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选择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德尼古莱  页数：351  译者：高铦,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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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就道德价值领域掀起一场有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论。我将明确阐述我的价值观，以此抛砖引玉激发人们更多的思考、批判和试验。本书所提出的一个前提是，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其最基本的问题既不是经济或政治性质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在技术普及、各国互相依赖的当今世界里，什么样的生活好、什么样的社会好？物质的丰裕一定会带来生活的充实吗？人类发展是否不仅仅意味着现代科层制度、高效技术及高生产力经济这三者的系统结合？我研究发展道德学的一个方法是，将实际生活中的观察结果以及我在不发达地区参与计划制定或者作为无名小卒所经历的体验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且思考“普通百姓”的证词。后一点非常重要；确实，我赞同丹尼洛•多尔西的观点，即“任何由局外人所作的研究其价值都比不上人们所作的自我反省”。我的理论分析基于如下两点：“脆弱性”和“存在理性”。所谓脆弱性，即是人们在无法控制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形，就目前形势来说，它是指不发达社会没有能力应对紧迫的社会问题。我们说理解“脆弱性”这一概念是理解不发达状态及推动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说经验、符号及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复杂世界可以围绕这一概念而得到有效的整合。而且，“脆弱性”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出发点，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不发达状态视作最初始的环境，而将发展视作变化的过程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很多低收入国家，脆弱性体现在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这一事实上；而在已经实现繁荣的某些社会里，脆弱性体现在异化现象普遍存在这一事实上。而“存在理性”指的则是所有社会都采用的用来处理信息和作出实际选择的战略。这些选择旨在保证其生存和满足他们对自由与尊重的需求。这些战略多种多样，而且受到无数的限制。“存在理性”这一概念是我的观点的中心。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都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因此在目前的条件和信息水平状态下，一个社会是追求发展还是拒绝发展取决于该社会是否视变革为加强国计民生、提高威望和获取更多自由的手段。脆弱性和存在理性两者紧密相连。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世界范围的生态、符号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它在“存在理性”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程度也就有多大。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同样如此：技术上相对不太脆弱的团体比其他组织更有能力处理与自身生存和需求满足相关的信息。如果我们的分析围绕这两个结构展开，那么我们就赋予了发展这一概念完整的历史意义。技术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从来都不会在历史真空里发生。只有在那些存在着多种刺激因素的地方才会出现创新。从地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发展，其开始的时间和地点非常重要。本书分析了社会中各种脆弱性和存在理性，所要回答的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世界中，什么是构成优质生活与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本书从头至尾回荡着辩证法的旋律：强国必须变得脆弱以求得与弱小伙伴相平等；只有在富人也同意节俭的情况下才能使穷人接受节俭政策；如果要使不发达国家成功地进行文化革命，发达国家也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今的发展形象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形象，有关发展手段和目标的正统观点也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道德理论家，所有关心发展的人士都必须考虑新的可能性。脆弱性这一概念是我研究发展目标以及充满冲突的发展过程的中心思想。因为发展经验根植于历史之中，所以最初的变革所具有的破坏性也需要解释。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行动纲领，任何发展道德都毫无用处。最后我们将衡量道德，但并不注重对它分析得如何精练，而要看它开出的药方是否真正实用。这里所提出的具体道德战略符合第六章中所解释的三项调节原则。而无尽的任务便是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此产生出批判性的思维并且将效率与公正结合起来。本书既不是手册也不是教科书。虽然很多发展问题引出了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对适当战略的需求，但我并未试图在本书中面面俱到地加以阐述。因此，如果读者试图在本书中寻找详细的人口战略方案，那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我在第十二章中也简单地阐述了人口统计学的生态意义。道德问题现时变得显而易见：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须按照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制定。然而，即使是大规模的生育控制政策也并不排除其他形式的需求，如计划资源、选择性投资、扎实的教育战略、奖励政策等等，特别是，要消除统治与被统治的体制结构。简单地说，计划生育并不是万能药方。同样，本书也并未提出任何正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那些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社会应当吸收什么水平的技术，是最尖端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中等技术，还是刚刚被淘汰的技术？另一个问题是，对那些“发展工作者”来说，什么才是跨学科教育的最好内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每一个都需要一本长篇巨著来阐述。然而考虑到它们的迫切性，本书在三个领域略述了一些说明性的战略：民主计划、技术合作和价值转换的创建。所谓民主计划，是指受其影响的所有人都能对其加以控制和作出反应的计划。技术合作则是指在技能或者信息的转移过程中不会导致或者加强较为“先进”的一方的统治地位。最后，价值转换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适当的次序来进行。本书中间部分主要讨论这三个问题。采取这些战略会导致什么样的发展呢？很显然，它不会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现时所称的“发展”其实是反发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呢？如何利用世界资源来满足所有人类的优先需求呢？最后，对那些一心主张打游击战的革命党人，伦理学家们如何劝说呢？本书最后几章便要探讨这些问题。本书最后三个附录详细定义了“道德”和“发展”这两个名词，讨论了道德价值对政治力量的影响，同时也稍稍阐述了研究价值转换的方法问题。发展道德学广泛吸取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计划人员和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关于发展的定义，而道德学则将所有的定义纳入一个宽广的框架里，在其中发展意味着，生活的质量与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表达的价值观。和已经去世的勒布雷特一样，我也认为发展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过程，既是突然的也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民脱离被视为“不太人性”的生活模式而进入被认为是“更具人性”的生活模式之中。如何取得发展和在发展之后获取了什么利益这两点此时变得同等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创建一种延伸至整个世界的新型团结，并且，文化和生态的多样性也必须得到培育。最后，所有社会和个人的互相尊重和自由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政治、教育或者社会现象来研究，但它最终的目标是生存：向所有人类提供一个机会使其生活得更富有人性。如此理解的话，发展便是指所有人类和社会之整体人性的提升。本书是受“发展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委托而写。我非常感谢该中心从1968年8月至1969年1月所提供的资助。中心主任拉姆所组织的关于本书最初大纲的评估讨论会对我帮助非常之大。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士表示感谢，同样感谢德雷赫所提供的秘书工作。本书手稿的最后几章是我在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民主机构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时所完成的（1969年2月至7月）。该中心提供了一个讨论本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独特对话场所。中心秘书处人员愉快地帮助我完成了最初几稿的打字工作，我特别感谢吉文斯在打字方面的持续帮助。“人类研究院”与“欣鲍姆基金会”的资助使我得以完成最后大幅度的修改工作。我的同事们提供了宝贵建议。我尤其感谢考廷霍和盖勒两位，他们对本书最初几稿提出了批评建议。法图罗斯、高曼、格林肖、哈根、希金斯、赫希曼、霍洛威茨、伊利奇、杰克逊、贾考贝、贾瓜利贝、马库莱斯库、苏亚雷斯、沃尔肖克和沃威克等众多人士也作出了宝贵的评论。所有的建议都是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提出和接受的，因此我对本书现时的内容负完全责任。

内容概要

德尼·古莱以客观的笔触分析了一个人人都将面临的主观选择：发展。    发展问题时至今日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尤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以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带来了一本超越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论著作。这是一本对当时甚至眼下乐观发展前景冷静深省的著作，然而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他对人类未来的仁慈关爱和真正的思量。    本书在三个领域略述了一些说明性的战略：民主计划、技术合作和价值转换的创建。所谓民主计划，是指受其影响的所有人都能对其加以控制和作出反应的计划。技术合作则是指在技能或者信息的转移过程中不会导致或者加强较为“先进”的一方的统治地位。最后，价值转换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适当的次序来进行。本书中间部分主要讨论这三个问题。

作者简介

德尼·古莱（1931～2006）是发展伦理学的杰出先驱。1956年在美国获哲学学士与硕士，1960年在法国获社会计划硕士，1963年在巴西获政治学博士。主要致力于发展伦理学、环境经济学、比较发展战略、全球化、‘文化与发展等重大课题的跨学科研究，尤其在开创和推动发展伦理学方面起极大作用。国际发展伦理学会（IDEA）尊他为“发展伦理学之父”，在2005年设立了“德尼·古莱奖”，古莱去世后，该奖重新定名为“德尼·古莱纪念奖”。古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他在研究过程中曾去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西、几内亚比绍、斯里兰卡与墨西哥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他曾在加拿大、美国、巴西与波兰等国任教，1979年起到美国圣母大学担任该校凯洛格研究所、国际和平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还是奥尼尔“教育为正义”讲座教授。他出版著作11本，论文160篇，主要著作包括：《发展伦理学》、《残酷的选择》、《靠不住的承诺》、《发展经济学中的伦理分析》、《什么是全球化世界中的公正经济？》等。

书籍目录

前言平装本前言导论  道德哲学的再生  变化的背景第一部分  发展的经验　第一章  不发达的震撼  　惰性与自满　  粗浅的觉醒　第二章  脆弱性：了解和促进发展的关键  　弱者的脆弱性　  强者的脆弱性  　一个说明性的实例：伊塔帕里卡　第三章  发展目标：承诺与业绩  　计划　  援助文件  　联合国文件　  为什么有差距？  　对目标的批判　  残酷的选择目录第四章作为辩证进程的发展  　“辩证”的意义　  发展的辩证法第二部分  发展的道德战略　第五章  一般要求　第六章  三大战略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拥有足够”才能“更佳存在”　  第二个原则：普遍团结一致  　第三个原则：民众广泛参与决策　第七章  作为对话的发展计划  　计划者的职业病　  一项替代选择：凯洛特公式　  发展极　  责任的扩散　第八章  新基调的技术合作  　技术转移的实质　  当前制度的缺陷  　世界发展工作者　第九章  存在理性与价值观变化的力量  　存在理性　  边缘人群的代表性  　吉卜赛人　  对研究的意义  　对计划的意义第三部分  哪一种发展？　第十章  反发展以及对发展的制约  　反发展　  反发展的根源  　制约　第十一章  真正发展的诸方面  　需求的理论　  发展的三个方面　第十二章  世界资源与优先需求  　生态管理　  对资源最佳利用的要求  　两种形式的渐进主义　第十三章  绝望的难题：道德与革命  　道德的难题　  处在痛苦之中的基督教伦理　  马克思主义伦理的痛苦  　美国革命者的道德立场总结  残酷的选择附录一 “道德”与“发展”二词附录二 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附录三 对价值观变化的研究人名对照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不发达的震撼不发达是令人震惊的：肮脏、疾病、暴毙以及种种的绝望！如果人们仅仅将不发达看作是反映收入低下、住房恶劣、婴儿死亡或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那是无法理解不发达的。最有力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身或代替他人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以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这种独特的文化震撼是人们开始接触到“贫困文化”所具有的情感而感受到的。当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非人生活并非不可避免时，他们也会大受震撼。但是为什么并不贫困的人们也必须经历非人生活的现实呢？因为不发达所具有的情感就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的束手无策之感，就是人们在摸索了解变革时的困惑无知之感，就是对控制事物发展决策的人们的奴颜婢膝之感，就是在饥饿与自然灾难面前的孤立无望之感。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仅仅看一眼贫困的现象是无法了解其残酷性的。如果观察者不进入这些情感的内部并亲身感受，他是无法了解他要设法消除的境况的。发展学者、技术专家或教育家的主导情感完全和他的“工作对象”的情感相反。前者是坚强而博学的，后者则脆弱且无知；前者充分了解决策的过程，而后者只能遭受他们无法达到的决策的后果。“发达的”人不会过分害怕身体不好，因为他知道可以治好，因此，自命的发展家如果要理解真正的不发达，就必须跨越区分理性自足与软弱性的门槛。他们需要通过亲身经历束手无策和软弱无力来认识到看来正常的事其实是不正常的，看来异常的事其实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他们也必须看到弱点并非都是别人的，优点并非都是自己的，他们必须认识到发达和不发达的人都同样既有优点又有弱点。1961年，我在朗多尼亚住了三个月，那是巴西联邦治下的一块领地，位于人烟稀少的亚马孙地区。这块热带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塞林盖洛人，他们实际生活在奴隶制下，靠收集野橡胶树上的乳胶为生。他们的少数消遣之一是下河捕鱼。塞林盖洛人相信黄昏时分水里会出现美人鱼般的生物，而他们必须躲开，否则会遭受灾祸。我不信这种迷信，有一次和一名塞林盖洛人在日落以后还划着船捕鱼。当他钓住一条“美人鱼”时，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我总认为自己是一名冷静的观察者，但这回我刚在丛林里过了几周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我吃惊地听到亚马孙夜晚里的这声惊呼时，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种神秘生物的存在以及我和我同伴面临的危险。因为我相信并且经历了真实的恐惧，我努力帮助那名“迷信的”塞林盖洛人解脱他的钓绳。这件事很简单：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感情是真实的；对于旁观观察的人们，感情是不真实的。“不发达”的人们的主要感情就是这样的。引用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著名的区分，不发达更多的是一种“神秘”而不是“难题”。难题是人们在途中遇到的困难，他可以后退，打量它，找出解决办法，甚至去克服它；可是对于神秘事物，观察者无法置身事外。即使存在着“难题”的因素，但难题中也包括观察者自身。实际上，成熟的观察者是不发达的难题的主要部分，所以，如果他把事情仅仅作为一个外在于自己的难题来处理，这就等于宣告他误解了问题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他需要受到震撼从而发现自己对难题抱有的确信是错误的。他必须惊讶地发现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结构性的家长主义：他作为帮助者，别人作为被帮助者；他是“发达的”，别人是“不发达的”。存在这种称谓本身就是文化家长主义的证据。通过亲身经历而对此顿悟，就是经受了“不发达的震撼”。但这一启示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历险——某种超验的移情作用使得容易感动的人们低声下气而并无行动的结果。实际上正相反：这种心灵转化可以使他的技术和政治工作革命化。如果发达者与不发达者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是家长式的，那么在这种关系范围内进行的项目必定会产生家长主义和支配统治。并不单单是政策有缺陷，态度也有缺陷。然而，态度也决定政策。但是我要说明，只有当关系双方都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才会有正确的态度。为了理解这种震撼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思考一下震撼之前与震撼之后的无意识状态。惰性与自满在落后社会和先进社会里的人们都处在严重的错觉之中。在受到与他们的普通世界观相矛盾的外界示范效应和冲击战略的深刻震撼以前，不发达人们并不知道存在着一种对他们具有可能性的“发展”状态。这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展”的思想，而是这一思想不符合他们的愿望。伴随震撼而来的新觉醒使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因为现在文化在他们心中作了重新界定，不再仅仅是能读能写而已；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天生贫困、没有文化、居住恶劣、身体不好、就业机会差，而是开始想象自己不太贫困、居住较好、吃饱穿暖。一旦他们受到震撼而开始考虑自己的“正常”状况是异常的和可以逆转的时候，他们就在精神上做好了发挥社会的政治作用的准备：他们就变得可以组织起来了。经历过这种震撼的农民、牧民、渔民和城市贫苦工人的数量很小。如果数量大的话，接受“发展”就会变得更加安心和更加困难。更加安心，是因为更多人会要求发展所允诺的好处；更加困难，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好处是家长式地给予他们的。所以，提高觉悟的有效教育必然引起既有政权机构的怀疑。确实，这种觉醒预示着一种真正的文化的革命，其结构性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不发达的震撼促使关系双方都认识到弱势者一直被强势者所蔑视。一位美国黑人领袖说，穷人基本上同意流行的看法，即：“如果你在经济上一无是处，你这个人就一无是处，就这样。”认识到一个人是“不发达的”，分析起来就是认识到：（1）关于“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形容词是由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所界定的；（2）一个人有可能发达起来；（3）一个人应当发达起来。不发达使人羞辱，因为这显示了弱点或失败，在别人的成功面前抬不起头，而且无法回答原因何在。经历了震撼的发达者也难以避免困惑之感。当别人不发达时他发达起来了，这样的行为“正确”吗？他的发达和别人的不发达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他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应对别人的不发达负有责任或感到内疚呢？是否仅仅由于别人的物质财富少一些、某些技能缺一些就可以说明他是“不发达”呢？“富有财物”和“富有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发达者服务于哪些体制和利益呢？这些体制和利益对别人的不发达有些什么影响？发达者应不应当保护别人的利益即使这有损于他自身的特权？这些提问令人困惑，因为大多数发展思想家不加鉴别地认为不发达可以作为一个“难题”来解决。可是这“难题”却超越了仅仅作为有待克服的困难而提出了有关相互影响的重要问题。现实主义式地观察不发达，就可以看到发达者与不发达者都处在同一处境：对双方都关系重大的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不但是个人价值观而且社会价值观都有了争议。结果，一旦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不仅情感受到影响，体制与政策也受到影响。如果“援助”看起来像是使别人的发展“顺从”的手段，那么援助技师或管理者就不会继续批准他的计划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如果人们了解到他的技术优势只是相对的，了解到物质上贫困和技术上落后的人可以在人性上、审美上和精神上优于他，他就不得不质疑自身社会的价值优势与自身体制的合法性。由于大多数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震撼，他们对于了解最深层的不发达并制定消灭不发达的适当政策始终准备不足。这里的立场明确地主张在分析时深怀感情；这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生物性的意向，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手段。可以预见，个人与社会都会寻找各种避免经受不发达震撼的保护机制。有需求的贫困者和伸出援手的富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都不愿因接受现实而遭遇很大损失。这种经历使人失去幻想，使人失去对不发达熟悉形象的信心。例如，一名印第安村民可能生来就认为渴望等同于贪婪，认为这应受到道德责备。而当他知道“贪婪”有时可能是相当有效的，甚至是可嘉的、使人类与社会得到改善的动力时，他会深感烦恼。相反，当一位来自富国的高级技术专家了解到生活在生存边缘、每天都面临死亡与不安的人们有时却比他享有更大的幸福、智慧与人际交融时，尽管他具有知识、财富与技术优势，但他还是会对此感到不快。这种震撼至少使人们警觉到对生活的“正常”看法中潜伏着大量的种族中心主义。粗浅的觉醒发展已成为第三世界的生存问题和富裕国家的良心问题。由于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就有了三个重要后果。（1）穷国要求快速发展。不论以前状况如何，穷国现在都要求快速发展。虽然没有文化的群众对变革前景仍然不加关心但领导人都在责备惰性并决心要他们的社会追求发展。知识分子、劳工领袖、新兴政客、民族企业家以及公务员们通常都表现出这一愿望，但群众还都习惯于默认领导人采取的决策。由于他们不熟悉现代决策的复杂机制，他们无法否决精英们代表他们对发展所作的承诺。毫无疑问，大多数领导人现在都渴望发展。尼赫鲁在1956年宣告：“我们不愿再花一百年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发达国家今天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我们进步的步伐和速度必须大幅度加快。”劳尔•普雷维什以典型拉美人的身份说：“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必须进行深刻转型，以提供适当手段来加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节奏……这些转型至为紧迫。”第三世界领袖们的种种宣言，不论是否现实，都带有深深的唯意志论色彩。他们决心想发展，相信他们的意志能帮助他们达成这一愿望。他们中广泛存在着对苏联40年间取得的发展的赞美：一个巨大的封建社会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工业、科学、军事与政治的大国。苏联的表现使他们认为迅速成功是可能的。他们稍稍一想就觉得任何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无需花一两百年慢慢地达到工业化。而现实中，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资本不足、缺乏熟练的经营企管和技术人才以及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回旋余地窄小，都构成它们迅速发展的障碍。由于投资能力的局限和生活水平低下，即使在今后25年花英雄般的大力也不能把境况提高到当前先进国家的水平。海尔布伦纳断言：“今后一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不能大大改善世界上受苦人的命运。……把经济发展描绘成可在我们一生中实现巨大和持续的人类境况的改善只是自欺欺人。这尚在遥远的未来。在此期间，落后国家的这一代人没有其他抉择，只能承受过去的负担而奋力为此生无法享有的未来劳作。”国家计划人员有时认识到这种局限而试图说服他们的同胞：该国即使花很长时间也难以达到富国现在享有的富裕，它们的目标只应着眼于消除大规模贫困。可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发言人都不耐心，不愿顺应“慢慢悠悠的”发展步子。这种不耐心不限于政治领袖和技术专家，也扩展到一般民众。越来越多的农民领袖、工会组织者、成人教育者、宗教发言人、社区动员者以及其他有影响的人士都告诉他们的人民：必须迅速变革！巴西大主教埃尔德•卡马拉就这样要求该国的年轻人：“加速历史的前进步伐，因为你们这一代有必要领导第三世界不是作为乞求者而是作为兄弟坐到世界的圆桌旁，使对话最终成为可能。”（2）穷国因自身的贫困而责备富国。由于发展的步子慢得恼人，穷国就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把自身的落后归咎于富裕阶级和富国的倾向。它们并不总是明确谴责过去剥削的罪责，而是强调富国对穷国克服不发达的当前努力的干预。谬达尔总结这种状况如下：“①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明白这种巨大的国际不平等以及它会继续增大的危险；②这些人民及其代言人有倾向把他们贫困的部分罪责归咎于其余世界，特别是富裕的国家——他们把不平等归咎于世界经济体系，它使他们处于贫困，而其他国家则富而又富。”人们无需用任何简单化“替罪羊”理论来赞同这种对不发达的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问题作者把不发达的长期存在（即使不是产生）归因于已富国家“发展”的贪婪性。同样，“国内殖民主义”的观念认为保持特权使国内的苦难得以继续，这种看法正在得到人们的信任。对过去发展的原因分析不再完全以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活动来说明，而是提出这类起主导作用的结构，诸如：有特权可获取原材料，工业国能任意把它们的产品“强加给”脆弱的第三世界市场，强国有力量按自身利益来控制世界市场机制，它们有能力通过倾销和其他手段来破坏穷国工业化的国内努力，并有能力从不发达世界吸收经过培训的人才。与此密切相关的不是对这种情绪的是非判断，而是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在世界上相当普遍地、而且在当前的认识水平上，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把它们自身的不满意状况（至少部分地）归咎于富国的所作所为。基于这些根据，阿尔及尔宪章的77个签字国要求非均等待遇，菲德尔•卡斯特罗设法证明无偿剥夺为正确，并声称应当纠正过去的“剥削”。其他第三世界发言人也以同样证据表明它们“有权”从富国取得援助，而无关后者“慷慨”与否。如果不注意到这种觉悟的副产品，总的说来穷国要富国对它们的不发达负责，人们就无法了解当今世界上的紧张。（3）富国发现了自身的不发达。这种觉悟的第三个结果是富国发现它们也是“不发达的”。这不是指先进国家认识到国内存在贫困，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现在正受到“落后”国家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的挑战。一个例子是，大量的和平队志愿者回到美国以后都以新的批判眼光来审视他们自己的社会。他们游历了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以后，能够对比美国和那些社会如何对待老人，那里的大家庭对祖父母提供令人满意的地位。无疑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待年长者是残酷的：“就像把老化的人扔讲垃圾堆。”在对待休闲的态度上也发生类似的重新评价。当美国社会越来越充分地实行自动化而使更多人产生更多的“空闲时间”时，却痛苦地发现美国的教育系统、大众媒体和其他社会化工具都没有为人们愉快地享用休闲做好准备。在这一点上对比美国和“不发达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在后者的社会里，集体联欢和庆祝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同样的，随着“发达国家”生活越来越官僚主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承认富国至少在感情上、审美上、群体上和精神上是不发达的。对本土历史自豪感的复兴出现在一些现在强调其民族认同性的国家里，使得“发达”国家的人们醒悟到使用“发达的”和“不发达的”这类称谓所隐含的具有种族优越感的价值观。特别是那些“经历了不发达震撼”的教育家、技术人员和行政官员，这一觉悟使得一切文明的价值观和生活质量都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问题是“过得美好”而不再是“家产富足”。在全世界和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真正的情况正如一位印度专家所说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狭义的开发资源，而是要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建立适合于更宽广目标的体制构架。”不发达的震撼打破了人们安于现世贫困的冷漠态度，打破了人们因比别人富有而认为自己优越的骄傲心理。对发达世界的了解，使第三世界痛感自身的“不发达”；反之，认识了第三世界经济与技术落后的深刻意义，发达国家的人民开始怀疑自己在某些基本方面也是“不发达的”。这种共同的清醒感进一步体现出富国与穷国的“发展”都要求整个世界改变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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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作者德尼•古莱以客观的笔触分析了一个人人都将面临的主观选择：发展。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本书作者在美国、法国和巴西受教育，被尊为“发展伦理学之父”，而本书就是探讨发展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是合乎道德的？
•   文字的可读性不好，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但是讨论的话题深沉，思考独立，观点鲜明，指导性很强。在飞机上研读了两遍后，忘在了座位上，但对于残酷的选择却无法释怀。高级社会和低级社会的区分与发展，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路怎么走，无解
•   大家都来围观，看看这本书，可以有收获
•   第一个评论呀？真不好意思，书不是我看的，给LG买的，没有观感嘢！不过，书的印刷质量还是挺好的，只能写这样多了，呵呵！
•   有观点有思想有论据，绝对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