为他认为数学模型比现实本身更真实。"我们会责备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因为他看到的只是规则，而不是社会中的行为。"〔26〕1956年，让•普永回应了勒福尔的批评，他认为勒福尔的批评毫无根据可言。让•普永当时正准备撰写一篇文章，评论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在普永看来，列维-斯特劳斯既没有把现实与其数学表达式混为一谈，也没有为了赋予后者以优先权而把它们分得泾渭分明。列维-斯特劳斯还没有把数学模型本体化，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把有关现实的数学表达式与现实本身混为一谈"〔27〕。5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方法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当这个范式变得伤痕累累时，它很快就遭到了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及其法国方面的批评，特别是在1968年5月。注释〔1〕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南比夸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Indiens Nambikwara）（Paris: Societe des Americanistes），1948；《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PUF，1949。〔2〕马克•奥热，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3〕奥利维耶•勒沃•达隆内，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作者注。法语中的"教师"（agrege），通常指已经通过考试取得了大学或中学教师资格的教师。--译者注〔4〕伊曼纽尔•泰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5〕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Mouton，1967（1949），第一版序，第IX页。〔6〕丹•斯佩尔伯，《何谓结构主义？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Quest ce que Ie structuralisme？ Le structuralisme en anthropologie），Point Seuil，1968，第26页。〔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第36页。〔8〕同上，1967，第14页。〔9〕让-马里•伯努瓦，《结构革命》（La Revolution structurale），Denel，1980，第112页。〔10〕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39页。〔11〕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第63页。〔1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40～41页。〔13〕罗曼•雅各布森，《声音与意义六讲》（Six leons sur le son et le sens），Minuit，1976，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作序；收入《远眺》，题为"语言学讲座"（"Les leons de la linguistique"），Plon，1983。〔14〕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当代语音学"（"La phonologie actuelle"），《语言心理学》（Psychologie du langage），1933，第243页；引自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40页。〔15〕伊万•西莫尼，《列维-斯特劳斯或乱伦的激情》（Levi Strauss ou la passion de l inceste），Champs Flammarion，第19页。〔16〕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68页。〔17〕同上，第82页。〔18〕同上，第46页。〔19〕同上，第62页。〔20〕让•普永，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21〕1950年前后，一群法国数学家决定以集合论为基础，用纯演绎的方式，重写整套数学，用共同的笔名N.Bourbaki发表著作，世称布巴基小组。--译者注〔22〕雷蒙•布当，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作者注。严密性（rigueur），指科学的严密性，包括论据的可见性，论证过程的逻辑性，结论的扎实性等内容。总之这个词汇是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联系在一起的。--译者注〔23〕让•普永，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24〕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现代》（1949年11月），第943页。〔25〕同上，第949页。〔26〕克洛德•勒福尔，"交换与人类之争"（"L echange et la lutte des hommes"），《现代》（1951年2月）。〔27〕让•普永，"试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L uvre de Claude Levi Strauss"），《现代》，第226期（1956年7月）；收入让•普永，《没有拜物教的物神》，Maspero，1975，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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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史》编辑推荐：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法国文化革命的百科全书西方思想巨变的忠实记录史诗般的巨著小说般的享受

用户评论 (总计16条)

•   与解构主义史一起购买的，参加了当当的活动非常优惠。书非常好，小说一样的享受，又能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详细的了解。可以作为专业辅助读物。
•   读这本书，一定不能抱着读小说的娱乐态度。或者，得像读乔伊斯或普鲁斯特或福克纳时那样的虔诚。否则，你根本无法读懂那个混乱的、热闹的、处于云端的世界。结构主义写得比解构主义好。
•   装帧不错 适合研究结构主义的人阅读 可以啊
•   应该说，觊觎这本书（连同另一本解构主义）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下手，原因是太贵了。我这穷书生，架不住这样买书，架不住这样的书价。这次做活动，咬咬牙买下来。之所以咬咬牙，因为连续买了很多。
•   这个商品不错，搞文学理论、哲学和艺术评论的，应该读读这本书。
•   上学的时候就想买来着，终于下决心买了，很好的一套书。
•   书的内容和质量都好，送货服务满意
•   慢慢读了再说
•   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出版社真是第一次看到
•   特别好的书 很喜欢
•   拿到手，感觉还不错，只是尚未来得及阅读。
•   读到内容之后，失望。
•   很早以前买了这套书，结果当当发两本一样的给我，退回去后，就没消息了，只好又买一套，火大啊
•   多斯的结构-解构系列中的一本，讲的很生动有趣
•   书的内容倒是不错，但是书皮外面看起来像是旧书，在边角的地方还有磨损的痕迹，哎，外面好一点就更好了~
•   超级好看，水钻和珠子镶的很好，就是只有食指那么长，不能用来夹辫子。。本来是买来梳辫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