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史学卷）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章炳麟  页数：482  字数：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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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国学”丛书以中华学术领域中独立成学的形式，对国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加以综述，介绍该学科发展变化之历程，以及各学科的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和各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国学。读者可寻根溯源，探寻中华文化之本，从而达到鉴古知今，继先哲之遗产，发潜德之幽光之目的。为保证丛书的学术权威性，丛书作者均为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和教授，且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所撰写的文章力求全面、准确、简洁，以3—5 万字的篇幅，对每一学科进行概括性介绍。文章中适当略去了学术著作中的繁琐引证，以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略精要。 丛书分《史学卷》、《文学卷》、《哲学卷》、《综合卷》、《民族卷》共5卷，计330万字。本书为《史学卷》。

书籍目录

尚书学　一、最早在先秦时的《尚书》 　二、汉代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三、东晋至唐的伪《古文尚书》　四、宋代承用伪《古文尚书》及巨大发展与疑辨　五、元明奉行宋学独尊《蔡传》及继续疑辨　六、清代推翻伪古文对《尚书》进行全面研究　七、现代的《尚书》整理与研究史记学春秋学　一、《春秋》和“三传” 　二、汉魏时期今古文的论争和融合　三、深入和总结——从杜预到孔颖达　四、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　五、向汉学的回归　六、今文学的再起和《左传》真伪的论争　七、逐步走向科学化的研究通鉴学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二、《通鉴》的价值及其版本　三、历代对《通鉴》的研究与继承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通鉴学”的发展　五、“通鉴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新发展方向谱牒学　一、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　二、谱牒学研究概况　三、家谱的收集与研究活动堪舆学　一、堪舆之学　二、对堪舆学的研究　三、对堪舆研究的思考方志学　一、地方志与方志学　二、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　三、方志目录学　四、方志整理学甲骨学　一、关于甲骨学　二、甲骨文的刊布和整理　三、甲骨文考释和通读　四、甲骨文断代研究　五、甲骨文商史研究简牍学　前简牍学时期（西汉至清末） 　近代创立期（二十世纪初） 　　一、斯坦因的三次中亚考察　　二、斯文·赫定与楼兰简牍　　三、其他外国探险家发现的简牍　　四、近代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流沙坠简》 　奠基期（二十世纪的三十至四十年代） 　　一、中瑞联合考察团与黄文弼的罗布淖尔出土木简考释　　二、居延汉简　　三、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 　发展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一、五十至六十年代　　二、七十年代　　三、八十年代　　四、九十年代以来金石学　一、我国传统金石学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二、宋以前传统金石学的“蕴酿时期” 　三、宋代传统金石学的形成　四、清初传统金石学的复兴和清末的鼎盛　五、清末民初古器物学的形成　六、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后的金石学研究　七、新中国青铜铭文的整理、研究和著录成就　八、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总结和现代科技的引入考据学　一、考据与考据学　二、传统考据学的迁演　三、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　四、对乾嘉考据学的再评价　五、近代考据学研究的进展　六、现当代考据学的发展及新世纪考据学的展望辨伪学　一、辨伪和辨伪学　二、伪书产生的原因　三、辨伪学简史　四、近百年来辨伪学的发展文献学敦煌学　一、藏经洞内的稀世珍宝　二、令人伤心的国宝被盗　三、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　四、敦煌学的兴起　五、敦煌学的全面展开　六、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八、新世纪的敦煌学郦学　一、《水经》与郦道元的《水经注》　二、隋唐至北宋时期《水经注》的作用与流传　三、金元至明清时期“郦学”的研究与学派的形成　四、民国以来的郦学与应用　五、国外的郦学研究概况徐学　一、“徐学”的提出　二、关于徐霞客的研究　三、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徽州学　一、徽州学缘起　二、徽州学学术团体、研究机构与学术活动　三、徽州学学科建设　四、徽州学成果述评

章节摘录

书摘　　二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撰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史记》才是第一部通史。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以至汉武时代，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并进入封建社会，总共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记载了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以至于医术、占卜等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地域上除主要记述汉武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包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是将三千年的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的文字，但实际内容是强调了中国本土上世系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的特征如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　　同时，在撰史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如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通考》，《资治通鉴》等，自然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即使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是受着《史记》影响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是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在政治思想上肯定统一，保证统一。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于探寻能够代表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认识上各家有分歧，但均关注统系的存在却是一样的，而在这方面，正是《史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再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且有他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并加以综合考证才写出来的。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它确是信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在史学观点上批评司马迁，但他也不能不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由此，是否具有“实录”的精神，是评价后代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最后是厚今原则。《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而这段时间共约150余年，在整个《史记》记事的三千年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七十列传，自卷二十三、二十四邹阳、贾生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而其中从卷四十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时期的，光汉武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有20篇。《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气氛，同时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些，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以及年纪谱牒等所体现的多种史书记述形式，但从体例上来看都不完整、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本纪。刘知畿《史通》说“天子日本纪，诸侯日世家”，意思是说记载天子事迹的体裁称为本纪，记载诸侯事迹的体裁称为“世家”，这个说法只看到了《史记》运用本纪、世家体裁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了解司马迁创设的本意。司马迁自己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这就明确了作本纪的主旨。就本纪而言，《史记》不只是记天子事迹，而是通过历史上帝王世系年代传承的记述，除了体现历史的时间性以外，还重在表示天下发展大势。《史记》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是最有争议的，但正体现了司马迁的上述思想意图。《五帝本纪》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大势的开创人物，并以禅让开始来体现一种德治模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般形式的编年纪事，其中德盛德衰影响政治成败的记述非常明显。按正统的观点来说，周王朝以后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纪》来接续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却在中间横插了一篇《秦本纪》。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诸侯国，司马迁不把它写入世家却写入本纪，这是表示在历史上秦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转入法家力治的关键步骤，不记述这一步骤，天下大势演变的原貌显现不出来，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将秦写入本纪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历史秦代后就是汉代，《秦始皇本纪》以后接续《高祖本纪》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又列出一篇《项羽本纪》。项羽不入列传，不入世家，却列入本纪，是说明项羽以武力灭秦以后，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直至楚汉相争失败，其事迹系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所以列他人本纪。项羽的最终失败，也说明残暴的武力统治均会短命而亡不可久安，刘邦是个宽大长者终于取胜，说明德力统治的又一次转化。古人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是说妇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马迁和这个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吕太后，就可以将她写入本纪，勇敢地撇去了在统治权上区别男女的偏见。吕后继刘邦之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使生产发展了，民众逐渐富足起来，她之所行是以道家学术为主的德力结合以德为主的统治方案，又是天下大势发展的重要一环。经文帝、景帝，自流放任的结果，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至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公羊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当是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思想的表述，然而这篇本纪是亡佚了，我们已不可窥其原貌。《史记》本纪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体现这个“纲”的作用的，除给予重要历史事件确定相应的时间位置及表明它的背景以外，主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地表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天下大势，这是应该明确的。　　表。这种体裁具有纵横交错，简明扼要，众事纷繁，一目了然的特点。司马迁说：“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它辅助本纪也起着“纲”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设置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结构形式上，十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重在帝王世次，它以此为经。全表又分为两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为纬，后半截以鲁至曹十国世次为纬，总的内容是“观百世之本支”。《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地为主，故年经(月表以月为经)而国纬，总的内容是“观天下之大势”，因此这四表在年代显示上成为了十表的骨干部分，贯穿着全史。《高祖功臣侯表》以下四年表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具见汉初六朝百有余年侯家的盛衰始末，并见惠景间的四朝事势和建元以后诛伐四夷的情况，总的内容是“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记为主，年经而职纬，也就是首列纪年为经，次四格分列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旁行为纬，观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机，即可定人臣贤不肖之分，总的内容是“观君臣之职分”。其实观百世之本支，观一时之得失，观君臣之职分，也是从不同侧面考察政治事势，所以，表体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结合具体的事态发展，来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下大势。　　书。此种体裁，《汉书》改称为“志”，由于它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后代演变而为政书体，而其创始之源当出自《史记》。司马迁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八书，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把礼乐摆在前面，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在统治中的作用，实是显示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律，本应指音律，但《史记》依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主要是记军事制度。这前三篇均已遗佚，今之所存学者多论定为补篇，是以难见其原貌。历，是记历法的，今之所见可能有后人的窜乱；可能由于看法上的分歧，司马迁没有记述《太初历》的制订过程和具体内容，故使人至今不能通晓它的真貌，也是一缺憾。天官，是记天象与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司马迁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本篇在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封禅，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权，不能不记，但此篇对汉武极具讽谏意义。河渠，记兴修水利，是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平准，以汉武时期的均输平准取名，重点是讲当时的财政策略。八篇中礼、乐、律、封禅属政治领域，历、天官、河渠属自然科学，平准属财政经济。由于草创且有缺失，八书内容不如后来《汉书》十志的那么完备、全面。其中天官、河渠、平准是《史记》中的精彩篇章。　　世家。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后来的正史中很少有这种体裁，它的产生确实与周初以来的诸侯分封有密切关系，但它也绝非全然如刘知畿所说“诸侯日世家”。司马迁自己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谷，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故创作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谷”维护大一统。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人世家，否则如吴王刘濞、淮南衡山二王以及韩信等都不能人世家，因为他们背叛、违抗朝廷。这是世家体裁的主旨所在。三十世家大体上分为四类，都是符合这一主旨的。一类是前十六篇春秋、战国时的列国诸侯；一类是孔子、陈涉两位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孔子一生的学说是维护君权的，陈涉是刘氏王朝的开路人，都是名符其实的“拱辰共谷”者；一类是刘氏王朝皇家的宗亲后室；一类是汉家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周亚夫父子，他们是绝对尊崇拥护汉室的。写法上大体分为两种：列国世家形同本纪，写出了各重要诸侯国各自的发展形势；其他世家形同列传，其中孔子、陈涉及汉初重臣诸世家，是《史记》中的著名篇章。　　列传。这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从远古传说时代到司马迁的当世人物，总共七十篇。其中第一篇写伯夷、叔齐，实际是议论重于事迹，相当于列传的总序，表明了司马迁评述人物史事的重要观点。从第二篇管仲、晏婴起，才是实际人物的传记。历史上人物这么多，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标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上引均见《太史公自序》)义、时、功名、天下是基本要素。前二至七篇，除韩非、吴起外属春秋时代人物；八至二十八篇，除邹阳、贾生外属战国时代人物，其中多数人物与秦朝的兴亡关系密切；二十九至四十六篇，为秦亡汉兴至景帝时人物；从四十七篇起是汉武时代的人物，其中包括九篇类传，四篇周边少数民族传及二篇涉及域外国家的传。从形式上列传又分专传，专为某一重要人物设传，此中包括少数民族传和域外国家传；合传，数人合为一传；附传，某一人物事迹附在他人传中；类传，将某一类人物汇在一起立传；自序，实为专传，因功能有别，有的学者将它单列为一类；还有一种叫附见，即在为他人写传时提及到某人的事迹功德影响，如纪信、王躅、毛遂等就是，有时附见人物的历史作用并非都不重要。司马迁记述人物，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事迹来写历史，使史事具体化，它是相辅于本纪、表的“纲”以成书的。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部分。　　P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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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尤芨芨乎！——章炳麟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细腻讲解,大师们的解读,让我得以小品一下国学的甘醇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