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余世存主编  页数：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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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较于《非常道》一书，在显现近代历史复杂面相的同时，《常言道》将这种近代资源的学术化运用更加具体，它的主题更鲜明，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实用性，更面向大众，它是借重新定位与申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使其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读史为用，正是作者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作者余世存最新转型的一次努力。本书条分缕析出三十三个大类，计有：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今天的最宝贵的财富。　　《非常道》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或为之浇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为此“无端狂笑无端哭”。吾人以史为教，西人更有所谓读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说，历史既为材料，又为形式质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凿可以成全有质地之新人。是以教化教育教学革新之道，莫过于回向历史：《非常道》出版后，跟风不断，可谓明证。余既始作其俑，难免龙种之望，而打扮历史无知历史之投机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场，感慨系之，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吾人近代史再三复意。读家或可哂察。　　通者，有不可言言则非常之道，则必有老生常言言则平易悠远之道。道可常言者，则可以致精微，可以通广大。小德川流，大德软化（冯友兰语）。此本书所以用心者也，存鉴揽照，目击心悟，所谓证道，无处不在。　　通之体，可以为经，为史，为传统；道之用，则惟务在人。我国人向来视大等为大人成人君子之教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代教育之关键，同样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一以贯之,则任持绝学，人格高标，如何做人，如何警君子，如何做学问，历历在目。又，或则培育现代识见及训练（蔡元培语），或则助学生走路（梁漱溟语），或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要之，则又如竺可桢所倡通才教育，惟有通中国语文，通此随处流衍之人文精神，方可接续烟火，方可拯危难于既颓，方可于非常之时，有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语）。读书治史，感同身悟，见不及此，实乃蠹虫。

作者简介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自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书籍目录

一、大学二、校长三、传道四、为学五、纯儒六、博雅七、国粹八、知史九、文学十、诗人十一、新闻十二、行知十三、直言十四、棒喝十五、苦痛十六、临难十七、绝命十八、先觉十九、革命二十、战事二十一、刺客二十二、军阀二十三、赤子二十四、为政二十五、爱国二十六、狷狂二十七、僻怪二十八、修为二十九、气度三十、风骨三十一、婚恋三十二、书呆三十三、逸事

章节摘录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岭南大学即今天中山大学的前身。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冯友兰在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碑文，可与清华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媲美：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　　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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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本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作者近代史再三复意。　　什么才是大学应该是的样子？它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的特征，该葆有什么样的传统？一百年前的大学校长如何当职？过去大学里的教授和教授、教授与学生怎么相处？那时的传道，那时的问学，那时的书香，跟今天有什么不同？由这个基本出发点往下，那时的文学、哲学、戏剧、那时的国粹、纯儒的典型、那时的学人、诗人，乃至军阀刺客又给我们留下过什么样的宝贵遗产？再进一步，由这些文化背景构成了什么样的近代语境？以及这些传统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再生空间或是可以继续凭借的言说资源？这一切都存在于“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中，就在《常言道》之中，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话语，说过了一百多年，但是，好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价值。那是经由几代求学问道之士艰难的望闻问切，经由传统学术的衰败，国力的孱弱，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的重新追索，以及生命的追问，才遗留下的这些如许珍贵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