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李礼 编 页数:240 字数: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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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留在地脚上的历史 张鸣 历史是人演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你方唱罢我登场,更多的时候是唱对手戏,或打,或谈,或者一起喝酒吃饭,歌舞弹唱。但所有的戏码,都得在地上演,演好了,还是演砸了,都会留下痕迹。 中国人跟欧洲人不一样,在建筑上,善于玩土木,不善于玩石头,改朝换代,从项羽开始,又偏喜欢放火,所以一个个前朝的旧迹,剩下的不多,但是土地却有记忆,地层的差异,一个又一个的夯土敦,告诉后来的人们,这里经过了多少次的沧海桑田,多少次的王冠落地。只要脚踏上那片土地,土地就会告诉你点什么。 写历史,读历史,都可以走着写,走着读。考察一场战役,不亲临现场,看看山川地貌,河流走向,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辨东西。想知道皇帝是如何尊贵,怎么也得到故宫走一趟,立在丹墀之上,你才明白,大殿里龙椅坐上的那个人,无论是什么德行,在这样的建筑里,都透着威严,让人敬畏。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应广东南方电视台的邀请,跟中山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一起,走读了广州的革命遗迹。其实,当日的广州,早已不复存在,能走读的也就是寥寥无几的几座坟茔。但是,即使看看当年建造的墓碑,摸摸碑上的文字,还是能感触到几丝历史的厚重,有一种瞬间回到当日现场的感觉,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叫做穿越。 穿越无非是种梦呓,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估计都造不出时光列车,把现在的人送到古代去。但现在的人写史读史,如果没有一点古人的现场感觉,多半做不好这事。 到了旅顺要塞,你才能感觉到当年日俄战争的残酷,同时才能体会出甲午战争中清军是多么的无能。同样一个要塞,俄军坚守了将近一年,而清军仅仅守了8天。到了刘公岛,你才能明白,当年北洋水师的避战策略,是多么的荒唐。刘公岛和对岸的威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乌龟壳似的堡垒,躲在里面,敌人的海军的确攻不进来,但是只消敌人绕道从后面攻下威海,这个乌龟壳就被人掀开了,躲在里面的北洋海军,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只剩下挨揍的份了。 看看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你才能明白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谓义和团的勇敢是怎么回事了。这样一个不大的教堂,没有坚固的堡垒,里面仅40支洋枪就顶住了义和团几万人两个多月的围攻。如果义和团真的不怕死,挤也给它挤塌了。 我们的历史课,真应该开放,让老师领着学生,走出来讲,到历史发生过的现场去讲。这样的话,历史就活了。有的时候,看看展览,看看古人用过的东西,鉴赏一下古人留下的画像,看看古人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盔甲,对于体悟历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历史不仅需要学习知识,记住年代,更重要的是要有感觉。这种感觉,只能从古人的现场,包括古人留下的物件中去寻找。 因此,本书以地理为线索钩沉历史,不仅别开生面,也显得生动而耐读。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对古人,或者说对自己的祖先过于不尊重了,革命大拆大砸,建设和开发还是大拆大砸,还有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横扫。所谓封建主义的痕迹不值得保留,而近代修建的小洋楼,又是帝国主义的痕迹,更不该保留。这些年来,一边是拆掉平毁古人的痕迹,一边是大兴土木修建假古董,历史留在地脚上的遗迹,是越来越少了。假古董的出现,把土地原来的记忆也给毁了。有时候,前年去的时候,东西还在,今年再去,就已经人已非,物也不是了。即使建了假古董,建得跟真的似的,任凭你怎样发思古之幽情,也找不到感觉了。 大概,我们只能躲进文字里,用我们走读的文字,建一个小小的象牙塔,在里面祭奠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历史。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于京北清林苑
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以一种历史地理的视角,描述了晚清特别是最后十年中国诸多人物、事件、思想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到来的影响。涉及新军、维新、立宪派、租界、义和团、光复会、日俄战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近代报业等诸多内容,展示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
本书通过名家与新锐的游记,配以大量新旧图片,穿梭于当下和往昔,用生动的方式钩沉、解读历史,并涉及众多城市和历史人物,使读者有很强的现场感与参与感。
书籍目录
上海,租界西风
五台的光荣与梦想
梁启超的茶坑村
小站春秋
《张南通》故里行
寻路东交民巷
西什库,热月围攻
浏阳,激进的小城
旅顺口的陷落
洋书店——延陵巷
1907,绍兴之夏
佟麟阁路上的赛跑
岳府街,被遗忘的光阴
从万木草堂到黄花岗
武昌,昔日风雷
长江路南京的背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上海,租界西风 薛理勇 吾国外力侵入,则上海当为政治上之国耻纪念地;物质进步,则上海又为学术上之文化发轫地。 ——姚公鹤《上海闲话》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不久,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1845年),之后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建立;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就是后来所称的“公共租界”。 在上海英租界出现后的50多年间,各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等12个城市建立了30个租界,总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而上海租界的面积就达到22平方公里。同样,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城市面积约为40余平方公里,其中租界面积占2/3强。上海租界之地位、势力、影响、作用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租界是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地。但对于长期自我封闭的大清帝国而言,租界又如“违章”打开的门户和窗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通过洞开的门户、窗口进入租界,影响全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死亡,提前和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路名背后 1845年初建的英租界相当于今天的延安东路至北京东路的外滩,面积830亩。1848年英租界第一次扩张成功,范围相当于沿今天的黄浦江西岸、苏州河南岸、西藏中路、延安东路一圈,面积2820亩。1848年建立的美租界位于苏州河北岸的虹口,无明确界址,只称“沿江三里之地”。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后称Foreign Settlement或British and American Settlement,但人们仍习惯把原英租界叫做“英租界”,苏州河北岸的租界叫做“美租界”或“虹口美租界”。1899年英、美租界扩张,改称“公共租界”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总面积为33503亩,约合22.3平方公里。 英租界建立后即仿西方城市制度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 (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1854年遣散后重新组织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直译应为“上海市政委员会”。但是汉语中没有与municipal相对应的词,人们认为该机构负责租界的规划、建设,与清朝中央六部中的“工局”相似,于是叫做“工部局”,是租界最高的领导机构,相当于租界的“市政府”。
后记
2012年的春天,有或没有历史感的人,都可能会在某个草长莺飞的日子回忆起民国来。100年前,随着46岁的孙中山在南京的几句宣誓,一个老大帝国突然戛然而止,民国时代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到来了。幸福或灾难总是神出鬼没,就在一年前,绅士们还在争吵着国会的早日到来;就在几个月前,严复还为这个国家写了一首32个字的国歌。聪明如严,亦无法知道这居然是首挽歌。 这一切是如何到来的? 信奉历史必然论的人们当然已经给出了各种解释,虽然在对历史回望和重构中,所谓历史规律也是如此千姿百态。总的来说,我比较喜欢美国学者任达的描述:“就这样,在1911-1912年间,在革命者、不再抱幻想的改革者、新军士兵、各省吓坏了的官员和城乡杰出之士共同但并非有组织的反对下,2100年来古老的帝制政府突然崩溃”。说得富有戏剧感,也充满了历史的真实。 当然,如果非要在辛亥年找一个有点像必然的东西,那不妨将其视为一次历史积累的爆发和诸多事件的合力。近代以降,改革和新思想如走马观花般在中国登场,虽然其间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但各种背离旧王朝的能量已经如岩浆在地下汹涌,一个合适或叫做偶然的时间、地点,无疑就是一个发泄的裂缝。而这本书的尝试正是通过图片和游记穿梭于当下和历史,向芜杂的历史投去自己好奇的一瞥: 上海,租界和望平街,这里商业发达、众声喧哗,西方文化和报界舆论,成为摧毁中国旧政权的一种新势力; 山西五台,一个内陆小城的徐继畲如何影响了华夏地理观的一次历史转向; 广东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广州万木草堂里的康有为,以及黄花岗上年轻的生命; 天津小站,这里是北洋新军的发迹之地,日后正是新军士兵发起了起义,而他们的领袖们则成为革命的巨大受益者; 江苏南通,张謇的实业行动被视为一种士绅们在政治斗争框架之外的一种救国努力; 浏阳,这座小城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故乡,二者均为改良派中的左翼,后者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虽以“勤王”为名,却被认为是“在两湖地区酝酿革命的第一步尝试”; 北京,西什库教堂门口义和团的失败,几乎意味着政府的事实破产;佟麟阁路,这里是资政院旧址所在地,在与革命派赛跑的最后几年里,迟迟未开的国会让立宪派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旅顺,1906年在此战斗的两支外国军队,让国人受到鼓舞的不仅是黄种人的胜利,还有立宪小国打败专制大国背后的制度诱惑; 成都岳府街,见证保路运动的历史痕迹多已不在,不过这里点燃了1911的怒火。 毫无疑问,历史为后人布下了各种好玩或不好玩的陷阱和想象的空间。如同从古到今,中国社会总有明制度和潜规则一样。我总觉得,文献里的字句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人格”,特别是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此经常需要一些现实和地理的东西作为注脚,虽然后者也非不能说谎,却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或启发。而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对于中国也意义非凡,众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其改良或革命的思路正是始于对各国位置的认识,在经过多次历史耻辱后,他们终于明白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国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那些过去遥不可及的“极西”和“泰西”也并非烟熏火燎之地,于是乾隆诗中所谓“宁可求全关不开”的理想封闭局面,终成明日黄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到地理现场,历史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正如谭其骧、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发刊词开头所写的那样:“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地理现场,颇似一个值得期待的小门或旁门,推开它,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直达历史深处和有趣的现场,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地理面前褪去神话。 一个孱弱的老大帝国摇身变为亚洲首个美式共和国。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彼时很多人难免会如此设想:1912年意味着中国霉运的终结。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里,中国人的灾难和痛苦是如此之多,如同法国人谢和耐所说:“中国似乎变成了命运的玩物而无法进行抗争”。虽然来了民国,来了共和,这个国家却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碎片化时代。于是,强人和威权政治以另外一种畸形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市场,从新皇帝登基,到旧皇帝复辟,从委员长训政到新的红太阳升起。很多人怀疑,巨大的历史惯性,让中国人重新给自己戴上了枷锁。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必然好坏混杂,不断发展,问题的关键很大在于如何在一些适宜制度安排下,发掘其优良的传统,而压制或抛弃其糟糕的东西。正如密尔在论述“好政府”的标准时所说,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智力等好的、积极的品质。就过去100年来说,中国在此方面作为甚少,破坏甚多。这不仅遮蔽了很多值得开掘的优秀文化传统,更让其中的“恶之花”觅得土壤,肆意开放。此消彼长之间,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挫败感。 “共和”进入中国百年,期间经历的种种变异,其光怪陆离、奇形怪状,非三言两语能够描述。不过在无数人动辄喜欢判断此制度、彼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时,人们很少去仔细想一想,这真的是一种水土不服,还是我们就从未真正贯彻实行过。 与逝去的世界的无声对话无疑让人兴奋,人类对历史的兴趣与生俱来,因为正是前人影响、塑造了后来者的生活,无论是美妙或糟糕。不过,很少有人拥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勇气,打算像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在我看来,对历史的探索,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得到圆满的答案,这种自以为是不仅值得怀疑,也多少有点索然无味。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如同小说,恐怕这不是罗布代尔的细致或司马迁的文采所能解决的,你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但正如昆德拉所说,“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因此对本书的描述和呈现,诸位姑且看之。不过作为《炎黄地理》杂志的主编,我还是要感谢作者们的赐稿,特别是远在香港的哲夫先生,一直在历史图片方面的慷慨支持。“乘众势以为车”,正是你们的精彩文字、影像,让一本年轻的杂志得以不断发展,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还很不成熟。 在此,也要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的赵建宏、陈学英为本书付出的努力,更要感谢包月阳社长的关心支持,作为一位新闻业广受尊重的前辈,在转型为出版人后,人们注意到,日益众多的力量正在向这里汇聚。 2011年4月于北京光华路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先师谭其骧先生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本书描述了百年前的舞台一角,也记录了打造这个舞台和在舞台上演剧的人,值得一读。 ——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但在古典条件下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太少。据说司马迁曾到一些重要事件发生地凭吊,顾炎武曾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地理还原,此外真正能做到的历史学家就很少,大家都是纸上功夫。本书还原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古典中国读书人的梦想终于有机会成为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本书以地理为线索钩沉历史,不仅别开生面,也显得生动、耐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任何地理和历史的交汇都是迷人、可爱的,犹如笛卡尔发明的坐标系和二元论,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时空观,读到本书的人也有福了。 ——旅行家、数学家 蔡天新 历史是个谜,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远。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返历史的捷径——不是复原逝去的时间,而是返回历史的空间。 ——作家 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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