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手记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美] 阿瑟·米勒  页数：272  译者：汪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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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我刚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时，根本没想到要写书。影响写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演员里只有一人懂英语，我怎么交流？观众对这出戏能否有起码的理解？它的形式与它所讲述的社会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实际上，一位人艺的导演在排练开始后读过剧本，他宣称：“演这样的戏完全没有可能。”尔后，好几位演员坦白地承认，刚开始排练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东西方的月亮一样亮，东方的演员和西方的演员同样才华横溢。不同的只是，东方演员特别彬彬有礼。我后来认识到，这是中国人说话行事的方式。他们更加持重，对年长者尤其尊敬。可是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大陆，人们的观点总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团体一致。比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大家相信：比夫坚决反对威利追求金钱，可是他并不是在谈论政治，这只是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所持的立场。

内容概要

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译者：汪小英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美国剧作家。主要剧作有《我的儿子们》（All My Sons）、《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等。米勒两次来华，著有《遭遇中国》（Chinese Encounters）和本书。

书籍目录

序缘起《推销员之死》排练日记译后记

章节摘录

《绝对信号》的导演在楼上的小剧场排练同一剧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他差不多每天都来看一会儿我的排练。有天晚上，排练结束后，演员们都走了，我请他坐下，聊一会儿。英若诚给我们翻译。我猜他大概28岁，很瘦，看上去很累，两颊凹陷。他穿的不是普通的蓝布上衣和便装裤，而是灯芯绒裤、毛料的拉链夹克。我一直在想《绝对信号》里的过分形式主义的表现，急着要谈一谈这个问题。不过，我先问他：他本人和观众是不是觉得这出戏很新颖；新颖是指它的形式，还是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例如对男女主角曾上过床的强烈暗示？他回答得很小心，让我感到自己跨越了半个地球在跟他谈话。我原以为他是出于谨慎，渐渐地，我开始怀疑他没有听懂我关于形式的问题。他说：除了急速的动作和灯光是新颖的，整出戏的表演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多少反映着现实生活。“但是劫匪……”我坚持道，“看起来十分诡诈邪恶，还左顾右盼，歪歪斜斜地走路……这也是按照真实人物刻画的吗？”他想了一会儿。我觉察出，他被问住时并没有感到尴尬。他终于不再小心谨慎，说：“这个人物写得很肤浅。”“我知道。因为他看上去不可信。真正的流氓应当有欺骗性，应当让主人公觉得他是好人，或者至少不是那么面目可憎。剧里的这个流氓谁也骗不了。”

后记

大概因为彼时在新西兰，而此时身在北京，译这本书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查一下网上的记录，开始翻译是在一年半前，回到北京也有一年了。当初我看见家人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一下子想起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广播里总在播《推销员之死》。我家那时还没搬进楼房，住在东四一带。我们那时步行去王府井，总会路过人艺的展示窗。那时的街道还很安静。小时候，我爸在宁夏劳改，三年不许回家。我妈两周一次从小汤山的干校回来，为了排遣寂寞，总要带我们姐妹俩逛王府井。每回我们都步行，经过人艺，我总会看半天展示窗里的黑白剧照，那里边的虎妞先是瘦的（舒秀文），后来又变成胖的（李婉芬），别的剧照，现在记不清都是什么了。

编辑推荐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我把自己的搬弄是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1983年，剧作家米勒眼中的北京

用户评论 (总计20条)

•   如果你喜欢戏剧，阿瑟米勒，喜欢《推销员之死》，那一定要买这本书，看一出戏的编排过程，比这出戏的创作过程还要让你受益匪浅，特别史原作者作为导演。
  其次还能看到九十年代的中国戏剧，以及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中西合作的火花。
•   导演的工作就是让演员找到角色与自身生活的连接点，从而进行创作，所以米勒力图让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能够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创作的支撑，而当时的中国是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阵痛期的中国，米勒用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笔记录下来这一切，非常令人深思；不过推荐同时看“推销员之死”的剧本单行本，方便理解米勒和艺术家们的工作过程，英若诚翻译，他也是米勒导演时的翻译，这出话剧的男主角。更有兴趣的可以参阅英若诚的口述自传“水流云在”，会有更深了解。
•   听编剧本人为你剖析每个人物的性格，讲解每个场景的构思……本书同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着文革后北京，那个特殊时期的中国。阿瑟•米勒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跳跃在他幽默的字里行间，读来引人发笑、让人感动、令人受益匪浅！
  汪小英老师很到位，书的装帧也8错！
•   这本书买的蹊跷。本也不是戏剧的爱好者，也不是米勒的读者。找到这本书的原因是想看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处于不同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人文特征有一个多角度的了解。对改革开放初期的部分，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的简介。要说明的是，对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人文特征的了解，不易读以此为目的的书，意识形态味道太浓。人文的了解和学术的了解有着巨大的差异。
•   这本书真好 阿瑟米勒 我的最爱
•   很喜欢！ 北京人艺的是中国话剧的最高殿堂，排的很好看！
•   远去了北京话剧？
  怀念
  证明我们正老去？
•   很有收获，很有启发。新星这一套戏剧的都不错，回头去买《山羊》来看看。希望新星再接再厉，多出此类好书。
•   包装很好，还在于都当中，很期待
•   整部剧的幕后故事~！
•   在凌宇书屋看到的，终于买到手了，很高兴，但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   有塑封，不错，书本身也很好～～
•   其他一直想来就此书好好写写评论,就是工作太忙了.
  书本身好.翻译也不错.
  而且更加佩服英诺诚了.
•   包装挺好的，感觉也不错
•   一边看书一边在网上看了那一版的话剧，体会很深。推销员之死的确是一部好作品，我在自己的身上也找到了威利洛曼的影子，为洛曼而悲也为自己而悲。。。唯一缺点译者显然水平有些不够，很多地方细节翻译不准确。
•   可以看戏剧，也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
•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一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有着高度的文化和政治敏感。他两次来到中国， 1978年，作为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的客人，米勒以游客的身份随旅游团第一次进入中国；第二次是1983年，米勒获北京人艺的邀请，来华为人艺导演他的作品《推销员之死》。
  　　
  　　米勒的两次中国之行，正值中国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米勒热切地想探究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1978年，米勒应邀观看了话剧《蔡文姬》，并被要求点评此剧。他批评道：“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要知道，米勒批评的剧作家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而且当时是1978年，场面极为尴尬。英若诚在自传中记录了这件事，并写道：谢天谢地郭沫若当时不在场，他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在人艺排练《推销员之死》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米勒随身带着录音机，录下工作中的对话，于是有了这本《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直到最近，这本书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排练之余，米勒拜访中国的作家朋友，包括杨宪益、华君武、张洁等，还和中国的戏剧同行座谈。他不断地提问、观察，即便在排练时的交流，他问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最终也是想弄明白，中国人对曾经的伤痛有何感受。
  　　
  　　把《推销员之死》搬上人艺舞台，主要归功于当时的人艺院长曹禺和人艺导演兼演员英若诚。曹禺和英若诚都有着与美国相关的个人经历，重回舞台后，两人急于想把二战后的世界戏剧介绍给中国的观众。1982年，英若诚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和米勒探讨了为人艺选择一台米勒的话剧，英若诚看中的是《推销员之死》，而米勒建议的是自己的另一部话剧《严峻的考验》。1978年访问中国时，米勒听到了许多中国朋友文革中受迫害的故事。英若诚对米勒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英若诚认为，如果只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没有多大意思。当时的中国，“伤痕文学”正当其时，文学作品大多揭露“文革”中人们遭受到的迫害和苦难，所以，在英若诚看来，《严峻的考验》并没有什么新意，而《推销员之死》却可以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1983年，对于中国演员来说，只能是在想象中完成自己对美国的理解。那么，如何能演好美国人？米勒对他们说，答案再简单不过，就是坚决不要尝试扮演美国人。米勒认为，要让中国观众接受这部美国话剧，只有让中国观众在角色中发现自己。
  　　
  　　就在演员们努力寻找人性的共同点时，媒体却是以政治的眼光来解读这件事。
  　　
  　　驻京的外国媒体提出了采访要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选择这出戏是不是一种批判美国社会的宣传？记者们甚至问到：这出戏会公演吗？戏票是公开出售还是只发给单位？而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则说：对《推销员之死》“特别热心的观众”——也就是反对美国的人——将发现，他们很难欣赏“这部杰作”，因为“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有一个推销员”。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的政治误读依然存在，因为某些时候，某些事情，政治解读会显得高明和深刻。
  　　
  　　这期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件政治事件——胡娜事件，19岁的中国网球运动员滞留美国不归，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说，他本人愿意收养胡娜。这导致中国政府表示要取消一切与美国的文化体育合作。而《推销员之死》则如期售票公演并大获成功，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涌向舞台。此后，美国的“推销员”留在人艺，而米勒也成为一个符号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
  　　
•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理解”之难，经常被低估。过去人常说“理解万岁”，现在说得很少了，部分是因为“万岁”这种语汇过时，部分也是因为所谓的理解，很多时候只代表一种感情上的认同，是有意无意的慰辞。让·鲍德里亚的一则笔记里说：人们可以理解一位通奸的妇女，因而原谅她，并且避免把她吊死在公共广场的一棵树上。但是人们也能够理解下令吊死这位妇女的毛拉，甚至理解吊她的那棵树，甚至吊她的那根绳子。“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就是不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同样，对于文化大革命，过来人都说能理解毛的诗人情怀，理解执政者想让社会保持纯洁的思路，也理解大众的虔诚和理想主义，然而演变成“浩劫”，仅仅是因为几个蹩脚阴谋家的翻云覆雨？1976年秋天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原是那么不堪一击。
  　　 英若诚把文革叫“浩劫”，这个提法看来让阿瑟·米勒感到新鲜。1983年，这位美国大牌剧作家急切地想了解后文革社会中国人的心理，因为他要把《推销员之死》搬上中国舞台，但演员和观众乃至剧院硬件情况都令他心里没底。好在他的合作者是英若诚，一位曾游历欧美的“最后的贵族”，在排练手记中，他多次风趣地称之为“满大人”。“满大人”和米勒在工作时间以外的对话不仅离不开中国革命，还屡屡涉及民俗传统、家庭伦理、青年文化等等，整本《手记》以每日排练为骨骼，那些范围广泛的对话是充实其中的血肉。“浩劫”是有点浪漫气息的、文人的用语，米勒最终也注意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是失语的一群，他们内心承认自己错了，但很难再去试图“理解”、进而彻底检讨那令他们年华虚度、身心残缺的运动。
  　　 既然自己能来到中国，那就说明中国的确在告别过去，往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米勒是乐观的。因此，尽管有同胞打预防针在前（“中国人没文化，粗俗”），《新闻周刊》上右翼分子的危言在后（“《推销员之死》此番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个国家上下没有一个推销员”），他对中国人仍抱有基本的理解的善意。殊为可贵的是，米勒投向中国人的视线不带偏见：在看到当街流淌的粪尿时，他能想到普通人居住条件的恶劣；目睹了宾馆服务员的业余表现，他也明白服务业的长期疲弊不振，是中苏等姓“社”国家的共性；他坦言中国戏剧演出的软硬件之差，令人匪夷所思，但他不忘补充说，“我们也无力抵抗残酷的商业化对百老汇戏剧的掠夺……中国人也许已经习惯了经过脏水才能到达小便池，我们美国人也一样麻木不仁于某些与脏水同样恶心的东西——它们不像脏水那样明显，但危害更大。”对于平民，米勒说“街上仍能见到很多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们”，而那些在后海亭子里唱歌唱戏的老人，表现的是“真正的文化——那是一种信心，恰如其分，不加虚饰。”
  　　 《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概而言之，讲的是布鲁克林的推销员威利·洛曼如何在自信一次次遭无情打压后，“美国梦”破灭，最后自杀以求给家庭留下一笔人寿保险金，其对人性的雕刻之深，大大逾越了故事所发生的国家、社会制度和阶级人群的范围。威利一生追求成功，“有为”，他奉行的美国式价值观与儒家理想颇有相通之处，但威利既不算个“好人”，又拥有感人的力量，单单这一点，很可能就超出了中国观众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们的头脑接受了“八个样板戏”的轮番轰炸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路线”的反复陶冶，直到文革过去八九年之后，很多人还把舞台看作让好人受欢呼、让坏人示众的场所，任何对内在人性的暗示都会激起他们的疑惑甚至气愤。
  　　 如何让一种文化之下的观众迅速而准确地进入另一种文化下的故事语境？要知道这两者差异如此鲜明，而就在排练期间，里根政府还强硬地宣布庇护网球球员胡娜，从而大大开罪了中方，这机缘甚至赋予《推销员之死》的上演以“外交事件”的色彩，成与败干系重大。16—17世纪的一些欧洲画家，经常让耶稣的门徒穿上当时当地的衣服，以便取悦没文化的大众，这些作品的价值可想而知；阿瑟·米勒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把白种人刻意改造成黄种人，起中国名字，吃中式饮食，一如让英若诚们个个顶着蜷曲的假发一样，都是过犹不及的表现；美国本土的人文景观依然要保持，要让观众“看懂”并被感染，得靠演员的阐释：精确理解人物的心理，再把它表演出来。
  　　 有一类学者型小说，如若泽·萨拉马戈的《里斯本围城史》，叙述几个共同完成一桩文化任务的人，心灵之间发生互换、沟通的故事。《手记》与之相似，它讲了一个关于“理解”的传奇，英若诚这一干人艺演员是如何理解威利一家人及其创作者的，对他们而言，要妥贴地进入这出悲剧中各自的位置，让人物活在自己身上，需要调动自己的创伤记忆——如今他们还只能通过“文革”思考。这种记忆既是他们本人的——在机关化的剧团体制内随着上面布置的“革命精神”起落忙闲——也是全体文化界精英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华君武、张洁、曹禺，还有投池自尽的老舍先生，这十多年都在他们本应更精彩的人生中被无奈蹉跎，现在他们难得一见的笑容中都带上了些许自嘲。米勒在曹禺先生的寓所中，听老人亲自念黄永玉写给他的信：“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米勒对杨宪益的一句评价适用整个这一群人：“中国是他的伤心地，他的挚爱。”
  　　 对林达·洛曼来说，威利·洛曼也同时是她的挚爱与伤心。界线模糊的爱/恨、情/痛、喜/怒、悔/傲，对中国演员和观众来说都是格外新鲜的，长期以来，一如米勒对京剧的精到点评所示，他们习惯的戏剧都是脸谱化的，爱憎分明的，以至于像《绝对信号》这种在米勒看来肤浅的“先锋戏剧”，对当时的中国观众都形成了足够的冲击，更何况偏离“正轨”太远的《推销员之死》。排练过程中，很少有中国记者约访和提问，问的也大多是“这出戏的寓意是什么”，让最耐心的米勒也难掩厌烦，读到这里，不禁要感叹高雅艺术在国内启蒙之缓慢：直到今天，我们的媒体人还动辄像小资男女一样，煞有介事地要求编剧和导演们回答“您想表达什么”这样的问题。
  　　 一部优秀的戏剧断不能用简单的概念来理解，“文革”亦然——阿瑟·米勒和曹禺在竹园宾馆共进午餐时，同时面对着康生的秘密刑讯室旧址和阳光普照的前廊，这之中充满了“简单的概念”不可解的疑惑。从光明的顶点到摧残了几代人的“浩劫”只是一步之遥；在大合唱的邀请函前取舍不定时，知识分子们曾经互相劝告、说服，集体加入一场豪赌，到终了他们只能苦笑着陷入沉默。新政府大兴四化建设，鼓吹“致富光荣”，对幻灭了的人而言，这就是希望吗？希望在哪里？
  　　 在一个多月的排练日子里，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事和友人一同探讨这个国家“何以至此”，了解今天人们对“文革”遗产的态度怎样，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演员们能领会威利靠“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寻找希望”支撑着自己——他们就是这么熬了近十多年的，而且，“中国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直至垮掉。艺术胜利了，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在被切割出钻石般光芒的人性力量面前发生了心灵共振：威利的命运感动了正与里根政府处在外交冰期的中国的普通观众，在他们之中，他们之外，那么多人都被希望压垮了。首演后第三天，当飞机载着阿瑟·米勒返回康涅狄格州他那刚刚遭了火灾的家时，一个硕大的问号正像出水的冰山一样从地面上浮起。
  　　
•   　　在翻开这本《阿瑟•米勒手记》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本纯粹探讨戏剧和艺术的作品。1983年阿瑟•米勒应曹禺与英若诚之邀来到中国，亲自指导他的名作《推销员之死》，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而这本《手记》便是根据当时的排练手记整理而成。
  　　
  　　或许阿瑟•米勒来到剧团便发现隔膜无处不在，而彼此理解的过程像是在倒一次漫长的时差。当他想通过一个美国式的厨房来展现典型的美国人生活之时，而中国私人空间的概念尚未成形。“推销员”威利的职业在中国几乎难觅踪迹，人们是否可以理解他的失落与绝望？中国尚未有保险，他如何向剧组的成员解释威利为保险而死？中国对于城市化的渴望正方兴未艾，人们离开拥挤的小院搬去新建的多层楼房，他们真的可以理解威利对于楼房的厌恶和憎恨吗？阿瑟•米勒与8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许多敏感的西方观察者一样，带着西方式的期待和骄傲，对政治灌输敏感疏离，对截然不同的思维划分感到迷惑，为东方主义的原始与朴素抱以好感。他站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点上观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阿瑟•米勒这位“长途推销员”在北京的经验才更多了一层价值。（gin 推荐）
  　　
  　　[美]阿瑟•米勒 著：《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汪小英 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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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在看激荡三十年，提到推销员之死，追寻历史的回忆，是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现实是迷茫的，未来更捉摸不定，唯有历史尚能思索